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该页是美丽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编的民族文学论文精选9篇，欢迎参考阅读。
近几年，随着新课改的实施，语文教学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少数民族乡镇中学由于受办学规模、教学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语文教材设置不够合理。文体混杂，没有侧重，教材选文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不符合地区学生特点，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实际。教材编写要力求做到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和学生发展水平这三者的统一。而少数民族地区现行的教材，在编写上却是以翻译汉文教材为主，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以汉族学生为对象编写的，不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心理规律。其次，学校基础设施落后。乡镇中学办学规模小，水平差，效益低，设施简陋，手段落后，教学课件和教学资源严重匮乏。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偏远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学校分布集中、数量少。学校硬件建设落后，缺乏信息化教学手段，教学方式落后，多数民族中小学的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建设条件差，图书资料短缺。再次，教师队伍差异大、能力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民族地区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往往学历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并且主要以中师学历为主，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自主学习的条件也不具备，尤其在复式教学模式下，农村教师繁重的工作量致使其无法有时间更新观念。基层教师队伍不稳，由于条件相对较差，许多教师不安心在基层中小学任教，师资远不能满足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最后，学生的辍学现象严重。部分乡镇学生辍学率甚至达到64%，出现了班级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逐年递减的趋势，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中学生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产生原因
首先，语文教材建设滞后于新课改要求，缺乏民族语文教学大纲。少数民族地区的教材长期与汉族地区教材一致，没有专门适合于当地学生的语文教学大纲，教材没有侧重点，缺乏对城乡差别的认识。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教材、民族教材教辅用书和参考用书、课外读物。其次，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缺乏教育经费。经济落后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学生只能到较远地方入学。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西部三个省、自治区的调研表明，有近1/3的学生每天单程超过3公里，近1/8的学生单程在5～10公里之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2008年对全国8个县77个乡镇的调查也表明，经历了学校布局调整的小学生平均家校距离变远4．05公里，其中有10%的学生家校距离变近，有31．14%的学生家校距离没有发生变化，在58．86%的家校距离变远的小学生中，平均变远了9．19公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学点相对普通中学数量要少，往往几个乡镇共用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因此对于很多家远学生需要寄宿，而寄宿制学校要比非寄宿制学校支出费用高出很多，又因资金支持少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学校运转经费困难，给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再次，忽视对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乡镇学校引进人才力度不够，很多接受过正规现代高等教育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很难入岗，不仅仅是待遇问题，往往还涉及编制等问题。同时部分代课教师以及在岗教师缺少培训，无法更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技巧，新的知识与观点无法传授等。对于少数民族乡镇中学里少量的优质师资来说，乡镇中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较艰苦与城市教师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优质教师产生强烈的流动意愿。另外，风俗习惯及人情风物，观念意识的差异。少数民族的风俗对学生的受教育水平也有很大影响，由于早婚习惯家长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教育要求不高，女孩往往17、18岁就被家里要求结婚、生子，从此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少数民族地区家长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家长中流传，认为让孩子接受教育是“赔钱的买卖”。由于教育投资的风险大，收益时间长，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早早辍学，到大城市里打工挣钱养家，而不愿让孩子继续读书，有的孩子甚至小学毕业就外出打工。
三、解决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对策
首先，政府要发展经济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增加教育投入。改变观念意识，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意识，变革保守狭隘的方面。中央民族学院和国家民委有关专家对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的衔接问题做了研究，指出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与教育的衔接关系上的两种不同循环的趋向。“一是良性循环：经济发达高教育投资高素质的人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发达；二是恶性循环：经济不发达低教育投资低素质的人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不发达。”在地区经济发展自力更生的同时，倡导社会关注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状况，提高少数民族的认知水平，提高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度，从而最终达到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次，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语文课本，创造性使用教材。“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由于中学语文教材具有宏观性特征，需要考虑到全国中学生整体情况，且中国民族众多，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在文章与知识点的选择上无法做到满足每一个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这就需要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能够合理应运用地方性知识创造性使用教材，根据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材，结合地方性知识与民族特色讲解课文。再次，学校要注意发掘、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现有语文资源，开发乡镇高中语文校本课程。要增强语文学习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意识，可开发的语文教学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将知识与生活相结合，能够自己主动寻找、发现、利用身边的各类学习资源。另外，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应加快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施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全面提高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平，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少数民族乡镇中学应结合本校的教学实践，对教师进行有关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乡镇中学教师分析、反思和研究教学行为的意识和能力，促使教师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以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民族文化和特征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的显著特征，犹太民族文化和特征也是如此。虽然随着犹太移民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移民的诸多问题逐渐被搁置一边，他们可以与异族进行通婚，经济上也开始不断好转。这个时期的东西方冷战思想以及麦卡锡极端主义等文化外在的因素使美国社会淡忘了犹太民族的犹太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完全接受了犹太民族，这只是表明犹太人移居在美国社会中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处境。移民的文化困惑在这个时期没有消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反映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就是通过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来表现文化冲突的困惑。这种困惑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犹太作家通过对犹太民族性因素的挖掘和描写来表现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以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等代表的犹太作家群，他们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对犹太民族中的犹太性因素和犹太特征进行加工整合，使他们文学作品中的犹太性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与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特征有明显的关系。这些犹太作家并不局限于挖掘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也通过对犹太民族文化特质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犹太性”在犹太作家群中的描写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创作主体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形成的独特内涵，再与美国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形成的犹太文学品质，与其他的犹太性具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犹太性的体现有轻重强弱之分，有时甚至比较隐晦，但是犹太文学的特征与影响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比如犹太人出身的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犹太”的字眼，但是只要仔细地阅读就能感受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犹太特征。因为犹太性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不断地表现出来。