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本文是勤劳的小编帮大伙儿整编的10篇世界史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类题型简单归纳为：“主题+材料情境+论证性问题”形式，我们按问题设计的能力层次要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如下具体四类：
主题探究型
它是指在试题的题首中往往引用某人、某刊物、某一著作中提及的某一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为主题，后运用图表、漫画、谚语、文字史料等各种图文并茂的资源材料相结合，创设新颖的历史观点情境，设计与主题相关的探究性问题，根据材料信息，探究、证明该观点、结论、概念的准确性或正确性，侧重考查考生问题探究过程和方法，同时又考查对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的理解、判断、分析、归纳能力。例如：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政治理论，偏重在政府的职分与责任，要求政府能尽职胜任，选贤与能。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于是君主与游士结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为有用的，亦不可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这样由教育与行政服务之实地观察，与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始获正式进入政府。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魏、晋时代……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四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
――樊树志《国史概要》
请回答：
（1）结合材料一与所学知识，分析“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的时代背景。（2）结合材料二、三，比较西汉与魏晋时代选官制度的相同点。（3）据材料四概括隋朝官吏制度的特点。（4）综合上述材料，战国至隋朝选官制度的演变体现了哪一历史趋势？
此题考查学生根据材料探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一方面要理解、把握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的内涵，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获取材料中与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观点相关的信息，然后根据设计的论证问题层次要求，对材料中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比较、探究，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取出有效信息、对问题进行论证，答案往往与考点关联性不大，具体做题方法如下：第一、明确探究主题的内容和方向。第二、根据具体史料提取问题有关相息。第三、根据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比较、探究，提出历史认识。第四、语言简洁，表述准确具体书写问题答案。按此方法此题答案为（1）经济：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封建土地私有制日益形成。政治：地主阶级日益崛起（士阶层日益活跃，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各诸侯国打击奴隶主贵族，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局面形成；“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2）相同点：其目的都是为了选拔人才；都呈现制度化；都是从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3）特点：官吏任免权和考核权收归中央；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科举制日益完善。（4）趋势：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对比论证型
它是指试题中围绕特定时期某一领域的历史主题，创设反映此主题的多种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情境，以此为依托，设计新颖的比较论证性问题，来考查考生对此主题问题的比较、分析、归纳、探究的能力 ，尤其是比较能力。例如：
公元1772年，从文化意义上说，是中西方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分水岭。这一年，在西方世界，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呕心沥血长达21年编纂的《大百科全书》11卷全部出齐；而在东方世界，乾隆皇帝则正式下诏各省征集图书，开始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前后几千人参与此项工作，历时10年，终于编成煌煌8亿字的巨著。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编辑工作开始之前，狄德罗就坚决主张不让政府部门参与此项工作。他发出这样的宣言：“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时无愧于人的称号……”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狄德罗关在上了三道锁的房内，对任何人都不开门，他像个苦役犯那样编写《百科全书》。
――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
材料二 乾隆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材料三 以《百科全书》的编写和出版为中心，形成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百科全书被誉为法国法革命的“兵工厂”。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狄德罗为什么坚决不让政府部门参与编辑《百科全书》的工作，而要独自承担这份重任？（2）结合材料一、二，分别说明《百科全书》和《四库全书》编撰的目的是什么？（3）为什么《百科全书》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兵工厂”？（4）启蒙运动“是中西方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分水岭“，它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此题考查学生对中外文化领域的变化比较，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题讨论的是什么主题，确定反映主题的角度、范围，然后回顾与此有关的高考考点的主干知识以及结合材料中获取的有效信息，再根据问题设计层次要求，进行理解、判断、分析、归纳、比较、探究、对问题进行对比论证，具体答题步骤为：第一、确定比较主题比较对象以及比较的目的和方向。第二、阅读相关史料，提取比较问题的有效信息。第三、根据提炼的信息对比较对象进行综合比较，在比较中找出各比较的异同，分析、归纳、比较差异的原因。第四、根据问题准确表述答案。显然答案为（1）因为启蒙思想认为“理性”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如果让政府参与，狄必然会失去独立人格，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2）《百科全书》:汇集和宣传科学知识，弘扬人文精神，追求幸福人生；《四库全书》:实行文化专制，毁灭历史文化，愚弄人民，削弱民族战斗力，巩固封建专制统治。（3）因为它为法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4）启蒙运动传播了进步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做了舆论动员；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系统的政治构思。
观点解释、说明型
它是指试题中往往引用某刊物文章、 某史料文献、某新闻评述报道 、热点问题争论等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现实热点、焦点问题的多种评价争论观点，来创设具有新颖的论证历史观点的问题情境，设计具有论证性、开放性的问题，让考生根据具体观点角度展开解释，运用已掌握高考考点主干知识来说明该观点、结论、概念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是考查考生对历史认识、历史观点的说明、理解、分析、归纳能力。例如：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以来，我国有些学者提出“现代化史观”。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
请回答：（1）按照材料一的研究角度，评价新航路开辟。（2）按照材料二的研究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结合1840~1919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是如何实现转型的。（3）从文明史观角度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请分别结合古代雅典、近代英国的政治文明实例，分析其主要特征并从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谈谈你对两者利与弊的基本看法。
此题考查学生不同史观认识历史问题的角度，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试题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材料中与此有关有几种观点，然后依据自已知识储备情况，根据具体要求展开对论证的视角观点运用史实解释、说明，但语言要简洁、精炼，论据要正确、充分、切忌论据错误。通常做题步骤：第一、明确主题，理解历史概念、历史认识的内涵。第二、根据问题视角，收集主干考点有关史实。第三、运用有效史实论证支撑具体历史概念历史观点。显然答案为（1）人类由此从各民族分散孤立开始走向整体世界；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2）经济：伴随着西方的入侵，中国经济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小农经济逐渐瓦解，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公民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权力机构相互制衡（或人民主权、轮番而治、直接民主）。有利于维护公民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文化的创造和城邦经济的繁荣，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和城邦体制（小国寡民），最终不利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在国与国竞争中保持强盛。②近代英国代议制度：君主立宪制，君主制、贵族制、议会民主与党派政治相结合，以内阁制为核心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利益、维护政治角逐的有序和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但终究不能完全体现全民各种权利和社会公正。
