政策调研报告（通用9篇）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措施。农村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骨干力量。切实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人才观，扎实推进我镇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的现状
按照获得农民专业技术职称、高中(含中专以上)毕业学历、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者等基本条件来认定农村实用人才。据各村不完全统计上报，我镇农村实用人才391人，占全镇农业人口12950人总量的3.02%。具体划分如下：(1)从事行业岗位划分：生产能手195人、经营能人42人、能工巧匠26人、其他人才128人;(2)享受教育程度划分：初中以下学历291人、高中(含中专)学历95人、大专学历0人、大学本科学历5人;(4)按年龄段来划分：30岁以下15人、31至40岁149人、41至50岁168人、51至60岁45人、60岁以上14人;(5)政治面貌、职务划分：党员151人，村组干部97人;(6)按性别划分：男性350人、女性41人。
二、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做法
近年来，我镇大力实施“人才强镇”战略，面向农村、
服务农业，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快推进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进程。
1.开展农村实(2019年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用人才集中培训。组织各类不同对象参加“绿色”证书培训、ipm培训、农函大、农村劳动技能等培训。近三年，举办培训各类人员4109人，培训班21期，发放“绿色”证书317本。
2.促进农村实用人才快速成长。一是涉农部门帮助农村实用人才引进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新设备。二是围绕粮油、蔬菜(食用菌)、畜禽等产业，不定期开展科技下乡巡回服务活动。一年来，开展科技宣传咨询4场，现场咨询人数达4620人。
3.发挥农村实用人才辐射作用。积极引导农村实用人才领办创办各种协会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村实用人才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搞好联合经营，改变农村实用人才分散状态，发挥群体优势，实现农村科技共享、共同致富。目前，我镇建立了荷兰豆协会1个，聚集农户60户，扩大了技术辐射半径。
三、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的作用
我镇农村实用人才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中起到带头作用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仅举下列两名农村实用人才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事例来说明。
六街镇王家湾村委会单永福同志从20xx年注册“昆明天诚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500元，原有员工40余人，公司建立时从建筑和矿业开发生产开始，经过多年的经营管理、开拓创新、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和改进生产、经营方式，现今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当地富有影响力的非公经济组织，固定资产已增至上亿元，员工已增至80余人;产业结构也从原来的单一型，转变为复合型多样产业结构，并集合养殖、酿酒、机械劳务、林业绿化等为一体的多种经营模式。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格局，20xx年与镇内的大庄村委会签定种植合同1300多亩，实现经济总价值约为2500万
龙王塘村委会徐尧同志，于20xx年由5万元起家建大棚2个做蔬菜漂苗，发展到今天的产值达上百万元;月出售蔬菜育苗20多种60多万株;带动转移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1000多人。是当地有名的科技带头人，“土专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通过农村实用人才的传、帮、带，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节约化的大提升，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从而推动现代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促使我镇农业持续增收得到保障。
四、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镇对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资源开发和利用，推进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的建设，但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1.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从行业分布上看，生产能手较多，特别是从事传统种植、养殖的占较大比重，分别占49.9%，而农村能工巧匠较少，占6.65%。从享受教育程度上看，大专以上学历0人，高中(含中专)95人、占24.3%，初中及以下291人、占74.4%。大部分农村实用人才土生土长，靠自学成才，属实践型、经验型，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但由于缺乏系统、全面教育、理论知识和基础薄弱，难以适应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的需要。
2.培训力度需要加大。近几年，虽然我镇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面广、载体多、培训人次数多，但也存在不足：一是多头培训。对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缺乏整体规划，培训工作比较无序，培训资源没有整合，既有农口部门组织的培训，又有各种协会组织的培训，各类培训相互交叉，造成培训资源浪费。二是集中培训难度较大。农村实用人才分布在不同区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比较难处理好工学矛盾，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培训。三是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由于农村实用人才技术种类繁多，集中教育培训的课程设置受到影响，课程设置还停留在种植、养殖等大众化项目上，没有根据行业和农事生产季节需求开展，特别是对企业经济、信息技术等方面知识培训不够，不能完全适应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需要。
3.作用发挥需要加强。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实用人才的思想观念滞后于经济发展，埋头致富，不愿带富，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局限，一般只能在家庭作坊劳作中得到运用，造成生产经营、大批量带动辐射的农村经济领域“领军人物”少。
4.激励机制、管理机制亟待完善。一是扶持政策不健全。农村实用人才在创业中普遍遇到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希望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关心和扶持，以促进产业发展不断升级，但目前我镇扶持政策还不够健全完善。由于资金短缺的影响，农村实用人才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加上信息闭塞，生产的产品很难走进大市场。二是开展各类优秀农村实用人才活动不多，激励农村实用人才作用发挥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三是镇、村没有相对应人员主抓农村实用人才工作，未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四是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以政府投入、社会和个人捐助为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五、加速推进我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与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围绕我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完善选拔、培养、服务、激励和管理机制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加农村实用人才总量，改善农村实用人才结构，提高农村实用人才能力，为农村经济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1.建立健全农村实用人才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实用人才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形成“政府统筹、农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体制健全”的新型农村实用人才科技教育培训运行机制。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农业高、中、初级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农业远程教育体系，运用现代传媒实施教学，打破空间和地域限制，把学校办到农村实用人才的家门口，把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教育体系。建议建立由镇政府主抓、镇农科站、企业办、水管站、林业站、农机站、文化站、农经站、科委、教委联合承办、参与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协调机制，成立一支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师资队伍，统一调度使用。充分利用县农广校、县劳转办、县科委等一切教育资源，在农业生产的重大环节，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实用人才开展多种形式、不同专业的培训或短训，有条件的镇、村可组织赴外地参观学习或培训。
2.实行“八个结合”。一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结合起来。积极有序地培养出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熟悉市场规则、能闯荡江湖的复合型农村实用人才，要始终把农村实用人才资源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和保证。二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培训，把科学技术送到农村实用人才家中、送到农村实用人才手里，使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与教育培训密切结合，提高各类技术项目的整体效益。真正做到推广一项技术，培训一批人才，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农户。三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实施农民教育工程结合起来。农业项目是资金的载体，也是科技转化的载体。四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农村远程教育结合起来。要针对农村实用人才居住分散、集中培训难的特点，积极开发、引进现代传媒技术，充分利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函授等远程教育手段，增加农村实用人才接受各层次教育培训的机会，增强致富的本领。五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结合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的种粮、种菜、加工、营销、专合等相对独立出来，对农民自身的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要充分利用县农广校、县劳转办、县科委的学校培训资源，培养不同层次的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的职业技术人才。六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是现阶段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要通过农村实用人才创造的产业平台，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率，提高农民就业和增收，让更多的农民走向致富之路。七是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与采取“人才+基地”、“人才+项目”、“人才+基金”的做法，做大做强农村实用人才领办企业(基地)的新格局。