美国当代犹太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索尔•贝娄（SaulBellow），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当代流浪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贝娄的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流浪主要是通过空间的流浪和心理的流浪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在空间方面，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在社会中找不到归宿，不得不到处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浪。心理上的流浪主要是以主人公心理和情感为主要描写对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和慰藉，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困惑和焦虑之感，这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当代犹太作家在展现犹太民族在精神上困惑与受难的同时也在追寻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贝娄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塑造了出身在社会底层中贫苦的犹太人———奥吉•玛琪。通过奥吉•玛琪自述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流浪经历，他要做一个自我创造者，他从离开家之后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足迹遍布了欧洲、美洲，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象。他狩过猎、参过军，也逛过妓院，作者通过奥吉•玛琪流浪生活接触过的人和社会环境，向我们展示了探索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地流浪下去。在《雨王汉德森》中，作者描写了汉德森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汉德森是个继承大笔遗产的富人，由于对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他去非洲旅行，称自己为“雨王”。他在茫茫的沙漠中进行不断地思考、质问和探寻后，完成了自我精神使命的探索。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最后回到了美国，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这不仅是作者的象征意义，而且是他新生活开始的象征。这些小说都体现了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对民族文化与美国生活上升到人类生存的状态。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有世界主义的存在。这表明了犹太作家在追求民族认同感的时候，往往把犹太人的困惑和追求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求，具有普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美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而且体现了在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犹太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影响力，体现了他们对美国当代生活的领悟和感知。犹太文学民族性和整合性作为文学现象的特征存在。犹太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是以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各个国家，形成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但是属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显著的因素，不管历史如何发展，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作家群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无法被其他人取代的。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犹太作家都能够结合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文学作品把它们表现出来。从美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替转换之中，犹太作家描写的这些困惑不仅是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困惑，也是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犹太作家通过犹太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二、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犹太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倾向。70年代之后，美国的多元化思想不断发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许多群体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犹太民族也是如此。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来讲，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慰藉。这个时期的美国犹太文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是美国主流文化却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陷入混乱状态。因此，犹太文化在犹太移民对其认同和挖掘中不断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主要的文学主题就是重返犹太家园，重新审视犹太价值观等方面。犹太民族文化中的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70年代之后。但是在此之后，一些犹太作家开始摆脱犹太性，追求回归犹太传统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三批犹太作家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崭露头角，他们追求犹太文化的传统性，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犹太性。比如美国犹太移民的当代作家艾萨克•辛格（IsaacSinge）r，他的文学创作是美国当代文学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体现了犹太原始的语言形式，而且小说主题基本上都是表现对犹太传统的回归。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在各种利益与诱惑面前无法自拔，金钱、权利、欲望等都是他们罪孽的源头，都是在最后关头总能悔悟，回归到犹太传统。这些人物形象开始在社会中总是找不到自我，深深陷入各种诱惑之中无法自拔，他们违背了犹太人的原则，背弃了自己的宗教，成为社会的抛弃者。都是在关键的时刻达到了内心的醒悟，于是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他们不仅重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开始了新的人生，这是辛格小说中最主要的主体模式。辛格的《肖莎》充分体现了他作品中的回归主题模式。肖莎是艾伦的初恋情人，小说在开头简单地介绍过她，后面主要讲述了艾伦远离肖莎之后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他和四个女人的关系纠缠不清，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当他看到肖莎时勾起了他所有的回忆，艾伦在肖莎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自己失去的美好品质，更是失去了内心的信仰和作为犹太人独有的特征。所以，他决定回到自己以前纯真的生活中去，他为了肖莎放弃了去美国，表现了他对回归犹太传统的坚定信心。这种“背弃—忏悔—回归”的小说模式不仅是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更是他创作的态度，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现代犹太人只有珍惜自己的生活和犹太的宗教传统，在犹太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洗礼中才能得到回归，才能够真正体会世界的安宁和人生的意义。
三、新时期犹太作家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上出现了第三代犹太作家。这批作家与第二代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以贝娄、罗斯和辛格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的作品具有超越犹太性的意义，但是在这批第三代犹太作家中却有意识地凸显犹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探索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作家对英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认为英语的运用不符合犹太人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播。这个时期美国当代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就更加体现出来，深入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小说不再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同化现象，与此相反，他们在犹太文化传统中吸取经验，从历史发展与民族生活中寻找素材，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救赎意识和思想观念，而且对犹太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辛西娅•奥齐克、休•尼什桑和库尔特•莱文恩特等一批学者是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中成就比较高的要数奥齐克，他希望在英语环境中创作出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本土文化，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和环境空间，但是他始终认为犹太文化复兴之路一定会到来。在他的论文《创新与救赎：文学的意义》中，他主张人有改变生活的自由和创造新文学的自由。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漂浮：五个短篇故事》中，救赎仍然是他文学的主题。在《普特尔梅瑟：他的工作经历、她的家世和她的余生》中，女律师普特尔梅瑟是犹太文化传播的典范，她有犹太价值观，把自己的命运与犹太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奥齐克通过普特尔梅瑟的行动与思想说明了犹太语言与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掌握犹太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犹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发扬光大。他的另外代表作《流血》也是突出救赎的主题思想，在这篇小说中奥齐克揭示了犹太人赎罪日的神学意义，向我们展示了犹太叛教者回归的心路历程。《律法》是尼什桑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现的是犹太人的宗教价值观，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肯定上帝对人的圣约，指出犹太人应该遵循古训。故事从叙述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开始，其根源是是否继续遵守犹太教规，是否让口吃的儿子当众诵读摩西律法。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对犹太教规和律法都不屑一顾，他们是被德国纳粹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心中早就没有犹太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也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但是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点民族意识和犹太情结，父亲决定抛弃祖父的教诲，把属于民族宗教的东西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而且儿子非常高兴地承担宗教义务。这部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残酷的杀害，告诫人们战争的残酷性，同时，说明了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盲目地追求同化是徒劳无益的。
