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师生关系论文精选7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师生关系论文】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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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约弗夫（S.L.YOVEFF,1972）对28所学校中的1672名地球学专业的学生和43名教师做了调查。他发现，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存在正比的关系。其中教师对学生的热情关怀是学生对学科形成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对学生热情关怀，会使学生获得了学习的自信心，而这正是学生坚持学习、热爱学习所必须的。正如一些学生所说的，"是因为这显示了教师对你的真正关心，只要感受到这一点，就能使你自己想学习"。师生关系影响学生学习的另一个作用方面是，师生关系本身就营造了一种课堂气氛，而课堂气氛本身是影响学习的。师生关系不良，课堂气氛容易紧张、死板，使得学生如坐针毡，惶恐不安或默然。而师生关系良好，课堂气氛温馨和谐，学生如沐春风，轻松愉快，思维活跃。快乐的情境是学生喜欢的、趋向的，而在不好的课堂气氛下，学生会不自觉的想要逃避。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情感也会泛化到学业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对学生性格发展的影响
师生关系是学生生活环境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学生的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提供满足。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学生会形成一些好的性格品质，如信任、宽容、善良、同情、友爱、尊重他人、自尊、自信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学生的性格会升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如助人为乐、追求成就、贡献社会、有远大理想等等。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仅能促进学生更好的成长，同时也是向学生提供了一种人际关系的榜样。在充满爱的师生关系影响下，学生会把这种爱在自己身上扩展出来，形成爱他人、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等等好的心理品质。可见师生关系对学生性格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奥马特拉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性格进行比较研究，他列出22项性格特征，对100名教师和他们所教的学生的性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教师和学生的性格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有一些特征还很相近。
三、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国医学心理学家丁瓒指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适应。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特别重视与教师的关系，甚至超过父母的关系，因此，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学生被教师接纳和信任，他们享受到师爱的温暖，感到自己的价值；学生得到教师的支持、体谅和鼓励，他们体会友谊，充满力量，感到自信；学生与教师的真诚相处和进行智慧和感情的交流，他们就会相信人世间的真诚和美好。从而喜欢集体生活，喜欢社会生活，从而对人生充满希望。这种愉快、安定、轻松的环境会培养出学生的各种优良品质，如善良、乐观、积极、进取、自尊、自信、合作、耐挫折等等，随之使学生在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健康的个性。
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教育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重视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运用这种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做好教与学的工作。怎样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教师把自己无私的爱融入到工作中，融入到师生关系中。当前的教育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创造教育上，而创造教育的重点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给学生营造出一种能够发挥他们积极主动性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对学习过程、学习目的感兴趣。当教师把自己的爱融入到和学生的关系中，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时，教师就会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条进行创造教育的捷径。
但是有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当前的学校教育活动中，不少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持不满意的态度。例如《中国教育报》在1999年9月连续3版刊登了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调查，
师生关系不好的成分还占很大的比重，这就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形成一种正确、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工作中发挥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作用？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从我国的蒙学教育开始，教师与学生的位置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种观念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播，无形中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对教师敬而远之，不敢和教师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同时我们教师也很难放下架子，与学生进行沟通。这样导致了在师生关系中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由于我们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首先改变这种观念，放下教师的架子，主动去接近学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民主、平等、合作的关系。当前的学生知识面广，心理成熟早，教师还靠以前那种特有的权威是不可能与学生建立起这种新型的关系的，所以教师要首先放下架子，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教师可以试着走进学生的学习中，走进学生的生活中。先做他们的忠实听众，再慢慢的对他们加以辅导和指引，使学生对你不再感到陌生，从而开始接近你、信任你，与你建立起一种友谊。之后再对学生进行教育，使这种友谊转变为良好的师生关系。