学术小论文型
它是指试题中往往引用现实社会上某刊物，媒体上某一史学观点、某一新闻评述 、 某一热点问题争论等文章，介绍对特定时期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评价，创设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情境，设计具有开放性，现实性，学术性的论证性历史论文问题，考查考生历史知识储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问题探究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能力。
此类题型首先要求考生明白此题的主题，论据的范围，文章的结构、字数，然后收集有关正确的论据，构思文章结构，书写文章提纲，最后一气呵成，做到文章论据充分，论述层次分明，问题探究合理，逻辑推理严密。具体做题步骤为：第一步要从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材料中阅读、提炼要评析的观点，确立小论文要阐述的主题。第二步根据主题内涵具体分解成为若干具体小论点，选择以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其中某一史学范式作为评论视角，论证主题内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维框架。第三步联系自己所储备的史实，支撑的每一具体论点，做到论从史出，史实与论点之间符合严谨的归纳逻辑，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最终全文阐释形成思路清晰，思维具有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
【结语】总之，只要我们掌握材料论证主观题的方法技巧，再通过实战训练，一定可以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应试能力。
【作者简介】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历史走向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哲学工具，其内容丰富而深厚，其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性以及世界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该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详尽的史实和严谨的推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无比贪婪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其吸血鬼般的逐利本性吞噬着人性，异化和物化着社会。如何面对资本，对于这一绕不过的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待资本既要反“左”的错误，又要反右的错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以制度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上的“左”的错误表现为只看到了资本的消极的罪恶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其积极作用，因而主张消灭资本；右的错误则相反夸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主张以资本彻底改造中国。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都没有科学的定位资本，没有看到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作为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不可或缺，我们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驾驭资本，不断削弱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世界历史资本意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的使命，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15]十五大报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2-06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传统的历史试题认为只要行为目标规范化，情境创设得当，就可以通过设问操作来再现考生的能力。这样的命题实践往往会把考生看做是“给予”的对象，考查过程也就是一个静态且线性的过程。但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长历程，是动态且非线性的，命题者应该能动地使测量过程动态化，不仅要关注考生的知识素养，随着设问的深入，还要重视对考生公民素养、学习能力、表现能力等的诊断。对于国外新的测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断地学习、引进，以促成当前国内测量研究的欣欣向荣景象。中国未来的历史考试测量研究，理所应当对相关研究进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须”等问题进行论证，对国外测量的研究逻辑应进行定位和思考。结合已有的命题经验与教训，来自各方的有效反馈，改进试题研制的思路，及时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总而言之，国外先进地区的考试测量经验说明，历史材料论文题纳入大规模考试之中，不但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可行性，是客观条件和人为努力双重结合的产物。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有意识、有步骤地创造改革的条件，历史材料论文题必定会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述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较为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挖掘和整理工作还很不细致、系统，特别是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文本中梳理其世界历史理论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及如何应对全球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从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本文把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并给予评析。
一、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界定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理清世界历史范畴的实质含义是研究马克恿世界历史理论不可绕过的环节。由于出发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不同，人们对这一范畴的解释分歧颇大。
卞玉玲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指各民族和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是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何颖指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界定有三层含义：生产力的世界化，生产、交往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于炳贵先生则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同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范畴和意义不同。叶险明教授则将世界历史范畴加上了第四层含义：特指共产主义的最终结果。
关于世界历史的范畴，学术界目前普遍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特指16世纪以来，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共同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世界市场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历史当作马克思世界历史范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把各民族和国家看作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容的研究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任吉刚老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叶险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刘刚老师认为：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梁树发教授从世界历史产生、发展的历程出发认为：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其次，交往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直接导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从人类物质实践出发，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今天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当前，全球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的实质，把握全球化研究的方向和意义而言，学术界在以下两点基本达成了共识。