这表明了在第三代犹太作家中，他们不断认识到犹太民族性特征对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美国社会中也越来越自信，从小说中反映出的对犹太民族特征的坚守，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都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其文学作品活跃在美国的当代文坛，对美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贝娄、辛格和马拉默德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主题主要是关于战争带来的苦难，犹太人在美国的身份困惑以及美国对犹太人的排斥等。而且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部分是社会生活底层中的普通人物，他们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也是流浪汉的角色。但是以奥齐克和尼什森为代表的第三代犹太作家不管在描写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方面与第二代作家都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精通犹太传统文化和了解犹太民族历史，都是精通犹太语言的虔诚的犹太教徒。这些在奥齐克的代表作品与尼什桑的代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四、结语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是学生在学习藏族文化音乐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让学生了解该民族音乐背后的一些知识，让学生对其有一定的认识，打消学生的陌生感及恐惧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地方，它的地域位置与民族独特的宗教传统文化决定了藏族当地民间音乐的特色性。藏族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很多灿烂的音乐。他们能歌善舞，性格开朗，热情奔放，而所唱的歌曲更是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高亢嘹亮、曲调悠扬，将该地区独有的高原蓝天辽阔的景象淋漓尽致地通过音乐形式展示给听者，让听者感受到浓厚的高原文化。而且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藏族音乐的独特性，其不断地渗透到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音乐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了解到不少汉族和西方音乐中已经融入了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
如韩红的《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将音乐中通俗的唱腔与藏族音乐中的民间歌唱方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新的处理模式更加展现了藏族音乐的激情及感染力；容中尔甲的《神奇的九寨》中，歌唱家充满磁性的歌唱声音及其独特的藏族音乐文化气质，能够让学生通过这首歌曲的训练不仅了解到民族文化背景知识，也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藏族民族音乐素养。在正规戏剧方面也有藏族民族音乐的展现方式，如，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这是一部将藏族民族音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及风土人情紧密相连的歌剧，通过这台歌剧，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藏族民族音乐，也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藏族文化，感受藏族民族音乐的灵魂。
二、加强音乐教学资源建设，拓宽教学途径
目前，学生获取音乐基础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全国统一音乐教学教材，教学资源和设施相当匮乏，一定程度也束缚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仍比较单一，对最基本的音乐常识了解甚少。更谈不上通过对音乐作品的了解而体会到人文情怀及音乐的发展途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形成对音乐的广义理解。对藏族音乐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学唱教材上零星的具有藏族风格的歌曲获得，这明显是不够的。学校应该增加藏族音乐教学资源，学生不应该只是单学习课本知识，而且要通过其他可行途径了解和学习藏族音乐。第一，充分发掘学生资源实施模块教学。教师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多学生都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长处。比如，一些班上的同学掌握一些教师所不了解的藏族音乐，这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课堂表演，以点带面。第二，利用区域音乐教师的资源。我校聘请一些校外的教师来进行授课，有条件的话，聘请一些藏族的音乐教师，这样更能让学生感受到藏族音乐的原汁原味。第三，利用社会资源。社会上会有一些藏族音乐社团或者演出，学校可以邀请他们来进行演出，让学生进行观摩。第四，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等设施，让学生在生活中时刻感受到藏族音乐的魅力。
三、在课堂上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
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为学生创作一个氛围浓厚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更加容易地学好藏族音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培养了藏族人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铸就了他们自古以来能歌善舞的良好习惯及生活态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环境孕育出了特色的藏族音乐，这个将民俗音乐、宗教音乐及宫廷音乐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音乐，使得藏族人民在中国文化遗产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仿佛是在验证着一句话“：越苦难的民族其歌声越美。”13世纪前后就出现了论述藏族民族音乐的著作，如萨迦班达智•贡格坚赞的《论音乐》等。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适宜学习藏族音乐的学习环境，摆脱外界的干扰，注重学生在具体唱歌、舞蹈及乐器方面的训练，并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反复的练习。比如，教师可以给学生展示著名藏族舞蹈家卓玛表演的《珠穆朗玛》《雅鲁藏布江》及《母亲》，让学生通过这些舞蹈的演绎感受到藏族民族人们坚韧的性格及不屈的个性，并进行具体的实践训练，让他们学习藏族音乐中那种独特而又优秀的民族音乐风格，了解藏族歌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造就了他们高亢嘹亮、声音集中、穿透力很强的音质，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很少见的，了解到优美的歌曲离不开歌手的演绎，提升自己本身音乐演绎能力及水平。
四、增加藏族音乐展示交流活动
音乐只有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中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够源远流长，成为世界的主流音乐。所以要积极扩展和增加藏族音乐展示和交流渠道，应该建立长期的交流合作的区级或更高级别的平台，增加音乐交流活动。让学生尽可能地多参与更高级别的展示或比赛活动，不仅可以推进教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师和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音乐交流活动可以把优秀的经验更好地应用到各自学校的课堂教学或艺术活动中去，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学习藏族音乐指明道路和方向。五、采取多元化教学方式，促进藏族音乐的与时俱进藏族音乐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所以其古老性的特色长久以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当代音乐舞台上，藏族音乐多以灵活多样且独具特色的特点闪耀，首先，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藏族民族舞蹈、藏族民族乐器、当代乐器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训练，将藏族民族的特性及时代性巧妙地进行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其他音乐模式的训练，避免学生学习的单一化、枯燥化。其次，及时地吸收、整合外来音乐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入现代西方音乐的成果。藏族音乐中不乏高亢嘹亮的旋律，却也多了一丝平缓的通俗音乐。还有藏族摇滚歌曲，用新的音乐手法、新的器乐和新的表达方式来演绎藏族歌曲，典型的有“唐古拉风暴系列”风靡雪域高原，而且传唱于大街小巷。最近用新科技产生的电子音乐演绎藏族宗教音乐，用超代音的混音处理，使原本单调的祈祷表达得极具音乐性和艺术性。丰富多彩的藏族音乐为我国音乐文化历史汇总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色彩。
五、总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一）教学方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底蕴丰富，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沉淀文化，是当前音乐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从山歌到小调，从民族情感到民族色彩，民族音乐以独特的魅力带给人们听觉上的盛宴。互联网时代下媒体在高校民族音乐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你讲我听”的教学方式，实现了教学方式上的转变。首先，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内容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而是利用媒体为学生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学习技巧，让学生能够模仿音乐大师进行自我练习；其次，媒体的运用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无论是对视频的播放还是对音频的点击，都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身对民族音乐课堂的喜爱。另外，媒体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所出现的局限性，学生与教师可以在课下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沟通与学习。
（二）教学内容的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育内容无非是音乐理论、音乐知识、演唱演奏技巧、情感表达，由于民族音乐的乐理知识比较复杂与抽象，很多学生在理解与掌握中比较困难，对其本质含义无法理解。并且，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视唱练耳是培养学生音乐能力的基础，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短，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视唱练耳中缺乏时间因素，会导致部分学生视唱练耳成绩过低，进而影响后期的演唱与演奏技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关民族音乐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校音乐教师利用音乐网站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将其中所包含的教学知识、教学重点以及教学技巧进行掌握，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了以演唱与演奏基础为主体，演唱与演奏技巧为重点的教学内容。
（三）教学过程的转变