3.健全四个机制。一是健全农村实用人才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农村实用人才兴办开发型经济实体，扶持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在创业培训、科技立项、税费优惠、信贷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对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农村实用人才，要及时给予表彰奖励。二是健全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机制。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培训班或农业知识讲座，不断提高农村实用人才的科技素质;组织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外出参观学习，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不管采取哪一种形式，关键是要形成制度，坚持下去，始终做到有章可循。三是健全农村实用人才选拔机制。加强探索把农村实用人才的选拔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农村大局稳定有机结合起来，按照“有素养，有影响，有贡献，有效益，有创新”的标准，搞好农村实用人才的选拔工作。四是健全农村实用人才的社会化管理机制。农村实用人才不仅数量多，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不但要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素质提高纳入人才工作范畴，还要把服务和管理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探索和建立农村实用人才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4.为农村实用人才搭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平台。将现有的农业、林业、水务、畜牧、农机、劳动就业服务资源配置进行整合，切实为农村实用人才所想，真心实意为“三农”服务。通过资源配置的整合组建一个综合服务站，“手把手”“面对面”，充分利用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推广一批农业、畜牧业新品种和新技术、示范推广农机新机具，试验示范农产品精深加工，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实用人才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难处，可以到服务站反映求助，服务站能解决的就要想方设法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向相关部门反映求得帮助解决，使六街镇农村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统筹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全面小康。近年来涿州市按照“工业立市、以城兴市、借京强市”的发展思路，坚持以新农村建设统领农村工作全局，突出特色，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梯次推进，通过典型引路，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之路。
在各项建设中，涿州市的新农居建设独具特色，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对此进行过专题报道。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涿州市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对涿州市的新民居建设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涿州市新民居建设的背景环境：
在党的xx大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概念，为此河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号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并结合当地实际，首先提出了加快文明生态村建设(就是建设村风淳朴，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全省文明生态村建设，改善了广大农村的村容村貌，改善了人文居住环境，我省农村的环境得到了大大改善。
二、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农居建设的具体政策：
目前的农村宅基地管理混乱，基本上都是空心村，村中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街道不够整齐，环境也不好。启动新民居建设不但可以节约大量土地，还可以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节约能源。新农居建设的具体政策是政府出资从农民手中购买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复耕，同时还对地上建筑物进行赔偿，每人还可以白得30平米的住房，并且免收20年的物业费和20年的取暖费，也就是说农民可以拿着钱去住楼，不但改善了居住条件而且改善了经济条件。另外每人还可以凭借户口按照成本价加购10平米的住房。小区内设置超市、学校、幼儿园、医院、养殖场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社区。
三、涿州市新农居建设的现状：
涿州市毗邻北京，在大北京的建设圈内，交通便利，工业和旅游业发达，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为进一步快农村发展步伐，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加快新民居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XX年涿州市委、市政府先期拨付资金10.2亿元首先在义和庄乡里渠、邓渠、刘园等六个村启动新民居建设。各乡镇办事处积极落实，开展建设的具体实施。一是制定村镇建设整体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严格按照规划搞建设，做到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建立了科学的规划管理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村庄建设管理办法，形成科学合理的村镇规划管理体制，把村镇规划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二是村庄规划，强化执行，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三是广泛采集当前村容村貌的影像资料，以便与将来进行比对，进行各种分析总结。
四、新农居建设的前景及预期目标：
开展新民居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新农居建设腾置出来的土地进行复耕后还可以置换城市建设占地指标，为加快涿州市的发展提供保障，置换占地指标换来的资金可以用来为广大群众缴纳养老保险等。同时新民居建设后农业户口全部转成非农工业户口，60周岁的老人由每月55元的养老金提高到95元增长了将近一倍。6个村节省土地1029亩，XX年全市79个村全面启动新民居建设。预计2020年以前全市409个村全部改造完成。
五、当前建设的基本经验：
1、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制定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时，既要按照新农村的标准严格要求，又要切合实际、切实可行。正确处理阶段性目标和长远性目标的关系，既要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打好基础，分步实施。
2、因地制宜，科学指导。要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因乡镇制宜，因村制宜。在村镇规划上，要根据当地客观条件，科学编制规划;在新农村建设模式上，力求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格调新颖，形式多样;在方式方法上，先易后难，分步实施，不搞齐步走、一刀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3、建章立制，规范操作。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把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形成制度和规范，建立长效机制，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持续良性发展的轨道。只有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才能确保新农村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4、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广大农村点多面广，一方面要按照统一部署，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另一方面，又要从解决好农民关心的具体问题入手，找准突破口，根据当前的资源和工作力量，突出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分步实施。
六、新农居建设必须积极实施四大战略：
(一)科学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在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目标定位上，一定要从镇情村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攀比;在规划的制定上，既要符合实际，又要适度超前，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在建设速度上，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在工作方法上，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健康有序、又好又快地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二)和谐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涵盖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树立和谐社会的建设理念，统筹规划，全面推进。
