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不同，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地表现为诱导性甚至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政府在推动国有企业公司代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表面上看，公司化改革轰轰烈烈，大批所谓现代公司被“生产”出来。但实际上，这种政府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表现在股权结构上国有股权一股独大，流通股本所占比重过小且高度分散。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利用其控股权选出占董事会绝对多数董事，实际控制了董事会，董事会基本上成为大股东的代理人，股东大会实际上成为大股东会议或大股东控制下的董事会扩大会议，使小股东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监事会的形同虚设、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欠缺，对受损害的小股东权益无从救济。因此我国穷尽一切措施，保护小股东权益，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
各个国家都在探索保护小股东权益的途径，其中独立董事制度不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许多投资基金的失败，因关联交易、投资基金公司的自我监督不足，公司和小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使小股东失去了他们的投资。鉴于管理者、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利益存在的冲突，为确保小股东权益得到保护，美国国会于1940年通过《投资公司法》，要求投资公司董事会至少有40%的成员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作为一项制度开始正式出现。在此后多年的发展中，独立董事制度在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独立董事制度于2017年，由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保护小股东利益为宗旨，正式引入我国。引入的这几年来，独立董事制度在保障了小股东的权益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存在缺少法源基础、理论界对独立董事的作用认识不清定位不准、没给予足够的重视等问题，使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好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应有作用，更多的是在智囊与咨询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理论界如何从独立董事制度是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基石的高度定位该制度，并以应有的重视程度去研究完善该制度的措施，以促进立法界将该制度法定化，提升该制度的法阶效力，使该制度能在保护小股东权益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