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源起于对于当时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后人的分析中，常常将马克思笔下的思想归纳为从生产关系中阐释人类历史的必然走向。
【摘要题】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3)11-0051-04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目前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久远，但对企业家概念却有众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企业家是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工业的司令官”和“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1]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都是企业家应当具有的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企业家概念的完整的内涵。而所有者、经营者则是上述内涵的载体。
我们给出上述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根据有四：其一，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其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9年提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注：厉以宁。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M].企业零杂志，1999(23).）[2]。其三，在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中，十分重视企业家个人的经营才能；我国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3]。
企业家是—个发展着的概念。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劳动者于一身的社会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别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家不再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而是以集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资本家”的身分出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别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特别是“经理革命”的爆发，公司制企业的大量涌现，企业家这—社会角色，更多地由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阶层来承担。一般把前两种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传统型企业家，而把后一种非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现代型企业家。必须特别指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有明显区别的，拥有资本但缺乏企业家才能的人，只能叫资本家；既有资本又有企业家才能或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能叫企业家。
在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的眼光、谋略、方法、手段、技巧等即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主要是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锻炼造就而成的特有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由此所组成的综合性资质。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最终都要和企业家才能一起表现出来，有的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把是否从事创新活动和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评判企业家的一种尺度，这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能否从事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家才能，能否获得超额利润既关系到企业家才能，也关系到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有机统一，才是—个完整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风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创立新企业和发展新产业、推出新产品的能人；（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能不断吸纳人才，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优化组合，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合法利润，使社会财富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织者；（三）企业家是具有市场眼光，能善于运用赚钱手段、利用市场信息，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精于作出战略决策，能创造经济奇迹的市场经济战略家；（四）企业家是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担当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既是法律层面上的财产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他们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统决策权与控制权于一体，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型领导。而在企业外部，即在社会层面上，由于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整体力量，使他 另一方面，他们对企业经营承担着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在拼命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同时，冒着由于生产资本的预付性和收益的滞后性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法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prendre)的本意就是“承担风险”）。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的职能，但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却并非任何一个拥有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资本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
对企业家的职能，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沃克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实施生产，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和哪些种类，用何种材料和样式进行生产，以及产品向什么人并用何种价格出售和支付条件。”（注：沃克·弗朗西斯。政治经济学[M].1883.P232.）[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5]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职能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企业家”三个字， 不难看出：沃克是从现象上论述了企业家职能，马克思则是从本质上论述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因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凭借企业家的眼光在市场上发现某种潜在利益或商机以后，便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吸引其他人投资，进行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去完成某种创新，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把潜在利益变成现实利益，最后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在《资本论》全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甚至也没有出现“企业家才能”这五个字，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却是我们从《资本论》的许多论述中都能感悟到的。这可以通过对原著中下列内容的分析来说明：
例1：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6]在这段原著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企业家才能，但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中，却能让人们感觉到：在这里，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可变资本就不可能“取得利润”，不变资本也不会“增殖”。可见，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已被隐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例2：“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12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可以让人感悟到：在这里，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商品体跳到金体上的“惊险的跳跃”获得成功。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金融、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6.）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63-6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能“保证他的资本循环过程照常进行，”这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表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必须特别指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出两面性。从生产力方面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在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历史已经证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于担当着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极不光彩的一面，无论给他们带上多少美丽的光环，都绝对掩盖不了这一剥削的事实。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应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现代型企业家理论
现代型企业家主要指从事创新经济活动的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是“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凭借个人的经营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来履行对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一系列创新活动中驾驭风险，用投资人的钱去获取超额利润，以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现代型企业家与传统型企业家的根本区别。
现代型企业家的出现源于经理革命的爆发。1841年4月15日，即马克思着手写《资本论》的前两年，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的一条铁路线上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2人身亡，17人受伤，一时舆论哗然！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故暴露出老板虽然有钱但不一定有能力领导和管理现代企业的事实。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推动下，这家铁路公司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实质是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老板有财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企业的则是经理。“经理革命”由此开始，经理制兴起并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企业高层经理成了现代企业家的代名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理”作了较多的论述，如第一卷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提到了经理，而在第三卷中至少有18处论到“经理”这个响亮的名词。其中，马克思直接对于“经理”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理的含义。经理是“古希腊的监督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egisseur（管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从“监督人”、“管家”到“资本的管理人”，在这里，马克思对经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作了直接表述。这种职责与功能的不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区别。
（二）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客观面生动地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经理阶层生成的一幕。这种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与我国现代社会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有所不同。从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这为我们写企业家史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规律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五）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尤尔先生早巳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第一，作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产业经理，是现代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二，现代型企业家，其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传统型企业家。第三，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特别是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这使我们认识到：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家是民族经济的栋粱，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的骄子，是和平经济年代的英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要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 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其内容之丰富，研究之独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正是经理阶层刚刚在世界上出现，马克思对这一新兴阶层出现的敏感和高度关注，以及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深入研究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育、成熟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企业家理论宝库，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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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 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与幸运的门户相比，电子商务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留下“资本”严重先天不足的结症。要知道，在90年代那次热潮之中，美国有400多家互联网公司上市，市场价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投入的风险投资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2000年那场最壮观的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成份就是B2C。因此，破灭以后跌得最惨重的也是B2C。但在美国，如今eBay、Amazon等电子商务公司依然占据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而且势头强劲。而中国电子商务却没有如此命运。因为滞后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996年，美国股市上市的明星股是门户Yahoo，而国内三大门户上市已经是泡沫开始破灭的2000年；1997年和1998年，美国股市上市明星股分别是Amazon、eBay，而国内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导者8848却在临门一脚中失利，错失了通向股市的最后一班车。因此，从1997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额几乎达到门户的十倍以上，而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获得的投资却不足门户的1/10，形成了严重的投资断层。巨额资金投入是新兴电子商务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前期的这些资本根本不足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先天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种发育不良的症状十分明显。比如，真正的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易趣、卓越、当当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第二梯队。包括这几家幸运的“幸存者”，其商业模式也先天不足。eBay、Amazon等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作为全方位的“平台”：除了在市场份额方面一马当先外，在商品种类以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反观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除了市场份额极为分散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厚利产品上，相关产品的信息也非常有限。目前，eBay和Amazon的活跃用户均在3700万左右，也只占全球网民数量的5％（国内调查的关于网民购物的比例存在严重偏高的失实）。充分利用网络的可扩展性，吸引更大比例的网民是未来最大的增长潜力，而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平台”上的产品和信息更加无所不包。但是，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他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所需资金不仅仅是数千万美元级的，而应该是上亿美元级的“烧钱”。