第一，全球化的产生、出现和发展印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实质，预言了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精髓为指导，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而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能是共产主义。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问题。理论界主要的分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蓝江老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吴仁平老师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预测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全球化”趋势有很多不同，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㈣宋士昌、李荣海也认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解释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本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相关论述看成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预测，马克思只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但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呈现的方法论来指导今天的全球化实践。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情况的综合论述，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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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树发，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J]浙江学刊，2003，(1)。
[9]蓝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重性[J]，马列主义研究，2003，(11)。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一、“世界历史”的概念厘定
“世界历史”概念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厘清这一概念是深入研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说明，正确理解“世界历史”概念需从“结果”入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世界历史”无疑是作为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产生世界性联系和交往的结果而出现的[2],因而“世界历史”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其空间内涵不包括16世纪前各民族、国家、地区相对隔绝、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3]。有人将此看作是对“世界历史”的狭义界定①,认为这样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在作为世界史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并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将“世界历史”归结为自人类产生以来的总体历史。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端于15世纪中叶的世界地理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4](P110)正是由于15世纪对未知领域和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才逐渐生成，各地的冒险家和征服者纷至沓来，并以武力和贸易手段将亚洲、非洲、美洲变为殖民地。伴随着这个过程，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对殖民地的贸易和世界市场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域之间彼此隔绝的状态得以打破，人类社会真正转向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
三、世界历史的行进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4](P114)。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的推动下，世界摆脱了封闭、隔绝的状态，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开始依赖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世界的传播，才使世界以东方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联结为一体。具体说来，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开创性和推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为“世界历史”的出现找到了实证性的物质动力，即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4](P89)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状态是与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使“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P104)。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最初的地域性局限逐步消失，世界市场的雏形日益呈现。但此时的世界市场仍是有限的，真正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因为“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6]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因此，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大工业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历史就无法向世界历史转变，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才开始生成。
第二，资本的促成作用。资本不自觉地充当了世界历史形成的驱动力之一。最初的资本形态是中世纪欧洲城市行会里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①。随着等级资本向现代资本的转变，“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5](P391)“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P33)。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现代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使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实现，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资本扩张的过程。
第三，资产阶级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定要让资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主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P274),“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的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资产阶级因消灭了以往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P276)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四、世界历史的产生机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产生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结果，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4](P68)由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生产的社会化必然会促使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分工深化意味着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现实地依赖于他人，因而分工深化的结果就是普遍交往的扩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往的出现。对于“交往”,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多部着作中广泛提及，他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不同概念对交往问题做了细致分析。他认为，由普遍往向世界往迈进的“交往革命”是世界市场产生的基础，而世界市场的出现则“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使世界各区域之间在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密切联系使其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生产力、分工、交往和世界市场不但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中间环节，其中的逻辑关联可以表述为：大工业———分工的深化———普遍交往———世界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
五、世界历史的演进特征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资本主义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扩张必然会造成世界历史体系中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实则是一种以发达国家和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因而建立在资本主义扩张基础上的依附结构体现了世界历史演进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由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依附结构是多元的，不仅体现在东方落后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就像他们所描述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而且体现在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这是因为“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5](P402)。
