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庭辩论案例（通用11篇）
20xx年11月某日上午11点，重庆市高新区某建材市场对面马路上，21岁的袁正敏和丈夫凌勇正守在自己的百货摊前，一根晾衣服用的叉棍突然从临街楼上落下，正好插入袁正敏的头部。叉辊长约半米，整个“Y”字形铁叉已经陷入头颅内。医院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医生将叉棍的竹竿部分取下，只剩下铁叉留在头中，将袁正敏送至医院。经抢救，袁正敏脱离生命危险，但伤害严重，正在康复之中。事发后，派出所民警赶到事发地，封锁现场并提取证据，刑侦技术部门经过多次比对，无法找到破案线索，无法确定肇事人。自袁正敏受害后，肇事者一直未露面。凌勇代理受害人向法院起诉，将涉嫌肇事的渝州新城2号楼97户共计126名业主集体告上法庭，请求赔偿。所有被告无不惶恐，召集“应急维权大会”，奉劝肇事者主动投案，其他业主相互支招寻求证明自身无责的证据。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点评
这是典型的高空抛掷物、坠落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争执的焦点是究竟维护哪一方当事人的公平。
最早的这类案件也是发生在重庆，一座高层建筑物上抛下一个烟灰缸，致伤楼下过路人，法院判决该栋建筑物有可能造成损害的20余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稍后，济南市一妇女被楼上抛下的菜板击中致死，向法院起诉该楼56户居民请求赔偿，被法院驳回。
两种判法，各自都有道理，都有人支持和反对，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强调的是公平，但立场却不同。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对于该不该规定这种侵权行为，如何规定具体规则，也是两种立场态度鲜明。如果基于受害人得到救济的公平，则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由可能造成损害的人共同承担;如果基于承担责任人的公平，则没有证据证明大多数人是致害人，令其承担责任，更加不公平。在不断的讨论中，意见比较集中，倾向于在侵权法中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公平责任，由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而不是确认为侵权责任，更不是连带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则，是要突出受害人的公平，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救济。我选择这个案件进行点评，正是为了说明这个立法中的意见。
我在德国、荷兰等国家考察这个侵权行为时，他们的法官和学者都表示惊讶，理由是住在高楼上的居民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相比之下，我们的国民是否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呢?应当特别告诫的是，肇事者应当勇于承担责任，不要把自己过失所造成的损害推脱给他人为你负担!
新余 亲属法亟需规定强制认领
20xx年10月8日，王某乘坐一轿车在四川成南高速公路上向成都行驶。当行至23公里处时，被从高速路立交桥上落下的一块鹅卵石击穿挡风玻璃，击中王某左侧胸部，致左胸大片挫伤伴表皮剥脱、主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经查，事发高速路上的天桥两侧设有实心水泥护栏，紧靠两侧护栏外侧安置有防抛网。
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当天黄某等三名小学生攀爬事发天桥西侧中段水泥护栏，趴在防护网和广告牌上，比赛看谁扔的石块能击中通行的车辆，往高速路抛掷石块击打往成都方向行驶的车辆，其中一块鹅卵石击中王某致死。
公安机关以黄某等三人未满14周岁，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为由，撤销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王某的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追究四川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和三名致害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为，事发天桥不存在质量瑕疵，成南公司也尽到了相应管理义务，对其要求不能过苛，不构成侵权责任。黄某等三小孩在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上玩耍，故意向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投掷石块，造成王某在乘车过程中被石块击打而死的严重后果。虽然三人中究竟是谁投掷的石块造成此后果无法确认，但确系其中一人，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特征，故认定黄某等三人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决该三人的六名监护人对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46979.40元。
点评
本案争执的焦点在于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是否应当与共同危险行为人一起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确定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必备的条件是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对于损害的发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失，否则就不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在管理高速公路过程中，没有疏于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失，如果责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则有失公平，违反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的宗旨。
造成本案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三个未成年被告的共同危险行为。是由于三个未成年人父母的管教不周，使他们攀爬高速公路防护网投掷石块取乐，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一后果尽管不是三个未成年人全体行为所致，而是其中一人所致，但不能判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因此，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对此，法院判决三个未成年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在原告起诉不同被告，案例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抽丝剥茧，确定真正的侵权原因，准确确定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是成功的，也是公平的。
重庆 天降叉棍致害无法查清加害人
20xx年11月27日，沈阳某银行委托沈阳银信信用卡代理服务有限公司到齐涛家所在地，沈北新区蒲河镇发送紧急通知即催账单。
账单内容是：“齐涛：您所持有的银行信用卡，截至20xx年10月透支欠款已经超过3个月，且数额较大，经多次提醒、催收，您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仍未还款，依据我国刑法第196条之规定，您的行为已涉嫌信用卡诈骗。如您在20xx年11月29日之前仍不能一次性还清全部欠款，我单位将把您的立案材料移交至沈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立案处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齐涛否认其在该银行办理过信用卡，但催账单在齐涛的家人、朋友及周围群众中引起不良反响。
20xx年6月，齐涛经过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发现信用卡透支的齐涛另有其人，此齐涛并非彼齐涛。齐涛到法院起诉，要求该银行为自己消除不良信用记录，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认为，被告在催收账款过程中，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依据真伪未辨的欠款信息，到原告家庭住地发送以透支涉嫌诈骗追究刑事责任为内容的催收通知，在一定范围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侵害齐涛的名誉权，判决银行公开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点评
典型的张冠李戴啊!天下的齐涛多了去了，银行再马虎，也要核查清楚啊!
