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下面是细心的小编为家人们整理的9篇城市化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 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 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 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 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 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镇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刘家强1998）。这其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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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化加速发展
城镇化代表着地区和国家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江西城镇化率近十年统计变化来看，城镇化进程曲线具备“S”曲线中期初步形态，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与全国差距逐年缩小。“一群两带三区”的城镇布局主体架构已初步形成，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沪昆沿线城镇发展带、京九沿线城镇发展带，南昌都市区、赣州都市区、九江都市区正加快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大，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在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的有利环境下，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趋向更加明显，2013年建制镇数量增加到794个，城镇体系结构初步形成。南昌市梅岭镇等江西省124个镇以其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强劲、吸纳县域新增城镇人口能力较强、公共服务功能完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等明显发展优势，入选全国重点建制镇，形成强有力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城镇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几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优美生态、山青水绿凸显江西城镇化鲜明特色。
2.产业结构平稳高移
城镇化是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建设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活动的空间聚集，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江西产业以《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思想，依托全省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城镇规模扩张和人口集聚，推动城镇化建设稳步发展。按“诺瑟姆”曲线加速发展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相继上升，从江西产业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表4），自2005年第一产业比重出现明显转折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平稳发展，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期城镇化率37.10%处于加速发展中期起始阶段，基本符合“诺瑟姆”曲线的变化规律。
3.“三低”问题日益凸显
江西在工业化稳步推进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提升的进程中，2013年城镇化率已达到48.87%，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至4.8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2210万，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21.77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目前11个设区市拥有22个城市，按通常意义上城市规模划分，大城市人口100万～500万，中等城市人口50万～100万，其中大城市只有南昌，中等城市有九江、赣州、抚州，总体上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未实现协同，产业与城市未实现融合，城镇化发展速度低于工业化，各主要设市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南昌作为京九线上唯一的省会城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邻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3个最具活力经济区域，具有较强的人口流动吸引力和容纳能力，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68.78%，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期宜春城镇化率只有40.27%，高低相差28.51个百分点，仅有南昌、新余、萍乡、景德镇、鹰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另有数据显示，1990年～2012年，江西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6.06%，而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连续统计的15个主要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59.5平方公里扩展到928.8平方公里，增长了3.58倍；但同期户籍人口仅增长了两倍，人口城镇化速率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导致建城区产业强度和人口密度偏低，而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加快，失地农民人数增多，截至2013年末，江西省农民工总数达到789.5万人，其中省外就业540.7万人，省内就业248.8万人，由于各类因素与相关制度限制，省内就业农民工虽逐步转化为产业工人，仍难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市民化进程远低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全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城镇化速率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市民化进程低于人口转移速度的“三低”现状，日益凸显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二、江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1.新型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