当然，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缺乏一个领导者。可以说，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行业是一个可悲的行业。1999年，8848作为当之无愧的电子商务领袖，引导了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理念，推动了支付和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当然，它自己 但是，8848陨落之后，领导者的位置就再也没有人坐了。虽然8848后来备受诟病，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8848唯一犯下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坚持而已。8848的商业模式和它的“烧钱”行为都是无懈可击的！有了8200万美元的家底，阿里巴巴具备 有了行业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本身，而是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而是所有电子商务行业本身，包括消费者。
后遗症直接导致的结果：除了受益于网民规模扩大外，这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进步幅度远远不如1999年和2000年，几乎原地踏步。无论从商业模式还是资金量来说，易趣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保守和眼界的狭隘，除了一味盲目地大量挥洒广告费外，几乎没有为整个行业作任何贡献。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即使有这样的境界， 毕竟，坐倒领导者的位置就需要为行业大量“烧钱”的。
目前在美国电子商务中，书籍销售额只有21亿美元（2002年占网上网下所有书籍销售的12％），而网上定票却达到了222亿美元（占所有票务销售的17％），是书籍的10倍以上。而且网上定票收入增长在58％，幅度是书籍的两倍多。这是携程得以在Nasdaq上市，亿龙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的根本原由。但是，卓越和当当等以书籍和音像制品为主打的公司，其商业模式的局限很难打开Nasdaq的大门。但是，他们可 不过，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缺憾，将有短信、网上交友、网络游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和消遣方面的商业模式得以弥补。
内容提要：智力资本是高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的有机载体，是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智力资本所具有的特点，要求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必须突破现行核算模式，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实现创新。
高技术企业是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的智力密集型企业。它是利用当代尖端技术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高技术企业竞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物质资本，而是取决于非物质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对象。由于高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本的核算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1995年5月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斯堪地亚（Skandia）公开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智力资本年度报告。之后，有些学者从支持管理决策的角度来研究智力资本的核算框架，注重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提供的是创造企业价值能力方面的信息，但难以满足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对智力资本信息的需求。并且他们都过于追求量化指标的核算，导致无法准确、全面地报告企业智力资本的状况。为适应时展的要求，研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核算问题，对于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智力资本的含义与特征
关于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基于他们研究的结果，笔者将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可规范化、可以被掌握并施以影响以产生更高价值的资本。它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和高级形式，其作用在于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未来收益。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智力”是人力资本中最具价值和最稀缺的科研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两者进入企业
智力资本在价值属性上与物质资本存在重大差别，呈现以下特征：（1）增值性。物质资本只能转移价值，而且随着使用会逐渐磨损，而智力资本不仅能维持自身价值，而且还能使价值不断增值，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因为人的知识与技能在受教育过程及实践应用中能不断提高。
高技术企业产出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
（2）易波动性。一方面，由于智力资本不能与其载体相分离，所以智力资本随着其载体的生命健康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智力资本以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而知识和能力是必须经常更新的，一旦智力资本的载体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则其原来的智力存量可能大幅贬值。
（3）人身依附性。物质资本在空间上与其所有者可以相对分离，它可以由某个人所有，也可以归属某个集体所有、共同分割其所有权。智力资本所有权总是与其载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其使用权却可归他人使用，但必须获取报酬且应分享企业的剩余。智力资本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将成为高技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主要方式，是会计核算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4）稀缺性。智力资本所有者的思维活动可分为潜意识、一般意识和超意识三个层面，潜意识和超意识这两个层面的活动过程往往是孤立和不连续的，具有超常性、罕见性和不可模仿性。
二、智力资本的确认与计量
智力资本的确认是依据高技术企业的初始产权安排，辨认智力资本能否、怎样进入核算系统以及如何反映智力资本价值的过程。高技术企业离开了核心的智力资本，如离开了掌握专门技术的专家或企业家人才，就无法运转。同时，在高技术企业，科技开发、知识创新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面临的行业风险和风险分散带来的收益空间都很大。因此，分成合约是高技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颇具代表性的初始产权安排形式，是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确认的产权基础。
由于智力资本的非实体性和无形性，使得它难以适用以经济交易的实现为基础来进行核算与报告。因为有一部分智力资本在没有任何经济交易发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价值的变化，例如经营者因为未能及时更新知识这一非经济交易行为将会导致智力资本价值的降低；同时智力资本创造未来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价值不易准确地计量，因而仅靠传统会计所使用的单一的货币计量方法是难以恰当地计量其真实价值的。
目前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主要分为以投入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和以产出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两类，具体有智力增值系数法、直接评估法、托宾q值法、斯堪的亚“导航器”模型、经济价值法、内部竞标法等。徐程兴（2004）提出了企业智力资本财务价值的计量模型：期望收益现值法。它是以智力资本的产出价值为计量基础，同时考虑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与经济寿命期等因素。“[1]
考虑到智力资源作为资产性质的特殊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比其他资产形式更具必要性。谢诗芬（2001）详细论述了现值会计计量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2]余绪缨（2004）提出，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要实施以下变革：（1）摆脱财务会计资产计价模式的束缚，从计量投入转变为计量产出。（2）超越财务会计账册，引进市场评价机制。
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总价值，可以市场评估所得到的企业整体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并进一步提出“脑力资本化”计量方法，即在有完备的金融市场的条件下，通过企业公开发行的股票价值的市场评估，来确认企业“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价值。[3]
由于智力资本具有非实体性、无形性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价值采用非货币性计量可能更具可行性。但是，采用非货币性手段来计量，既不能被目前会计界所接受，又不能使计量的信息进入财务会计系统。可行的方法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以非货币计量作为辅助手段。
三、智力资本的记录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增减变化可以通过“智力资产”、“智力资本”这两个专用总分类账户加以记录。另外在“资本公积”总分类账户下增设“智力资本溢价”和“智力资本重估增值”两个明细分类账户。[4]
（一）初始记录
智力资本核算的前提是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所有者之一，分享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初始进入一个企业时，应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产，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溢价”账户。
（二）价值变化
智力资产的价值不像实体资产价值一样，随着资产的使用发生有形和无形损耗而逐步减少，知识的使用并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由于智力资产价值具有易波动性的特点，所以对于智力资产价值的变化，企业应定期重新评估，并及时调整，其增减额在考虑了智力资本的增减额后，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定期评估时，根据智力资产评估增值额及按协议应追加的智力资本价值入账。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
（三）退出企业
智力资本退出企业时，根据退出的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价值，分别借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智力资产”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为了激励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合理反映其盈利情况，梁莱歆、官小春（2004）建议增设“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及“智力资本利润”等账户，具体核算智力资本实现利润的状况。[5]通过计算智力资本贡献率、设置明细账户等方法，确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等账户中“智力资本”应分摊的金额，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即智力资本利润=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
四、智力资本的报告
针对高技术企业而言，智力资本是其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增值的源泉，它在企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采用货币度量来传递信息。同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信息的用户除内部管理当局外，还有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有关部门等利益相关者。所以，从服务于所有内外信息用户的决策需要出发，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必须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揭示。现阶段智力资本信息可通过现行财务报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及其附注等报告方式进行披露。
（一）智力资本信息在现行财务报表中的揭示
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一般能够用货币单位准确地计量，应列在传统报表内相对独立地披露。可以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单独设立“智力资产”项目，同时在所有者权益下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中分别单列“智力资本”项目（主要考虑注册资本与出资比例等因素确定）。由于智力资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既不能将其列为流动资产或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也不能完全参照流动性来确定它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位置。另外，智力资产是高技术企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资产形式，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现金流入，这与长期待摊费用不同。因此，可将智力资产列于现有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两个项目之间。
高技术企业是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签订的市场合约，其所有权应由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为了充分调动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应让其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智力资本所实现的利润，在现行利润表的基础上，通过上述设置的“智力资本收入”等账户提供的数据，在“主营业务收入”等项目下增设“其中数”，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在利润分配表中“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项目下增设“其中：对智力资本的分配”项目，以反映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大小。
（二）智力资本信息的辅助揭示方式
在现行财务报表披露智力资本基本信息的同时，在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与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单独设置“智力资本辅助报表”，专门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开发、利用、管理等状况。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的编制过程中，应以定量信息为主，定性信息为辅。定量信息应采用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的形式，如实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状况。
反映智力资本的存量指标有：新产品投产率、技术水平指数、引进技术成功率、信息技术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学专科学历以上的员工所占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研发人员所占比重、顾客投诉率、政企关系指数（获得政府支持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研究合作关系指数（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所合作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等。
反映智力资本的流量指标有：创新活动总投入、R＆D投入强度、R＆I）设备净值、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数、新产品销售率、电子商务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重、专业技术人员增减数、AD/AA指数（行政管理花费/管理资产×100％）、IS/AD指数（信息技术花费/行政管理花费×100％）、员工满意度、专业人员流失率、访问企业的顾客数量、顾客满意度、销售渠道投资率、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
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附注部分，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详细披露智力资本的配置状况、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的适应程度、企业信息化程度、企业创新战略、企业经营理念、专业技术人员基本素质、经营者基本素质等信息。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报告还应当提供智力资本未来的预测性信息，提供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变动、供给和使用效率等预测信息，从而把握智力资本的变动趋势。
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企业核心资源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从财务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利用智力资本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这也给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挑战。由于智力资本的特殊性，因此要突破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来披露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决策所需的智力资本信息，就需要会计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满足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程兴。企业智力资本财务价值计量模型探究[J].科学学研究，2004，（2）：82-87.