在传统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形式，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不感兴趣，认为民族音乐过于乏味、枯燥，甚至部分学生在音乐理论课程中出现“呼呼大睡”的现象，这种情况很难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无法提升民族音乐的教学质量。但是，互联网时代，音乐教师对媒体的运用，能够改变这一现状，比如，音乐教师在乐理讲解中播放音乐大师的访谈内容，并及时将乐理知识与访谈内容进行联系，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演唱与演奏练习中，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媒体，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表演进行下载，方便学生观看，特别是一些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反复观看，仔细聆听，掌握其中的诀窍，使其能够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二、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带来的影响
媒体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作用与日俱增，其中，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媒体以新的手段与方式，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的思想、观念、模式、方法进行改善，使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分离。从本质上而言，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为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中，由于受到资金、传统观念的影响，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资源严重匮乏，教学资料基本上以书籍、录音带、VCD为主，且内容陈旧，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该类教学资源的影响下，会导致学生与教学内容产生隔世之感，从根本上影响教学效果。互联网兴起后，媒体以独特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之中，并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传统资源现状，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媒体中所上传的音频、视频、曲谱等资源进行下载，利用网页查找相关音乐信息，欣赏到各个地区的优秀音乐表演，了解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学动态以及音乐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网站有中国古曲网、华音网站、绿洲音乐网、洪恩在线等，在这些网站中可以查阅民族音乐乐理知识、音乐录音技术、音乐表演技巧等。此外，网络中所存在的各类媒体访谈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资源。由于互联网具备及时性、信息性、全球性，所以在信息更新中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音乐教师还是学生，均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应的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成绩，增强自身的音乐素养。
（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更新教学观念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条件，传统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关系：传统模式中，教师是严肃的，高高在上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学生需听从教师的意见，服从教师的命令，不与教师发生学术上的争执，虽然说这种模式强调了教师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开发，对学生的发展而言有着阻碍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的运用将这一局面改善，并且改变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比如，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作品传递给教师，让教师给予指导与帮助；如果在课堂中学生对部分内容难以理解，但是却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法在课堂中进行询问，则可以利用互联网媒介，像QQ、微信等通信软件，实现与教师的课下交流、互动。此外，教师可以设置官方微博，邀请同学对某类民族音乐节目进行评点，使学生能够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但是，从整体而言，音乐教师要想真正与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新的教学观念，就需要将传统的主体角色进行改变，为学生提供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媒介产品的使用技巧，帮助学生利用媒体观看民族音乐表演，使学生在民族音乐道路上越走越好。
（三）提高音乐教师的音乐素养，提高教学质量
如上文所言，在互联网时代，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由于时代进步过快，社会发展迅速，部分民族音乐教师所具备的音乐素养呈现出落后、老旧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音乐教师需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因素，利用媒体的发展特点，及时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保障。
1.媒体的运用能够提升音乐教师的媒介素养
在社会的发展中，媒体的出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媒体的基本特点，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中，教师要加强对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对媒体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将自身的基本素养与媒体进行结合，在媒体信息化、媒介化的特点下，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比如，教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看音乐节目表演、欣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聆听专家的音乐讲座，从而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与媒介素养，为民族音乐的媒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2.媒体的运用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修养
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为突出中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特色，少数民族中职语文教育必须在重视学生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以“全面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为目标的现有中职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养。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审美、创新素质培养，针对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来说，还包括许多更重要的如重拾信心、积极的心态、自我制约能力、健康的个性等德育方面的内容。
（一）让学生重拾成功的信心，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加之学生本身成绩不理想，经过中考的打击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中考而被直接分流到中职学校，自身的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些学生普遍缺乏自信心，与人沟通能力也较差，不爱学习，出现破罐子破摔混日子的情况。因而帮助这些学生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重拾成功的信心，树立成功的信念，以便充分挖掘出他们的潜能，学会良好的生存技能，成为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选择一些与他们有相似家庭出身或有相似学历背景的成功人士的事迹，作为学生励志的榜样。还可以多安排学生动手写作、动口讲述的环节，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言，讲述自己喜欢的人、事、物等等，对学生的发言与写作采取多鼓励多赞扬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希望，被认可的态度，这样便于他们更快更好地找回信心，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培养较强的自我制约能力与健康合群的自我个性
很多少数民族中职生因为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等特殊原因，父母长期无暇管教或疏于管理子女，使他们养成贪玩、自控能力差等不良习惯，有的学生甚至自我封闭，性格孤独怪僻。而自我约束力欠缺，生活散漫，意志力比较薄弱，学业上不思进取，责任心不强正是影响其无法学会职业技能，形成良好生存能力的致命因素。因此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语文教学的内容，可以多选取古今中外杰出人物通过对自身长期以来要求严格，不懈地努力不断追求才获得成功的例子来感染学生，同时，在教学环节中多设计学生之间协作完成的任务，培养学生沟通交际的能力，还应对学生的课堂考勤、作业、纪律做严格的要求与记载，以督促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与工作态度，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锐意进取的生命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永不停息的拼搏精神和跳出现状的批判创造精神，为其将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职业语文能力的培养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加之学校教学条件也相对落后于中东部的中职学校，这些中职毕业生要想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实用职业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要。语文课教学更应突出职业技能培养的特色，学生的学习要满足未来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
（一）强化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
当今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字表述已经成为处理、存贮、传播、交流信息的一种主要的手段和媒介，应用文写作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用技能。所以应用写作能力已经成为毕业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学生就业的一种竞争手段。常见许多单位批评中职毕业生连请假条也不会写，这充分说明利用中职语文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重要性。
修订后的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要求从应用文文种和写作要求两方面对教学进行强化。要求便条、单据、书信、启事、通知、计划、总结、求职信、应聘书等应用文写作种类必须入选我们的中职语文教材，同时，我们应该根据各专业的特色，有侧重点地选择不同种类的应用文进行教学，如工科、理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如计划、总结、报告等日常事务类写作就可以了，而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如经济合同、标书、市场调查报告、广告等经济应用文类写作文体，而法律专业学生可以增加如诉讼文书类的应用文写作，做到“以就业为导向”的要求。
