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世说新语》就能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逸事笔记的资料和形式了。也能够说它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冯友兰的一句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述。综观全书，能够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透过这些人物形象，能够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如《德行》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透过与华歆的比较，赞扬管宁淡泊名利。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情绪好时大家没事，情绪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我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齐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人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我有害的东西都会闪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不是闪而避之。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必须
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我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述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透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谈，《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魏晋之际品评人物重视仪容辞采的风气较汉末更甚，所以位高名重的官僚，也往往凭只言片语和某个细节来论定一个人的优劣，或据此而援引这个人入官，如“雅量”记载王王旬做桓温的主簿，桓温想提拔他。有一次故意突然骑马冲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这种测验人的方法上是奇特的，从此得出是“公辅器”的结论，尤其荒唐。又“文学”篇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同异?”阮回答说：“将无同。”王衍很赏识这“将无同”三个字，即请阮修为椽。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椽”的故事。这两个例子足证明当时重容止，言谈的风气之盛。
在虚无、厌世的思想基础上，魏晋士大夫都消极、颓废，或乖僻、放荡，时时流露出生死无常，叹老嗟伤的感慨，饮酒浇愁和养生服药，也成为一种风尚。《世说新语》从很多方面写下了这些资料。“任诞”篇说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言语”篇记桓温因见旧时种的柳树长大，哀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流泪，即足以反映当时士大夫的没落、灰色的人生观。此外，《世说新语》还记叙了一些人的优良品质，如荀巨伯的重义轻生救护朋友，周处为民除害、勇于悔过等。全是有好处的小故事。对魏晋统治阶级的凶残、丑恶、奢侈等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这些资料能够为研究历史做参考。
见微知著乎?以偏概全也!三国之管宁，避乱世于草莽，身布衣以终老;华歆，登高堂至宰辅，为高官传清誉。
“割席断交”这个故事，世人耳熟能详，讲得即为管宁与华歆的故事。现常被用来表示，不能够与志向不相同的人结交为朋友。
故事中，管宁见了金子“挥锄与瓦石不异”，世人褒赞有佳。而华歆拾起来，明白是一块金子
后也随手抛弃，不也体现了他不在乎钱财吗?世人又何为贬损?何来“志不一样道不合”之说?又两人同席温书，见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华歆之所以出去看热闹，也只能说明他读书注意力不集中，大概也并不能够确切地评判他的人生志趣吧。
管宁、华歆、炳原皆为三国名士，有“一龙”之称。华歆是龙头，炳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管宁与华歆又为同窗交好，既是朋友，管宁又怎会只因为好朋友出去看了一下热闹就闹绝交，这难免让人在看文章时引起怀疑。是管宁的“小题大作”?抑或是世人的“以偏概全”之说?
的确，轩冕象征权利尊贵。由于社会时代的因素，魏晋时期文人普遍崇尚清谈，一部分文人尤显得特立独行，守着“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傲世姿态，远离世俗，归隐山林。如此，管宁成就了超逸之名，华歆畅达仕途反而流俗。管宁成为了正面的道德品行典范，华歆注定要遭受士人的不屑。
然而，管宁饱读诗书后明白了世情，从而选取全身远祸，还乡做了隐士，与华歆的满腹经纶用于经天纬地，施民以惠政，究竟孰浊孰清?据记载，华歆不仅仅为官清廉，而且为政清明，颇有治国安邦的高策良谋。且功就之时，他不计前嫌，不萦私怀，屡荐昔日故友管宁出仕，大有让位以贤之高态，实在让人感佩。华歆如此德才兼备之人，后世的声誉却一向因“割席”而受累，着实令人扼腕!
两件很小的事情，足见士大夫品评他人与约束自我的尺度之严。见微知著，确有可取一面，但仅因小事就武断绝交，认定华歆对财富、官禄心向往之，未免以偏概全。管宁因朋友一二细节不贴合自我做人标准，便断然与其绝交，未免苛求于人。须知：
守一身之清固然可嘉，然忍浊染身，辟世之清，更堪一表!