诺瑟姆曲线揭示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发展新型城镇化要走“产城融合”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协调同步规划建设新型社区和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结合工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园区是产业集群、企业集聚、资源集约的重要平台，引导和鼓励重点产业新建项目、技改项目、配套项目、深加工项目入园建设，聚集发展。突出江西优势和特色，借国家重点发展长江经济带的东风，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朝着“做强南昌、做大九江、昌九一体、龙头昂起”的最终目标，加速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扩大昌九工业走廊规模，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高端产业集群，根据原有产业结构，南昌将重点建设航空、纺织、光伏、自动化、软件开发、汽车制造等产业，而九江将陆续建成石油化工基地、钢铁产业基地以及有机硅基地，形成南昌、九江双核驱动。振兴千年陶瓷，依托文化创意产业板块，打造景德镇“世界瓷都”，建设国家光伏产业基地，使新 预计到2016年，全省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5%，年平均城镇化水平提高约2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届时南昌、赣州和九江将发展成为特大城市，而上饶、吉安、新余、萍乡、景德镇、抚州、宜春将步入大城市行列。
2.城市核心增长构建城镇集群区
城市群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是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城镇化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依托。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各生产要素逐渐向中心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增长极”。坚持城市集群发展的理念，构筑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构建南昌为核心、以昌九城镇走廊为重点，以环鄱阳湖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支持建设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有序发展大中城市，打造沪昆城镇发展带和京九城镇发展带，推进南昌都市区、九江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建设步伐。以城市群为载体，促进新一轮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加速南昌都市区建设，使 大力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重点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支持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市。率先重点建设南昌都市区内一批专业城镇，打造南昌小蓝汽车工业城、进贤县文化用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奉新县竹器和纺织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樟树市酒类食品和药品生产交易基地、鄱阳县水产珍珠基地、高安市建筑陶瓷产业基地、靖安县绿色旅游度假基地、万年县粮食与农产品生产和交易基地、新干县箱包生产和交易基地、万载县花炮产业生产和交易基地、余江县眼镜生产和交易基地、抚州市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推进南昌、九江等城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同时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创建智慧交通中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重点建设交通枢纽工程，构建一个以地下轨道交通，地上快速高架路网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现代交通系统，推动南昌中心城区部分功能向卫星城疏散，加快南昌为中心的轨道交通建设，形成以高铁和快速铁路为主体架构的1小时交通圈，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城镇集群区。
3.服务产业升级优化比例结构
论文提要：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本文从城市化的涵义出发，简要分析建国以来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制度创新四个维度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部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 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许抄军，罗能生，王家清。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7.8.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只是城市面貌的变化，更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环境的观点，高楼大厦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主流。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精神方面的追求也逐渐提升。对于城市来说，规划指出追求的是快速发展，因此绿化率较低。在城市发展稳定后对园林绿化就提出了一定要求，�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园林绿化工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绿化经验的不断积累，绿化工程实施效率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熟练，但许多项目实际绿化效果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只追求施工进度，忽略了绿化细节，未对绿化带作良好保护措施，施工期间监督管控力度不够。因此必须采用合理的手段进行控制，保证园林绿化的效果。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主要是控制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减少污染物排放。这种控制源头的做法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对于其他地区蔓延过来的空气污染物却难以控制。通过园林绿化能够达到治理空气污染的效果，从实际上做到净化空气。园林绿化的目标是结合城市实际情况，通过园林绿化使城市整体环境优美，并改善生态环境，建立城市园林绿化平台。大幅的提高整个城市辖区园林的绿化率，建设环境美丽、空气干净、人居和谐、生态安全的现代化文明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城市主要基础公共设施，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保障人们生活质量重要的公益事业。
2园林绿化基本原则
2．1因地制宜原则城市园林绿化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在实际园林绿化设计中，必须根据园林绿化项目的实际情况（生态环境、自然状况、以及人文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从而保证项目实施的高效性及实用性。同时针对园林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及水土状况选择适宜的绿化品种，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选择具有乡土特色的植被，并结合土地保护以及观赏性等因素进行园林绿化的项目实施。
2．2人性化原则园林绿化项目的实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规划需求以及生态换进的优化，还应该考虑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园林绿化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保证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日常放松休闲场所的环境，而不仅仅只是用来欣赏。因此在实际园林绿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居民对园林绿化的功能需求以及实际应用，保证从园林绿化中得到实际利益。