银行怎能如此不负责任，给一个与此毫无关联的此齐涛发出欠款并且有涉嫌信用卡诈骗将要把立案材料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催账单呢?须知，这样的催账单，涉及到被催账的人的信用、名誉以及人格尊严，造成名誉权损害是必然的后果。
根据民法的规则，银行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应当以谨慎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如此不负责任。违反注意义务就有过失，银行对于自己过失造成的后果，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
点评本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认定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有过错就有责任，无过错就没有责任，除非法律规定的是无过失责任适用的范围。
什么是过错呢?过错就是故意和过失。故意，是行为人追求或者放任行为的后果;而过失，在民法上的要求，就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当一个主体负有注意义务，由于疏忽或者懈怠而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就存在过失。
在本案中，被告银行对自己的客户负有注意义务，对他人也负有注意义务，却未经核实，就对没有信用卡透支的此齐涛，认定为彼齐涛，对其发出错误的催账单，造成了损害后果。有过失，有损害，被告当然就有侵权责任。
镇江 妻子侵占植物人丈夫的赔偿款
原告赵小妹是被告赵大刚、赵大民、赵大全的妹妹，四人的母亲王某现今已82岁。20xx年，因赡养纠纷，王某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经调解，四兄妹同意王某由赵大刚赡养，今后的医疗费、丧葬费则由四兄妹平均分摊。两月后，四人又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在派出所调处中，四人签订赡养协议，约定：“兄妹四人尊重母亲的意愿，她可以选择到兄妹四人中的任何一家居住，四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母亲不论居住在谁家，从达成协议之日起，关于母亲的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所居住家负责，与其他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否则由此原因所引发的吵架、打架等事件以及一切后果均有(由)不遵守此协议者承担。”协议签订之前，王某前往派出所，表达了其愿意居住赵大刚家的意愿。之后，兄妹四人便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20xx年1月29日，赵小妹以该协议是自己为让母亲早日过安稳日子，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向江阴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法院判决，上述赡养协议约定“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有悖于善良风俗，应认定为无效，协议的其他部分有效。
点评
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些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些法定义务，有可能构成遗弃罪。子女在父母去世时，都有祭祀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曾经有人对祭祀权提出过质疑，认为没有这个权利。我认为，祭祀权是身份权的内容，是特定的亲属之间一方去世另一方享有的身份权的内容，这个权利内容也是不得剥夺的。在本案中，四兄妹由于赡养问题发生争执，曾经达成协议，但后来又签订了一方赡养其他各方无权戴孝送终的协议。这实际上是剥夺没有赡养母亲的一方祭祀权的约定。这种约定不仅违反社会公德，违背善良风俗，而且违背身份权的权利义务内容，是违反法律的约定。法院判决确认这样的约定内容无效，是完全正确的，正确体现了民法关于亲属关系平等的基本原则。
赵先生和牛女士于20xx年登记结婚，20xx年生有一女小红。20xx年7月，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赵先生带小红做了亲子关系鉴定，证明赵先生并非小红的生父。赵先生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xx年9月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起诉，要求牛女士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抚养小红的费用10万元及亲子关系鉴定费2400元。牛女士认可鉴定结论，也同意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抚养费，但愿意负担5000元。
法院认为，双方结婚后，赵先生抚养牛女士与他人怀孕所生子女，身心受到了损害，对赵先生要求牛女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及女儿小红抚养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及抚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判决牛女士给付赵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小红的抚养费用3.6万元及鉴定费用2400元。
点评
这个案件也证明了《婚姻法》在亲子关系上的一个制度缺漏，即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的母亲都是事实自证的，即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而证明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但差不多所有的父亲都是推定的，推定的事实，就是在母亲受胎期间与该母亲同居的男人就推定为孩子的父亲。如果要推翻这个推定，就必须按照婚生子女否认的程序，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能够证明者，即可否认亲子关系。