（二）强化实用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除了能写，还要会说，表达准确，语言文明，仪态大方，交际能力强，这不仅仅是单纯说话技巧的体现，本身也是一个人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等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部分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由于生活环境、语言交流障碍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普通的口语表达交际能力不强，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语文教学，充分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敏捷性、灵活性和逻辑性，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找回自信、重拾信心，为将来成功就业，谋取更大的发展修炼扎实的内功。根据新大纲的要求，我们的中职教材应加入介绍、交谈、复述、演讲、即席发言、应聘、接待、洽谈、答询、协商、讲解、采访、讨论、辩论等训练项目，这些都是未来学生在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口语表达交际项目。特别是演讲与辩论项目，是最容易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内容，我们除了讲解相关的知识技巧外，还可以在课堂或课外，模拟如竞聘、述职等现实场景，要求学生在现实场景中扮演相关的角色，进行竞聘演讲与现场述职，这样既可以锻炼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另外，在课外，我们可以多组织学生辩论会，鼓励学生参与观看，努力快速地提高学生语言表达技巧与能力。
（三）注重学生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
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相对来说阅读面窄，知识积累不丰富，视野也不够开阔，因而，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是不能或缺的。如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现当代的新诗中可选择一些经典的篇目要求学生背诵，从孔孟、老庄、司马迁、唐宋家到现当代的鲁迅、老舍、郭沫若、朱自清，还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沙翁、近代著名大师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而斯泰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可作为学生课内外阅读欣赏的内容，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储存，培养学生的阅读与欣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文化修养。同时，在教学模式的安排上，应尽量避开单纯的认字识词的基础知识教学，应该让教材的课文成为学生自身感悟、得到人文思想的熏陶和感染，提高人文品位，调动学生内心的人文关怀的佳作名篇，因而要求老师在讲解时不要一味的灌输，机械的分析，而只起恰当的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诵读、多感悟，多思考，多谈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加强学生敏捷、准确的“语感”能力，切实地提高学生的审美感悟能力，阅读与欣赏能力，增强自身的内在气质修养。
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渗透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语文教育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还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经济文化等，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特色文学作品、文化民俗、旅游景区、特别是成功人物的事迹编入教材中，给学生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使学生对自己本民族本地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打造出的少数民族中职生必须具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将来通过学生的流动宣传，也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俗等广为传播，这是双赢的教学模式。具体来说：
（一）将文学作品及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将文学作品及对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中，能使学生在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在湘西文学作品选择方面，应首推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这部唯美小说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同时更多的向人们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其次，古华的小说《芙蓉镇》打破了唯美的模式，通过湘西芙蓉小镇的风云变迁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字里行间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除此之外，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有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民间工艺，如土司文化、丧葬嫁娶文化、祭祀文化、苗鼓、民族歌舞等文化习俗，挑花、织锦、银饰、泥哨、竹编、马尾斗笠等民间工艺，这些都是本土文化中的精品，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将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及反映民风民俗和民间工艺的历史、特色或制作流程等的优秀文章纳入语文教材，使学生学习了解，还可利用课外时间组织以“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如指导学生实地考察、走访、参观，了解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物、民族风情、民间工艺等，还可组织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对本地区文化特色的充分认识。
（二）将本地区旅游景区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自然风光奇秀，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大统，风景名胜区众多。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著名景区就有张家界、凤凰古城、中国南方长城、里耶古城、猛洞河漂流、王村(芙蓉镇)、文学大师沈从文故居等。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张家界为例，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做为湘西中职学生来说，必须对这些著名风景名胜区及其相关的知识有较为系统的了解，这既是内在知识储备的需要，也是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纳入语文教材，也可以将这些知识做为音影资料在课堂中播放，或者课后专门组织学生观看欣赏，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将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才的事迹融入教材以鼓舞激励学生
仍以湘西为例，湘西地区人杰地灵，俊才辈出，先后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如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以沈从文、萧离等为代表的湘西著名作家群，现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家叶水云，现代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等。这其中许多知名人士出身也比较寒微，他们的成功都经过自已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自身不畏艰苦、不怕艰难，勤奋努力的结果。他们的成名经历、特别是那些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奋斗故事，完全可以做为入选语文教材的内容，用来激励学生向杰出人物学习，坚定信心，相信自我，不断向着成功进取奋进。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1905年，以创作谴责小说而闻名的吴沃尧(吴？人)发表了小说《新石头记》,虚构了贾宝玉参观世博、坐潜水艇的诸多情节。小说写贾宝玉再度入世，巡遍中国，努力寻求民族救亡图存和新生之道。第四十回以《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为题，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且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在1910年，陆士谔创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小说，继续了梁启超、吴？人的中国举办“世博”的想象：
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哪里是浦东！40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只恨车行的太快，来不及玩赏市景。
小说的结尾，陆士谔记下了他和妻子这样的一段对话：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妻子又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
丈夫说：“我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位和重塑，大都是围绕“新”(“未来”)的轴心来展开的，不仅在宏大层面上构筑“新中国”的形象之美，同时也开始强调要落实在“新民”——对民族个体形象塑造之上，如同蔡元培1904年创作的《新年梦》中所写的“中国一民”那样：“那个将偷东家东西，盗卖给外人的‘冒牌的管帐人’最终被驱逐，国家也实行了新政，击败列强，走向富裕、文明，百姓生活安康、美满”。尔后，陈天华的《狮子吼》(未完成)、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新中国”形象而展开想象，以重塑未来中国新的形象。
美国学者维尔•杜伦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曾以“私塾”为对象描绘古老中国的这样一副形象：“教师的主要教具为《四书五经》、《唐诗》和一根教鞭。”显然，尽管这种静穆而缺乏动感的“中国形象”还带有某种朴素之美，但其农耕性质的文明形象，与工业文明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是不相符合的。晚清文学在受到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击，力图改变这种古老、朴素、呆板、单一的“中国形象”,努力使之与世界潮流接轨。可以说，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是在西方“他者”(theOther)的冲击、压迫和激发中萌生的，“他者”的直接参照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将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所作的努力，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审视，仍然不难看出其自身严重的思想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西方“他者”为蓝本描绘新的“中国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学创新的思想维度和动力，但仍然没有跳出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与用”、“道与器”和“师夷与制夷”思想藩篱的束缚，被动性的“模仿”式学习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晚清文学大都还是停留在试图以现代的方式，重新使中国恢复到以往鼎盛强大的国力时代的心态，而不是真正地迈向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标准和思想理念。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启蒙的“民主”、“科学”、“平等”等现代文明因子，还未能整体植入晚清思想界和文学界。无论是对新中国未来和形象的美好企盼，还是对中国融入世界的高度关注，晚清文学都未能获得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现代性转变，未能完成从文学思想、理念到内容、形式的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
