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2月22日，我旁听了一起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早8点在县级人民法院开庭，去了在一件普通的办公室里面见到了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书记员还没有到之前，法官再详细的了解点关于纠纷的详细内容，并试图调解双方(这种努力自始至终都没停止)。
书记员到后正式开庭，先有原告陈述案情：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为被告垫付保险费，一年后被告退保，违约损失却不予赔偿给原告。并拿出保险公司开具的被告退保证明。有法官查看，书记员记录后，被告发言：投保乃被原告纠缠无奈，退保时又没有详细说明损失额度，不相信会有近万的差距，要求原告拿出保险公司的详细账目材料以及正式法律证明。
保险公司不属于国家机构，其资金详细计算方式方便随意对外公开，所以原告无法出具更有效证明，法官马上给该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却被告知：除非本人亲至，否则难以提供详细账目。
法官提议由双方各处3百保证金，然后雇车去该保险公司(在外地)查账，再根据原告出具证据的是否有效来决定退还谁的保证金。被告不愿意，说自始自终都没有见过一分钱，一分实利，现在反而要投钱进去，他是无辜的，怎么可能还要损失呢?不了了之，等法官庭下询问相关专业人士后再择日开庭……
整个审理过程双方随未其争执，但长达五年的接触已经使其冷面相对。导致审理过程也充满了火药味，法官在明知被告理屈情况下，主动偏袒，为的就是在本地好做人——中国人情味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由于原被告的法律知识不同程度的缺失，导致很多地方法官都要不停的给双方普及法律常识，例如“谁反对谁举证”什么的，这应该与国人教育程度，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有关。
原被告在审理过程中都有些许无奈和自卑感，缘由不外是把上法庭解决问题当作了很羞耻，丢人的事，毕竟“打官司”这有悖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很没面子的。
重要的法律核心：
一，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经济纠纷案件?
本案开始时被告由于人情关系才“被迫”购买了原告推销的保险，这样就产生了纠纷的隐患。如果我们做事情都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思，那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太会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纵使后悔也就不需要去打官司来解决。所以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可以把人情味给考虑进去呢?这里说的“人情味”其实有点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人治”——他们一个县城也就靠十几个衙役来管理，说到底也就是灵活运用法律，依靠上位者(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来判断具体情况。向我上文所说的法官为什么要一直试图调节原被告双方呢?判案肯定会使有一方受损，如果能调节成功，那他所受的指责就可能少一点，至少本乡本土的不会太惹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像是美国的法律在运用上比较灵活，而且重案例，但这种情况本来就容易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可是如果像现在法律那样把所有的罪行以及惩罚都规定得死死的那样死板的条律恐怕也不能对灵活中国人产生足够好的效果。这样的法律问题恐怕还得专家来掌握这个“人治”与“法治”的度量。
二，在审理过程中怎样做到公正和有效?
所谓公正，也只不过是以大多数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这样一来，必然会有属于少数派的不心腹，被责难也在所难免，“清官难断家务事”恐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极端例子。这起案件中法官试图采用一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善了”此事，虽未成功，但似乎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现行的道路：尽量减少直接冲突，有问题以协商解决——法院在怎么说也是第三方，给出的结果必然不如当事人双方自己协调出来的完美。
而有效则是指像上文叙述中，很小，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就占用了四人(“法官，书记员，原告和被告)的一上午时间——浪费之极!据我观察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1，当事人反复叙述案情，企图博得法官好感;2，双方对峙，甚至有起冲突的可能，主要是因为文化素质，以及当时情急，都很冲动的缘故;3，法官不断给双方“普法”——法律常识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4法官个人因素——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作为法官不免有点婆婆妈妈，这个与国家选择公务员考试的时候的评价标准有没有涉及个人情商有关系。针对以上四点，我想完全可以把该审理过程压缩到一小时以内!
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有这很详细的针对性条文，讲究“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即“给与恶人以惩罚”，企图以此恐吓其他人不再行恶。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开车闯红灯屡见不鲜，为什么?被逮着必然没有好果子，但马路那么多，交警能够逮住几个，就像开彩票一样，谁都不会相信自己就那么“幸运”能够中到头奖!同样类似的问题比方说盗窃，偷税等等，很令人头痛。
对于这种法不达人的情况，我们一是期望技术进步，让国家机器的监控力度能够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这样以来，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又如何去保证?二则是加大惩罚力度，像秦朝法律：随意在马路上倾倒垃圾——斩!随意砍伐屋前树木——斩!真正震慑了保有侥幸心理的人!我们虽然无需如此残忍，但完全可以“量出为入”，比方说控制闯红灯的成本完完整整加载在犯事之人身上。这个计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每年国家为此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而又能够抓到多少肇事之徒——以概率来平均结果，最后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在利益方面使国家不受损，而公民又会完全受到威慑的答案!