[2]谢诗芬。会计计量中的现值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余绪缨。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学家，2004，（4）：86-9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 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 August von 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 J.AHow）和希克斯（John 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 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 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 他在其代表作《人� 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 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 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 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 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由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迈进。传统的物力已经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存力。这是人力资本不可避免的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世界知名的养老精算保险专家约翰•海丽指出：“10年前，资本是重要的商业条件和基础，而现在，资本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但是本文试图从现实和法律的角度论述人力资本出资的不可行性，即理论依据以及与人力资本出资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从而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真正涵义，在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作为参考依据。 一、我国公司法禁止人力资本出资 新公司法即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旧公司法里保留较多计划经济痕迹相比，新公司法更多地还原了公司法作为商法部门的特色，充分地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理念，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在公司的设立和出资方式的规定中，新公司法为鼓励投资企业，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使设立公司更加简便。但是，在新公司法对股东（发起人）出资方式的规定上，之前各方呼声很高的“人力资本出资”却仍然未被写入新法，甚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公司法其实禁止公司股东（发起人）以人力资本这种方式出资。 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新公司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旧公司法严格限制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这五种类型，新公司法大大放宽了出资方式的范围，代之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这样的表述。然而，从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来看，它实质上禁止了股东采用人力资本这种出资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出资方式的非货币财产，必须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人力资本即使可以通过种种复杂繁琐的手段来进行评估作价，但是，它是否能够转让，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不同，知识产权作为人特殊的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在物化后脱离产权人的控制和占有，成为一项与权利人人身相分离的财产性权利。人力资本却不限于特殊的智力成果，诸如人的普通的知识、经验、技能、劳务都可能成为人力资本，但是前提是它们要和具体的特定的人相联系。可以说，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离开了特定的人，人力资本毫无疑问将一文不值或者贬值。既然这样，那么具有极强的人身的人力资本是否可作为纯粹的物力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转让？如果转让，是否会影响到出资人的人身权？转让的真正标的是什么？归根到底，人力资本是因为人才成为资本，而人，在我国法律上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这样的话，即使转让人力资本，用只能转让与人所脱离的知识、经验、技能。离开了人，这些内容的贬值，肯定会为公司、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因此，从这些方面考虑，新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中为人力资本出资设立了禁止性规定，无疑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不管在旧的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中，都未给人力资本出资留下丝毫空间，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运行已从对货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要素的倚重转向对科技知识、管理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倚重。对新公司法而言，硬性禁止以人力资本出资终非长远之策。 二、人力资本内涵界定及引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身的知识、体力、技能的总合早在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分析生产要素创造劳动价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 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
人围绕价值在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从人受时间、理性等推转来加以领悟。诸如，一方面，劳动的整个过程越来越细地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种分割、计算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观化”。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层面形成了“计算”、“时间”的观念，价值的观念“规训”逻辑当然也是如此。它是在商品生活中价值概念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交换观念成为了人的劳动的原则，占有成为了目的本身。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资本逻辑、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历史阶段，事物化的过程不断地形塑人们守规矩、按照规则办事等法治观念，用法治的方式将个人的各种欲望权利化，价值规范下的交换主体欲望与另外的交换主体欲望之间的关系被表述为权利与权利的关系，这正是法治的核心理念，这当然是合理之处与积极的价值。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论述的，价值规训的根本在于对物质生产劳动的扭曲，原本依靠物质生产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被扭曲了，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价值”概念问题。就是说，价值规训的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使得物质生产本身促进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更大了，而不是“唯一”的终极形式，换句话说，在价值规训的社会中，可以培养出精于算计的个人主义者，却培育不出健全的、完整的人。
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析模型，并得出研究结论，从而对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指导意义。经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经历对西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工作经历影响较小，研究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着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把握，同时可以减少医疗开支与成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择业的范围与机会，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可能选择到较高收入或较高地位的职业，同时其优势还体现在对于城市主流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对于新的环境与人际关系能够较快地熟悉、适应与相融。专业技能培训的经历主要决定的是对就业机会的赢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其突出优势。从农民工的就业领域来看，高技术、高要求的行业不多，大多仍然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运输业、加工制造等领域。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所以工作的稳定性比较差，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现实了解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比较杂，由此使得自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施展运用于新的工作，导致工作经历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并不突出。第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均对城市融入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和较广的交往范围，这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时间，可以充分地获得求职信息。同时，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积极的社区政策，有利于扩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参加社区活动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方面的、逐步融入的过程。这样的城市融入受到包括教育、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大力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社区和个人等多个层面统筹协调。
【摘要题】价值论
【英文摘要】Marxrealizedthere-constructionofthemetaphysicinhi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Therefore,hemadehisresearchesofthepoliticaleconomybelongtothephilosophyofvalue.Inhispoliticaleconomy,allofthecategoriesembodyhisideasofthephilosophyofvalue.Thispaperemphaticallyanalyzesthreecategoriesofthem:money,charactersofvalueandtheFetishismofcommoditiesforrevealingMarx’sprinciplesofthebeingofvalue,thesubjectivityofvalueandtheconsciousnessofvalue.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Marx/philosophyofvalue/metaphysic/political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10-0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他展开哲学批判的一个扇面[1](序言)，而且是作为他阐发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除政治经济学外，马克思还通过自我意识的研究、法哲学的研究来阐发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来发掘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内涵。只是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哲学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前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术界普遍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定义，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划了等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在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价值定义的质疑中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马克思价值哲学理论的意义，力图绕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实践概念中寻找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理念建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所以，我们即使追溯到实践概念，还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入手，而应该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入手，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他的市民社会问题。[2](P32)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根基，重建形而上学。
那么，马克思要重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是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它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人本学。因为它不仅把人作为哲学的惟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而且还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置入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颠倒。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找到感性的经验世界的真正基础。他看到了自然存在的人，却没有抓住人的劳动，没有把人的创造活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环节，不理解否定辩证法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没有历史的。相反，黑格尔的《现象学》却抓住了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101)。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1](P101)。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劳动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然性，他把“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1](P4)当作“劳动”的出发点，而这些“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不过是超验性的观念，是“上帝”，因而，也是“劳动”的历史限度，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也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在人的自然主义与精神创造方面各持一端，都无法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但是，它们却又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要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就必须抓住劳动概念，把劳动的积极能动性、创造性与劳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
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的，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获得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决定性重要的哲学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二是价值否定性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把历史本身绝对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现实是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强调任何事物、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观念等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它们的存在也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的”[3](P142)。所谓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从劳动的否定意义探讨人的价值生存的原则。劳动的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物、看作商品、看作是用价格进行交易的产品。这是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劳动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成为人的自我否定的价值存在。这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严格地说，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造的，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在这里，不仅商品是价值物，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人 因此，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内容，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但是，在如何研究价值规律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否定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价值生产的经济形式，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形式后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者的生存价值被否定的事实。与之不同，马克思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立场出发，强调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人的价值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一种必然被扬弃的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进到了形而上学，从分析商品生产形式进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过程。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由此而被建构起来。
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路：其一，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其二，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考察人的自由本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运动；其三，考察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从而把历史看作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只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形式。这一哲学思路表明，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不仅要把握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路，而且要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发掘其中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仅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原理。
二、货币与实践：价值存在
货币，是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眼里，货币不仅具有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哲学的意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的现象形式，哲学却处处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存在。