当然，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预示了未来新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形象”的美好勾画，开始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和形象的雏形，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面对工业文明时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冲击时的骚动不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解体，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种源自西方观念以政体为特点的国家(State)形象，摆脱了晚清的虚构和想象，已变成现实间的真实存在。这种情景反映在民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其特点一方面仍然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以现代性为内核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则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使之在重塑“中国形象”当中，更多掺和着一种彷徨、迟疑、忧思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体验。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2](P648)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模糊性。同时，其审视和认知的视角更多带有“自者”性质，其重塑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形象”重塑的视角，开始从“外部视角”转变为“内部视角”。
据记载，1909—1913年间，法国人阿尔伯肯恩(AlbertKahn,1860～1940)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两千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内容以北京的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居多，镜头聚焦也多是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如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其中，他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清末民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3]。可以说，由西方“他者”留下的民初“中国形象”影像，乃多是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然而，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初期文学“中国形象”的具体表情，是民国初期作家以“自者”视角，重塑“中国形象”的取材内容。
如果说晚清自“小说界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在一片对未来中国热烈企盼的同时，也开启了展现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现实的“另一只眼睛”的透视，展现出“中国形象”的另一种现实状况，那么，到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文学表现则更多元化、多样性。如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④,就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色彩。范伯群指出：“《过渡镜》的历史背景是从英人犯我广东写起，历经上书变法、百日维新、武昌起义、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五四’前夕的抵制日货、国民演讲大会为结束。”[4](P120)作者试图在一幅广袤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真实境况。小说写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动荡的年代，已获得“国民”身份的每一个中国人，仍然逃脱不了神秘命运的主宰，但实际上，所有人的命运虽不可捉摸，甚至烙上神秘的因果报应色彩，最终都仍然是与这个新生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如第八十七回云麟所说的那样：“其实国亡了，他的身子还能保得住么？”不过，李涵秋后来的小说创作，一改他早先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路径，而以日常生活细节的来进行描述与展示。在始作于1917,标称为“爱国小说”的《战地莺花录》小说创作中，作者就描述了林、赵、方、刘、陶、缪等几个家庭的生活，展现出由家庭儿女之情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宏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显得更为真实和贴切。
对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展示，引发了诸多作家的创作认同。朱瘦菊(海说梦人)创作的小说《歇浦潮》,以在近代“异军突起”的上海都市为场景，展现这个“十里洋场”中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平襟亚(网蛀生)创作的《人海潮》,轰动一时。小说以江南大水灾为叙事线索，描述苏州灾民到上海的民不聊生的场景和境遇，前十回写苏州农村的场景，后四十回写苏州灾民到上海去后那种“哭的、笑的、叹的、忧的”的人生场面。包天笑的小说《甲子絮谭》,也是写苏州人来上海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当时民国虽然建立，但整个国家还是处在军阀混战地步，江浙一带军阀混战，导致了江南“难民流”、“灾民流”。难民(灾民)们大量地涌入当时“繁华一极”的大都市——上海，满以为上海是“黄金遍地”,到处可拾金，但到了上海之后则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一座单开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要住十多户人家，常常要为生活琐事爆发相互之间的“战争”——抢劫、偷盗、绑票等凶杀案频频发生，军阀的荒淫、战争的残酷，等等都得到了展现。
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外国人“他者”摄制影像中所展现的一个贫弱不堪的“中国形象”,还是到民国初期作家从“自者”的视阈对“新生的国家”的形象展示，人们看到的乃是文明的衰落、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扭曲、国民的堕落、精神的萎靡……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和展示，置于近现代中国处于社会、文化、文明等综合转型的时代语境来审视，也就不难看出“中国形象”长期以来的积弱积贫镜像。正是这种“中国形象”的刺激，引发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忧思，突出表现在南社的诗词及李叔同的诗文、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
南社在反清、反袁(袁世凯)的斗争中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其诗词创作对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也是宏大层面完成，所唤起的自然也是民族的主体觉醒，如同柳亚子在纪念南社成立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叙述的那样：“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然而，进入民国之初的南社诗词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歌哭无端的风格，看似豪放之中则又透露出一种隐约忧思的“幽婉”之气，传达出对民国前景的担忧。陈去病在《哭钝初》中所表露的，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民国前景的幻灭、悲愤、忧思和痛苦之情。早期也是南社成员的李叔同，其多才多艺的天赋曾经给他带来“盛极一时”的辉煌，但民国的建立，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新的精神振奋，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送别》曲，以“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等婉约、纤细的意象，传达出离别之苦的忧伤，唱出对人生有限的无奈，那“酒尽梦寒”的无言结局，的确是揪人心肠，其中深藏着的乃是一种企求彻底解脱的“出家”意味。
苏曼殊创作的六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成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几乎都带有一种浓郁的个人对民族国家的伤感之情。这位被称为“情僧”的民国初作家，在“情”字上做足了文章，其特点是以个人主体失落的方式，展现出民族国家意义层面的深度忧伤，使他的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蒙上了一种浓浓的忧思色彩。他从“入世”到“出世”,从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转向个人内心的深刻体验，他实际上是用“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腐朽的思想，表现出个体生命于此中发出的绝叫，促成了中国的苏醒”[5](P271),也如同杨义所指出的那样：“曼殊小说将个人情感悲哀上升为宗国之忧，落笔别有诗人风致，‘明洁隽逸’,在凄婉哀切之处透露出一种青春气息，迥异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具有反对封建名教、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之色彩。”[6](P55)
由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式的形象重塑，到对“个人”主体失落的形象重塑，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展示，实际上也是对晚清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反拨，一方面成为促发国猛醒的催化剂，开启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另一方面也承上启下，沟通中外，为“五四”新文学在“民主”、“科学”的现代性维度上，重塑“中国形象”作了一种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创新塑造，也正是源于民国初这种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的心理刺激。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尽管有着中国文化，特别是晚清以来文化变革的理路，但它的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西方文化。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只有认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在民国初所出现的不确定的模糊性以及以个人主体对应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在“民主”和“科学”尺度中进行重塑的理路，以便使“中国形象”更具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能够真正地展现出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召唤而被激活的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理路，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意义的建构。在这当中，既有企盼旧中国像“凤凰涅？”一样浴火重生，以获“永远不死”之新生形象的讴歌，也有对“老中国”、“弱中国”等历史前行中背面形象的勾画。这种多元维度的形象重塑，不仅增添了“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丰富性，也使“五四”新文学更具现代性思想的深度。