3城市园林绿化的现状及问题
3．1植被成活率不高因地制宜是园林绿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实际栽种过程中应该切实考虑植被对当地气候以及水土的适应情况，选择适宜的品种。现实情况是一些园林在实际绿化时为了片面追求观赏性以及价值性，强行引进稀有品种。忽略了树木植被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情况，从而造成植被成活率不高，绿化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现代园林绿化工程将重点放在前期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对后期植被保护以及培养没有太多重视，因而造成植被大量死亡，园林绿化效果昙花一现，难以得到长期维持。
3．2工程监理机构不完善目前我国园林绿化工程工程监理机构普遍不完善，尤其是对中小城市来说，园林绿化的监理机构基本沿用其他工程项目，没有属于自己的园林专业监理机构。园林绿化工程不同于其他工程，在设计前期、施工过程、后期管理等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借助于其他监理机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园林绿化管理缺乏明确的管理标准与质量标准，在施工过程中并未考虑实际情况，对土壤以及周围环境未做实际调查，施工很多时候都抱着蒙混过关的态度由于缺乏具体考核标准，无法对实际施工情况作具体判断。施工人员过于注重初期效果，忽略了园林绿化的长期发展，这种情况下的园林绿化工程往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3．3缺乏技术创新园林绿化项目的实施已经有数十年时间，当前绿化项目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含量都远超过去，这就对园林绿化提出了较高要求。现实情况是当今园林绿化仍旧沿用传统模式，缺乏自主创新，很多时候的园林绿化与当今时代主题格格不入。传统模式建立的园林绿化难以满足当今人们的需求，同时达不到对环境的优化效果。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有关人员缺乏自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设计与实施项目时仍旧在“啃老本”。
4园林绿化效果实现的工程步骤
从园林绿化现状来看，问题遍布于整个园林绿化工程，从方案设计初期到后期绿化维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因此必须在绿化施工的各个环节进行改善，加强监理力度与执行力度，保证园林绿化效果最大化。
4．1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园林绿化项目必须有健全的管理机制，保证项目实施过程的规范性，明确人员责任及施工标准。管理机制要涉及施工设计之初到后期维护整个过程，对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进行风险预测与规避，并准备相应的应急方案。在园林绿化项目实施过程中，规范施工人员的操作，保证园林建设的科学性，提高植被的成活率。在后期维护中定期对园林绿化带进行检测及保护，让园林长期绿化发挥作用，提高园林的时间效益。
4．2园林绿化植被的选择园林绿化植被的选择对绿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园林植物群落搭配的稳定性，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不仅能保证绿化效果，还能节约绿化成本，做到项目的绿色经济。植被选择不当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绿化效果，还给项目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难以维持园林绿化的长期效益。在园林绿化实际实施过程中应该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选择适合在当地气候成长的植被，最好选择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品种，不仅体现当地风土人情，植被能在最适的环境中发挥主场优势，达到最大的绿化效果。在考虑气候的同时不能忽略土壤以及水分等因素的影响，植被的选择本身就是一项综合性任务。
4．3提升项目团队的整体素质及专业技能园林绿化工程本身是一项充满技术与复杂程序的项目，需要团队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项目的整体实施效率及效果，这就要求项目团队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与整体素质。目前我国从事园林绿化项目专业人才数目稀少，大多施工人员都没有专业学习过有关园林绿化的知识，大多团队组成是靠短期合同或临时工的形式拼凑而成。为了保证园林绿化的实际效果。发挥园林绿化的长期效益，必须定期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培养出专业施工团队。同时引进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内部培养园林绿化相关工程师，
4．4做好园林绿化后期维护园林绿化施工完成并不代表项目的完成，只是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即由园林绿化施工向后期维护的过渡。园林绿化后期维护是对整个绿化工程的再加工，这是一个复杂且周期较长的过程。植被的维护必须有完善的计划，定期进行相关性能指数的检测，及时发现园林绿化带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保证绿化效果持续发展。在绿化项目结束后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养护标准，并安排相关施工人员长期跟踪，例如除草、施肥、除虫。灌溉、修剪等各方面细节工作，保证园林绿化发挥最大效果。
5结语
一、乡村社会面对城市化的召唤：现状与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总是与乡村社会相关联。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中国的体制下，一种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产生了。“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二是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政府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体制上接纳他们，流动人口也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往往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三是社会认同度差。其一是他们要么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其二是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其三是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1］
与半城市化相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乡村越来越陷入衰败的困境。中国乡村社会受到来自城市的强势挤压，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占有的失衡导致农民强烈的失落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持续扩大，社会政策上的不公平使农民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农民成为没有“劳保”、“老保”的“二等公民”，“孔雀东南飞”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凡此种种都表明，城乡不公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乡村社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应对城市化浪潮的挑战。
二、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基本估计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对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我们有三个基本估计：