货币的本质是由实践规定的。但是，货币并不是消极地被实践规定，它同时也以自己的价值特征规定实践，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价值存在的范畴，因此，在说明人的价值存在上，实践与货币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践与货币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价值存在的一般规定言，实践是理想的和肯定的价值存在，货币是现实的和否定的价值存在，两者分别从理想和现实、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价值存在的本性；其二，就价值存在的实现过程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货币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价值存在，只有经过扬弃私有制进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而私有制就是货币制度，私有制使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而货币就是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手段和力量，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存在。在这里，货币不仅是实践的异化的存在，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实践的现实和发展，实践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创造的活动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那么，货币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揭示出人的价值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全部哲学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一种文明制度，即私有制。在哲学的意义上，私有制是把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自然生命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过程，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的一种否定，却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因为，人只有在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建立价值生命的意识，才能创造人的价值存在，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本身就证明，人的价值生命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否定性的过程，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分离和否定的现实活动。但是，私有制本身又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分离和对立活动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货币的多重哲学含义：其一，货币创造着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P140)，这一特性恰恰显示出货币具有改变人的自然特性的能力，即它能使没有头脑的人变得有实际的头脑，使一个跛子获得二十四只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是人自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人的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形成，也就是说，货币能够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人克服他的自然能力的缺陷。货币的这种功能表明，货币所创造的，绝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不仅如此，货币还以自身具有的“分离剂”和“粘合剂”的功能，把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人类的生活联结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之为“社会的电化学势。”[1](P144)其二，货币创造人的异化的，即否定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颠倒和混淆的方式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是货币的神力。“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P144)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的异化、人的否定性存在就是货币的人格化，或货币的人性表现。货币的这一特性使货币成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力量，因为货币的神力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通过现实的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实现的，而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是个体扬弃社会整体的过程，亦是个体获得普遍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是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运动，而货币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从货币的否定性创造方式中发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发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其三，货币能够打通人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联系，实现价值观念和价值现实之间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考察货币的功能，指出，货币具有使人获得他想得到一切的能力，具有把人的任何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本领，也就使他具有“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145)。由于这一功能，货币才能超越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人的物质活动， 当然，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以混淆和替换、颠倒世界方式，参入历史运动，所以，它创造的现实是异化的现实，它创造的观念是宗教的观念，总之，它创造的是历史的否定性存在，是供以后历史扬弃的现实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来考察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思维与价值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他的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揭示出实践是如何获得价值规定性的，而且还揭示出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规定性，从而表明，实践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概括，深刻地揭示出货币与实践的关系，以货币规定了实践的价值内容和形式，而且揭示出价值的存在形式。就货币与实践的关系言，货币作为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包含于人类实践之中，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货币作为整个社会联系的价值尺度和媒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又规定着实践的价值内容，表明实践在什么意义 可见，离开货币的考察，实践的价值论永远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东西。
三、价值属性与价值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的自由，一种是存在的自由，认识的自由是在人对外部自然关系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存在的自由是在人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价值的主体性。近性主义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理性主体性，于是，形成了以认识论的方式研究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从而窒息了人们对价值主体性的研究。价值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区别告诉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首先要摆脱近性主义哲学研究理性主体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以认识论的方式，通过对比人的感知与外部自然界的一致性来说明价值主体性，而应该通过考察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主体性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是以何种方式与人的价值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他的价值主体性呢？马克思以对价值属性的哲学说明揭开了这一理论之谜。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属性时，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这三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最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不只是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它还是说明人们价值交换活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有机地结合起� 所以，考察价值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交换价值的特性，特别要说明交换价值作为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的特性。
交换价值的哲学特性是通过它的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历史运动就是交换活动的发展，在价值形式上，它经历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这四种价值形式的更替表明、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以价值交换活动把隐藏于商品物的形式下的社会价值运动形式呈现出来，使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构造和决定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交换活动的历史，就是价值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这种构造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社会形式，与价值发生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确立起价值的主体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交换价值与价值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商品的社会性。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它本身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的社会性必须通过一定的现象形式来表现，于是，价值就与交换价值相结合，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社会的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表现形式。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形式，绝不是对单纯地反映价值的社会性，消极地依赖于价值，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价值，决定价值的实现方式。交换价值作用于价值，使价值呈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活动建立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其次，它要扬弃不同价值主体的主观性，使价值主体的需要服从于公共的社会价值尺度，于是，主体的需要作为价值主体性的主观形式就变成了交换的动机，表现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表现的只是客观的、共同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价值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亦是价值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化。在这里，交换价值不仅揭示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证明，价值主体性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分；价值主体性不可能在它的主观性中获得价值，它只能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中，通过价值客观化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确认。
第二，交换价值以其活动方式改变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从而规定了价值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的活动方式就是进行价值的交换。为了进行价值交换，交换价值把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出来，使进入交换的商品双方各持一极：代表商品价值的一极为相对价值形式，是要表现价值的方面，代表商品使用价值的一极为等价形式，是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方面。当使用价值成为表现价值的材料时，它就超越了自然形式的限制，不再是商品的自然实体，而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以其某种有用性表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于是，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的镜子，而价值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知道，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本性，亦是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建立起来的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价值主体性与价值自然体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价值主体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交换价值建立了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交换活动是以价值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的，交换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不同的个体联结成社会的整体。在交换中，个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价值，也就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不仅如此，随着交换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个体在进入交换之前就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社会的产品来生产，并且以交换价值的社会尺度来约束自己的生产，使其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交换活动就使自己成为了价值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把价值主体分裂为个体，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个体以价值社会性，把个体联结成有机的社会整体。
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从这一观点看，交换活动不只是建构价值的主体性，而且还建构了人的价值世界，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建构来展示价值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四、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意识
商品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对商品所作的最明显、最突出的形而上学反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开篇，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P88)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地，也是马克思说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是商品的本质与表现这个本质的现象形式之间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这种矛盾和不一致也就是商品的异化存在。
商品首先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品。但是，商品又不同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采取的是直接的共同劳动形式，直截了当地表现人的社会性，而商品生产则采取的是私人劳动形式，因此，它的社会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形式。交换把劳动产品抽象为人类社会劳动本身，抽象为价值，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就取得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采取了物的外观。于是，劳动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就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关系，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就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物质媒介。这就是商品社会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特殊形式表述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89)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首先发生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外观，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物化的结果，它使人类劳动的性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并 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异化物。其次，物与物的关系也处在异化之中。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却采取了价值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它们的自然形式中异化出�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所引起的这种双重异化使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P89)，于是，人们的感觉也随之异化了，商品的价值给予人们感觉的，不是人自身的社会性，而是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物的形式。这种感觉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内在的社会性与其表现的物的外观的矛盾和不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拜物教与宗教一样，是异化的意识。但是，同为异化的意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又有区别。宗教的异化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则产生于人与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狭隘性，明确地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这一区别，宗教的异化意识表现为对上帝崇拜，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崇拜，本质上是异化的价值意识。在这里，价值意识的本质通过商品拜物教被揭示出来：价值意识不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交换活动，所以，价值意识不是对价值的反映，而是价值的创造，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理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因此，价值意识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的本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价值意识的秘密，也展示了货币、价值属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表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的主体性和价值意识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它们以异化的和否定的方式存在，随着商品生产为新的生产形式所代替，这种异化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必然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核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这是价值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正是在坚持这一观点上，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哲学与现代其他价值哲学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低，研究如何缓解宏观经济形势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激活资本市场和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刻不容缓。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对外融资的重要方式，而且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因素，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权益资本成本是影响资本市场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企业选择投融资方式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解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融资难贵”“降成本”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我国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均放缓的情况下，研究哪些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存在影响，对于缓解融资压力，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税收规避指的是企业为减轻税务负担而选择的一种税收筹划行为，可以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增加企业的现金，是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LanisandRichardson，2011）。企业进行税收规避将本应用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部分收益保留了下来，其在增加企业税后利润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融资等活动产生影响，由此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不同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剧委托问题。