二、明确自己的任务。做一个好教师
陶行之1931年4月在《师范生》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名字叫"新唐僧""老孙，老孙，校长召你来，当个师范生。西天保谁去取经？小朋友是你的唐僧！"教师的职业就是带领学生取到"真经"，那么，就应该有不怕困难，关心学生、热爱学生的精神。在教学活动中，最令教师头疼的是落后生，怎么样帮助落后生，使之学业有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首先，要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感彩。主动接近落后生，帮助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找出结果。多给他们一些爱心，多帮助他们，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其次，要运用得当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可以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进步，哪怕是一点点进步，都要及时给予鼓励。这样，他们就会很高兴，自然会萌发向上之心。这不但是一种教学经验，而且更是一种教学艺术。教师应当更多的关心学生，而不是如何的惩罚学生，"严师"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训斥。再次，要注意抓反复，反复抓。当然这要求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通过这些劳动，你会得到落后生的认可，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领路人，带着他们取到自己的"真经"。
三、要具有服务精神
"风来了，雨来了，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要想成为学生的朋友，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还应该具有服务精神。这并不是要把学生当成"上帝"，而是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服务。当代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是广泛的，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教师自己不仅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引导他们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自己汲取正确的知识，给学生全方位的服务。
学生需要答案的时候，教师总应该在第一时间交给他；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学生遇到危机的时候，教师总在第一时间帮他一把，这样，你就 顺其自然，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良好默契的师生关系。:
只要教师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的去接近学生，把自己无私的爱全部奉献给学生，那么与学生之间就一定会建立起一种民主、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教育工作的要求和难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教师本身要先进行教育改革，积极提高思想素质；提高个人能力；改进教学方法；不走形式主义，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对学生进行教育。良好的师生关系就象一个契机、一个纽带，把教师和学生紧紧的联在了一起，而这个纽带正是用伟大的师爱来建造的，来吧，让我们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把自己无私的爱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正象夏沔尊说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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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261-03
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种以和合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理想师生关系，它是指师生在教育教学以及其他各项交往过程中坚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则，化解师生交往中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笔者借助知网以师生关系为关键词检索2001年以来的论文，其结果是期刊全文22 090篇，包括优秀硕士论文681篇，博士论文11篇。以师生关系及和合同时为关键词检索出期刊论文2篇，包括优秀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篇，其中研究高校和合师生关系论文的只有1篇。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研究师生关系的文献已经上万篇，但是研究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笔者认为师生关系只有呈现出“和合”才更有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和合型师生关系定义的研究
和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人都认同“和”的哲学理念，《管子・兵法》里就曾提到“和合故能谐”。张岱年在《漫谈和合》里提到和合的理想状态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中定义“和合”就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象和无形象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国内外对于师生关系的定义有很多种看法。潘懋元在《新编高等教育学》里面提到大学师生关系有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是师生在课堂内外通过双向交往产生的一种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美国学者托马斯・戈登在《顶好教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中提到师生关系是教与学这两个独立的机体之间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关系，它是师生之间某些类型的纽带。
