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制度建设是治本，紧抓制度执行是关键。c结合实际抓好贯彻执行，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管党治党的常态，是条例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兑现“打铁还需自身硬”庄严承诺的切实体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只有使问责严起来，才能发挥“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震慑效果，以强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拧紧管党治党的责任螺丝。也只有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才能促进党员干部履职到位，促进党的纪律执行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离不开责任担当。问责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要把责任具体到组织和个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笼子，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需要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来共同承担。责任到人，问责才有前提;职责清晰，问责才有依据。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zd等党的工作部门，在落小落细中完善配套措施，在抓严抓实中扩大震慑效应，推动形成全党上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生动局面，汇聚起管党治党的强大合力。
执行制度最终靠人，离开了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自觉担当，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稻草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问责条例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敢不敢较真、有没有原则性。当前，还有一些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对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不适应、不习惯，不敢、不愿动真碰硬。
有的在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敢亮剑、爱惜羽毛，有的对身边同志存在的问题明明看得很清楚，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状况不改变，问责条例的贯彻执行就可能打折扣，造成不良后果的，本身就应该被问责。把问责条例落到实处，需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真正提高认识，切实从思想上构筑起制度的刚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保持抓铁有痕的落实韧劲，锤炼失责必问的制度刚性，唤醒全党同志的责任意识，我们就一定能够充分释放全面从严治党的正能量，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保证。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进一步强化权责一体化和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条例》的出台，为进一步从严治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贯彻落实好《条例》，需做到三个“到位”。
做到理论学习“到位”。《条例》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的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端正态度、摆正心态，提高对《条例》学习的思想认识，以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深刻认识《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
做到履职尽职“到位”。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党员”。
做到查摆问题“到位”。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要坚持问题引导，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
总之，把学习《条例》作为一次精神补“钙”的良机，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面对管党治党新问题的出现以及老问题的反复，在深入基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条例》直面问题，突出问题导向，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不久将向全党颁布施行。我们党的执纪问责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因不够系统，不够规范，一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抽象，缺乏具体细则，可操作性不足，执行起来时严时宽，时紧时松，受人为干扰较多，问责问题是我们党建中的一个短板，制订《问责条例》是管党治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推进从严治党的利器。
责，就是责任与担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国民对国家的责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员对人民的责任。
《问责条例》自然是面对全党的，而其重点应当是针对党的干部。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政之要，莫先于人”。抓住了干部就抓住了党内“关键少数”，干部“其身正，不令而从”，上行下效，抓住了干部就牵住了“牛鼻子”。
干部手中有权，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党的干部应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权和责是统一的，有权必担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责分离，有权无责或权大责小。出了问题问责不够，追究不力。
试想，如果没有问责，权力就失去了监督，失去了约束，必然产生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利用手中的特权，大捞特捞，致使腐败到了疯狂的地步。
如果没有问责，掌权者就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受约束，我行我素，头脑发热，办事脱离群众，不讲科学，乱决策，瞎指挥，不计后果，慷国家之慨，板子一拍，经常给国家带来上亿乃至十亿百亿的损失。
如果没有问责，就会形成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只管当官不干实事，一杯茶水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只当和尚不撞钟，机关成了摆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滋生懒人、庸人甚至坏人。
如果没有问责，一些干部不是尽全力兢业，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实事。一心为个人升迁动脑筋，问路子、找门子，跑官要官、骗官，跟人不跟党，严重败坏党风。
有了问责，就会把权力的笼子扎得更牢，给掌权负责的干部带上“紧箍咒”，使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对人民赋予的权力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对党的事业尽力尽力，夙夜在公。
有了问责，就会鞭策干部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问计于群众，在群众中发现问题，找解决办法，办事努力、谨慎、讲科学，认真做到“三严三实”。