(三)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必须按照xx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推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融合，积极推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分批实施、梯次推进战略。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要采取抓点示范、分批实施、梯次推进的办法，集中力量，实施重点突破。要选择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较好、建设效果较易显现的村，集中人力、物力、才力，进行重点建设，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达到阶段性标准后，经过验收，再实施下一批试点村建设。通过分批实施、梯次推进战略，辐射带动整个农村，做到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投入“三农”工作的资金不断加大，惠农资金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补助补贴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但在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
一、存在问题
1.政策宣传不深入。惠农政策的项目较多，农民群众知晓率还不高，在少数地方还出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知道的问题。个别村组干部还存在落实惠农政策上不公开，不公正，不负责，项目落实不透明等问题。在村务公开栏几乎没有公布惠农政策，只有享受户和区、乡主管部门知道，广大农民群众和不是主管部门的都不太清楚。村干部在宣传时，只是对家族、亲戚朋友个别讲，暗箱操作。如贫困生“两免一补”，大多数是让村组干部家族、亲戚朋友的学生得到。
2.贯彻落实有偏差。由于村组干部素质、精力等因素，导致农村低保、民政救助、扶贫对象、种粮直补和良种补贴等项目录入的基础信息资料部分失真，扶持救助对象定位不准。种粮直补没有实现应补尽补，甚致部分资金使用不规范，长期外出务工土地撂荒的、土地承包权转让的、承包者没有耕种的仍然在享受种粮直补政策。在实施新农合医疗政策上，部分乡镇卫生院管理较差，医生素质较低，服务意思淡薄，重收费现象较突出，导致农民主动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农民是村组干部垫支参保，甚至有垫支上万元的。
3.预算标准不一致。同类工程预算定额标准不一致，项目推进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乡镇、同一整合区域，实施同类型工程建设质量标准一致，但投资标准不一致，并且有的项目投资补助标准差距还比较大，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福高铁”建设征地，过境各乡镇甚至同一个乡镇的相邻村组征地标准就不同，造成在推进过程中矛盾突出。
4.资金监管不严格。在工作中，受人力和经费限制，部分惠农政策资金监管力度不够，出现有的政策资金监管失控，违规违纪较突出。在种粮直补上，部分乡镇的村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将农户种粮直补款扣去抵交医保费、村公路建设集资款等。有的村干部不给农户办直补卡，用他人的名字冒领种粮直补款。有的在农村低保中，不坚持原则，亲朋、好友和关系接近的人享受农村低保政策的多。
5.政策执行成本高。要落实的惠农政策多、召开会议多，印制相关材料多，支出业务费用多，需要人力多。增加了部门和乡镇政府的运行成本。上级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乡镇和部门经费支出压力大。没有工作经费，为单位、部门、乡镇、村组干部套取政策资金提供了理由或借口。各项惠农补贴的性质不同，管理的单位也不同，各项补贴发放的依据、要求各不相同，自然就形成了“一补一发”，多头多次发放，造成了发放成本和农民领取成本高。
二、解决办法
1.强化惠农政策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要把各项惠农政策及时传达到基层，把主要精神实质和操作程序向群众讲透彻，向村组干部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群众明白。要针对当前农村接受政策能力强的人群外出的现实，认真研究政策宣传的方式、方法，采取更加灵活，更加方便、快速的宣传形式，提高政策入户率。
2.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效果，因为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主要靠村支两委干部去落实。为此，信州区委、区政府及时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违法违纪工作方案》，区检察院还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教育读本》，充分调动了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提高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升了村组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服务水平。
3.强化各种关系理顺。在制定政策时，应对强农和惠农政策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强农政策应侧重从增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着手，着眼于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惠农政策应侧重于让农民群众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着眼于保障农民群众生活，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惠农是基础，强农是方向，应紧密结合实践经验梳理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同时简化程序，加大资金整合力，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综合效益和项目政策效应。
4.强化职能部门职责。加强分工、各司其职，确保政策落实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落实政策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农民直接受益的原则，规范管理，阳光操作。对各项补贴在村组实行公开化，实行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农户认可，提高工作的透明度。
5.强化政策资金兑现。针对部分政策资金兑现不够及时的问题，政府要加大惠农政策资金的争取、调度和有关问题的协调力度，把政策资金按规定及时兑现给受益对象。要整合部门力量，深入乡镇明查暗防，有效预防和查处惠农政策实施中的挪用、套取、私分等违规违纪行为，提高监督实效。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惠农政策带来的真正实惠。
6.强化政策落实监督。区委、区政府要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措施和责任，切实加强政策贯彻落实过程监管。由区纪委监察局总体负责，敦促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等执法部门，将监督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工作纳入重点，安排人力，落实经费，保障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自20xx年以来，为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下发了10个涉农1号文件，全方位的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同时配套大量的项目资金，直接反哺“三农”，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认真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这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仅是贯彻党中央亲民爱民之举的政治任务，也是抓机遇、促发展，加快改善我县民生事业的现实举措。为此，近期由县纪委牵头，县农工部、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对我县落实十个中央1号文件和省上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我部在积极参与检查的同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力求进一步摸清实情、找准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促进此项工作的规范稳步推进。
一、基本情况
从检查调研的情况来看，负责惠农政策落实的县直相关部门，通过多年的工作运转开展，已经形成了程序化、规范化、日常化的长期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到位”。一是领导认识到位。各部门坚持把惠农政策落实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它业务中心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强化责任，确保了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二是措施落实到位。本次检查调研的十余个单位，涉及的政策资金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部门都能结合工作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到准确、高效、便民，无论是量大面广的农业直补、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还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农合、新农保的扩面覆盖，都有创新亮点，走在全市前列。三是工作程序到位。通过广泛宣传，把上级政策精神原原本本传达给农民。实行公示制度，使政策的执行与操作公开化、透明化。利用 “一折通”，减少中转环节，实现惠民资金与农民群众的无缝对接。四是检查监管到位。对惠民资金严格执行“六不准”制度，即不准擅自改动明白卡、不准抵扣其他收费、不准截留挪用、不准拖延兑付时间、不准增加农民负担、不准虚列套取，同时对项目资金经常性检查审计，严肃查处涉农项目资金违纪违规行为，确保了整体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十年来通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深入落实，有力的促进我县民生事业、社会保障、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的长足发展，我县在落实10个中央1号文件、省上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财政支农力度大。我县在收入有限、财力紧张情况下，始终坚持支持“三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20xx 年以来，县级财政总支出693126万元;用于“三农”支出40936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9.06%;支农支出88805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2.81%。县级财政五年来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是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4.5倍。
(二)惠农补贴落实好。全面落实惠农各项补贴，提高农业效益，确保粮食安全。十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69785.49万元;从20xx年到20xx年，累计发放地膜玉米补贴资金431.58万元;从20xx年起，累计发放农资综合补贴资金 16521.51万元、发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500万元;全县从20xx年开始，累计发放粮食补贴资金2911.96万元、发放能繁母猪补贴996.8 万元、发放水稻油菜保险县本级配套资金6.73万元;从20xx年起，五年累计发放良种补贴资金达3304.66万元。