值得注意的是，以发达国家与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并非永世存续的。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虽然落后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式是强行的和暴力的，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世界性反应最终会使汇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所有国家向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因此，这种以发达国家与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会随着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融汇而自行消失。六、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在早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借助哲学分析方法对世界历史道路作了一般性的概括。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掠夺为世界带来了灾难，但每一次的灾难都是以进步为代价的。在对资本主义辩证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各个民族和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基础和必经阶段，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是每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模式。但在晚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俄国公社的特点进一步指出，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7]。这一论断表明，东方国家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即不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历史发展的“跨越论”。“跨越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补遗和延伸，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新阐发。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晚年时期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阐释，学界掀起了关于“单线论”和“多线论”的争论。“单线论”者据守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思想，坚持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单一模式；“多线论”者以“跨越论”为思想武器，坚持世界历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线论’是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历史发展道路’,从而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为‘历史发展道路’,而‘多线论’则把‘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道路’截然分开，从而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8]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道路，而各个国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又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样的道路是个别情况，具有特殊性。所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统一体。
七、世界历史的最终归趋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世界历史缘起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其终点未必也必然属于资本主义，相反，其最终归趋是共产主义的诞生。这一客观趋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会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从而使资本主义丧钟响起，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现实基础。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这无疑会使无产阶级的存在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4](P87)。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与世界历史的最终归趋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89)。
八、“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首次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命题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但他采用的是从先验的前提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形而上学方法。与此相反，马克思则从现实的历史出发，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重构了新的世界历史理论。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多部着作中提出并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世界历史”理论还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直至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成为一个研究全球化问题无法避开的话题。全球化的出现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预见性，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可能的联系，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绝不是等同关系，而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一种理解将全球化视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延续，或者说“全球化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的表达和验证”[9]。不仅如此，也有人指出：“‘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10]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都不能从时下对全球化理论的认识的有色视角出发。重返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话语体系可以发现，二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精辟论述是以唯物史观为独特视角，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把握与全球化关涉的世界交往、世界市场等范畴的。时隔100多年，虽然历史发展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世界历史”许多新的不同特点，但全球化的出现的确印证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使这一理论成为全球化理论的一大重要思想源头。正确把握“全球化”需要对其在现象层面的表现和在本质意义上的表现进行区分。现象层面的全球化因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而带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色彩。它鼓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结果是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平衡以及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发展的终极指向是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则可以使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上升到本质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依然是以经济的全球化为主要标志的，依然是资本、市场等要素扩展的结果。但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诞生和成长于这一过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为其注入新的价值趋向，并会随这一过程的深化和发展而实现完全的复兴。在这种情形当中，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并非资本主义的胜利，也非两种制度的趋同，历史在竞争中留下的“最后一人”[11]注定是共产主义。尽管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世界历史”有巨大区别，但全球化的实质及最终归趋仍没有逃离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规定，“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其新特点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omeill and William．H．Mcom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一、“欧洲中心论”的定义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但超越“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命题，实现也绝非易事。对于如何实现超越，各学术大家提出诸多良策，但关键的一条是不要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在批判和超越之间建立起对话和沟通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