1.农村的命运
中国正致力于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国将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政府正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是城市的温床。在未来社会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95％的农村将聚集在数千人口规模的城镇。个别聚落虽然人口规模小，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也城市化了。与“大部制”改革同步，中国近期正在广大农村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将与“大部制”一起，成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实行村庄合并的“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2］
2.农民的命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曾说，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信息化，一是中国的城市化。200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5%，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经济发展的轴心转向了城市。
21世纪工农业差别将趋向消失，二元结构解体，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不复存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们将能得到平等的对待，生存在小城镇的则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在全社会的比 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传统农业时代，90％的美国人生产10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而在今天，3％的美国人生产12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茅于轼也认为，“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3］
3.农业的命运
21世纪，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人的生物性需求决定了农业存在的必然性。在三次产业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中国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中国将十分重视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持续多年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努力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
三、乡村社会的诉求和应对
基于上述三个基本估计，笔者认为，在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将非常艰巨。但是只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市和乡村社会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一，发挥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城市化不只是一个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化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结构变动、人口素质提高、城市功能增强、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新型城市化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相融合的城市化，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其显著特征是，在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下，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城市化转型。从我国的国情看，社会经济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发现，这四大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化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4］
第二，搞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县域经济并举。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小城镇。2008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该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48%和58%。在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以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发展上，小城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搞好小城镇建设，要与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产业集群和专业镇为载体，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工业化更多地惠及农民。要从实际出发，选准和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产业结构。要理顺和规范乡镇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财力保障机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第三，要建设现代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相比，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了一个全方位、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第四，要积极推动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城乡协调发展内在包含着城乡制度统一和权利平等的诉求。根据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逐步进行诸项改革：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通过给予农民工准市民待遇到市民待遇的逐渐过渡，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三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5］要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要合理配置城乡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总之，21世纪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趋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彻底改观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区别在未来社会中转化为大中城市和城镇的区别、居民从业结构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春光、王芳。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堪忧。中国信息报，2007.10.10.