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个新名词，因此关于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极少。（杨花，2010）认为和合型师生关系是指老师和学生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相互交流、沟通和尊重， （方露，2006）认为和合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平等，在交互活动中民主，在相处氛围上融洽的师生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和合”、师生关系及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各自的观点。通过对比比较可以看出，学者们都认为“和合”就是和平、和睦、美满的一种状态，是包容，融合矛盾和冲突，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同时，学者们对于师生关系定义的共同观点是：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教育教学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笔者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师生关系应该有新的诠释，师生关系应该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各项活动中通过直接或间接交往而形成，并影响师生交往的一种人际关系。对于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学者们的共同观点是：和合型师生关系是将中国的古老哲学“和合”运用到师生关系的构建当中，是一种和谐美满的理想师生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种以和合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理想师生关系，它是指师生在教育教学以及其他各项交往过程中坚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则，化解师生交往中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
二、国内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现状研究
近些年国内有学者对高校和合师生关系做过研究，本文作者通过对近年来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大部分研究都是集中在对当下这一关系的分析和新时期和合师生关系的构建这两方面来展开的。
（一）师生关系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
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目前高校师生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民主平等和谐的状态，然而除了积极的一面，目前我国高校师生关系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胡弼成在《高等教育学》一书中讲到目前高校师生关系主要呈现出以教师为中心，师生关系淡漠，师生关系异化等问题。黄正泉教授在《从现实走向理想――构建和谐校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提到目前我国高校师生关系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单一、教育过程单向等。（冯平，2010；邓显波，2008）认为在我国高校收费制度实施以后，一些学生产生的错误认识将教育等同于商业服务，师生之间工具因素增强。
综上所述，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师生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现状即师生间不和处、不和立、不和达、不和爱以至师生关系感情淡漠，师生关系功利，师生矛盾突出。笔者认为目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积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师生间有共同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但是因各自的各种差异以至形成建设性冲突。消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师生本身没有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意识，他们的目的认同感都不同，以至形成了对抗性冲突。
（二）影响高校和合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目前影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例如黄正泉等多位学者就说到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市场的冲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秦安安，秦珂2010）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大众化教育导致的师生比例严重失衡造成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日益淡漠。（林婉芳，2011；彭这华，2011）等认为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自身素养和品德的缺失及两者的个性心理差异直接影响了高校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目前影响和合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是客观方面的传统教育观念、社会体制等以及主观方面的师生间的个体差异、师生本身的不良倾向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主观方面忽视差异的存在是阻碍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影响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1）客观上虽然有些师生有构建和合师生关系包容差异和冲突的决心，但是客观条件制约着和合师生关系的构建；2）主观上有些师生没有构建和合师生关系的意识，在交往过程中忽略双方的目的和认同感的差异，以至在交往中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阻碍师生关系的发展。
（三）关于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策略方面的研究
国内一些学者对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如杨花等学者认为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必须树立“和合”教育理念。邵晓枫在《百年来中国师生关系思想史研究》中提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必须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要从消灭矛盾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贺斌在《名师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艺术》
综上所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构建和合师生关系必须树立“和”的理念，转变思维方式，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等等。这些可以说明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学者们提出的这些策略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主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主要构建原则，师生交往时必须正确面对差异和冲突，从而达到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目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对师生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从角度上来分析，目前国内对师生关系的研究在社会、生态、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但是关于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从范围上来分析，笔者通过检索知网等各大资料数据库，发现将和合理念运用到大学生本科教育这一阶段师生关系构建的研究几乎没有，且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研究理论上探讨师生关系。因此，从国内研究的状况来分析，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的方式做实证来研究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三、国外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现状研究