首先，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职员和我的指导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我的实习是由xx大学法律系和中院共同安排的。通过实习，我在我的第二专业法学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了自己两年本科学习的知识水平。实习期间，我了解并参与了大量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还担任了书记员的工作,并且对部分参与案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对程序题目有了更深的理解,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充分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
实习期间我主要对关于郭继魁与经贸有限公司、建筑公司、x房地产开发公司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深进的研究，参加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并被特许参加合议庭评议。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
郭继魁与经贸有限公司、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铁西区人民法院20xx年4月29日作出(20xx)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郭继魁不服，提出上诉，中院于20xx年7月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继魁、委托代理人盖如涛，被上诉人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振儒，被上诉人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苏军，被上诉人x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付佳宾，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窦树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
委托代理人：
三、原判要点和上诉的主要内容
原告郭继魁诉称：1999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签订商品房出售协议书，将二期工程⑥-⑦，2/0A-B轴约86平方米商网出售给原告，原告按合同约定交房款30万元，后又于1999年9月26日、9月30日分两笔交增面积款13万元。但被告经贸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此房于20xx年5月被被告x房地产开发公司卖给第三人，是重复买卖，这种行为是无效的。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经贸有限公司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辩称：被告建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正当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了全部房款，第三人与x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属于重复买卖，是无效合同，不应支持。
被告x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做答辩。
第三人诉称：第三人于20xx年4月6日与被告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是正当有效的，且被告经贸公司已确认了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原审法院以为：与原告签合同的被告建筑公司不具有销售房屋主体资格，与第三人签合同的被告开发公司具有销售房屋的主体资格，固然原告购房时间早于第三人买房时间，但原告与第三人的各自买受行为不是建立在同等条件之上，故不存在初始买受权题目，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但被告建筑公司明知不具有预售商品房条件就与原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受益人被告经贸公司在同意此房卖给原告之前，就已给第三人换了房款收据，因此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是一种欺诈行为。被告经贸公司以持有《商品房出售许可证》为由，愿将争议房屋卖给原告，但《许可证》是在20xx年7月取得的，不能对抗以前的买卖行为。被告开发公司发现该商网重复出售后，于20xx年9月6日向第三人发出通知，因无权出售此房，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经贸公司于20xx年5月17日给第三人更换了交付房款的收据，换收据的行为就是被告经贸公司同意将此房出售给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解除合同是单方行为，是无效的。因此，第三人与被告开发公司所签购房合同是正当有效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x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正当有效，其买卖关系成立;被告建筑公司与原告郭继魁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建筑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返还原告郭继魁购房款43万元，并给予房款43万元一倍的赔偿损失，两项合计86万元。被告经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郭继魁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重新判决郭继魁与建筑公司买卖商品房合同正当有效，保护上诉人的初始买受权。其理由概括为：建筑公司是该房屋的施工单位，出卖此房是该楼房投资人经贸公司委托同意的，卖房款由经贸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此后经贸公司于20xx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对建筑公司买房行为再次予以确认。郭继魁买房是1999年6月7日，重复买该房合同是二年后的20xx年5月，同算帐“换据”是20xx年6月，均在经贸公司20xx年7月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之前。但购房合同，此前卖房人已声明废止，而对上诉人购房协议，卖房人在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又予确认。据此应认定初始购房合同有效，此后重复购房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经贸公司、建筑公司、开发公司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异议，经贸公司同意按照规定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及认定
1996年9月计划委员会批准开发建设座落于铁西区英雄大街20号：0204-39的站前批发市场项目。项目开发人是开发公司，投资并组织建筑施工治理人是经贸公司，建筑施工是建筑公司。工程于1998年6月开工。
1999年6月7日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建筑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房是由经贸公司委托)，郭继魁购买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A-B轴，建筑面积约86平方米，交付房款30万元，同年9月26日、9月30日又交增面积款13万元，因该商网内部装璜工程未完工，未能交付使用。
20xx年4月25日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销(预)售合同》，购买在建二期工程一层商网⑥-⑦，2/0A-B，轴建筑面积89.5平方米，按合同约定交付房款34.5万元，建筑公司开据了收据，经贸公司又自自己名义予以换据。该建筑面积与郭继魁购买的建筑面积均为商网一层同一处房屋。起诉前，在未取得进户手续，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该房屋自装防盗门上锁，予以占有和控制。
20xx年9月25日，在吉林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经贸公司法律顾问)胡振儒的见证下，由企业团体有限责任公司、经贸公司、开发公司三家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代表，对站前批发市场新建楼房(二期工程建社会实践是法律实践报告筑楼房)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三方协商一致，确认该新建批发市场楼房为经贸公司所有，该公司对此批发市场楼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20xx年7月29日经贸公司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对过往委托建筑公司出售的商品房，及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购房协议再一次进行确认。20xx年9月6日开发公司以无权出售商网房屋为由，向投递了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通知，并要求解决善后事宜。后因强行占有了合同约定房屋，20xx年10月23日郭继魁向铁西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得协议约定商品房。
证据：
1、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及建筑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
2、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及建筑公司出具的购房款收据和经贸公司换据收据。
3、批发市场新建楼所有权确认书。
4、商品房预售申报表和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
5、开发公司给投递的通知。
6、经贸公司确认书。
7、国有土地使用证。
8、产权确认书及移交收据。
9、施巍证言材料。
10、王金荣的证言材料。
11、其它相关证据材料。
五、解决纠纷的意见和理由
根据原审判决，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题目是：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和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哪一个合同有效，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经二审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以为：