［2］中国正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成未来政改新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30.
［3］黄胜利。以更科学高效的方式推进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9.1.16.
［4］程必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兼论成渝试验区的发展思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
瓦房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区位优势显著，地域特色鲜明，产业实力雄厚，现已发展成为东北县域的领军城市。近年来，随着全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化及城市文化惠民工程得到大力关注，瓦房店轴都剧院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是集文化活动、演出、艺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型城市文化建筑，主要包括剧院、数字影厅、展厅、会议、艺术培训及排练等功能，建筑规模11000平方米。项目位于距瓦房店城中心西南5公里的新商务核心区。基地处于新区的重要位置，北侧为联系新老城区的主要市政道路，西侧正对城市交通环岛，东侧为拟建城市公园用地。该项目旨在通过大型城市公共文化建筑建设提升城市形象、带动区域发展、丰富公众文化生活。
2、设计理念
2.1开放性
当代城市文化建筑不应仅是特定文化活动的盛纳空间，更应是一个向城市开放并吸纳公众参与的与当代生活相融合的场所。轴都剧院应该在满足基本使用需求的同时，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空间模式，追求一种与城市空间及周边环境积极对话的崭新的、开放的场所体验，并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通过城市界面、环境景观以及建筑空间的整体性、开放性设计，轴都剧院将实现新塑城市形象、触发公众活动、共享文化资源，进而与城市环境及市民生活完美融合。
2.2地域性
设计应扎根本土，追求地方性和独特性，避免盲目追随时下流行的形式表现。瓦房店境内多低山，呈现辽南丘陵地貌，连绵低矮的山体覆盖了所辖区域约六成的面积，构成了独特的城市地景；瓦房店市矿藏资源丰富，矿种繁多，尤其盛产优质金刚石，被誉为“东方钻石城”。轴都剧院设计试图转译城市地域文化元素：以起伏曲折的天际线“再现”城市远山的示廓；以刚性不规则块状体量“映射”金刚石矿体；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还原”地貌地景。
3、设计诠释
设计追求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关注公众行为的场域性与复杂性，体现文化建筑的标志性与地域性。以视觉通廊及行为流线为纽带，有机组织室外广场与室内中庭，形成动态、开放的空间布局。形体生成是基于对基地周边环境的城市设计分析而得出。鉴于基地的城市属性及建筑的形象需求，轴都剧院采用集中式布局，以整体性建筑体量塑造其标志性。同时为避免大型建筑尺度对城市空间及公众心理带来的违和感，建筑师基于开放性设计原则对建筑体量进行了一系列形式操作，使得建筑与城市在空间视觉及空间动线上产生积极而有效地关联与融合。设计中，以基地西侧城市交通环岛为空间节点，向基地引入一条空间轴线将建筑体量一分为二，形成实、虚相间的体量关系：两个实体通过切削及异化变形，分别形成剧院的两大功能组团部分；相间的虚体则形成集散、共享、休闲、展示等多功能一体的联系空间部分，虚体部分亦连接场地里南北两个休闲广场并直指城市空间节点，在空间轴线上形成视觉通廊的同时，功能上也实现了对城市及公众开放的多维可能。
建筑功能依建筑体量分为两个部分：东侧主要为剧院，包括观众厅、舞台以及相应的辅助房间，同时设有部分展示空间以及办公用房；西侧为数字影厅和若干大、中、小会议室。中间部分为开放的共享中庭，可以容纳展览、交流及部分临时活动。艺术培训及排练室安排在地下一层，与大规模公众活动分开。在当今城市文化建筑功能复合化的发展趋势下，相对独立的功能布局可以使各组成部分不受干扰地各自运行，也可在需要时整体运行，并行协作。建筑设置双向公众入口，北侧为功能性建筑入口，西南侧入口在满足功能性使用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表征建筑形象的需求。建筑形体将场地划分出南、北两个广场，与公众入口分别对应：南广场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为主，注重公众交流及室外文化活动的场所营造，线性水景设计既界定了广场活动场域又强化了剧院入口的空间引入；北广场以硬质铺地为主，主要供人流、车流集散及举办部分简要室外活动。道具、演员及后勤出入口设置在建筑东侧，避开公众活动流线。场地内沿钻石大街一侧布置带状绿化，南广场布置连续的面状绿化，绿化以抽象展现城市丘陵地貌的微地形植草坡地为主要形式，意欲再现典型性地景，表达景观设计的地域性。起伏的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在视觉上增加了环境的识别感，在体验上增添了场所的趣味性。景观设计中还运用了水艺元素，不同形态的水景设计既丰富了空间的视觉层次，又可调节环境的微气候效应。软、硬质景观元素综合构成了立体化、主题化、人性化的整体空间环境体验。
建筑形体简洁，形态呈现不规则块状组合，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矿产金刚石的形态，表现出鲜明的建筑性格。不规则形体的组合使建筑的天际线在动态视角的观察下，呈现高低起伏的、丰富的变化。建筑体量基本采用石材全包裹，纵向错位拼接的肌理设计增添了建筑的挺拔与力感，石材颜色选择浅黄褐色拼色，具有辽南城市色彩的地域性。建筑表皮还应用了玻璃幕墙及百叶格栅，实现了内、外部空间的交融，公共文化建筑的开放度得以实现，城市表情，特别是城市夜景得到极大的丰富。
4、结语
关键词：城市文化 文化战略 城市文化体系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ra is land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ra is machinery, the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modern network economy is culture. cultural strategy will be an important point of building municipalities in the well-off society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ity cultu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ree advices of how to build the municipalities’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city cultural stratagem the culture system of city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竞争有限资源以谋求自身的 发展 ，城市文化作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繁荣区域经济的有效工具开始备受关注。文化是社会 历史 范畴的 内容 ，只要是涉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审美观与文化 教育 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要素均可纳入文化范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如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取得 “软实力”竞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成败。
一、城市文化战略——直辖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第一，城市文化战略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在城市战略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发展中的城市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问题 ，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仅靠物质和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还需要文化战略的有效运用，为城市注入一种动力、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因为一种优良的文化一旦确立，它就会逐渐成为城市的优良品格，成为实现城市长期发展战略的保证。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必然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1>