具体地说，“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主要分为三种路径而展开：一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新风貌，如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太阳社”的创作；二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如鲁迅及其“文学研究会”等写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三是以叩问忧思的自省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背面特征，如郁达夫及其自叙传作家的创作。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鲜明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重塑了“凤凰涅？”后的“像爱人一般”的“青春中国”形象：“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种更生了的“中国形象”是“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小我”(个人主体)和“大我”(民族国家主体)的融合。显然，这仍然是唤起民族主体觉醒的现代性理路，宏大、开阔、豪迈，富有进取心、充满激情、感召力强，其“强者”姿态的重塑和展示，使“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富有一种青春气息。
鲁迅对“老中国儿女”的那种心理感知，表现在“中国形象”的重塑上，则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索。他以“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古老中国”最为深刻的形象展示。鲁迅把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化”,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鲁迅揭示出了“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阔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显然，鲁迅的“中国形象”聚焦，不是有关贫苦国民在物质层面，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与心理变异。不论是《祝福》、《故乡》、《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鲁迅描绘的都不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之“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心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
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形象”与鲁迅、郭沫若的路径大不相同，尽管也是以自我浪漫抒情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但却是以一种历史行进的背面形象，“弱者”(“零余者”)形象，传达出获得新生之后的中国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性和曲折性。以《沉沦》为例，小说重点是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我”的最后沉沦，虽然有自身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弱中国”所带来的无法排斥的精神压迫感。
郁达夫的“中国形象”重塑，充满了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并夹杂着一种时代性的颓废、忧郁和消沉的情绪。不过，这种以时代“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从中也表达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并昭示人们在现代化一路高歌的行进中，如何面对行进中的“弱者”生存境况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前进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问题。应该说，郁达夫的创作主旨同样也是意在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不是像晚清那样注重显性层面的宏大形象重塑，也不是民国初期那种处于过渡转换时期的模糊、伤感与不确定，而是注重在深层次的意识层面，唤起整个国民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心理认同，以构建新的“中国形象”的心灵大厦，并向人们昭示：现代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还应高度注重现代文明的重建，即建立与“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为核心价值相吻合的“文明中国”形象。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重塑之演化，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形象”充满一种复杂性的演化，个中的原因也尽管一言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晚清以来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点，一直都是在“师夷制夷”和“民主、科学”之间徘徊。如果说，“师夷制夷”的工具理性色彩十分明显，那么，如何在“民主”、“科学”等多少还带有一部分价值理性的指向中，重塑带有终极意义色彩的“中国形象”,以唤起整个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真正突破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定位的旧思维藩篱，这也将是中国新文学面对现代中国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即“世界博览会”(WorldExhibitionorExposition,简称WorldExpo),又称“万国博览会”(UniversalExposi-tion,简称UniversalExpo)。
②小说中所写的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据考证，也即辛亥革命功臣黄兴。
③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标志着人类大规模的文明交流新形式的出现。此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得以充分彰显，英国形象也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这种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也大大激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和重塑的热情与想象。
④《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光绪戊申(1908)开始写作，宣统己酉(1909)起至宣统辛亥(1911)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止，发表在汉口《公论新报》上，仅载到五十二回。民国三年(1914)春，钱芥尘建议更名为《广陵潮》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连载，后再转到《神州日报》连载，直至民国八年(1919)共发了八十回，后来出单行本时才补齐。这部小说共一百回，近百万字，白话章回体，但不再夹入诗词，小说叙事格局也吸收了诸多新小说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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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学研究人才。相对于发达地区的法学院校，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特色法学人才时更具有优势，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地域优势，对于民族地区习惯法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文字研究或者是抽象思考，欲深入研究民间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地调研，虽然我国的交通较为发达，但是从发达地区到达研究地点其成本还是很高的，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研究民间法的时候具有地域优势，更多时候研究成本较小，甚至可以“就地取材”，这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第二，人员优势，基于我国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民族地区法学院校招收的生源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本区域，因此，在研究民间法时文化差异更少，更容易理解民间法的真实内涵，对于民间法研究进度的推进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地区的习惯法研究主要解决的还是民间法和国家法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的民间法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意味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的突破和否定，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现代民族法律文化还包含着对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挖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接性或一体性。”［1］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本身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够培养出真正适合民族地区法学研究的法学人才。
2．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实务人才。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滞后的现状，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人才也相对不足，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实务人才的不足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施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仅应当立足与培养合格、优秀的法学研究人才，同时要注重为民族地区输送大量的优质法律实务人才，法学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终究是要运用到司法实务中去的，大量先进的理论、法律文本施行的效果好坏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也需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来执行。在法学的人才体系中，研究型人才始终属于金字塔的上端，人数相比实务型人才要少得多，因此，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学活动中必须紧抓实务人才培养这一重要工作目标，将目前稍显“瘦弱”的金字塔补全、补强。
3．为民族地区提供法律普及人才。民族地区对于法律的认识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民事实践过程中，民间法、习惯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行国家法这项工程的进展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法律普及工作者，单纯依靠法学研究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普及的效果不大，我们看到，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名录中，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甚至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街道委员会都开始招收法科毕业生，这从侧面反映了法律普及工作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制的进步不能够仅仅依靠法律文本的完善和司法机构的健全，更需要的是社会对于法律的崇尚，对于法律权威的信仰，而这才是法律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4．为民族地区提供先进的文化传播者。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于发达地区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法科毕业生肩负的不应当只是法律的传播、普及工作，而应当也是现代文化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法学素养的塑造，而应当是全方位但有重点的入手。优秀的法科毕业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周边人群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既能够传播先进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能够成为民族地区群众与先进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一员。