和合是中国的古老哲学，但是国外学者也谈论和谐与合作，对和谐师生关系的研究也比较充分，笔者将从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师生关系这三方面简要介绍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一）师生关系中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外高校师生关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比如师生间强调平等合作，突出人性，注重互动等等，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学者托马斯・戈登着在《顶好教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中提出目前美国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师生间存在冲突，师生互相猜疑不信任。HowardF.Stein等学者就认为目前国外高校师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上的纠纷、在合作中的争吵、学生有被剥削的感觉等。此外，美国密西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就曾说过“有些教师采取的几乎是一种封建的态度，把学生首先看作为科研项目工作的奴隶，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攻读学位的学生。”
（二）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研究
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有很多种，国外学者主要从年龄、社会阶层、种族背景各方面来阐述影响师生关系的原因。比如Pianta等多位学者认为在师生之间种族背景相同的情况下，教师和不同年龄的学生之间有着明显不同的关系，教师倾向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教师对和自己同阶层的学生更有好感，对于来自低阶层的学生他 所以当教师与学生的阶层不同时，尤其是当学生来源于一个比教师低的社会阶层时，教师在教学中付出的努力不够，并且在与学生交往中对学生寄予的期望少，这就使得师生间的冲突增加。
（三）关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策略方面的研究
国外很多学者都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及学生的成就感以及其学术方面的成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学者约翰逊等在《合作学习》中提到师生间通过合作学习可以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学习效率。（F.A.Fan，2010）就认为所有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应该记住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所有的教师都应该平衡好自己和学生的这种关系。还有很多国外研究人员主要认为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必须要有平等的人格，师生间应该频繁互动增加交流，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消除种族歧视等等。
综上所述，国外的关于师生关系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情以及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国外的高校师生关系存在问题不可能与中国完全相同。比如说，在中国就不 另外，国外师生间的频繁交往和互动及所遵循的人格平等应该是中国的师生们需要多加学习的。虽然国外
四、结语
鉴于国内外对于高校师生关系研究现状，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展望和设想。首先，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研究极少，而在大学生本科教育中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次，现有的新型师生关系构建中以和合理论作为基础的研究极少，因此将和合理论、人际交往理论及国外的合作学习理论作为支撑对于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鉴于先前的师生关系现状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师生关系的现状调查和分析可以从师生间的矛盾和冲突为突破口设置问卷。最后，在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方面可以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构建原则，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从而化解师生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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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成长；文化建设；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55-03
当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意识形态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高校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的一环也会随之进行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高校自身的变革是面对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变革的基本支撑点必然落在学校文化建设上。学校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教育改革的基础，学校文化的品位决定着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整体形象。同时针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存在的各种思想上的问题而言，尤其是对生命的认识问题最为严重，这也是近些年来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基于生命成长理念的高校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客观问题：高校文化建设现状
高校文化建设已经被很多高校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建设不协调，物质化倾向明显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反复的工程，不仅涉及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等多个方面，而且涉及教师、学生、学校管理者和家长等多个社会群体。目前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存在着重“硬件”建设和轻“软件”建设的问题。