企业进行税收规避活动通常会选择复杂且隐蔽的交易来掩饰，这将使得财务信息的质量降低，噪声增加（刘行和叶康涛，2014；姚立杰等，2018）。企业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投资者在难以保障自身权益的情况下会提高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进而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第二，提高企业风险。风险管理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对所要投资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以控制投资风险，如果企业采取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那么其受到税收征管机关惩处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一旦避税行为被披露，企业除了补缴税款还得额外交纳高额罚金。此外，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也会损害其声誉，进而影响客户的购买意愿，而这些都将会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及经营绩效。随着税收规避程度的提高，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将会持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企业面临的风险提高，其经营绩效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而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第三，降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企业的避税活动多贯穿于采购、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进行税收规避时不仅需要管理层做出避税的具体决策，还需要会计和税务等部门的积极配合（陈骏和徐玉德，2015）。在税收规避过程中将加大企业串通舞弊的可能性，降低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尤其是激进的避税行为会对企业造成扭曲效应，导致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影响经营绩效，进而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与其权益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即税收规避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假设2：经营绩效可能是税收规避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变量之一，即较高程度的税收规避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绩效进而使得权益资本成本增加。由于稳定性机构投资者和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在风险偏好、持有目的和投资偏好及投资期限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并非所有机构投资者都能积极主动地监督管理被投资企业（王新红等，2018；夏芸和玉琦彤，2018）。首先，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存在差异。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期限较长，持股比例较高，更看重企业未来价值的增长和长期收益，更有意愿和机会关注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与管理，从而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而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多为短期持股，倾向于短期获取收益，既无能力也缺乏动力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管理，使得管理层有机会操纵会计数据。因此，对比于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公司治理的作用更显著，降低了管理层借助税收规避以攫取私利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委托问题，从而弱化了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其次，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杨棉之等，2016）。稳定性机构投资者可借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和长远发展激励，引导企业自愿进行信息披露，而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认可，从而降低了企业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具有明显的投机性，易与管理层合谋以期利用信息优势从股价波动中获利（夏宁和杨硕，2018）。随着企业进行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企业税收规避导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得以降低，进而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较于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弱化了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最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盈利能力存在不同影响。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票以获得长久的收益，更注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而对于交易性投资者而言，其更重视短期收益反而忽视了企业的未来收益，管理层为迎合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将未来绩效计入本期绩效以防交易性机构投资者因企业短期绩效差而抽离资金，虽然从短期看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良好，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相较于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更能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抑制激进避税行为，进而弱化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假设3：相较于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会弱化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沪深A股2008~2015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如下处理：①删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和*ST类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④剔除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异常的公司（合理的权益资本成本应该介于0~1之间）；⑤实际所得税率小于0或大于1时分别用0和1替代。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最后得到有效观测值5334个。本文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采用Excel和Stata14.0。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变量定义
（1）权益资本成本
有关权益资本成本的测量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常见的有CAPM模型、GLS模型、OJ模型、ES模型、PEG模型与MPEG模型等。本文借鉴OhlsonandJuettner-Nauroth（2005）采用OJ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选择该模型的原因有三：第一，此模型不需要估计账面价值与净资产收益率，并考虑了盈利短期增长率与长期增长率因素对模型的影响，避免了干净盈余假设，其适用性更强，实践价值更大；第二，模型仅仅需要预测未来一年的股利，而不需要预测较多期的股利，同时也无需对股利政策做出相应限定，相对其他模型而言，其估算过程较简单；第三，OJ模型的测度结果与风险因素高度正相关，且OJ模型更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特征（张军华，2013）。由于缺乏分析师盈利预测的数据，本文采用样本的实际每股收益增长作为预期的短期增长率，长期增长率y为当年的通货膨胀率。
（2）企业税收规避
由于避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目前还没有可以直接衡量税收规避程度的方法。国外学者大多采用实际所得税率衡量企业的避税情况，其值越低表示企业避税程度越高。与国外税收政策不同，我国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税收优惠程度存在差异，从而各企业的名义税率不尽相同，导致各企业间存在不可比性，使得其实际税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避税情况（吴联生，2009）。因此，本文考虑了我国的制度背景，借鉴王静和张天西（2017）等人的做法，将名义税率纳入考虑范围，以“会计—税收差异”即“名义税率-实际所得税率”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ETR），该度量方法能够较为准确的衡量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大小，其值越大则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严重。其中，实际所得税率等于当期所得税费用除以会计税前利润总额，而当期所得税费用为所得税费用与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差额。
（3）机构投资者异质性
关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度量，本文参考牛建波（2013）、张长海（2019）等人的计算方法，从时间和行业两个方面测度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具体方法如式（3）和式（4）所示。其中，Invhit为i公司第t年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Sdit为i公司前五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标准差。Medianij（Sdij）为i公司第t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该公司前五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标准差两者比值的年度、行业中位数。Stableit为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虚拟变量，Stableit为1时表示稳定性机构投资者，Stableit为0时表示交易性机构投资者。
（4）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参照已有文献（胡晓等，2017；AtulGupta，2018）控制了一些对权益资本成本有影响的因素。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th）、财务杠杆（Lev）、β系数（Beta）、资产周转率（Tat）和企业账面市值比（BM）。此外，还控制了行业哑变量（Industry）和年份哑变量（Year），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2.模型构建
其中，模型（5）是检验企业税收规避与其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模型（6）和模型（7）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并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用“c_变量”表示），以检验税收规避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进而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权益资本成本（koj）的均值为0.136，最小值为0.019，最大值为0.52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有着较大差距，这主要是由市场以及各公司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企业税收规避衡量指标（ETR）的中位数0.005大于其均值0.001，表明大部分样本公司的实际税率均小于名义税率，说明除税收优惠外激进的避税行为也是导致实际税率小于名义税率的重要因素，企业税收规避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机构投资者异质性（Stable）的标准差较大，为0.459，机构投资者的稳定性存在明显差异，表明我国资本市场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①可知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0.7，表明回归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时，税收规避程度越高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越高，初步验证了假设1。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税收规避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明显抑制企业的避税活动，且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更明显。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中的第（1）列是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回归结果，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回归系数为0.02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企业避税程度的提高，权益资本成本也相应增加，从而验证了假设1。为了检验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是否因为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而存在差异，本文按照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虚拟变量（Stable）将其分为交易性机构投资者（Stable=0）和稳定性机构投资者（Stable=1）。其中，表3第（2）列说明当机构投资者为交易性机构投资者时，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当机构投资者为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时，税收规避和权益资本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说明与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相比，稳定性机构投资者弱化了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3。表4第（2）列的结果说明税收规避与企业经营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税收规避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表4第（3）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经营绩效）的影响后，税收规避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且与表4第（1）列的回归系数相比其值变小，表明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中经营绩效至少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税收规避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绩效，从而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因而验证了假设2。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为排除解释变量度量方法的选择差异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参考施汉忠等（2019）的做法，以“名义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EBIT”作为税收规避的衡量指标（ETR2）进行回归，结果①发现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越高，结论与前文相同。第二，采用ES模型计算出的权益资本成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企业避税程度与其权益资本成本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第三，为排除内生性问题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参考徐珊和黄健柏（2015）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选择行业年度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发现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煤矿企业在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方面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本身多数集中在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在物资管理方面要承受一定的运输成本；一般矿产开采与储存位置相距不远，做好物资管理就必须设置相应的存储供应地点；煤矿企业所涉及到的物资管理普遍占据空间大、资金规模大等特点；物资的开采、加工、运输、存储等对各类机械设备的依赖程度较高，对物资管理要较为严格的要求；企业相关管理部门不仅要做好资源的管理与存储，还要加强其他物资材料的检修与落实，对于成本控制工作而言涉及较多变量，增加了控制管理难度。以上这些诸多因素的影响意味着现代煤矿企业想要做好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就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改善现状，以减少管理问题。
2煤矿企业物资管理成本控制问题分析
就目前而言，我国煤矿企业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水平、管理水平相较控制需求而言并未达标，成本控制的过程伴有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煤矿企业在物资储备、采购、管理等多个环节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效率都较为低下，从而导致物资供应过程问题频发，导致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控制难度，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煤矿企业在物资资金管理、运用、分配方面存在缺陷，资金周转率偏低，影响了企业本身的信用与效益；三是企业自身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统一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步伐还较为缓慢，增加了物资管理工作的成本支出、影响了管理效率，也不利于企业决策；四是煤矿企业成本控制中缺乏对资金的有效监督与掌控，导致资金与物资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漏洞，尤其是有效监管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缺乏促进企业无法掌握一手信息，不利于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
3煤矿企业物资管理成本控制策略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煤矿企业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企业在加强资源开发管理及产业链拓展的状态下，只有强化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效果，才能够增强企业自身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竞争实力，才能够提升自身管理水准与利润水平，降低成本支出。具体成本控制策略包括以下内容：
3.1完善成本管理制度
煤矿企业物资管理的成本控制要从提升认识、完善相关制度做起，以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竞争需求。制度方面要完善成本预算制度，提升成本控制有效性及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执行力，企业本身在内部管理中要全面推行预算管理，强化对资金支出回馈的管理，将预算管理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经营、资金管理等各个环节，并合理划分成本控制责任落实到各个具体部门及各个岗位。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及财务情况进行科学的资金评估与规划，制定完善预算评估与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并对执行情况加强监督与跟踪核对，做好上报、审批、核对工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3.2建立物流供应链
煤矿企业本身对物流有较大需求，其是保障企业顺利运行的关键支柱之一，生产经营中物资管理工作离不开良好物流体系的支持，因此要建立符合企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物流供应链，以解决实际管理中急用物资不到位、普通物资存储管理压力大、物资滞留与浪费等诸多问题，从而降低物流成本。企业本身要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在物资采购、运输、配送、管理等多方面的需求进行合理安排，做好仓库的实时监查与清理，以提升采购质量与效率，提升物资使用效益，为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服务。
3.3建立动态库存体系
对煤矿企业而言，物资管理首先要从采购入手，通过实施集中式管理、建立动态库存监查体系来服务生产经营，比如根据市场上物资价格波动变化及时低成本购进，降低采购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对于采购与库存的监督管理要做到实时化与动态化，利用信息技术的服务优势及时对企业物资管理报表、采购管理情况、市场价格等多项因素进行整合分析，从而完成最佳采购方案、库存配送方案的设计，并结合实际生产运营需求予以调整，从而提升物资管理水平与成本控制效益。
3.4建设信息化平台
煤矿企业管理中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全面的物资监管信息化平台，构建互动性强、快捷便利的数字服务系统，将管理内容与目标纳入系统，从而全面监查资金、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实现全过程跟踪，并为企业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信息支持，服务企业决策。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要与企业内部各部门加强合作与联系，以提升数据采集准确性及有效性，方便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