(三)信贷支农势头强。不断加大信贷支农的深度和广度，逐步解决农业融资难，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截止20xx 年末，全县6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96226万元，当年新增14512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462997万元，较年初净增49171万元，存贷比 57.57%，当年新吸收的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比例约占34%。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32926万元，较年初增加63824万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2%，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8个百分点。县内两家金融机构当年享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427万元，农户贷款税收优惠389万元，小额担保贷款贴息650万元。
(四)义务教育发展快。这十年也是我县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十年，“双高普九”、“教育创强”顺利完成，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xx年秋到20xx年春共有80.527万人次享受了此项惠民政策(小学46.2648 万人次，初中34.2522万人次)，下达免杂费和公用经费资金18552.5302万元;我县从20xx年春开始实施免教科书，近十年共免课本费 28.5216万人次，资金2198.9798万元;“一补”近十年资助10.6050万人次，下达资金3790.2410万元，十年来累计投入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2342.7712万元。营养改善计划从20xx年至今县财政下拨资金5859.1524万元，享受学生37.908万人次。学前教育我县从 20xx年秋至今，共免除学前一年幼儿(满五周岁)保教费12555人次，免费资金529.78万元;共补助学前公用经费28336人次(幼儿园 22920人次，附设班5416人次)，下达补助资金456.895万元;共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前一年幼儿生活费2712人次，财政下达资金101.7万元。
(五)社会保障覆盖广。以新农合、新农保、城乡低保以及敬老院为重点，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民生保障新体系。新农合参合率从20xx的91.2%增长到3020xx年的99.76%，截止20xx年7月份，全县参合农民门诊统筹就诊29.2万人次，报销门诊统筹基金 1145.3万元，实际补偿比例为61%，人均补偿费用2489.06元，累计基金支出9418.44万元。新农保自20xx年7月1日正式启动，到 20xx年7月底累计发放养老金16.3363万人次，累计发放金额9000.7002万元，参保率为93.6%。我县从20xx年起实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止20xx年底，共为农村低保对象22.5033万人次发放资金16485.2万元，共为城市低保对象3.9677万人次发放资金 8705.6万元。全县建有有县级中心敬老院1个，区域性敬老院6所，镇级敬老院16所。全县敬老院床位数达3128张，集中供养五保对象3095人，集中供养率达70%。
二、存在问题
(一)运转管理有漏洞。一是宣传、公示不到位，从检查情况看，有少数镇在落实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农村低保、各种良种补贴时，没有完全做到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二是各镇不同程度存在一户多折、基本信息不全、花名册与网上资料不符，加之有些农民长期外出务工，致使补贴资金错上、漏上、无法上折问题，影响资金兑付进度。三是少数村干部在政策落实中存在优亲厚友、弄虚作假和虚报冒领等问题。
(二)财政支持难满足。在教育方面，按上级文件精神公用经费20xx年秋在原来标准上每生再提高300元，寄宿生再提高200元，按5:5原则分担，学前公用经费附设班要达到每生每年1000元，县级承担500元， “一补”资金县级要承担40%，由于我县仍属吃饭型财政，对民生方面的配套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满足各类民生的全额配套。 20xx年上级下达补助贫困寄宿生13874人，实际补助8338人，减少5491人，学前补助下拨资金也未到达标准。在新农合、新农保等方面，也存在运转成本过高，县级预算难以满足的问题。
(三)政策对接难理顺。比较突出的，一是目前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相差无几，但城乡低保补助差距过大，现在城市低保人均月补助236元，农村低保人均123元。二是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资金由于数额有限，补贴标准低，只能在一定范围进行，一定程度影响了效益发挥，同时由于农民种粮成本增加，对国家补贴有所抵消。三是由于农民担保不足，加之农业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有顾虑，放贷积极性不高。
三、几点建议
(一)管理监督再加强。一要强化惠农政策宣传。做好惠农政策宣传是开展各项惠农政策兑现落实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工作中，好多问题比如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够、一些村组干部钻空子包括一些上访诉求，都与群众没有吃透相关惠农政策有关。涉农各部门、各镇要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宣传的力度，编写通俗易懂的内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政策带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成人皆知。二要把好公示这一关键环节。各镇村要严格工作程序，坚持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给群众一个明白，坚决杜绝暗箱操作、私自篡改等错误做法。三要完善“一折通”管理。各级财政、信合部门要通力配合，严格审核到户存折信息，严禁出现一户多折现象，对变更和挂失的农户要及时办理信息变更，避免补贴不能及时到账，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巩固我县“一折通”这一得民心工程的改革成果。三要切实强化监督检查。要把惠农项目资金监督检查经常化、日常化，由县纪委牵头，县财政局、农工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定期与不定期、全面检查与专项抽查等相结合，及时发现矛盾，化解问题。对惠农项目资金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严肃查处，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财政支持再给力。客观来看，现在中省的所有项目政策，都需要县上配套，对于我县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时显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现实困难，需要我们从保民生就是保稳定、保发展、保全局的高度，对民生事业高看一眼，厚待一层。一要千方百计增加财力。进一步加大向上级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争取力度，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不断拓宽非税收入领域，特别是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为以财促农、以工哺农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要倾注民生重点领域。随着近几年我县教育、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上学难、看病难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群众对教育、医疗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吸引、由于我县医院条件有限，很多合疗群众要求转院等。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医疗重点发展的观念，在财力资金上重点配套投入，全面提升我县教育、医疗体系建设质量和水平。三要正视困难形成合力。目前中省很多项目，只有兑付资金，没有配套运转保障经费，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次检查调研在我县新农合、新农保工作中比较突出，比如单靠县级财政预算的人头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新农合宣传筹资、培训指导、监督稽查和档案管理等费用开支，还需要不断建立完善合理的财政保障供给机制。同时各镇要加强对新农合、新农保工作的支持力度，没有资金帮扶，要在组织上、人力上来弥补。
(三)正视问题再探索。在这次检查调研中，发现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有些可以在县级层面解决，有些问题的根源在上级的制度设计，基层无力解决，比如城乡低保的差异、农业补贴项目多总量小难以发挥效益等，需要对应的相关部门把这些情况逐级向上反映，争取上级在政策出台中进一步调整完善。对于农民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导县内金融机构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调整服务观念，立足我县农业大县的县情实际，真正做到情系三农、扎根三农，与三农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内部结构，逐步从农户单家独户经营向家庭农场、产业大户、高效园区过渡，吸引工商资本、社会闲散资金向农业投入，不断拓宽农业融资渠道。
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县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两税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两税税源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为进一步强化我县两税管理，我局高度重视此次政策调研，成立了房土两税政策调研小组，通过走访国土、农业、牧业、教育、城建等部门和相关纳税户，进一步做到了对两税税源的准确掌握，为下一步加强征管、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奠定了基础。通过我局近半月的调研工作，现将两税政策调研情况及相关建议报告如下：
一、经批准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情况
地处川西北青藏高原东部，全境4313.42平方公里，属高山河谷地带，半农半牧，耕地3,236.45公顷，林地244,092.94公顷，牧草地141,282.31公顷。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国土资源局）认定，经调查了解，我县暂不存在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
二、各类危险品仓库、厂房所需的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防范设施用地免税政策
目前，我县涉及危险品仓库、厂房所需防火、防爆、防毒安全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政策的单位和企业主要有：民爆和金盾两家爆破公司、供销社烟花 爆竹经销部和农业局农药销售部。其中：爆破公司的炸药仓库都修建在远离城镇的偏僻乡村，不属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农业局农药存放仓库、供销社烟花 爆竹存放仓库按照[89]国税地字第140号规定，给予了免征土地使用税。对于危险品仓库、厂房所需的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防范设施用地的认定，我县的情况是：民爆、烟花 爆竹、防毒等行业安全区范围由质监、公安部门认定，防火、防爆设施用地范围由消防部门认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我局严格按照以上述部门的认定为准，对具备相关部门的审批材料的企业，给予了税收减免。
