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论场上时常听到有的同学拍案而起，理直气壮道：“对方的立场是一个全称命题，要证明全部，而我方是特称命题，只要举出一个反例……..”此言差矣。
全称还是特称，这是一个问题。
首先，辨析两个比较两个相近的命题。“所有的中国人是勤劳善良的”与“中国人是勤劳善良的”眼看相似，实则不同。前者便是全称命题，意即“所有”、“全部”，不管是否地痞无赖、流氓乞丐但凡中国人都是勤劳善良的，此命题明显为假命题。而后者为真，至少在中国人的情感中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此处“中国人”这个概念是集合概念，即把“中国人”作为一个集合来反映，相对于全称命题中量的确定性和绝对性，集合概念中量是不确定和模糊的。而这种不确定体现在无需“一个都不能少”，换言之，即便有些中国人十恶不赦也不足以否认“中国人是勤劳善良的”为真，即构成集合的个体未必具有集合体的特有属性。而这一结论的对立面为大名鼎鼎的“三段论四概念错误”。
辨析这两个命题的原因在于，在界定辩题量的性质上，集合概念常常被忽视。而被忽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全称命题的特点——量项(所有、全部等)在日常表达中时常被省略，如“违法行为破坏社会秩序”是一个省略量项的全称命题。可问题是，全称命题的量项有时被省略不代表没有量项的命题就是全称命题!而大多数的辩题都没有明确的量项，于是在实战中辩手就堂而皇之地将此类辩题界定为“全称命题”——未必!
切入正题，以“个性需要/不需要刻意追求”为例。对于没有“量项字眼”的辩题，量的前提是不明确的，而需要根据本方的立场设置，但需在合理的限度内，此处合理的标准有很多，视辩题而定。设置无非假定两种情况，其一没有，其二省略。如果没有量项，则辩题中的“个性”是一个集合概念，而集合概念是允许有“漏网之鱼”的，所以双方无需穷尽所有个性，但都要论证普遍性，即普遍的个性需要/不需要刻意追求，如同“中国人是勤劳善良的”也是从普遍意义出发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要求对方论证全部，自己只举个例，是有失偏颇，甚至是偏激的。
如果省略量项，则是全称命题或特称命题，即“所有或有的个性…….”。认为对方是全称肯定，而本方是特称否定，显然是强盗逻辑。既然辩题没有明确的量的限制，那么同样的逻辑反过来界定，为什么不可以对方是特称肯定，而本方是全称否定呢?xx年，新国大对武大，辩题“以成败论英雄是可取的”，新国大认为：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为可取，而不可取即要论证所有都不可取。这个有趣的逻辑被余磊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顶得哑口无言。即便正方退一步论证全称肯定，反方同样可以论证全称否定，而非一定是特称否定。反方论证特称否定的逻辑在于：全称肯定的矛盾立场是特称否定。可问题是，双方辩题的存在形式就只能是相互矛盾的吗?双方辩题如果是相互反对的，同样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形式，而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即是上反对关系。
以上的霸王条款不仅在逻辑上不必然，在价值上更是不应该的，而价值应该从辩论赛的内在机理出发。辩论正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必要立场的对等——一个以某种方式要求对方的辩手，不能认为对方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同一方式要求自己是不公平的。辩论在本质是要求双方公平与平衡的，在不公平的背景中对抗，辩论会缺失平衡的美感。如果一个辩题在公众语境下有很大的倾斜，那么这个辩题是失败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双方辩题本身的逻辑定位非常悬殊(除了辩题中有明确字眼规定外——如善必有善报)，一方论证全部，一方只举个例，双方的论证程度天壤之别，显然是厚此薄彼，有悖公平。
更进一步说，世事无绝对，而对于辩论赛中经常讨论的社会学命题，同样是包容个案的。所以，全称命题只是一种理念是的“全部”，在辩论的实践中，是无需苛责也不应该苛责的。某些全称命题只需像集合概念一样论证到普遍性即可成立。既然凡事皆有例外，那么只举个例就想证明观点，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论证上毫无难度，使辩论会缺乏深度和意义。
辩论本身应该是宽容和虔诚的，如果八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场上肆无忌惮地宣言“所有”、“全部”之类的狂妄之语，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嘲弄。但是这种宽容，并不意味着放虎归山，而是居高临下却不咄咄逼人的君子之风，游刃有余且将心比心的博大胸怀。或许，在当下充斥着霸王条款和强盗逻辑的辩论场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