一是随着近些年来的大学扩招，国家在高校硬件教育设施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设备升级换代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校园变开阔、校舍更漂亮、设备更先进，但这些仅仅表明学校的物质条件建设越来越好，并不能表明学校越来越有文化。校园建设的盲目投入，将学校的发展肤浅地定位于物质层面的繁荣，正所谓：有高楼、有高分的学校并不一定是有文化的学校，一所学校的名气如何取决于这所学校的学校文化，而不是这所学校的高楼几何、绿化几何、标语响亮与否。
二是高校师生并没有切身参与到学校“物化”的过程中，师生普遍感觉自身与这些“物质”的生成、建设以及变化没有关系。学校文化在建设的同时，其主体教师和学生同样也应该被改造、被建设，在参与、享受“物化”建设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人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1] 。
（二）理念不先进，功利化倾向明显
我国是一个有着千年考试传统的国家，高等学校虽然没有升学压力，但是却面临着生源、就业、学科建设、项目资源、考研率等各种压力，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任何一位学校的管理者在决策时都不得不受这些指标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整体建设和规划就会偏向于这些能给高校带来实际利益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管理者忽视了先进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学校文化的确立；学校文化则被扭曲成了简单的“就业文化”、“高分文化”、“论文文化”等。这无形之中便忽视了学生生命成长，缺乏人文关怀，以致生活在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严重的甚至导致学生心理扭曲，如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学生不仅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也直接导致了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严重者甚至是一遇到困难和挫折，便想到自杀或报复性杀人。尤其是近几年来，高校大学生由于学业、就业、感情等各种问题产生的心理压力未能及时得到排解，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令人扼腕痛惜。
（三）内涵不丰富，躯壳化倾向明显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校文化建设对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这本是值得提倡的。然而，现在的学校文化建设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多种选择中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内涵严重缺乏，建设躯壳化的误区[2]。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名称，轻视内容。现如今很多学校都是大旗鼓地开展各种活动，而且不管是什么活动都冠以文化的名义，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应运而生，如所谓的名人文化，即邀请一些明星或者名人来学校讲座；所谓的廉政文化，即倡导教师和学生廉洁奉公，教师不得收受学生贵重礼物等；所谓的感恩文化，即通过千人共唱《感恩的心》来实施；所谓的国学文化，即通过背诵古诗词，开设一些国学课来实施；等等。冠以各种明目的文化在学校被大力提倡，让人目不暇接，学校注重的只是对这种文化的宣传，但是对于具体的实施步骤仍然缺乏方向性和持久性，对于文化本身的内容和价值观是否与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相一致，也缺乏深入探究。
二是重视外表，轻视内涵。部分高校将学校的文化建设付之于表象，忽视学校内部的细节建设。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虽是用来形容人的，但是用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也恰如其分。只注重外表建设的学校，必然会缺乏内涵，缺乏延续性和持续性。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学，从外表看来非常不显眼，大门、题词和建筑物的宏伟度都不能和国内的好多学校相比。但是，学校内部的内容设计却十分新颖，每一处的设计都蕴含着知识性和教育性，这样的学校既是学习的乐园，又是亲切的家园。
三是将文化制度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制度和文化始终是一体的，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其中文化是灵魂，制度是躯壳。制度的存在只是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产物，是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手段和约束力量，是人们意志的理性认识和量化行为准则，一旦确定就是“死”的，相对稳定固定，没有生命，不可能主宰灵魂。而文化是灵魂，是人类思想的根本认识以及传承的基本内容。总体说来，文化是“活的灵魂”，制度是“死的躯壳”，二者必须共存，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传承，对高校亦如此。然而，现在很多学校的文化建设却忽略了文化，只看重制度，或者将文化变成制度，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与思想，任何事情都要依赖于制度来解决，不是奖励就是惩罚，彻底地将文化变成了制度的躯壳，完全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的灵魂。
二、归因分析：高校文化建设忽视生命成长教育的原因
（一）对生命漠视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基于生命的，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存在，因此生命不仅是教育的基础，还使教育变得可能而且更加丰富多彩。教育应是以人为本的直面人的生命的活动，高校作为教育的关键一环，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阵地，应该以关心学生生命成长和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为宗旨[3]。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学生仅仅是学习课本知识的“机器”，教师仅仅是机器旁边的“传送带”[4]。学校的环境优美至极，教学楼高大宏伟，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教学设备智能先进，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却没有相应的丰富，他们体会不到大学生活的快乐、幸福与无忧无虑，反而感到生命的无助和沉重。文化建设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生的发展，偏离了生命的基点，只强调教学生“如何生存”的本领，却忽视了�
（二）对教育误解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是帮助受教育者，使其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完善自己的人格，为人类文化添砖加瓦；不是把受教育者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学校的主要教育目的是培养人和塑造人，相应地学校文化建设就应该是为培养人和塑造人创设环境、提供土壤并给予养分；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是以生命成长为主线，在此过程中实现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然而，在当前应试教育模式的驱使下，这一根本的教育目的在为“考试”服务的教育内容的主导下被淡化乃至遗弃。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的：学生成为了知识的奴隶，教育中生命的本真意义被丢弃[6]。教育应该是教书育人，而不是现在普遍理解的教书，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是使