评：本文从故事细节中透析人性，从社会根源处寻找尺度，一连串的质疑，引人反思。“见微知著”还是“以偏概全”?作者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强调辩证全面的看待问题。在传统的文化中寻找“出世”与“入世”的最佳注解。语言精警，着文言华彩。
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此刻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我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方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读书上我向来主张“误读法”，就是作者本意可能并非此意，你或颠覆或曲解作者意思，却到达一个好的效果，这也是可取的。《韩非子》里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楚国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因为是晚上写，光线不好，楚国人就吩咐手下：“举烛”，边说边写顺手就在信上写了“举烛”。燕国的相国收到信了，打开一看有“举烛”二字，不禁感叹：“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啊，这是让我们选拔任用贤能的人。”相国把他的“误读”给王说了，王大喜就照做了，燕国变得国富民强了。像一本《红楼梦》让多少误读红楼又自称研究红学的人吃上饭，这“误读”多好啊。所以我看《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将不拘于字句的解释、不拘于时代的考量、不拘于玄理的考辨，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记录脑海火光一闪，这也是我把这篇文字分类到随笔的地方。这样做可能会对《世说新语》的理解多有谬误，再加上本人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可能会有不马克思的地方，科学学得不好，可能会有不科学的地方，难免贻笑方家，欢迎批驳、指正、赐教。
《世说新语》讲的是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刘道真，姓刘名宝，字道真，性格豁达，通经史，精音律，善长下棋，并且智勇双全，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担任从事中郎，后担任侍中、安北大将军，之后由于戎卫北境有功，赐爵为关内候。那里“徒”字意指服劳役的犯人，“既而”意指不久。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刘宝曾是服劳役的犯人，司马骏花了五百匹布将他赎了出来，不久后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当时人们将这件事传为美谈。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并没什么感受，但当我读了5遍6遍乃至10遍时，就有了深刻的感受。我十分佩服司马骏的这种做法。首先，他能够不计刘宝以前犯过罪，任用刘宝，给刘宝用武之地，其次，司马骏花重金将刘宝赎了出来，能够说是对刘宝有恩，让刘宝死心塌地为自我做事。即便将来刘宝势力过分强大，也总会卖个人情。这件事传为美谈，又的民心。司马骏做这件事心思慎密，一举多得，我很佩服。他的这一做法也似乎效仿了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齐桓公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而司马骏也在宗室中变得最为俊望。
生活中，我们也切不可因为他人曾有过什么过错或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而一向对他心存不满。平等待人，往往更容易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同样，做错事的人也不能过分自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改。我们应有的是用心向上、改正错误的态度。
我看了一本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摘写了许多的小故事，都是一些说道德，说道理的故事。但是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故事书一样。
我看到一篇什么管宁和华韵的故事，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有捡起金子，而是将金子像泥土一般，继续翻土。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丢回地上。还有一次，两人一齐在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华韵把书丢到一边，去看热闹了。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去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韵因为一时的搞笑，为了一时的富有，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华韵没有高尚的品德，而管宁就有高尚的品德。他看到金子不动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华韵从捡黄金的事看出他想把黄金占为己有，只是怕管宁看到。我觉得我要像管宁一样，不为金钱失去良心。不为名和利失去良心。
孔融被别人抓了，可他一向哀求别人不要把自我的两个儿子也捉了。但孔融的两个儿子却说：“父亲难道见过打反了的鸟巢下方还有完整的蛋，这两个儿子也立马被抓了。”虽然这两个孩子被抓了，但他们小小年纪懂得整体既然保全不了，那么个体也不可能独存。孔融的两个孩子虽小，但懂得这个道理，应此不做没有用的哀求，从容镇定的理解厄运。我要学这两个小孩，眼望未来，明白结果以定，就不做无谓的事了。
邓艾口吃，总是称自我“艾艾”有一天皇帝和他开开玩笑说：“你说艾艾，到底有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本来就是一只凤。邓艾即显得子己博学多才，会用论语。又让皇帝无地自容，无话可说。婉转的挽回了自我的面子。我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学邓艾用婉转的语言跟别人说，不会和别人大吵大闹。
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过去了。反正我受益匪浅。
叙事简明，精炼生动，为小品文之典范，词汇之丰富，远远超过其他笔记小说，对后代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影响，所记清谈场面，往往描摹如画，使读者若临其境，若见其人。“文学”篇记孙安国(盛)与殷中军(浩)共谈，往复辩论，不暇用餐。左右侍者一再重温冷饭，而两人只顾奋挥麈尾，争锋口舌，以致麈尾脱落，布满餐饭，抵暮犹未进食。最后情急，竟至反唇相稽。殷谓孙：“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谓殷：“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彼此以“口”、“鼻”讥嘲，皆从辩论出发，读之失笑!一时热烈气氛，活跃纸上，《世说》所写，真善传神。“排调”篇记王文度(坦之)与林法师(支遁)讲析义理，林每欲小屈，孙兴公(绰)曰：“法师今日如著敝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说理以通达为贵，一有滞碍，即难成胜解，孙之诮林，恰当无比。“轻诋”篇记庾亮谓周顗：“诸人皆以君方乐。”周问：“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乐令，指乐广，为当时以清谈著称的名士，周顗认为以他相比，是贬低了自我，就说：“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无盐，丑女;西子，美人;美丑攸分，不宜相拟，设喻亦妙。又“政事”篇的“桓公在荆州”一条，叙桓温治荆州，政贵宽和，耻用威刑，桓温的第三子桓式
(即桓歆)见令史受杖，仅从朱衣上擦过，即谓温曰：“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思是讥诮刑杖没打在人身上。桓温是否真这样政简刑轻，姑置不论。“上捎云根”言举杖之高;“下拂地足”，谓着地多，着人少;措语形容，巧用夸张，可见晋人之善于辞令。
《世说新语》中的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如“德行”篇记郭林宗称黄叔度(宪)：“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谓其气量深广，不为物牵;“赏誉”篇记王夷甫(衍)称郭子玄(象)“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谓其辞采缤纷，议论不穷;“容止”篇记山巨源(涛)称嵇叔夜(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谓其风神俊异，潇洒出众;“文学”篇记孙兴公(绰)于潘安仁(岳)、陆士衡(机)二人之文谓：“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比较恰当，评价极公;“言语”篇记顾恺之描摹会稽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话全都形象鲜明，比喻精妙，能把丰富的资料概括为极其精炼的文学语言，给人以深刻、具体的印象。又“言语”篇记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谓胸襟开阔，则无往不适，随处怡悦，觉万物无不可亲，其意既含哲理，语亦神韵悠远，令人领略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