二、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学体系
前文提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四个使命，那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对现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更为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法制发展、经济建设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设置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法科学生培养过程中，课程设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素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法科学生基本法学素养的培养，同时应该注重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精品课程，精品课程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立足于优化本身的教学水平，而应当是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教学深度的挖掘和广度的拓展，使学院的法学教学工作真正扎根于民族地区，吸收民族地区的文化养分，为了培养具有民族地区特色法科学生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为特色法学教学提供重要的课程体系保障。从教学角度来看，要发挥精品课程的带动作用首先必须强化精品课程本身，只有精品课程本身得到了完善和进步，其对相关课程的牵引作用才会得以发挥，因此，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尤其应当注重本身的强化和提升，在师资引进过程中应当注重引进更为优秀和全面的教学人才，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教学团队，以优秀的教学团队来带动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精品课程的“品牌吸引力”。与此同时，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教材的重要作用，应当引进一些实用且符合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优秀法学教材，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编订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法学教材，从而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法科学生提供更为贴切和真实的学习资料，为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引。在教学过程中，师资和教材两者的重要作用对于精品课程建设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引进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后，精品课程的重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进而带动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发展。
2．建立更为贴近民族地区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按照统一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显然不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就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构建真正适应民族地区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法学教育更应该关注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更加强调法科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与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事务人才的愿望是相统一的，在教学过程中，欲更好地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注重理论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不是片面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理论知识的教授，相反，若想培养出优秀的法律应用型人才，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必不可少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是法科毕业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重要基石，一旦具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法科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将能够更为娴熟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法律的理性和严谨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必须也是理性的、严谨的，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必须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还具备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的，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要重视。第二，强化实践课程的设置。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拥有理论功底同时又有实务能力的法科毕业生，那么，如何能够培养出学生的实务能力呢？笔者认为，最直接的途径仍然是在课程的设置方面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保证必须的理论课程以外，应当强化实务课程的设置，为法科学生提供足够的实务课程学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将教学活动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而应当大胆地让学生走向社会，走进法律实务的第一线，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从书本走向实务的过程必须要有实践过程来完成。在实务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可通过例如实务性课程设置、模拟性教学课程等校内手段，也可采用诸如设置校外法律实习基地、延长实习时间等校外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给予法科学生更多接触法律实务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学校的关注下更为健康和稳定地适应法律实务工作，感受我国法律实践工作的气息。第三，注重引进实务型的教学人才。我国高校乃至法科院校中的教学团队更多的是倾向于理论研究型的，这对于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来说是不足的，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引进一定量的实务型教学人才，这样能够更为直接地将实务性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法科学生，减少了接受知识到消化知识再到运用知识的时间。同时，可以考虑聘请在司法实务一线工作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人员作为外聘教师。
3．为法科学生开拓“第二课堂”“文化素质课堂”。前文提到，民族地区的法科学生同样肩负着为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日常的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性教学很难灌输给学生课堂以外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其他学科在教学课程中开设“第二课堂”的做法，积极地为法科学生开设“法学第二课堂”，法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知识不仅要依靠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其它学科知识作为补充，这也是美国法学院校的法学教育直接定位在硕士阶层的原因，丰富的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文本的执行和操作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专业知识与整体世界融会贯通，它是开放的体系，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汲取能量和信息，从而保持不断生长的活力。［3］“第二课堂”的一大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弥补和缩小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使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能够掌握跟多的知识，文化素质等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要提高法科学生的文化素养，就应当重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作为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奠定学生学习的基础，并拓展学习的视野，是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国际一流大学理应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遗憾的是，不仅是法学教育界，甚至是中国的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从现状来看，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缺乏严谨的课程体系，虽然国内部分高校都开设有通识教育课程，但是就其体系来看仍然是不够严谨的；其次，用于通识教育的教学设施也有待改进，虽然部分学校建立了大学生人文素质基地等设施，但是从全国的整体来说，通识教育设施的数量还是不够的。强化法科法学的文化首先应当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有足够的重视，不仅要灌输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这一特色，还要适当的对学生传授民族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能够理解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学生走上司法实务岗位以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应当积极为学生建立、建设文化素质培养平台，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参与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中，为本学院学生争取更多的文化素质教育机会；第三，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引进教师时也应当注意考核新进教师的文化素养，使本身的教学人才团队教授文化素质课程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文化素质学习条件。现代的大学生走向社会承担着各项使命，民族地区的法学毕业生同样如此，学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不仅是国家法律的宣传和普及者，同时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丰富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学生承担这以历史使命。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