4结束语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把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但忽视了包括人文、环境、资源在内的其他重要指标。过分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人的价值的提升，必然会造成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氛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在观念方面存在误区主要是，大多数企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存在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注重自我开发等个人观念的障碍。特别是学历较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民和普通工人，他们不注重学习、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总觉得自己已经定型，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和提升，即使想人力资本投资，也主要是考虑对其子女进行。农村地区受到更深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较严重，因此抑制了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此外，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相当于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投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有效产出，导致不少家长投资子女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下降；很多学生自己也对教育培训缺乏信心从而选择放弃，直接步入打工行列，他们多数集中在技术技能含量较低的职业，并且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较不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二、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制度因素
建国初期，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的投资、配置、分配和使用具有集权化和非市场化特征，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限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纳入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制度障碍是我国目前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制度障碍有：一、投资主体单一化，国家是唯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而家庭、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二、教育投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不协调，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足，出现企业招收技工难。三、教育投资比例不合理，功利性的高等教育投资偏高，福利性的义务教育偏低。四、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脱节。五、培训制度存在：投入不足、观念陈旧、内容过时、形式单一、管理不善等问题。存在以上障碍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对称的制度，造成有限的教育资源低效率的利用，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在人力资本的配置方面存在的主要制度障碍有：一、人力资本流动水平低，特别是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到城市的迁徙成本；二、缺乏清晰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激励方式单一，报酬体系安排不合理。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由此可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清晰的产权、公平科学的分配制度和人才制度等，能够激励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持续的创新热情，对于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资金因素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资金障碍。政府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中的主渠道，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企业和居民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受到收益和收入水平的限制。
政府投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政策性开发，既是弥补社会资金和居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又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因为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外部效应，还可以消除制度因素的制约，比如劳动力流动、职业自由选择上的各种阻碍。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投资符合人力资本开发的规律，则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社会繁荣进步、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方面的财政投入仍然十分不足。2012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28%，而早在1997年OECD各国对公共教育的总投入占其GDP的比例就是：美国5．2%、法国5．8%、德国4．5%、韩国4．4%等。
人力资本投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培训，但是大多数企业将员工培训限定于日常培训，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很有限，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收效时间长而企业在短期内想尽可能地压低投资成本、增加纯利润。居民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受其收入约束，面临的投资成本主要包括：一、接受教育的成本，在大部分县级财政无力负担义务教育的巨额经费而向上一级政府寻求转移支付的渠道又不多样的情况下，最终负担的大头还是落到居民身上；高等教育年年扩招，学费年年攀高，多数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居民负担不起，因此降低了教育投资的热情。二、劳动力转移成本，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存在着巨大的转移成本，降低了农民迁移到城市的净收益，使得在沿海等一些发达地区，从“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缺工”成了企业主的话题。三、医疗保健卫生费用，相比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政府在医疗保健卫生方面的投资不足；医疗保健卫生制度改革滞后，看病难、买不起药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医疗保健卫生问题也是影响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前煤炭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各级干部和员工对当前严峻的形势下成本管理在企业效益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缺少“过紧日子”的方法和措施。
2、煤企业在采购中采用传统的操作方式
部分有限地采取网络信息化处理，造成采购产品渠道杂乱、采购繁杂、成本较高。
3、采购制度不规范，采购部门工作效率低下。
煤企需采购产品的种类繁多，采购人员缺少必需的工作经验和管理技能，采购的产品在流程和质量上均存在一些问题，煤企隐性成本上升。
4、成本控制措施事中控制协调和事前预测决策少，管理措施多，执行力差，致使成本控制措施不力。
事后对责任追究不到位，造成成本管理的力度不足。
5、采供双方之间的工作不透明。
供应商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各种方法降低成本使采购产品质量下降，中间商想法设法提高报价，各级采购部门变通形式和利益寻租使得采购企业的利益受损。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结合工作实际研究控制采购成本的对策。围绕降本增效、突出“整章建制”和“流程再造”，进一步完善规范的采购制度，规范统一的采购流程，选择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引入市场竞争等途径，不断降低煤矿企业采购成本。
二、通过健全制度，成立了“三个委员会”，明晰各自职责，确保三个委员会具备工作独立性，又能相互监督，相互支持。
1、成立价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价格监管，全方位降本增效，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力保全年各项经营指标的完成。
价格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根据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相关文件及制度要求，拟定公司价格委员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运行程序。健全公司价格监管组织体系，完善岗位配置，保障工作正常运转。定期听取价格监管办公室汇报，负责对公司价格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管。及时对价格管理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组织整改与完善。负责对价格公示情况进行监管，建立举报受理机制，受理对价格违规行为的举报及处理。不定期召开价格委员会会议，研究其他重大事项。公司价格委员会下设价格监管办公室。价格监管办公室职责：负责参与开展市场调研分析、招投标询价比价等各种价格获取渠道，及时建立并完善价格信息数据库。对年度价格管理办法的具体程序进行制订及优化。对采购价格进行定期公示，并及时上报公司价格委员会。对每月价格管理情况进行汇总上报，针对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向价格委员会提出建议。对公司价格委员会作出的重大决策进行具体实施。
2、成立成本监管委员会，强化成本意识，树立效益观念，有效挖掘成本潜力，构建完善最优成本监管机制和控制体系。
成本监管委员会职责：完善成本管控机制，对各单位成本运行情况进行监管和评价。负责审定年度成本指标分解方案和管理程序，以及公司重大成本项目。协调、解决成本管理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调控成本控制运行。掌握各项目成本的实际构成，跟踪、落实各项目成本计划及执行情况，分析、总结项目成本控制情况，为公司管理层提供充分、有效的决策依据。不定期召开成本委员会会议，研究影响成本控制的有关事项，并提出意见方案。公司成本监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对全年总成本费用构成做出系统、细化、准确的分析，编制年度成本指标分解方案，报成本监管委员会审批。定期进行成本分析，包括各部门、单位的材料费、薪酬、劳务费等主要费用进行分析核算，对不合理、无效益性的费用进行否决或事后追究。定期进行现场调研，核定材料消耗的真实成本定额，努力建立最优成本控制走廊。严格监管责任部门费用审批权限及成本费用使用范围的界定标准。无论是成本指标还是专项资金都要严格控制在规定允许范围内进行使用，对超范围、越权使用资金的相关责任人要从严处理。协助成本监管委员会协调、处理成本控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向成本监管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建议。对各单位月度成本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审核和考核，并组织季度、半年、年度考评工作。
3、成立竞争性谈判委员会，有效降低物资采购价格，保证公司物资采购价格的公正性、合理性，确保采购物资质优价廉。
公司竞争性谈判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制度建设、价格监管、违规问责，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促进公司成本控制工作。竞争性谈判委员会职责及运行程序：牵头组织财务、审计科、计划、监察科、相关采购部门人员及技术方面相关专家成立竞争性谈判小组。对采购项目进行严格审核，确认不具备招标条件的项目方可组织进行竞争性谈判。确定参加竞争性谈判的供应商名单。通过市场调研、网络（电话）咨询等方式挑选至少三家产品质量好、信誉度高、价格合理、付款方式符合公司要求的供应商参加谈判。在集团公司各矿提供过产品服务、价格合理且信誉度较好的供应商优先；国际、国内同行业知名品牌产品供应商且信誉度高、价格合理、付款方式符合我公司要求者优先。提前告知相关事项。由项目主管业务部门和使用单位提前编制项目技术标准、供货期限、售后服务等具体要求，形成书面文件，提前告知参加谈判的供应商。企管负责提前确定谈判时间。谈判。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谈判文件有实质性变动的，谈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确定成交供应商。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报给所有参加谈判的未成交的供应商。企管负责将谈判情况汇总上报公司竞争性谈判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4、建立集团层面的网上价格信息公告平台。
把这一平台建设成三个委员会的交互平台，有效发挥了协调工作的效用。建立采购联盟，引入市场竞争。我们在集团层面建立了供应商档案，收集并分析供应商信息，制定价格评价体系，确定采购产品的价格，实行采购物资定价制度。制定切实合理的采购计划，择优选取产品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采购总负责人全面负责采购产品的管理，根据材料需用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协调并充分利用内部资源。价格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物资（设备）采购项目集体议价确定价格，同时在集团建立的采购信息网络平台进行公示。竞争性谈判委员会致力于除招标项目和集团供应处调拨物资外，所有物资采购项目均实行了竞争性谈判竞价采购，结合集团公司物资采购信息网络平台上的采购价格，确保物资质量好、价格低。成本委员会致力于有效地对全公司各项成本活动进行计划、协调和监控，加强督查考核。企管处、财务处、投融资、纪委监察部门专门进行督查落实。协调“三个委员会”发挥好监督功能，完善信息公示。比如，价格委员会定期对采购价格高的单位可以取消其采购资格并进行通报，严重的要问责。在小宗产品的采购中，分公司单一采购成本较高，由于采购数量较少，在价格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为实现规模效应，提升谈判能力，降低采购成本，采取集团联盟信息共享方式进行采购。集团内各分公司、子公司共享规模优势，跳过商直接和厂商交易，降低中间成本，减少采购环节，提高流通效率。我们近期成立了招标工作组，进一步明晰了合同管理部门的职责，规范了执行的流程，确保物资采购决策实现科学高效。
三、从集团到基层健全制度，强化落实，取得了阶段性的实践成果
内容提要：随着古典企业逐渐走向现代企业，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于一身的笼统的资本必将分化，人力资本将逐渐独立于财务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甚至 如何在知识经济中从财务上反映人力资本，这引起了广大会计学者的兴趣。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大家达到了理论上的一致，但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可计量性，理论研究都是浅尝即止，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财务上的可行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考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并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关键词：人力资源；确认；计量；报告
人类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经历了劳动经济时代、土地经济时代和工业资本经济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使人力资源的研究越发显得重要，从而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伴随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人力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货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占主导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稀缺资源。会计核算也只对货币资本尽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更替，人力资源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第一资源。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后兴起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AAA）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研究文告，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困难因素以及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植根于工业经济的土壤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陷入了低谷。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又称新经济NewEconomy）的初见端倪，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的关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现象，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会计问题的热点。FASB（2001）颁布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特殊报告———《企业和财务报告：来自于新经济的挑战》，其中详细阐述了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等会计问题。
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不变成本（C），介于智力成果与一般资源的以独特形式存在于企业中的特定资产。其理论依据是美国FASB对资产作出的定义，即“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奠基人弗廉姆侯兹曾经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导入会计信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形成企业商誉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68年颁布的会计研究系列第10号中揭示，形成商誉的15项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源自于人力资源因素。此前，在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颁布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就首次提出会计目标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主体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并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可变成本（V），其核心是劳动力。不管是可变成本还是不变成本，都说明人力资源是一项成本费用，应该在会计上得以确认、反映和核算。
二、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问题
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同时把人力资源视为资本公积，不确认为资本，不享有企业的任何分配权。企业内部除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之外，不存在第三种权益。这种观点不承认人力资源是企业除负债资本和所有者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第二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为一种类似于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特殊形式，� 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源相对于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即作为资源，应具有潜在的收益性，而那些学历很高，水平很高，但在企业消极怠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人力，就不能作为人力资源来反映，从而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三种观点是在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一项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承担着类似债权人的风险，但享有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权。因此，会计等式应修正为：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这种观点错误地把人力资源当成是无形资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载体是人。第四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并形成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通过企业各方的契约决定，既可以具有债权人权益性质，也可以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便于在实际中加以操作。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一项可增值的特殊资产，而且是一项可形成资本的资产。应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从“控制”角度看，法律或者契约性的限制是一项资产是否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证据。为此，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会计的反对者认为，尽管人力资源的存在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所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缺乏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考虑到“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economicsubstanceoverlegalform）这项会计惯例，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由企业所控制，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法律或者契约性限制，而应该从经济本质角度进行审视。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博弈历程中可以归纳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的增加，一方面人力资源价值的确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一样，其专用性也在与日俱增，由此可以期望专用性的人力资源和企业形成一种隐契约（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一旦人力资源所有者脱离企业，其人力资本价值将无从体现，并将因其对其他主体的非专用性而发生贬值。所以可以认为，随着人力资源专用性的提升，人力资源所有者将会选择合作博弈，同时增进企业和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人力资源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从本质上看其实质已经为企业所控制。例如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企业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StockOption）、对企业职工实行职工持股等一系列激励措施，都能够起到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在实质上对其内部人力资源的控制，使之长期服务于企业。