一是将学校文化“物质化”。将学校文化片面地理解为物质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建设，而完全忽略教师和学生生命成长的内隐意义，若这些物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的构建，高校将很难走出“物质建设”的局限和恶性循环，这也正是为什么学校的“文化”丰富了，而教师和学生却感觉不到学校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
二是将学校文化“文本化”。有的学校将学校文化曲解为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于是制定了详尽的、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这些制度和准则基本都是学校的管理者制定的，但执行者却是广大师生，由于师生并未参与制定，其认可程度自然不高，导致了这些制度成了摆设。
三是将学校文化“标语化”。学校文化的建设不能是喊几句口号，或是将学校的办学宗旨写在最醒目的教学楼的最显眼的位置。不管是口号还是标语仅仅是学校文化的表示符号而已，如果要将其称为学校文化，就必须将其内化为师生的追求，反之便不能称之为学校文化。
三、对策思考：生命成长理念在高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一）价值观：树立“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柔性教育理念
价值观教育应是高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它决定着学校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并无形之中影响着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方式。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文化中忽视了“人”这个教育根本的存在，学校文化成了“驭人”的文化，严重阻碍和限制了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发展。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与其他生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关于生命成长的教育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这种教育强调把学生看作是自由、独立、鲜活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并根据学生的生命特征，以促进生命发展为原则，构建符合学生基本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促使每个生命用更加“正能量”的生命去影响身边的生命，从而开启每个生命实践、创造、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让学校文化的建设过程成为生命与生命相互交融的过程，也是每个个体生命能动、自主发展的过程。所谓“影响”，说的是去说教化，去形式化，去生硬化，形成一种“以柔克刚”的柔性教育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基于生命成长教育理念的学校文化氛围圈，通过生命间的相互影响，为每个个体的生命成长创造向上的环境[7]。
（二）功能观：让学校每个地方都蕴含生命教育气息
从本质意义上讲，结合大学生生命成长的特点，高校的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格完善为核心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8]，这其实也是高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基于生命成长的教育，学校的功能应该从“维护统一秩序”向“求同存异”的方向转变，学校文化的建设方向应该从“一成不变”向“多维多变”的方向转变。学校的管理应一改传统的按部就班、整齐划一的管理方式，不再用“停留在纸面”的规章制度来维持秩序，而是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主动性、发挥人的潜能，让学校里不管是显性的物质环境还是隐性的人文环境，都蕴含着暗示性、情境性、持久性、渗透性、愉悦性的生命教育的因素。让每天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大学生，都沉浸在无形的生命教育氛围之中，使他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品
行得到砥砺，意志得到磨炼。
（三）关系观：创建“雷锋学校”，引领师生教学相长
提到学校，一般的模式就是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教师讲得好不好，最后考试说了算，学生学得好不好，最后直接看成绩。师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品|。传统课堂里，教师成了“一言堂”，学生被抽离成了“听众”，课堂过程就是知识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单向传输过程，再无其他关系；这不仅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是将学生的生命成长、精神健康和情感世界彻底遗忘。虽然知识的传授是学校的主要任务，但是不能是全部任务；课堂教学不能只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文化传承、情感熏陶、启迪学生心灵、关注生命成长的环境和途径[9]。所谓“雷锋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以教师的爱心来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以学生的爱心来影响同辈，使得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教学相长，同时远离劣质的、消极的生命状态，在助人为乐、友善的氛围中使学�
学校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学校文化建设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涉及教育的每个环节和校园的每一处空间。积极正能量的学校文化可以使大学生完成生命的健康、全面成长，消极负能量的学校文化将会使大学生的生命成长受到遏制和压抑。生命是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因此，高校要顺应形势，将生命成长理念融入学校文化的建设过程之中，以生命成长为起始点和最终落脚点，凝聚学校文化建设力量，彰显新时期下高校办学特色，提升教育的质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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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曾经沦为或其他附属地位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社会经济上，这些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都还相当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文盲比例很高，疫病盛行，人口生育率高，死亡率也高。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它们的共同愿望。出于对它们的同情，更重要的，出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它们的这种处境和愿望利害攸关，表现了很大的关注。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的对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是这种利益和关注的具体表现。
