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文化苦旅读后感（优秀6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暴雨如注，书藏古今的天一阁于风雨的洗礼下更现清秀素雅。
早就耳闻天一阁“藏尽天下书”，却对她的前世今生知之甚少，今日，暂借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一文，诉说我对天一阁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崇敬之情。
藏书楼，想必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吧。童年时代的我经常做着这样的一个白日梦：在幽暗的阁楼中点一盏烛灯，四周是高大古朴的木质书架，自己独坐其中，像一只硕大的老鼠啃食着书本，管它窗外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读书人大多有藏书的嗜好，渺小如我，也有两大书橱的书本。每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书本被还回来时的残破不堪，心里都是满满的怨气，面对借书人的负荆请罪，我也不好发作。久而久之，我便定下一个规则，来人借书一概不允，除非是知根知底的挚友。或许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与我有相同的遭遇吧，他便定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一系列天一阁的管理制度。与我不同的是，我藏书只是个人的嗜好，而范钦却是“职业是藏书，业余做做官”。范钦做官时辗转各地，每到一处，便命人细细搜集本地的地方志和各色散文诗集，装订汇总，藏于阁中。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是啊，我们民间常说“富不过三代”，财产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书籍呢？我不禁为老范钦深深地捏了一把汗。历史似乎十分眷顾这个执着的老人，子孙后代兢兢业业的守护着天一阁，将对阁楼的爱护烙进了自己的灵魂深处，成为代代相传的家徽。
掩卷沉思，在那个资讯传播不甚发达，文化传承十分困难的年代，范氏家族是以何种超乎想象的决绝守护着天一阁，守护着中华文化的命脉。范氏家族的坚持与执着，不正是千百年中国传统文人的象征吗？
曾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学过戴望舒的诗歌——《雨巷》，总是无法领会作者所营造的氛围，无论课堂上老师再怎么深情的朗诵，下课后再怎么翻阅相关的书籍，雨巷总是沉浸在江南的烟雨中，朦胧而模糊。直到那天，随友人游览福州的三坊七巷时，弥漫在雨巷周围的薄雾一下子全散了。望着高耸的白墙，窄窄的天，曲曲折折的小巷，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雨巷给予我无以言表的美。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这也是《文化苦旅》给予我最初的感受。
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肥沃的土地，它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细细体会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事并不见得全是如何的慷慨凛然，它们很真实，很贴近生活。例如《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珍贵典籍。作者最终写道：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是啊，看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也在滴血。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仅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把心灵放达于山水世界，放达于文化天堂，去观察自然与人交际境界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礼貌历史中，遨游畅想，这正是《文化苦旅》不一样于其他散文之处。在山水中解读历史，在历史中发掘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我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仔细读过读《文化苦旅》后，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
因为老一代创造的奇迹，才造就我们这一辈的骄傲，才使我们摆脱令人屈辱发指的历史。但如今的我们仍以过去的光辉做明天，那真正的明天在哪里？当历史倒转轮回时，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屈辱？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明天的期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当今的我们更应当努力，为了我们的祖国……
最近的闲暇时光，我细细品读了余秋雨教授的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
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作为一名上海人，我对其中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有着浓厚的兴趣。余秋雨教授犀利地指出：上海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都是不太好的评价。而《上海人》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看到了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
上海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也带着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谈地汇入人生。有许多伟人，都是操着上海口音。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上海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19世纪，上海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起点，这是一段不平稳的日子，之后，上海人渐渐平稳。现在的上海人大都本于个体自立的观念，不管闲事。上海文明的其他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至少对一般文化有着景仰）。这大概表现出了上海人、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事实上，上海文明呈现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上海人非常奇特。他们洒脱又常常感到洒〈ＷＷＷ．BAIHUAWEN.CN〉脱的孤独，梦想许多，也使人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他们感到了自己的陋习却不知从何改起。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他们有能力却不一定发挥得出来。真是一部怪异的上海史。
而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这与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志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我们缺少的是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从而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我们应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应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要有大家风度，更要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更要有纵横世界的气概。不让附庸继续，不让上海失落！
仅是一篇《上海人》，便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感悟。余秋雨教授以一个个物像，表现出了历史的深邃苍凉以及感慨。悠远的历史如一条缆索，余秋雨缓缓走来，又渐行渐远，征程漫漫，寒窗数载，终于走出了属于他的“文化苦旅”。
短短一段开篇描写，余秋雨先生以他细腻的文笔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凄凉、悲怆的年代。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如此地悲凉，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片空地愈发的诡异。就在这片令人生畏的空地上，有这么一座塔，它的主人叫王圆箓。对于我这个对历史不太通晓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不过，作者很快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一个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就这么个逃荒的道士，能有那么大的影响？抱着这样的好奇，我很快看完了这一章。心情十分凄凉，我去过那个曾经很辉煌的地方——敦煌石窟，但却不知道就在这美丽的背后竟然有这么凄惨的历史！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这是最能触动我心的段落，此时我的心仿佛也在滴血。可是，在我们谴责王圆箓这个历史罪人时，有没有想到他也是敦煌文化宝藏的发现者？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如果说，中国的官僚不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那可就错了，他们懂，只是他们没有真正领悟，他们还在拿这无形的“敦煌学”文化和运费在比较，他们只知这些文物在自己手里把玩时的价值，却没有彻底明白它们对于国家的价值！这是文官的麻木、愚昧，却阻挡不了国外的学者、探险家、考古家的明智，他们不远外里、风餐露宿，费尽千辛万苦，在沙漠中穿行，预料着各种困难，只为了能一睹敦煌文化的风采，奢求着能将它的凤毛麟角带回自己的国家研究。而他们却不知道面对着个肮脏的王道士，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他们幽默地耸耸肩，而此时在他们的眼里，敦煌文化，变了样子，可想而知，中国，又成了什么个样子？
我相信，每个人读完这篇文章都会感慨：“如果我能阻止这件事……如果我能回到那个世代……如果我能当政于朝纲……”如果……如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果。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不如珍惜未来。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虽然很屈辱，但也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敦煌文化的借口！看，世界已经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相信早晚一天，敦煌文化也会在中国发展地如日中天。让那个渺小的王圆箓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能够变得真的那么渺小。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题记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便描写了一种文化：晋商文化。文章描写了晋商文化的起源，鼎盛时期，以及走向衰落的全过程。
文化诞生之初，就带有极其浓重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是“当时”“当地”的历史产物。
晋商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其发展鼎盛时期，创造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
其发展之初，正是因为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不好，没有太多物产。基本生活无法满足，他们可以默默忍耐，忍饥挨饿一生，甚至可以破门入户。总之一切政治性的反抗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这几个县，大多数农民却并没有投入到这些政治性的反抗中，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浇灌。
于是，他们便选择作文了“走西口”，到口外去寻求更大的生命空间。
规模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正规，晋商文化发展更加旺盛，最终达到鼎盛时期，创造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
但是，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及其不合理的一面，晋商文化也是如此，当晋商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之后，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加上当时中国动荡的格局，最终使晋商文化走上了末路。
因此，晋商文化便只成为一种适用于当时的文化。
但是，晋商文化中的一部分，在发展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也同样适用。例如，山西商人之所以能获得全方位的成功，正与他们的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如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等等，如果拿来发展中国现代文化，一定也能获得良好的效益。
因此，为了使中国现代文化获得更长远的发展，便要学会借鉴各个文化中的闪光点，而不是照单全收。只有吸收这些精华，去除必须剥离的糟粕，中国现代文化才能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变得更纯粹。使文化完成其原有的宿命。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