从我县情况来看，建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大税务机关与质监、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特殊行业管理的信息共享，提高土地使用税征管质量。
三、大修停用半年以上的房屋免税政策
我局根据(国税函〔20__〕839号)文精神，对因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免征房产税由纳税人在申报时自行计算扣除，并在申报表附表或备注栏中作相应说明。严格按照规定要求纳税人在大修前报送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备查，包括大修房屋的名称、坐落地点、产权证编号、房产原值、用途、房屋大修的原因、大修合同及大修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和资料。近年来，我局辖区内涉及房屋大修停用的情况较少，在“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发生过此类情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局按以下条件界定大修：1、房屋主体结构部位，包括基础、墙体、柱、梁、楼板、屋顶等，因损坏影响住用安全，需要拆换加固的；2、整幢楼房因损坏影响正常使用，需要重做防水或保温层的；3、外檐面层脱落、保温层损坏达到整幢楼外檐面积30%以上，影响安全与正常使用，需要修缮的；4、房屋楼面面层、门窗及楼梯因破损影响安全和正常使用，需要修缮的；5、因上述原因造成停用的时间必须是连续不间断在半年以上的。在大修的界定过程中，不包括装修、改建和扩建。
部分纳税人建议将改建和扩建纳入大修范围，主要原因是：改建和扩建一般都是为了扩大产能或提高生产效率，与企业的生产运营有直接关系，同时在改扩建期间也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支持企业发展，体现税政策调节产业结构、引导资源配置的职能。
四、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税政策
我县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共16所，地址分布情况是有8所学校、幼儿园地处应征收房土两税的县城、建制镇，8所地处不征收房土两税的乡、村。均为国家教育类学历教育学校，公益性非营利学校，不涉及营利性学校，统一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主管部门为教育局，均为5.12地震灾害后湖南省对口援建和灾后重建。
多年来，我局一直按照(财税〔20__〕39号)第二条之规定执行，对政府拨付事业经费的各类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税，平均年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33万元，房产税228万元。对学校用于出租等经营性房产严格按税法规定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为准确掌握和区分学校的自用房产与经营性房产，建议在征管过程中建立户籍登记，即各类学校房产、土地登记薄，适时更新房产用途，以便准确掌握房、土两税征管数据。
五、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税政策
通过到农业、林业、牧业等相关部门调查了解，我县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情况如下：
我县目前有一个葡萄种植基地，地处不征收房土两税的上孟乡，这个基地是由当地老百姓将自己的土地用于种植葡萄并和塔斯酒庄签订购销协议。
我县林业生产用地主要是县林业局及川西林业局用于苗圃的种植，面积176亩，苗圃种植区域全部分布在不征房土两税的高山、峡谷中。
我县目前成立的养殖企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养殖户）共有39户，具体分布在不征房土两税的乡、村，畜牧局主要负责畜牧业基地、项目的审查（审定）、论证、申报、指导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畜牧、兽医、兽药、饲料行业的外事外经联络、协调工作。
建议涉及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的面积能在相关部门审查（审定）的时候能同时加以注明，以便税务机关在征收这部分的土地使用税时有计税依据。同时也要建立好与这些部门的信息共享，已达到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
六、公园自用土地的免税政策
我县没有公园，因此未涉及房土两税的税收减免。
七、我县房土两税工作开展情况
在房土两税工作开展过程中，我局严格按照税法规定执行，无概念模糊、征收界限界定不清情况出现。今后，我局将多开展房土两税调研工作，以待不断总结先进的征管经验，切实提高房土两税的征管质量。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 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 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 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 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指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性测量与分析的活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能总结经验教训和及时纠正政策失误，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还能对公共政策参与人员起到重要的间接监督作用，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心，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一、我国政府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研究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xx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20xx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科学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和行政的基本理念，公共决策机制日趋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正逐步形成。重大项目上马前和重大决策出台前进行社会稳定与经济效益“双评估”的机制已在全国推广。四川、海南、贵州、广西、黑龙江、天津等地积极探索，取得可喜成效。四川省在实践中总结出五方面重大事项、五项重点评估内容、五步工作法、五种责任追究措施、五条监督渠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五个五工程”科学评估体系。海南省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三大矛盾突出领域：一是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二是重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三是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评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四个方面。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规定“政府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跟踪调查和分析评价，并提出评估意见”。总体看，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三重一大”制度的实施，使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水平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就政策评估的类型、标准、作用及影响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实践探索，我国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明显滞后，已有的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又多数停留在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评估主体、评估价值取向等方面，严格来说，是政策的执行力评估，与以“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的绩效导向相距甚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且与已有实践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更加鲜见。
二、政府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
客观来讲，公共政策的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及其绩效之间不一定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绩效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绩效是既客观又主观的存在，是对比政策实际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判断，所以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同时，政策绩效的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之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这些都增加了政策绩效评估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恰恰说明进行政策绩效评估势在必行。
1.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的需要
过去政府管理中计划占主导地位，对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估的需求不迫切。提出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公众作为服务受体，其意见和利益被摆在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政府管理和服务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公正，从而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显化。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要围绕政策目标规划与设定、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目标评审与修正、目标实施过程监控与分析、目标实现程度评价、绩效学习改进与提升等六方面内容，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机制和制度框架，其本身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的体现。
2.政府公共政策数量增加、干预范围扩大，风险增加