第二，城市文化战略是形成良好城市文化的保证。城市文化是随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这种城市里的文化仅仅是城市中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还不是现代城市管理与经营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它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品，是一种风气。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在原有城市文化现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着眼于城市文化结构发展目标的完整体系。一个城市要想建立自己的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明确自身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城市文化战略。
二、 定位直辖城市文化——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前提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定位的城市显然是没有意识和盲目发展的城市。因此，对于搞好城市文化战略来说定位城市文化是其 理论 前提和思想基础。
关于如何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我 在定位直辖城市文化过程中必须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反映城市的历史沿革和特有的文化积淀。
（二） 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
直辖城市文化定位在承载城市历史的基础上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城市文化的内涵。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顺应城市的文脉，发展、革新、创造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新文化。
三、 构建直辖城市文化体系——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我们的城市必� ”世界城市从农业城市到 工业 城市、从产业城市到信息城市，随着 时代 的变迁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与此相呼应的是城市文化也得到迅猛 发展 。在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上，构建 科学 的城市文化体系是整个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重点。城市文化体系包括城市的理念文化体系，城市的制度文化体系以及城市的视觉文化体系。
（一）梳理直辖城市文化理念体系
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城市公民的条理性思想，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城市的文化理念直接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建设行为。
首先，城市的文化理念要与城市的愿景相结合。愿景是对现实的超越，愿景会促成对现实的改造，愿景会形成推动 历史 前行的巨大动力。
城市的文化理念必须与城市愿景相结合才会使公民对城市的发展愿望变得强烈，才会使城市的建设者产生巨大的动力和激情，才能碰撞出深刻的城市发展智慧。直辖城市文化理念要以城市愿景为基础，在城市愿景的基础上提炼，使城市文化理念体现公民价值与城市理性的统一，公民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统一，公民满意与城市认同的统一，公民愿景与城市愿景的统一。
其次，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应当链条化。文化有着很深刻的民族根基、历史根源和对这个民族的现实考虑。时代可以发展，文化不能泯灭，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能够传承和凝聚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精神链条。
直辖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需要在浓缩提炼的基础上把核心价值观链条化，把公民、 企业 、政府机构、部门的独立价值链条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总体价值链条中。在保证个体价值观正确树立的同时，整个城市价值链条的运转自如才成为可能。对单根链条而言，规规矩矩，确保不出轨，整根链条才能沿着既定的轨道既快又稳地运转下去，整个 社会 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城市的文化理念体系才能坚固不摧。
（二）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
在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创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是建立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规� 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 艺术 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要加大 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 问题 ；要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
第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文化产业从其结构和行业来看， 目前 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层、相关文化产业层三大板块。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 经济 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规划、有序开发，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
要充分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直辖城市文化资源，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把开发与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化特色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最大化和最佳化。要充分认识，“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其过去的生动见证；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 现代 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而遗产是社会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世界在扩展或现代化的借口之下，拆毁和不适当的重建工程正给这一历史遗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认为历史地区是不可移动的遗产，其损坏即使不会导致经济损失，也常常会带来社会动乱。”直辖城市需要采取全面而有力的政策，把保护和复原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作为地区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制定一套有关建筑遗产及其与城市规划相互联系的有效而灵活的 法律 。同时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还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工作，探索如何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如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