发展或增长是长期问题，也是历史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理论所不能完全分析和解决，因而须求助于经济史学家的。于是经济发展或增长也就成为对于西方经济史学家和别的行业的专门科学家的挑战。
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Rostow)在他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②中，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除了必须具备生产资本和有利的产业结构两项经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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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手稿(1998)。
② 书名有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中文有国际关系研究所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
件外，还须有科学技术条件和适当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有赖于现有或短时期内能够具备的，而且还有赖于一些历史上形成的条件；在这三年以前(也就是1957年)，在另一篇论文中，他还更明白地说过：“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除非他曾至少接触过一点考古学，或者满足于自己对事物的具体历史地位的一知半解……[因此]在以经济增长作为中心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变成整个社会的通论家；因为人的动机和直接在技术上关系到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的范围不是狭窄的。”①
1966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史学教授A．W．柯茨(Coats)在他的题为“经济增长：经济史和社会史学家的两难处境”就职演说②中，更申诉了经济史学家的许多苦处。他承认经济增长为经济史学的中心问题。经济史学既然以提供历史经验为己任，经济落后或发展中国家自然渴望能从这门学科学到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他一方面深为这样重大的时代使命所鼓舞。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增长问题太不容易研究分析，因为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都还无从妥善处理“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的精微性和复杂性”③。以当时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一般公认为对于经济增长最关重要的人口问题的研究为例， 所以他说：“现在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学者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可以说经济增长让经济学家单独去研究是过于有意义和重要了；它需要由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和医药史学等等不胜枚举的学科专家的系统合作，[因为]它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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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斯托：《理论与经济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史学杂志》，卷17(1957)，页522—523。
② 哈特(N．B．Harte)编：《经济史研究——大学教授就任演说词汇编，1893—1970》(1971)页331—348。
③ 柯茨(1966)，见哈特(1971)332—330。
让我们窥测到些许社会整体变化的大概模式；另一方面又能把我们引入为同婚姻制度和作用、怀孕和避孕的机制、以及营养对于健康和生育的影响等日常生活细节。”①
柯茨主要是从近代经济增长，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提出对社会整体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主张的，但这样也就把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象扩大为多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在罗斯托和柯茨的以上意见提出，10年左右之后，美国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North)对于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经济增长的解释，也把视线转移到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思想意识上来，连同生产技术和人口消长一起作为因素来考虑了。②
这样，二战以后，围绕着经济发展问题的社会史研究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新的共同方向。
但什么是“社会史”或“社会史学”(社会史研究)呢？在今天，西方科学界可能还没有一个能为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概念。③因此，这里我们就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的非战争军事外交史著作(或通史著作中的这类篇幅)通称为社会问题史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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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茨(1966)，见哈特(1971)：343。
② 诺思和R．P．托马斯著，张炳九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
③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神工巧匠》(1971)冬季号。霍为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本文中除了提出“社会史”应以“社会的历史”为科学目标外。还认为由于当世没有个人或社会集团会为了霸占这门学科而提出新的定义或者为某一定义辩护。因此，西方世界没有确定的共同一致的“社会史”概念的时代将不会是短暂的。
二、一般社会问题著述(1750—1950)
在1960年代以前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先后出现过大致三种社会问题著作：(1)18世纪中叶后的社会文化问题；(2)19世纪后半叶盛行的政府法制问题；(3)19世纪末叶以后的近现代社会问题。
(一)社会文化