作为公共产品的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随着公共服务的加强，政策产品总量不断增大，政策内容越来越细化，政策风险增加，政策的绩效评估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近年来，我国因公共政策不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xx年8月份爆发的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和各地大量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自焚事件，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绩效水平，及时纠正政策失误和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政府成本，回应公众诉求，提升政府形象，是进行政策调整、完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3.已有的评估实践处于探索阶段，亟须进一步规范
目前已有的政策评估实践还处于起步和粗放阶段，虽然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评估制度还不规范，实施的随意性较大，评估指标、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缺乏规范性;重官意、轻民意，评估主体相对单一，专门的绩效评估部门、专家和民众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重评比轻改进现象，没有把评估与政府部门的持续改进结合起来;评估手段的量化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急需改进，使评估实现规范化、系统化。
4.公民参与意识与参政积极性增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建设正在加强，公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各种行业性的利益团体迅速成长，政治权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围日益缩小，民主、利益、自由、法治、平等理念不断强化。社会领域壮大与发展的趋势必然发生治理社会主体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的参政提供了便利。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通过参与政策绩效评价、满意度的参评等多种方式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并最终影响政策制定。
5.技术条件的改善为科学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持
评估的技术条件，主要是指评估模型构造、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的技术路径等。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评估大都在定性基础上构建定量模型。我国与西方国情有别，不论是单一政策或综合政策，政策制订、执行及结果的衡量标准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借鉴其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信息技术、统计技术、调研技术、监测技术等。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属性差异分类，建立有针对性及适用性政策评估的技术体系，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合理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权重，设立大量具有可比性、可测量性和可计算性的绩效指标。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评估在世界各国中逐渐成为一种“成长工业”，成为监督政府公共开支、促进政策系统优化的系统工程。一些大学也纷纷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提供研究数据，并为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析市场培养人才，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已大体走向成熟。概括来看，其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推行了政策评估
随着各国政府改革的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开展了公共政策评估等。其类型大体可分为综合政策评估和单项政策评估两种。
实行综合评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和法国等。日本不仅对内阁和政府各部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且对政府各部实施的政策评价进行再评价等。英国的政策评估将政府各部门的所有重大开支，以及政策在实施之前的各种建议，也纳入到评价范围。
实行单项政策评估的国家很多，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施了财政政策评估。美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德国、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行了环境政策评估。新加坡等国家实行了住房政策评估。还有许多国家在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评估方面作了探索。
2.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完备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是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活动开展的组织载体，主要指评估主体与模式、评估机制与流程、评估结果应用等，涉及组织权、管理权与评价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组织体系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功能的实现和发挥。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在评价组织上体现了如下特点：
组建专门的政策评估主管部门，总领政策绩效评估全局。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法国的全国评价委员会，领导跨部门的评价工作。韩国除了专门的政策评价委员会，还有直属于国务的政策协调办公室，以及在政府内部专门设立的政策分析与评价局。日本的行政评价局，负责对内阁和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实施全面深入的绩效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已实施的政策评价实施再评价。有一个专门进行政策评估的主管部门，能增强政策评估的组织保障，从而避免政策评估成为政府部门运动式或阶段式的活动，使政策绩效评估工作趋于连续，并使评估的权威性得到保障。
政策绩效评估活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发达国家，政策评估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职业活动。政策绩效评估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素质要求很高。美国的政府和许多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培训了一大批职业政策分析人员。法国政策评价从业人员的选择极其严格规范，必须接受资格认定，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要在专门的政策评价培训学校受训，接受严格的考核后才能成为正式的评价师。从业人员的高素质使政策评价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评价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注重保障民意的表达。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参与者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其余有半官方组织(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如美国兰德公司、韩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所等)、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等)。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政策评估从业人员外，会积极吸纳民间人士的参与，使政策评估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公众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法国的大区委员会由公务员、民选议员和评价专家组成。日本的政策评估和独立行政机构评价委员会，从全国专家学者和名望较高的人中选出5000名作为委员。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了政策评价活动中来，民众政策参与的扩大，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提升了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内容全面
在实行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国家，其评价内容一般既包括政策结果评价也包括政策过程或政策能力评价。如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和《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等法案，规定评价内容包括了政策结果评价、政策实施能力评价、公民或客户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政策实施的满意度的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的评估主体及所侧重的方面各有不同。
政策结果评估主要是对政府机关及其代理机构所实施的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强调通过评估来不断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政府系统的服务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在办公室的协助下由政策评价者实施，政策评价者都来自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价委员会，他们根据国家事务评价和协调规则制定评价的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并对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实施能力的评价主要关注政府机构实际执行政策的能力。评价主要由办公室官员来实施，他们包括了政府绩效评价单位的成员，并对其执行政策的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在有政策协调办公室人员和政策评价者出席的联合会议上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意见。
公民满意度的调查由民间人士主导，体现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保障国民的公共利益表达，督促政府官员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整改，实现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公正化和科学化。同时，韩国的政策评价委员会中仅有一位只挂职而并不履行评价的国务调整室室长是政府官员，其余皆为民间专家，表明他们对民间评估力量的重视和信任。
4.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技术精细
