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一种新的道德价值思维方法正在破土而出,它所反映的是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中，中秋的节俗就更加世俗化，《陶庵梦忆》卷5中就有相关记载。同时，与明清时代内收的社会形态一样，节日的内敛性开始显现，中秋由注重公共活动逐渐收拢到注重家庭内部的成员交流。正如《燕京岁时记》所云：“每届中秋，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表现出澄净清幽的天上圆月，围合宁静的院落，亲密和洽的亲人，三者在这一刻达到混融合一，亲人团圆成为中秋节俗的明确主题之一。《帝京景物略》中说：“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同时，重视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亲友之间要互送月饼、瓜果等过节的东西。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曰：“八月十五日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每个家庭成员在中秋夜因为团圆油然生出安全感、舒畅感和温馨感，即中秋赏月节俗伦理功能的根源所在。总体来看，明清之后中秋节俗的功利性内容显著增强了，节日表现的公共性与家庭性这两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使得“圆月”中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形成了民众的情感认同空间。
今天，传统节日要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积极探索其在民众生活中的文化谱系重构模式
20xx年，中秋节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xx年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这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传统节日的影响力逐渐淡出民众的生活，其所负载的精神内涵，也就是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有表面化和空壳化倾向，表现出文化谱系缺失和断裂的状态。
传统节日的文化构建是谱系性的，既包括对其仪式、空间等的建构，也包括对形式的建构，其核心是文化建构主体对文化形态及其相关文化价值的认同性建构。
中秋节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秋月”与“圆月”作为认同性达成的关键词，将中秋节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先苦后甜的社会劳作观、企盼阖家团圆诸事圆满的人伦幸福观等文化心理逐渐融合，使得中秋节表现出的社会调节、缓释功能与其展示出的独特的民族浪漫气质完美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美”与“好”的追求和向往。这样的中秋节文化形成了自身的认同谱系，从语言叙事来看，有神话、诗词；从物象叙事来看，有月饼、兔儿爷等代表性物品；从行为仪式叙事层面来看，有中秋祭月、拜月、赏月、玩月的不同仪式。
中秋文化谱系的形成使得中秋节在发展中几乎融合了所有秋天的节日，其文化认同性与情感认同性在民间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活力和民俗生命力，生发出节日内部自我传承发展的动力，逐渐成为四大传统节日中除春节以外最重要的节日。
一个事物能否世代相传，就看它是否具有普遍认知的价值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功能，否则认同感无从谈起，持续感自然表现难以为继。
在四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虽然成型最晚，但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秋节的功能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并且贴近民众生活的需求。除夕、清明、端午，都与某些不安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惟有中秋，围绕着“秋月”与“圆月”，形成了劳作实践与诗意栖居、况味自然与敦化人伦的完美融合，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可以起到安顿精神的节日，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节俗内容，但是能让中秋节保持自发传承的动力，是其在不同社会时期所表现与发挥出来的一以贯之的“社会功能性”。
从中唐到明清，“圆月”中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形成了民众的情感认同空间
节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即使是同一个节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文化功能也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发生相应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秋节肇始于中唐，依据是中唐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文人赏月玩月诗。唐代的科举制让大量文人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朝廷为官，随之而来的，是为了科举考试和被举荐机会而产生的文人迁徙大潮。他们背井离乡，聚集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期待着命运的垂青。玄宗八月十五游月宫的仙话在社会上开始传播后，文人们发现中秋满月最适宜“玩”，这一方面是为了附会“月宫仙境”，另一方面也是借赏月来抒发自身的人生境遇。于是以八月十五为时间点的“玩月诗”井喷似地出现了。
从诗歌来看，赏月诗描述的场景多在塞外或异乡、或独酌或与两三同僚、知己赏月；内容除了对月夜景色的状摹、由明月普照而生发出的旅愁闺怨，还有月宫中的兔、蟾蜍、姮娥，吴刚，和对月宫仙境的遐想。唐代的中秋玩月诗歌的诗境通常是比较清冷的，如“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李朴《中秋》）更是衬托出一种不同于人间的别样氛围。中秋在肇始之初就融合了自然与个体在时代的命运，赏月诗更是文人们经验世界的心灵化,“秋月”是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忍受巨大孤独和寂寞的文人们寄托情怀苦闷的情感对象物，而月宫的美好传说，飘渺的仙境，长生的象征，又象征着文人的“诗意”审美和对功成名就的“圆满”人生境界的追求。在开放而气象万千的唐代，人人都希望建功立业，但是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却难以把握和捉摸，中秋成为特殊时间节点下的文人们安顿精神、寄托人生理想的物象认同空间。
宋代，中秋习俗已经广泛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商业城市崛起，市民阶层形成，传统人文臻于成熟，人本追求凸显，“闲”与“适”，对于宋人来说，既是艺术境界，也是人生境界。宋太宗年间，皇上正式下令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因此宋代的中秋，不同于唐代的“清冷”，《东京梦华录》卷言：“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开封市民中秋之夜赏月的热闹情景。从皇宫贵族到普通市民，自成人到孩童，通宵达旦，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中秋夜的狂欢之中。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加，较之前的传统儒家“嗜欲众而民躁”和“养心莫善于寡欲”形成的拘谨、简朴、素朴的民风发生了转变，特别是“重利趋商”启动了人的本性欲求中所固有的、久遭禁锢的享乐欲望。这样恣意寻乐之风不独为富贵之家所独享，“虽陋巷贫篓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中秋节日赏月的全民狂欢，“秋月”成为民众在一年辛苦劳作后，通过消费，庆祝丰收宣泄的正规渠道，形成了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性认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