1、郭继魁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有效，其买卖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
2、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按规定应得到赔偿。
与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时，由于产权所有人没有确定，《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尚未取得，因而其合同效力也处于待定状态。但项目投资人经贸公司成为产权所有人，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没有对开发公司与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这一合同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效力待定状态，成为无效合同。固然当时签合同时的收款人是建筑公司，后来还由经贸公司予以换据，但由于经贸公司当时既不是产权所有人，也不是《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持有人，其换据行为只能是属于收款行为。所以，经贸公司成为所有权人，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后，开发公司向下发了解除合同通知。而且，开发公司与签订的合同，发生在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协议两年之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也属侵害了初始买受人郭继魁的正当权益，郭继魁的初始买受权也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合议庭评议时还以为，造成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其责任完全在于开发公司、经贸公司和建筑公司。开发公司与签订合同时，购房款由建筑公司收取并出具发票，后来又由经贸公司换发了购房款收据，因而这三家企业对房屋重复出售是明知的。而对开发公司的重复出售行为当时是不知道的，买受行为是善意的，所以，其所受到的损失理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三项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卖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依据这一规定，开发公司应返还购房款345,220.78元，并给予购房款一倍的赔偿损失。经贸公司、建筑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由于案件牵涉关系复杂合议庭将该案提交审判委员会，其中包括我个人的意见在内的合议庭意见一并提交。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意见大部分予以支持，但由于对于法律条文理解不同以及考虑多方客观因素，对第三人获赔题目经激烈讨论采取了其他观点，即由于在本案中没有向法院请求返还和赔偿，应另求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二审法院以为，原审判决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郭继魁上诉有理，应予支持。经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第39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三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铁西区人民法院(20xx)四西民二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
二、建筑公司与郭继魁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有效，买卖关系成立;
三、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
通过对本案的深进研究,我以为中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但是,其中对于第三人赔偿题目我仍坚持在合议庭中我提出的意见:1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除外。2建筑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于无效合同依法律规定应恢复原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以为，法院应对第三人利益予以保护，即开发公司应返还购房款345,220.78元，并给予购房款一倍的赔偿损失，经贸公司、建筑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而不应该使第三人另求法律途径解决。这样，对善意第三人利益没有有效保护，而且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
本次实习是我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经历，其收获和意义可见一斑。首先，我可以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理论和实际是不可分的，在实践中我的知识得到了巩固,解决题目的能力也受到了锻炼;其次，本次实习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有所了解，也对法言法语也有了进一步的把握;此外，我还结交了很多法官和律师朋友，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作为一个学生，我竭力成为一名文化的使者，向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先容，使他们走近，了解。
在密云县人民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尽快恢复交通。
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
20xx年1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市101国道密云段西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密云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101国道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4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密云县公证处见证下，与6名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赤峰市。20xx年2月，广源货栈向密云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密云交通大队于同年3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xx年3月，广源货栈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38万余元。
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万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西大桥上发生故障，造成101国道西大桥由东向西一带主路和辅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经过
密云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xx年5月作出(20xx)密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xx年2月在101国道密云西大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年5月作出(I20xx)密行初字第6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万余元，诉讼费6497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
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分别作出(20xx)一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交通大队事故科不服，于20xx年5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xx年6月再次申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裁定再审。同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清理事故现场行为合法。当日，被告对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行政补偿人民币19万元。
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101国道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学习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800余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 抢救财产 和 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101国道，这条路是首都东北部连接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唯一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十一万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四、五千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千辆。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 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比 抢救财产 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
(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
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
(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 。
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
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