第三，构架起“知识城市”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在知识型经济社会里，人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拥有更多财富，而且应� 知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它只能在交流和传播中创造价值，延伸价值。“知识城市”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和城市转型的客观需要。所谓“知识城市”是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 研究 和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
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优势，完善基础设施，构筑创新生态学氛围，高效利用“城市创新引擎”（urban innovation engine），构架起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打造“知识城市”的品牌，必将对一个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
目前，当务之急，我们要按照“知识城市”的整体布局，整合资源，建立起城市内统一的知识 网络 知识共享文化环境，并逐步与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知识网络平台相链接，以推动和促进“知识城市”和知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直辖城市知识共享制度系统，还必须建立有专门的能使人获得知识的组织机构，以推动和促进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的成长。
在城市知识资本评价制度体系方面，必须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 会计 理论 和 方法 ，打破传统的观念，强化“知识第一”的经济理念，将知识纳入会计计量与报告系统中，对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公式进行修正和拓展到新的公式：实物资产+知识资产=负债+实物资本权益+知识资本权益，以更加准确的体现国家、企业的真实情况。
另外，为了通过减免税促进知识产业、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发展壮大，并根据知识产业、知识经济和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设计“知识城市”，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不能依据目前传统的会计制度，将知识资本认定为负债，这可能会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缺乏领导者的支持和资金而失败。必须将智慧、知识资本和 金融 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纳入统筹考虑，加速建立直辖城市的知识资本的会计制度， 使知识、智慧与金融资本完美结合，以促进“知识城市”和企业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创新直辖城市视觉文化体系
在今日世界全球化的带动下，很多大城市开始快速进入“球体网络社会”。在这种球状形态社会中，人们的尊严和地位提高了，开始有了更高的话语要求和广泛的“看”的视觉需求，视觉打通了我们与周围社会情感沟通的关系。这和以往的文化相比是很大的变化，并且直接导致视觉要求的提升，城市文化开始大踏步跨入视觉时代。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决定了视觉文化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基于直辖城市建设现状、城市发展和公众感知的 规律 ，我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发展形势，政府部门可利用成熟度评价结果来了解当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关� 同时，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有积极意义：企业可以及时了解房地产业的整体状况和行业结构，掌握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使之洞悉市场变化趋势，发现投资机会，提高其投资时机、投资结构的决策准确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消费者认清市场，掌握市场发展的真实规律，不盲目跟风，选择适合自身的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可 ［1］通过对市场成熟度的研究，了解市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解释目前市场上产品使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活动等。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的框架下涉及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初现端倪。1991年，沃克和弗拉纳根(WalkerandFlanagan，1991)最初用市场成熟度来研究中国香港房地产市场，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具备高层次的机构投资、成熟的金融结构、规范的金融市场并且海外投资、机会点以及多样化收益都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等特征，这些指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2］之后，西科(Seek，1995)又增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类型、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条件等市场成熟度考量指标。［3］关于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基奥和达西(KeoghandD''''Arcy，1999)，［4］他们在对市场成熟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市场成熟度的涵义及考量指标重新进行界定，如使用和投资机会，灵活性，专业度，信息和研究性，开放度，标准化等指标。发展到今天，市场成熟度理论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同，还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市场成熟度是衡量市场进化程度的指标，以不断下滑的增长率为特征，当市场不再出现增长，就可以被视为饱和(Graham，2000)。［5］可以采用收入弹性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当收入弹性小于或等于1，即收入的增长不再创造更大比例的需求增长，市场就被视为完全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就是一个增长量不超过收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当收入弹性为0，即收入的改变不再对需求产生任何影响，市场就被视为完全饱和。换言之，市场成熟维度的早期阶段则出现在收入弹性值不断下降但仍大于1的时候。第二，通过反映不断减小的增长率的时序曲线，如系数小于1的对数函数和集合函数、半对数曲线可以用来研究成熟度，而双曲线、修正的指数或对数曲线更适合用来定义饱和状态(Saunders等，1987)。［6］这种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仅考虑时间参数，忽略了驱动需求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收入和价格变化。