在本案中，赵先生基于这样的关系，被推定为小红的生父，并且延续了6年，直至离婚后进行亲子鉴定，才证明这个亲子关系推定是错误的。牛女士认可非亲子关系的鉴定，生父的推定已经被推翻，确认赵先生非小红的生父。这个制度，《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应当予以补充。
本案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在生父推定期间，推定的生父受生母欺诈而履行抚养义务，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呢?我曾经提出一个主张，这种行为是欺诈性抚养关系，具有侵权行为性质。其受欺诈付出的抚养费用应当返还，欺诈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当予以精神抚慰金赔偿。本案法院判决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抚养费用等，采纳的显然是这种意见。
成都 共同危险行为抑或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20xx年，广西宁明县老翁农怀森(20xx年75岁)搬入位于宁明县某村作兰山山脚下的新家，此后即厄运不断：20xx年，农怀森跌断了脚，孙子去世;20xx年，农怀森生病住院花去医疗费5000元;20xx年，农怀森家族连续死亡3人。农怀森认为自己的厄运来源于300米外作兰山上的两座坟墓，是它压了自己的气运，要求坟主罗建熊、梁燕东两家将祖坟迁走，罗、梁均不予理睬。
20xx年3月某日，农怀森自己动手将罗、梁两家的祖坟各挖了一个洞口以“驱鬼”。罗、梁两家十分恼怒，分别向广西宁明县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农怀森挖坟掘墓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农怀森挖掘罗、梁已故亲人坟墓的行为，既是对死者人格的侵害，也是对死者近亲属祭祀权的侵害，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构成侵权，罗、梁要求农怀森赔偿补修坟墓的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判决农怀森各赔偿罗、梁费用损失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点评
我对这个案件的评语是：愚昧。
其实，近年来，挖掘他人祖坟的案件常见，但多是基于建筑需要或者其他目的，以驱鬼为目的而挖掘他人祖坟的，并不常见。大概是老人年龄大了的缘故。
应当研究的是，挖掘祖坟究竟侵害的是什么权利的问题。本案判决认为侵害的是死者的人格，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这样的认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挖掘祖坟的行为除了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近亲属的祭祀权之外，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一点，就是侵害了祖坟的物权。祖坟在民法上，属于不动产，是构筑物。在祖坟之上，既有构筑物的所有权，也有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因此，私自挖掘他人祖坟，就是非法侵害不动产，构成侵害物权的侵权行为。如果全面观察，擅自挖掘他人祖坟的行为，是在非法侵害不动产的同时，也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祭祀权，是一个多重的权利损害事实。在认定侵权责任的时候，这些都应当考虑到。
郑州 买房未登记出卖人有协助办理义务
20xx年7月，原告李小的母亲李玉从乡下到新余市区打工，认识了王峰，相互爱慕并同居生活。同居一年后，由于双方性格存在差异不欢而散，但此时李玉已有身孕。李玉多次找到王峰要求与其结婚，或者一次性给付小孩抚养费，但都被王峰拒绝。
20xx年4月，李玉生下女儿李小，办理了出生证明，继续找王峰讨要女儿的抚养费，王峰却以李小不是自己亲生为由拒不支付费用。20xx年7月，李玉以李小的名义起诉，要求王峰支付抚养费，并申请进行亲子鉴定。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法院受案后，多次找到王峰，希望他能配合做亲子鉴定，以查明事实，却屡遭王峰拒绝。
法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的亲子关系，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原、被告在本案中均负有举证义务，即做亲子鉴定义务。原告已提供了医院出生证明等证明材料，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举证责任，要求做亲子鉴定，其举证责任转换，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不同意鉴定，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该证据。尽管法院不得强迫其所为，但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推定被告王峰是孩子的父亲，每月向李小支付抚养费200元。
点评
这个案件再次证明我国《婚姻法》亲属制度的缺项，即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在亲子关系上，《婚姻法》还缺少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等制度。这些亲子关系制度《婚姻法》都没有规定，是必须进行补充的。
在本案中，李玉与王峰同居，分手后发现怀孕并生下李小。李玉认为李小与王峰具有亲子关系，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王峰予以否认，但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据举证责任的证据法则，确定负有举证责任的王峰承担对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推定为亲子关系，确认其抚养义务，是公平的，伸张了社会正义。这个判决完全正确。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在亲属法制度上，非婚生子女确定亲子关系，需要经过认领程序。子女认领分为任意认领和强制认领。任意认领是“寻亲”，找到自己的亲子主张确认亲子关系。强制认领就是针对王峰之类的人，他们否认亲子关系，但有事实证明他就是被认领人的生父，法院判决确认亲子关系，令其承担生父责任。本案判决推定王峰是李小的生父，并且负担抚养费给付义务，其实就是适用强制认领规则，但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在制定《民法典•亲属法编》时，必须予以补充，以应司法急需。