从“可能”角度看，按照Upton（2001）的理解，其本意确切地应该解释为“期望”。按照其逻辑，只要事前（exante）认为或能够预期一个项目有价值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去进行交换，该项目就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论最终的（事后，expost）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其有价值。“可能”这一表述的存在，在于揭示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Upton认为，“可能”一词并不是资产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实任何一项资产，即使是有形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正如我们不会因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存货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仅
三、人力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
按照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1）可定义性；（2）可靠性；（3）相关性；（4）可计量性。人力资源的前三个特性大家都普遍承认，但人力资源的计量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难题，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只是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要确认为一项资产，还必须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回避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它是以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资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人力资产的成本价值，同时将人力资产成本价值按照人力资源的使用期间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记录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人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收益或带来的损失，该余额可 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它是以人力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总价值为基础计量人力资产的经济价值，将人力资产进入企业后对其资产的各种支出作为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对该人力资产预期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可 在此基础上可引出不少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和非购入商誉法等。
1.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方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合同期满停止支付报酬为止预计将支付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这种计量方法以工资为计量依据，其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指交换价值，还应包括剩余价值。
2.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人力资源素质的不同，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存在差别，因而企业职工的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应乘以一个效率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差异。将调整后的工资报酬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中效率系数取决于在设定期间内以某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相比计算出的投资报酬率。这种方法仍然是以工资为计量基础，对于盈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来说，效率系数大于1，其计算结果大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因为这个计算结果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还包含了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超过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那部分。但对于那些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效率系数小于1，所计算的结果小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不仅没有包含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连交换价值也没有完全包括。因而这种方法明显地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3.未来收益折现法。这是一种计量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在于能提供未来收益，因此将企业各期未来收益折现，然后按人力资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将企业未来收益中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作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该方法未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即工资部分，因此也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4.非购入商誉法。该法是将企业过去若干年的累计超过同行业平均收益的部分予以资本化，作为商誉的价值，然后再乘以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投资额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计算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只计算了一部分。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更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由于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应该进行适当的变动。首先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涉及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把人力资本交付于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这也是人力资源产生的根基。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应采用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其次对于会计要素，应该增加会计要素的内容并重新分类：资产包括财务资产（传统意义的资产）和人力资产；权益包括财务负债（传统意义的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传统意义的股东权益）和人力资本权益。再次就是会计等式，应该相应改变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奕的产权关系。具体操作应该是：当人力资源投资入股时，通过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入股，由于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人力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不宜将其记入财务会计的“股本”账户，而应另设一账户“人力资本”予以反映，同时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人力资产”账户。由于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只有当其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时，才能予以确认。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的运行中的价值变动问题，目前致力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核算中，还应该设立“人力资产摊销”账户，按期对人力资产计提折旧，理由是人力资产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衰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人力资产不同于财务上的其他资产，按照其磨损的程度逐渐或一次性地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而且人力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增值现象，而对于物质资产来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增值现象。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而应在期末，通过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或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增设“人力资产调整”账户，调整人力资产的价值。冲抵“人力资产”账面金额。冲抵的限额就是“人力资本”入账计入的价值。当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时，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通常不对其进行会计上的反映，只有当公司修改章程，以人力资源控股、持股和参股时，或重新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发生评估增值时，借记“人力资产”，贷记“人力资本”。至于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从企业的纳税角度考虑，不宜将其资本化，而应同现行传统会计一样，将其费用化，作为当期费用冲减税前利润。因为如果将其资本化，那么就如同固定资产，其费用不可做税前抵扣。这将使企业的资产虚增、损益虚增，影响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因此应该直接增设“人力资产成本”账户，用以反映人力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比如在每期计发工资、福利费用时，借记“人力资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
四、人力资本在会计分配上的反映
至于人力资产做为资本入账，怎样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问题，大部分会计学者都想对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一笔固定数额的人力资本，以便和物力资本一起，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年年月月不同，因此很不科学，特别是按笼统的总利润分配的体制，透明度不高，容易出偏差。例如，当某企业经营没取得显著成绩，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生产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都只能取得最低的社会平均收入，但由于没有“社会平均利润”的概念，那么当生产者已按月领取了工资后，再参与税后笼统利润的分配，则生产者所分得了不应得的利益，而物力资本所有者得不到最低收益，则很不公平。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创立利润分块责任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律规定的各种公益金之后，如果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余下的利润全部按资分配，由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分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不再进行再分配。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价值分配体系。二是：让人力资源直接通过控股、持股和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如深圳华为公司奉行“让最有责任心的明白人担负重要的责任”，实行人力资源资本化，职权和股权向有知者倾斜。同时股权实行动态调节，你今年干得好，公司给你配股；明年干不好，公司可以收购你的股。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购股，达不到华为确定的标准，有钱也不能够有股权。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实行“30%优秀员工（含核心层中坚层）集体控股，40%的骨干员工有份量地持股，10%-20%的低级员工和新员工适当参股。这样一来在财务上也就可方便操作。因为采用这一制度，企业变动的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人的份额，并不影响企业的其他财务事项。但这有一点不足，就是只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化，却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只能对内起到管理作用，却不能对外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五、人力资源的会计报告体系
我国的财务报告体系是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既然人力资源在财务会计上得以反映，那么人力资源也应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反映。即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两个新的报表项目：“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在“人力资产”项目中反映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经权威机关评估值，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产调整”也相应地调整人力资产的账面金额。而“人力资本”则反映人力资源获得时，即在与人力资源者达成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时评估值入账，通常该项目只随董事会决议和中介评估公司评估后，发生金额上的变动。并且按此作为人力资源拥有者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依据。同时应该在报表附注部分披露与人力资产在契约达成时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披露各类人力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并应披露当期确认的人力资产减值准备。
在损益表中新增两个报表项目：人力资产成本，人力资产跌价损失，反映人力资源的追加成本、使用成本、安置成本和流动成本，以及在期末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或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对人力资产的评定，确定人力资产的跌价金额。对于人力资产的成本，可按照税法的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税前抵扣。而人力资产的跌价损失不能在税前抵扣。同时在报送的附表中增加“人力资本成本明细表”，反映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所有发生费。在此附表内应设置以下几个栏目：员工的培训费、工资、奖金、福利费、职工内部调动过程中发生的退职、退休后发生的各种费用、职工因解聘、辞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解聘费用和职工“跳槽”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至于人力资源获得时的成本费用，如招聘广告费、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招聘活动租场费等，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则应在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对应的传统会计损益项目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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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于人力资本、R&D及R&D溢出的模型（1）参数符号。H—人力资本；SR—R&D溢出；X—其他因素；LRD—R&D投资。（2）构建模型。根据文献[1]，笔者构建一个类似C-D生产函数的知识产出函数，TFP为产出变量，将影响TFP的各因� （1）人力资本与物流行业R&D及行业间R&D溢出的相互作用项，用XP表示，XP={H}×LRDit,H×SRUit,H×SRDit。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与R&D相互作用项，可以描述人力资本是如何促进TFP的增长。（2）物流行业特征。定义如下虚拟变量：式（3）中，HIi表示物流行业的技术特征差异对TFP的影响。如果等于1，则表示R&D对TFP的影响随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反之亦然。（3）行业所有制结构（SOE）。如果SOE为负，则表明所有制结构限制TFP的增长。
1.2利用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算和分解首先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计算出生产率指数。根据得到的数据单元，构造一个前沿生产面。在确定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单元实际产出到前沿生产面的距离就是生产率。
2实证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2.1数据处理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5-2012年物流行业数据进行处理。（1）TFP衡量及分解。本文使用物流行业中每个公司的实际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固定资产、期间再投入和年末该公司人数作为生产投入，应用式（7）计算Malmquist指数。（2）R&D存量。用物流行业中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技术改造经费等来确定R&D的值。将前5年的年投资增长率作为整个投资增长率。在考虑折旧情况下，R&D投资存量表示为：（3）人力资本积累。西方国家一般用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但要准确的知道每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并不现实，因此使用每个物流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占全公司人员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变量。
2.2数据描述物流行业各代表性企业的Mi、EC、TC和SOE的统计描述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2005-2012年SOE的平均增长率为0.39%。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经济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比重的下降体现着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是在逐年累计的。
3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原理，对非稳定量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虚假回归，破坏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采用Levin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共同单位根，用Fisher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单个单位根。如果拒绝原假设，且在给定显著水平范围内，则回归残差平稳，且不存在虚假回归。在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是基础模型；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加入人力资本与行业自身R&D投资、后向R&D溢出及前向R&D溢出相互作用项。（1）表2中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需要解释的变量，根据这个变量值估计得到其他值。需要说明的是，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4个模型的截面方向为随机效应，时间� 其次，根据回归残差检验，表明残差稳定，不存在虚假回归情况。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物流行业特有的技术特征对TFP有重要的影响。物流行业的人力资本与R&D投资均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的系数均为正，而人力资本对自身企业的R&D影响更大。通过控制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可以看到模型2和模型4中人力资本的系数失去显著性，因此人力资本促进TFP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提升技术开发和吸收能力。也就是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本企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能熟练度，进而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吸引其他物流企业的人才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后一种效应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2）表3中被解释量是E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3中可以看到，一是所有制结构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二是物流企业本身R&D投入过度同样导致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当一个物流企业的R&D投入过多，会使自身的技术更新加快，而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吸收就会越少，这样就会导致效率值不断下降，最后导致整个行业技术效率的降低。三是人力资本依旧是“同化器”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的累积，反而导致技术效率的降低，其原因与R&D类似。（3）表4中被解释变量是T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4可以看到，技术进步随着人力资本和企业R&D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人力资本性系数处于0.0588-1.764间。企业本身的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弹性达到0.0784-0.1078。这表明，虽然增加R&D投入可有效提高行业技术水平，但是还需依靠人力资本将其转化成真正的技术进步。6结论本文对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我国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TFP、效率改变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物流行业中企业自身R&D与R&D溢出是影响TFP的重要因素。（2）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同化作用。但是如果控制了人力资本和R&D的相互作用项后，人力资本与技术效率则呈负相关的关系。