第三，咨询公司卢森泰(Lucintel，200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把成熟市场定义为旅程数增长等于GDP增长加产量增长的和，任何附加增长都被定义为“生产”增长。为了量化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提出通过GDP+产量增长与旅程数增长的比值来定义的成熟度要素(MF)概念。当市场成熟，MF值就是100%。当市场还有“生产”增长，处于欠成熟阶段，MF值就应该小于100%。有关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研究自1994年起就不曾间断。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怎样形成、演进以及未来的表现，还能作为如何选择在不同城市、不同市场投放合适的房地产产品的决策指标。奇恩和邓特(ChinandDent，2005)采用Keogh的市场成熟度框架对东南亚的办公楼市场成熟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明确的成熟度标准，建立1～10的评分范围，1代表最不发达的，10代表最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给高效运作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活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量机会。近来，皮鲁米(Pelumi，2012)以Nigeria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房市场进行了研究，把大量的信息流和高度遵循总体规划视为成熟居住房市场最重要的标志。目前，国内涉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仅限于房地产成熟度模型方面的评价，如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LL，2010)、俞海海(2008)［11］等都曾建立过相应模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进行评价，虽然两者设定的评价指标相应有不同侧重，但对市场成熟度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也有个别文献只是将市场成熟度作为住房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来分析(包华，2008;WuandZheng，2008)。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借鉴仲量联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评价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遵循以下4个指标：(1)房地产市场高度透明：市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政策执行有力以及交易流程相对公平；(2)资本流通性强：在资本流入和流出方面与国际房地产资本市场紧密联系；(3)优秀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主要指环境可持续性、节能且管理优质的物业；(4)客户来源广泛：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仅限于国内客户，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内外客户进驻(尤其是企业和总部)。根据以上评价指标，大致来说，自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整体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曲线攀升迅速，其市场表现和投资前景如下。
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笔者参考克而瑞信息集团的《2013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分别从市场需求、市场供求、市场容量以及外部因素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类指标进行相应完善，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常住户籍人口比、城市动迁增量需求、人口复合增长速度、居住面积改善性需求、租赁市场住房户比例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采用土地供求情况、房屋供求情况、实际房价增长率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市场供求关系；采用人均购房面积、城镇职工工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市场容量；采用该城市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值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外部因素。表4显示，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市场投资前景相对较高，6个一线和22个二线城市全部进入前50排行，37.5%的三线城市进入前50排行，四线城市除廊坊进入前50排名外其他普遍排名偏后。二线城市中苏州、青岛、宁波等非直辖市城市的市场容量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是由于外来企业的不断进入，城区不断扩展，人口快速导入。此外，随着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大七环格局的形成，廊坊也进入了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的前50名，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而从各类城市得分来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平均得分最高，按城市线别，平均得分及中位数依次递减。二线城市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常州、东莞等个别二线城市由于市场较为成熟，短期内市场容量空间有限，因此得分较低；三线城市的个别城市得分较高，主要是这类城市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城市市场投资前景较大；而四线城市由于市场处起步阶段，总体得分偏低。
三、总结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我国新型城市化入手，就城市化进程、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及投资前景之间的关联性做了论述，并采用统计方法对我国286个地级城市的城市分级和投资前景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新阶段，房地产应该改善以往粗放型发展模式，注重提高房地产市场的成熟度；相比一、二线城市，当前三、四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不高，反应出我国不少城市还具备一定的投资前景；而从各城市房地产的投资前景排序来看，房地产市场成熟度与投资前景并不是直接的线性关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也可能具有较好的投资前景。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就城市房地产开发来说，尤其对房地产开发商和经营商来说，应转变原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注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培育和提升。第二，对房地产投资者来说，应将市场成熟度作为投资前景的主要考虑因素，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趋稳的形势下，应不仅局限于获取房价上涨的收益。第三，对政策制定方面来说，应注重培育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提升城市和物业的软性条件，这将是城市管理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一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