北京 "驴友"自冒风险索赔无理由
原告赵小妹是被告赵大刚、赵大民、赵大全的妹妹，四人的母亲王某现今已82岁。20xx年，因赡养纠纷，王某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经调解，四兄妹同意王某由赵大刚赡养，今后的医疗费、丧葬费则由四兄妹平均分摊。两月后，四人又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在派出所调处中，四人签订赡养协议，约定：“兄妹四人尊重母亲的意愿，她可以选择到兄妹四人中的任何一家居住，四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母亲不论居住在谁家，从达成协议之日起，关于母亲的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所居住家负责，与其他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否则由此原因所引发的吵架、打架等事件以及一切后果均有(由)不遵守此协议者承担。”协议签订之前，王某前往派出所，表达了其愿意居住赵大刚家的意愿。之后，兄妹四人便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20xx年1月29日，赵小妹以该协议是自己为让母亲早日过安稳日子，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向江阴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法院判决，上述赡养协议约定“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有悖于善良风俗，应认定为无效，协议的其他部分有效。
点评
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些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些法定义务，有可能构成遗弃罪。子女在父母去世时，都有祭祀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曾经有人对祭祀权提出过质疑，认为没有这个权利。我认为，祭祀权是身份权的内容，是特定的亲属之间一方去世另一方享有的身份权的内容，这个权利内容也是不得剥夺的。在本案中，四兄妹由于赡养问题发生争执，曾经达成协议，但后来又签订了一方赡养其他各方无权戴孝送终的协议。这实际上是剥夺没有赡养母亲的一方祭祀权的约定。这种约定不仅违反社会公德，违背善良风俗，而且违背身份权的权利义务内容，是违反法律的约定。法院判决确认这样的约定内容无效，是完全正确的，正确体现了民法关于亲属关系平等的基本原则。
20xx年3月6日，郝某、张某在网站论坛上发贴，约定于3月10日组织一次由网友自愿报名参加的野外登山活动，公布了活动路线、集合时间、地点及相关注意事项，并声明“本次活动为非营利自助活动。户外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参加者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完全责任。领队组除接受大家监督、有责任控制费用和公开账目外，不对任何由户外运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以及往返路途中发生的危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如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后果，赔偿责任领队组不承担，由受损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声明依法解决”。孙某自愿报名参加。在活动中，原定路线有所变更，行走时间大大超出了原计划，一直持续到当天午夜，不间断行走超过12小时。孙某突然出现虚脱症状，后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系由于寒冷环境引起体温过低，全身新陈代谢和生命机能抑制造成死亡。孙某的父母起诉，以郝、张组织行为导致孙某死亡，具有明显过错为由，要求郝、张及网络公司连带赔偿各种损失40余万元。
海淀区法院认为，组织者郝、张不具备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责任、不承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经营者义务、出现意外后也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孙某父母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xx年11月，一中院判决认为，孙某所受损害的发生，原因在于自助式户外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然风险及受害人自身的身体状况，组织者郝、张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点评
“驴头”、“驴友”索赔案，我在20xx年曾经点评过广西法院判决的一个案件。在那个案件中，法院判决“驴头”承担主要责任，死者承担次要责任，其他“驴友”承担适当责任。我认为那个案件的判决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侵权法“自冒风险”规则的要求。什么叫做“自冒风险”规则?就是行为人明知所要参加的活动存在风险，仍然冒险参加，造成损害，无权就其损害请求其他相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在美国的棒球比赛中，经常将球击到观众席甚至场外，造成观众或者场外其他人人身损害。这是好球!受害人因此而索赔，均被法院驳回，理由就是“自冒风险”。“驴头”、“驴友”自助冒险或者自助探险活动本身就存在风险，有可能受到损害，本案的发起人甚至公开了免责声明。孙某自愿参加自助风险游，应视为接受免责声明，这就是“自冒风险”。其间发生危险，造成损害后果，应当根据“自冒风险”规则，免除其他组织者及参与者的责任。当然，如果组织者或者其他参与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失，则另当别论。如果没有过失，不得责令其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公平。否则，“自冒风险”，却在危险发生之时责令无过失者承担侵权责任，与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公平原则相悖，显然不妥。因此，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理由充分，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判决。