政策绩效的评估技术体系，主要是指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模型的构造、评估的技术路径等。目前西方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大都体现了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手段、十分注重细化指标设计的特征。如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指导下，美国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政策的质量、经济、效率、效果等绩效标准。法国国家审计学院为政府设计了40大使命，使命下面又细分不同计划，每个计划设5个目标，每个目标又设有2—3个具体指标，并明确具体任务的承担人。各部门在做政策绩效评价时，只需根据评价需求，在众多的目标中选择几个做，接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和检查。法国的公共政策评价方式因政府行政级别不同而有区分。中央公共政策，由国家级的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大区公共政策，一般采用大区自己的集体评价机构，如大区评价委员会;省级政策，省政府下设评价处;中小城市，一般界定为5万人以上，则设评价专员。
在已开展的政策评估中，日本政府部门多采用PDCA的评价管理模式，即计划(Plan：Planning)——执行(Do：Implementation)——检查(Check：Evaluation)——行动(Act：Reflected in Planning)，取代传统的计划——做——看(Plan—Do—See)和计划——操作——评价(Plan—Operation—Evaluation)等管理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PDCA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评价广泛应用在了管理的每个环节。二是评价结果能及时得到反馈，并充分应用于下一阶段政策的制定。PDCA模式能及时发现项目、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上的问题，对不合理或不恰当的项目、政策进行及时整改，并最终完善政策机构。资料显示，日本20xx—20xx财年，各部门共有241个公共建设项目因政策评价结果而被推迟或取消，涉及金额约4.1万亿日元(约3300亿人民币)。20xx财年各部门评价的389项政策中，有163项(占42%)在当年得到了修订或改进。
5.政策绩效评估有具体的法律规章作为保障
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价工作十分重视程序化，对政策评价工作的步骤一般都有明文规定，细化的绩效评估标准和流程有力推进了政策执行。如法国的《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日本的《政策评估法》、英国的《政策评估绿皮书》等都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国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立法较早，法律条文也更加细化。1985年，法国政府颁布《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对科技评价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指出：“法国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计划需根据各自的指标受到评价，在计划实施之前，评价的指标和方法都要确定，公共研究机构必须定期按照评价的程序实施绩效评价。” 1989年成立的法国国家研究评价委员会，要受到16个法律条款的约束，其机构职能、人员组成、评价费用乃至出差旅费都有明文规定。
日本政府20xx年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方针》，政策评价的客体、评价主体、评价视角和评价方式都有具体规定。同年还发布的《政策评价基本方针》，拉开了日本政府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的序幕。20xx年发布实施《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文献一般简称为《政策评价法》)，对政策评价的目的和宗旨、范围和范畴、原则、评价主体、评价流程、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结果应用作了明确规定。
在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时，为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法律通常赋予评价机构一些特定权力。如法国规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评价机构能接触所有被评价相关单位的资料，对任何地方进行检查。如评价人认为有必要，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形成有价值的报告。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如有异议，可以阐述其自身观点，由评价人员进行权衡。但评价报告一经确定，被评价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根据报告建议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四、我国实施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1.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条件成熟时设立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机构
政策评估是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工具。科学化、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反映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果，而且决定和影响整个政府的效能。目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公共政策的数量日益增加，干预规模日益扩大，政策实施的各种风险增加，社会对政策效果的要求和预期也日益提高，如何加强应对，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非常迫切的课题。尽管已有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和高校的研究人员在做相关评估工作，但这并不能替代政府自身的主导性研究。
2.以重点领域的公共政策评估为切入点，逐步扩大政策评估的范围和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也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需要同步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可以先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具有广泛影响并亟待解决的、具有优先性的公共政策进行系统化的评估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政策、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治理贪污腐败政策、治安整顿政策、婚姻政策等，并逐步扩大到政策过程、政策能力的评估研究。
3.完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主体要进一步规范，使参与评估的机构、组织、公众在资格、条件等方面有章可循。一是国家机关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由国家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组织原则，按法定程序建立。二是中介机构性质的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依据各类社会组织、教学研究机构的章程，经申请批准而设立。三是公民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要明确其具备相应的知识、经验、责任、采集政府绩效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同时，对这三种评估主体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需要有统筹考虑。
4.探索构建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要突出“三个结合”：一是系统与简便相结合。评估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抓住关键，工作方式方法既要综合配套，又要简便易行。二是能力指标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把结果作为绩效评估的目标，把决策过程和能力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三是客观评价与满意度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客观上“做出了什么”和主观感受上“做得怎么样”，在注重客观评价的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满意度评价的科学合理性，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制度框架。我国地区差异较大，要结合我国国情、省情、市情等，从有利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以职能为依据，以各级政府中心工作为导向，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评价力度，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评价，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开展前瞻性和导向性的评价。
5.加快建设公共政策绩效信息平台
加快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数据采集、反馈、分析和改进机制。一是开发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系统”。优化数据采集及反馈功能，被评对象报送各项指标的结果信息，经系统采集处理后反馈被评估单位，以促进被评估单位改进工作。二是建设公共政策绩效管理信息库。分类收集各单位公共政策绩效管理的做法和效果、意见和建议、问题和不足、改进措施，加强交流反馈、跟踪处理和统计分析，使之成为绩效管理工作的“电子智库”。三是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状况分析。充分利用实时评估和信息库数据，每半年对公共政策绩效的总体状况、实际效果和落后指标等进行综合分析，为改进绩效提供依据。
6.加强运用评估结果
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结果导向和刚性约束作用。可借鉴韩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同时在政策评估者、政府机构和代理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报告给和总统的做法，以及日本总务省和政府各部门每年除向国会提交年度政策评价报告书外，还将报告书向社会公众公布的做法。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内部通报制度，将政策绩效分析报告以简报等形式印发各单位，互相借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定期向政府报告。
7.突出公众满意导向