与幸运的门户相比，电子商务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留下“资本”严重先天不足的结症。要知道，在90年代那次热潮之中，美国有400多家互联网公司上市，市场价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投入的风险投资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2000年那场最壮观的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成份就是B2C。因此，破灭以后跌得最惨重的也是B2C。但在美国，如今eBay、Amazon等电子商务公司依然占据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而且势头强劲。而中国电子商务却没有如此命运。因为滞后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996年，美国股市上市的明星股是门户Yahoo，而国内三大门户上市已经是泡沫开始破灭的2000年；1997年和1998年，美国股市上市明星股分别是Amazon、eBay，而国内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导者8848却在临门一脚中失利，错失了通向股市的最后一班车。因此，从1997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额几乎达到门户的十倍以上，而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获得的投资却不足门户的1/10，形成了严重的投资断层。巨额资金投入是新兴电子商务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前期的这些资本根本不足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先天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种发育不良的症状十分明显。比如，真正的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易趣、卓越、当当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第二梯队。包括这几家幸运的“幸存者”，其商业模式也先天不足。eBay、Amazon等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作为全方位的“平台”：除了在市场份额方面一马当先外，在商品种类以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反观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除了市场份额极为分散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厚利产品上，相关产品的信息也非常有限。目前，eBay和Amazon的活跃用户均在3700万左右，也只占全球网民数量的5％（国内调查的关于网民购物的比例存在严重偏高的失实）。充分利用网络的可扩展性，吸引更大比例的网民是未来最大的增长潜力，而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平台”上的产品和信息更加无所不包。但是，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他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所需资金不仅仅是数千万美元级的，而应该是上亿美元级的“烧钱”。
当然，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缺乏一个领导者。可以说，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行业是一个可悲的行业。1999年，8848作为当之无愧的电子商务领袖，引导了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理念，推动了支付和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当然，它自己 但是，8848陨落之后，领导者的位置就再也没有人坐了。虽然8848后来备受诟病，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8848唯一犯下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坚持而已。8848的商业模式和它的“烧钱”行为都是无懈可击的！有了8200万美元的家底，阿里巴巴具备 有了行业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本身，而是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而是所有电子商务行业本身，包括消费者。
后遗症直接导致的结果：除了受益于网民规模扩大外，这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进步幅度远远不如1999年和2000年，几乎原地踏步。无论从商业模式还是资金量来说，易趣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保守和眼界的狭隘，除了一味盲目地大量挥洒广告费外，几乎没有为整个行业作任何贡献。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即使有这样的境界， 毕竟，坐倒领导者的位置就需要为行业大量“烧钱”的。
目前在美国电子商务中，书籍销售额只有21亿美元（2002年占网上网下所有书籍销售的12％），而网上定票却达到了222亿美元（占所有票务销售的17％），是书籍的10倍以上。而且网上定票收入增长在58％，幅度是书籍的两倍多。这是携程得以在Nasdaq上市，亿龙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的根本原由。但是，卓越和当当等以书籍和音像制品为主打的公司，其商业模式的局限很难打开Nasdaq的大门。但是，他们可 不过，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缺憾，将有短信、网上交友、网络游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和消遣方面的商业模式得以弥补。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最晚到2007年（最快在2005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肯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数量上）！2004年中国互联网肯定是美国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最主要的业务增长点。新公司上市、国外互联网公司进入、各种购并和一批新兴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的支持，将共同组成2004年产业的交响乐。互联网热潮将使相关行业，乃至整体经济极大受益，“跛脚”而行的电子商务也会在这样的热潮中加速弥补先天的不足。
1．1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早在19世纪60时代，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就对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作用等研究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企业人力资本是当人力资源投入到企业后，为企业现在或将来收益带来的，存在于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等综合价值的存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企业为维持或提升现有人力资本价值和效率而进行的资金运用行为”。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长期性、流失性、风险性、复杂性等特征。由于员工自身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结果，只有这些人力资本投入到生产运行中并产生影响时，才能评价出人力资本投资对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因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较难计量。
1.2企业人力资本分类
对于企业人力资本的分类，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划分方式，例如，贝克尔根据知识的专用性，认为企业人力资本包括一般价值人力资本与特定人力资本；李忠民根据不同的能力素质，认为企业人力资本包括一般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与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孔宪香根据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企业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研发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与营销型人力资本。
1.3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
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是指具有一定的市场营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技术操作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敢于进行市场开拓的人力资本，在现实生活中营销型人力资本所对应的是各类营销人员。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营销型人力资本所对应的是各类营销人员。企业通过对营销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以获取相关的预期收益的行为，包括为聘用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营销人才进行的投资；为获得更高的营销收益而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的各类营销人员培训投资；为获得更高的营销成效而进行的激励性投资行为等。
2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得以快速成长，成为我国经济的生力军。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进入转型时期，中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需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施品牌竞争战略，开发差异化营销策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获取更多的销售利润，扩大国际化市场等。营销人才肩负着企业一线扩张的重任，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企业的品牌竞争、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国际化渠道扩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提升营销型人力资本的存量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第一，中小型企业投资于营销型人力资本能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高素质的营销人员能及时准确的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为中小企业管理者把握创新机会、作出创新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营销型人力资本载体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决策提供服务技术，为企业创新提供信息；高素质的营销人员能够与技术创新人员有效沟通，为创新成果与产品的设计提出建议，使创新成果高度符合市场需求；高素质的营销人员能通高效地将企业的创新成果、创新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市场价值与创新收益。第二，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综合能力，蕴含在企业长期经营全过程中，中小企业通过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强营销人员的营销技能与岗位能力，提高营销人员的综合素质与竞争能力，从而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第三，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能为中小企业创造利润，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运行的成本和效率，能够帮助优化企业资本，节省劳动力和减少物质资本使用数量，提高资本使用率与资本收益率。
3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半结构访谈模式，对珠三角区域的36家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进行了访谈。访谈目的是了解中小企业在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与成功的经验，从而针对性地制定出投资对策。访谈内容包括中小企业对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程度、投资方式、遇到困难等。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分析与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3.1中小企业对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程度
58．3％的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没有深入的认识，不能明确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和投资途径；63．9％的企业不愿意向人力资本领域过多投资，认为营销人员流动性大，且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增量只拥有部分产权，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75％的企业没有设置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营销人员的招聘、入职、培训等工作由企业管理者负责，或由行政办公室部门负责；44．4％的企业没有系统的营销人才招聘聘用、培养及使用计划，缺乏专业性、独立性的管理，企业用人留人环节受企业高级管理者个人意愿影响较大；只有13．9％的企
3.2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
中小企业投资于营销型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招聘或录用教育程度高、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人才，这是大多数企业迅速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式，企业一般会对营销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综合素质等多方面进行考量；二是投资于营销类人才的培训，包括入职培训、营销类培训证书的获取、专业技能类的培训等；三是通过激励措施获得人力资本的增值，通过激励手段影响和改变营销人员获取和提升人力资源的意愿；四是通过一定的措施提高营销人员的健康水平。
3.3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
由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竞争状况、消费者观念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经营业绩，会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收益难以衡量。凝聚在营销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并带来增值，而人力资本投资与组织经营成果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使得投资收益的计算更加困难。中小企业自身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管理水平、家族制管理理念等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一定的限制。现阶段，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的投入还存在成本高、周期长、风险高、收益难以计量等问题。因此，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不容乐观，普遍存在着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或不合理，企业没有制定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投入机制不够科学合理，人力资本投入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企业生产力，营销型人力资本流失严重等困境。
4中小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对策
4.1制定投资规划及管理制度
第一，中小企业应制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规划，通过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地分析投资的环境，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经营目标，确定企业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营销型人力资本规模，制定投资规划。第二，制定营销型人力资本管理与激励制度，将中小企业有限的资源投资合理利用，使营销人员能够有效的工作并获得一定的发展机会，并给予较为公平的回报，减少人力资本的流失。第三，制定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定期核查制度，由于中小型企业营销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企业应定期核查营销型人力资本配置情况，做出总结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对外部人力资本的获取和内部人力资本的提升转换做出计划，使营销型人力资本配置更合理。第四，建立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核算体系，对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论及时改善投资计划，使人力资本不断增值获取收益。
4.2建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中小企业必须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或工具对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合理的规划与设计，有效地规避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中小企业要明确与正视人力资本产权的存在，尊重这种天赋人权，并建立符合人力资本产权特性的制度体系。中小企业应根据市场的变化、科技的更新，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投放，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评估，加强对不确定因素的控制，掌握营销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发生的概率分布，降低或避免这些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4.3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企业的灵魂，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个富有团队精神、和谐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营销型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中小企业应注重在良好价值体系的企业文化背景下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让企业具有强大的导向力与凝聚力，从而影响营销人员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使营销人员在享有各项薪酬的同时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充分调动营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创新潜力。另外，还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使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沟通顺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4.4建立人力资本激励机制
中小企业要构建科学的营销人员激励制度，首先，企业应通过制定合理的销售量标准，使营销人员把目标、希望、激情引向对企业销售工作有利的方向，要根据具体的经营范围及销售区位制定不同的销售量标准：一是统一销售量标准，企业所有的营销岗位制定一个统一的销售量目标，不同的市场区位采用统一的提成方法，不考虑市场的潜在需求量；二是潜在需求销售量标准，企业在评估各个市场区位潜在需求量的基础上，为不同的市场区位制定不同的销售量标准；三是个人销售量标准，企业依据每个营销人员前一阶段的销售业绩，确定其下一阶段的销售量。其次，企业要制定相应的销售量激励措施，使营销人员认识到，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能获取相关的收益与奖励，从而激发营销人员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和积极性。再次，设立技术创新建议奖励制度，鼓励营销人员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激发营销人员的创新潜能，如设立创新信息奖、创新建议奖等。最后，企业对有较高贡献的营销人员实施产权奖励，如通过股票期权、股票购买计划、赠与股票、员工持股等方式，将营销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目标与企业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
4.5规范营销人才招聘流程
中小企业要做好营销岗位工作分析，通过细化具体营销工作任务的程序，了解完成此项工作的人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经验及对个人素质的基本要求，以便按照此要求进行人员招聘，杜绝不合适的人进入企业，从而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中小企业要利用科学的营销岗位人才测评方法，或评估人才各项素质的工具，挑选符合工作分析中岗位需求的人才，提高人才与岗位的匹配率，减少投资风险，科学的规范营销人才招聘流程。
4.6重视营销人员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