北海 鳄鱼吞小孩饲养者构成侵权
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由西影厂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合拍，20xx年12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在该剧中描写的真实人物国民党将领冯钦哉，有炸毁煤矿、行贿钱大钧、随手枪杀少将江天正等情节。冯钦哉原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参加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和八年抗战，1949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随傅作义总司令在北平和平起义。冯钦哉的孙子冯寄宁看到该剧后，认为《西安事变》恶意编造的这些情节，对冯钦哉的名誉造成严重侵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西安市碑林区法院经过调查证据，认为《西安事变》中三段有关冯钦哉的描写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历史史实，其中关于冯钦哉向钱大钧行贿一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犯了冯钦哉的名誉，故判决西影厂停播《西安事变》中有关冯钦哉行贿情节，并要求西影厂就行贿情节在全国性报刊为冯钦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向冯寄宁赔礼道歉。
点评
文学作品侵害名誉权，包括侵害死者名誉，能构成侵权责任，已经早有定论。但在电影《霍元甲》是否构成侵权的诉讼，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不构成侵权后，有些人对此有所怀疑，因此，对本案是否构成侵权也有怀疑。在历史文学作品中，对于历史人物进行描写，并非必须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绝对不可以为表现主题而进行适当的虚构描写。电影《霍元甲》描写的一些情节确实不是历史事实，是编剧和导演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而进行的适当虚构，但只要这些描写没有对被描写的人物进行人格丑化，对其名誉没有进行贬损，因此，就不能以所描写的事实不真实而认定为构成侵权。因此，认定电影《霍元甲》没有构成霍元甲的名誉，是有根据的。但是本案不同。《西安事变》在描写冯钦哉的情节中，编造了有损于冯钦哉名誉的情节，贬损了冯钦哉的人格，侵害了其名誉，因此，构成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侵权责任。冯寄宁作为冯钦哉的孙子，是冯钦哉名誉利益的法定保护人，因此他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作品的侵权责任。法院判决电视剧的作者承担侵权责任，还了死者一个公正，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周龙20xx年广西大学毕业。20xx年12月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招聘会，并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了毕业生就业协议。20xx年7月31日，被告因周龙患有“乙肝小三阳”而通知其“不予录用”。周龙家业贫寒，靠父母资助和助学贷款才完成学业，这次因为公司毁约，不仅使其丧失了工作机会，并且致使其错过了选择就业的最佳时机。20xx年4月，周龙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后，愤而将被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被告因原告是乙肝小三阳拒绝录用，违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点评
平等就业权，就是劳动权在人格权中的具体表现。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劳动权，这是一个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反映在人格权法上，就表现为平等就业权。
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人格权法》专家建议稿时，就写过这个权利，其性质是人格权。侵害平等就业权，就是侵害人格权，就构成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这个“病症”坑害了很多青年，为此而丧失就业机会何其多!甚至有很多热恋中的青年也因此而被父母等亲属强制干预，丧失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无数生活悲剧。
本案原告周龙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的遭遇，不仅使他丧失了就业的机会，而且错过了寻找其他就业途径的最佳时机。
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他呼吁。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确认平等就业权是人格权，任何企业以“小三阳”为理由而拒绝接受劳动者，就构成侵害平等就业权。确认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为周龙讨回了一个公道，同时，也对类似周龙的其他“小三阳”的劳动者主张了正义和公平。因此，本案判决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