完善满意度评估机制，突出公众满意导向。除涉及隐私、产权、国家和商业秘密外，把政策评估结论公示于互联网上，同时注明资料来源、模型假设、方法采用、数据分析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理解政策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要充分听取和收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意见，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如20xx年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群众议论很多，建议有关部门就“好事办得怎么样”进行政策评价，将决策始末、执行过程等做出认真分析，这样不仅可以还政府一个公道，而且让社会了解今后该项政策会怎样改进。
政策的根本在执行，政策执行者能否在执行阶段忠于政策的初衷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因而无论是从学界研究角度还是从社会政策作用角度，我们都非常关注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与一项政策的执行总会是遇到许多“绊脚石”，其中有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政策环境因素，也有更多的人为主观因素。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府执行系统通过其积极的行动，使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建立组织机构组合各种必备要素，采取各项行动，使政策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效果，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元政策、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其主要的过程有：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终结、评估等阶段。
政策是执行之源，我国在现阶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制订者既政党以及少量的参议者即咨询机构。虽然老百姓不直接参与政策执行，但是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政策是引导社会发展的路标和导向。公共政策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使得我们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规范可依，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20xx年。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xx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我国的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
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政策执行偏离轨道的现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现。除此以外我们总是能发觉身边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时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很多情况下被删改或变质了。对此我认为：
第一：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体制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环境系统，同时是影响政策执行因素中重要的一还。健全的体制有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体现政策效果。但现行的政策执行体制却是不能另人满意的。首先在权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个人高度集权、组织缺乏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次机构之间或机构部门人员之间的权责不明确，争功委过、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在政策的内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评估与研究、政策预案的实验、政策调整等许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执行者素质不高。在政策的执行阶段总要依靠一定的执行机构与人员，所以执行者的素质就会对政策的执行顺利与否产生重大影响。现阶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我们的政策执行人员在自身素质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实施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就是要求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要保持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忠实于政策的本来面目与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但在政策执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旧是“遍地开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义，在维护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时如何增加政策的适应性等问题将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重点。
根据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发展，我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的问题对策的研究也相应地跟上了脚步。只有将对策分析清楚才能进一步将政策落实，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从而增强以政府为主的公共主体的执行力以及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献给社会。
首先，从政策执行的基础来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政策执行的基础不仅是政策的制定，，更还有政策执行的体制因素。政策执行体制包括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政策的认识水平也包括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政策执行体制都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中国以前的政策执行体制主要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政府为绝对的执行主体，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参与，但是还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门为主体。虽然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会化，但是其下放是缓慢的，政府的角色转换也是缓慢的。因此在政策执行体制方面，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学要，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相互配合，针对政策执行的时滞问题，将一定的政策决策权和执行变动权交与地方或直接执行政策的机构，以便让基层执行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正。在执行过程中也应当建立相应的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构，针对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贫腐败问题上，若能建立相应的执行监督机制以及对扶贫政策进行定期的评估，那么扶贫腐败就能相应的减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国大量的资金“流”进个人腰包。
其次，从政策执行的主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够优化政府的结构，能够将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能够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我国的在政府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行阶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体在政策执行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的庞大，其官僚主义影响所以导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我们应该在加强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在政策执行主体的层次上分为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个执行主体，其中基层政府是政策执行政策关键。从而在政策执行中应该加强各级领导以及执行人员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基层对政策执行目标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同时也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及时获得政策执行的状态以及与预期目标的重合程度，为其在政策终结方面提供先行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基层执行者的引导和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以防止其在执行过程中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再次，政策执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为后盾。不仅要加强政策上的法律化，而且应该加强政策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所谓的政策法律化就是将稳定、成熟且在教长时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获得法律的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政策法律化有利于政策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政策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从而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约束执行主体规范行为，维护政策的原貌。这就要求在政策的制定阶段要不段加强政策和合理化分析与预测，找准政策问题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上下一致。对于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则主要是用法律来规范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依法设立一定的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公开制度、正确合理运用行政听政制度以增强政策合法性与公正性;权责明确、合理分工，加强干部人事制度的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来规范政策执
行是符合社会要求与公众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会的今天，增强政策法律建设举措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