有了问责，就会激励干部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认真干好本职工作，通过问责，激浊扬清，能从中发现对党忠诚干净、勇于担当的好苗子、好干部，使能者上、庸者下，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诟病。
有了成文的《问责条例》，贵在执行，贵在落实。我们一定要学习好，贯彻好，执行好，使问责成为党内生活的新常态。
一要坚持自问。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从我做起，“吾日三省吾身”。南宋诗人吕本中总结了当官要诀，开头便是“当官之法，曰清，曰慎，曰勤”就是讲要清廉、谨慎、勤勉。我们共产党人在廉洁自律、谦虚谨慎、勤奋工作方面应当做得更好。
二是要责任落实。做到违者必责、违者必究。把责任落实到主体责任人身上。有一种风气，有了成绩，记在个人头上，出了问题归党委，归集体。名为党委责任，集体责任，实则无人负责，挂了空挡，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搞时过境迁、刻舟求剑。出了问题的人或升迁或外调，留下一堆债务，一堆难题，一个烂摊子，当事人一走了之，新班子难理旧账。落实《问责条例》绝不能既往不咎，一定要问责，追究到底，搞个水落石出。
三是落实《问责条例》，必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党章第八条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员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人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支部小组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生活会上谈心交心，汇报思想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问题要自觉接受问责。民主生活会要讲究质量，对事不对人，对腐败现象、失职、渎职现象，违规现象要敢管敢严，敢于唱黑脸、亮利剑、不暧昧、不躲避、不要滑头、不当老好人，真正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各级党的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要以《问责条例》为准则，使问责成为党内生活的新常态。
权力就是责任，有责就要担当。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问责的制度笼子，必将有力震慑种种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行为，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责任扛起来，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多次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我们党总揽全局、领导一切，就要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负起全面责任，就要把担子压给全体党员，压给440万党组织，尤其是80万党员领导干部。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
对全体党员尤其是80万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谋福利。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问责条例的出台就是要警示全党，失责就要问责，在权力和责任的关系上，责任是第一位的;在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上，义务在先。既然选择了入党，就要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坐而论道，不如强化问责。问责条例的出台，是进一步强化制度问责的体现。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只热衷要权力、不喜欢尽义务;有的领导干部临事而怯、遇难则退。问责条例就是要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杜绝这些思想和行为，激发全党责任意识，唤醒担当精神。问责条例直指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宽松软现象，在最该抓的薄弱环节上问责，既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也包括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各项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情况，力求以严密的规定确保问责常态化，促进党规党纪执行到位。
问题是制度变革的动力，也是问责发力的准星。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只要发生了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样、管党治党不严不实、选人用人失察、发生严重“四风”和腐败现象、巡视整改不力等问题，就要按照规定严肃追责。
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只对下级问责。纪委、纪检组要从自身做起，决不允许出现“灯下黑”。把解决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对失职失责问题盯住不放，才能以实际成果立信于干部和百姓，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行动，管党治党动真格，我们就能更好地激发全党的历史使命担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堪称是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不必赘述，对问责条例的施行，公众充满期待。“问责”是在责任认定的基础上的纠偏与处罚，我们一再强调党员干部与公职人员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而问责是最有力的保障与最有效的促进。不追究责任，责任就是空的，相关制度规范就会沦为“稻草人”。问责机制日趋完善，必须严格执行不走样，方能成为“杀手锏”。
问责条例来源于实践的提炼，“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再在执行与践行中不断完善……这是制度创新与实践的循序渐进。问责条例，既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体现，又是“严是爱、松是害”的反映。问责条例的鞭策动力与衍生力量在于，从严厉问责、规范问责入手，消除党员干部“乱作为”“不愿为”或“不敢为”的思想藩篱，朝着“有作为”“必有为”“大作为”的方向迈进。
问责是手段，问效是目的。或者讲，强化问责贵在助力问效。“问效”不仅是进一步的监管行为，更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核心。“监管的重点，要放在办事效率和办事结果上。”这才是关键所在。包括问责制在内的党内制度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是确保“权为民所用”，不仅对权力要有敬畏之心，更要让权力对权利产生敬畏，增强权力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
问效也是检验问责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讲，问效，首先要追问机关效率与效能。目前，机关的“庸懒散奢”行为，尚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对此，必须在制度革新上下功夫，在提高效率上出实招，在优化效能上动脑筋，无疑及时到位的问责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其次是追问办事效果。“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最高标准”，不能局限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改观，更要让群众少跑腿办成事，及时有效的问责拉近官民之间身体与心灵距离的“一线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