这类著作于军事政治之外有较多篇幅论述社会文化问题。18—19世纪以至20世纪前期，这类著作数目不少。其中18世纪最著名的是法国文豪、启蒙运动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伏尔泰(V01taire，1694—1778)①的《路易十四时代》②(1751)和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英国史——从凯撒入侵到1698年革命》 (1750—1762)。比较次要的著作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同事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③的《文明社会史》(1765)，被认为是在19—20世纪前期，欧洲，特别是法德两国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都在自己的通史和通论著作别着重论述社会文化史，或者写出社会文化史专著。其中如弗朗斯瓦·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奥古斯汀。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弗朗斯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茹尔．米什莱(Julcs Michelet，1898—1874)、希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保尔·拉孔贝(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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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名让·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Jean Francois Maric Arouc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
② 这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在1982年出版．伏尔泰以著有《路易十四时代》和论文集《试论通史和各国人民的风尚与精神》7卷(1756)，两书被有的学者如J．J．黑克特(Hecht)认为是社会文化史学的鼻祖，我们以为《路易十四时代》记述社会文化的篇幅至多不过全书的四分之一，而后一著作不过是零篇散论的总集，都难称为专史。所以伏尔泰还是一个兼文史哲而有之的传统型历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史专家．
③ 弗格森长期任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斯密于1748—1751在爱丁堡仟教，1751—1763任格拉斯哥道德哲学教授。
Lacombc，1884—1919)、享利·奥瑟(Henri Hauser，1866—1946)、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等法国著名学者；格斯塔夫．弗雷泰格(Gus- tar Freytag，1816—1895)、西奥多·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威廉·亨利·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路德维格·弗里德兰德尔(Ludwig Friedl*nder，1824—1909)、朱利叶斯·利珀尔特(Julius Lippeirt，1839—1909)、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等著名历史学家；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社会经济学家也都是社会文化史学家。
19—20世纪，英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学术研究工作中，有重要贡献的是社会法制史和近现代社会史；在与上述法国和德国都名家辈出的社会文化通史方面，英国只有如同亨利·托马斯·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乔治·屈勒维廉(Ger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理查·亨利·唐谊(R．H．Tawney，1880—1962)和艾琳·鲍婉尔(Eileen Power，1889—1940)等寥寥数人。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比较重视，也反映在他们出版的社会经济史学期刊名称上面。20世纪前期，所有在大陆出版的这方面的期刊，名称都带有“社会史”字样，而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则一律只称作“经济史”，从来不沾“社会史”的边。如果1903年德国创办的刊物命名为《社会经济史学季刊》、1913年的法国刊物称为《社会经济史学评论》不是特别具有深意的话，那么1929年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把创办的刊物定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在“经济”之后另外加上“社会”——就必然是有所为的了。现在我们先来看18—20世纪之间这200年的社会史的大致内容或研究对象。
18世纪的社会文化通史著作的内容，如以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为代表来说，就是如下表所示：
①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译本页码计算。
从表中显然可以看出，即便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真正能称为社会文化史的记述，不过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表中最后两类——科学、文学和艺术、宗教)；书中占相当篇幅的“传记、宫闱轶事”一类叙述，虽然也是“人情风俗”，却只有关上层统治人物，不能说是社会生活。所以欧洲大陆的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著作出于19—20世纪学者之手。
19—20世纪法德两国不仅几种篇幅巨大的通史著作的内容中的社会文化史比重扩大，而且有不少社会文化专史书籍问世。这样，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远比18世纪深入和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增内容：(1)人民生活(职业、家庭)，文学艺术，群众心理，社会习俗风尚(宗教迷信、祭祀仪式)；(2)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组织制度，等级(阶级)关系，财产(土地、奴隶)占有和使用制度，政权结构；(3)中世纪社会等级(阶级)秩序和土地关系：人口移殖、民族(种族)冲突、社会统治秩序和赋役制度，村落公社或马克制度，采邑封地，庄园组织，封建社会制度；(4)城市，商业或国外贸易，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理性精神、私有财产及其社会保障、企业自由、行会、市民权利和城市行政独立、宗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经济影响。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就社会文化通史(古代和18世纪以前的早期近代——法国历史学家好称的所谓“旧社会”ancient Regime—历史)的大致范围来说的，如果从比较单纯的社会问题史内容来说，则19—20世纪还有以下两大类的著作，我们是不能遗漏掉的。
(二)政府法制
这类著作的特点是：(1)内容的主体为社会问题史一一各种社会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只是作为群众思想意识背景的时候，才涉及文化史；(2)这类著作是最早以近代社会科学(法学)的理论作指导的史学著作，研究对象比较确定；(3)盛行时期较短，除了个别地方志性质的书籍如约斯泰斯·缪瑟(Justus M ö ser，1720—1794)的《?W斯纳布吕克史》(1768)①在18世纪中叶即已问世以外，多数这类著作都成书于19世纪后期，但一人20世纪，就又不多见了。
约斯泰斯·缪瑟的《奥斯纳布吕克史》叙述了这个地区的共和政治制度怎样从当地的社会经济因素中产生出来，曾被许多 ②第二部重要的法制史著作是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1777—1859)的《英国宪法史》(2卷，1827)。但缪瑟和哈勒姆都还是与伏尔泰相近似的历史学家，方面较广，哈勒姆的重要贡献之一和最大著作是《欧洲15—17世纪文学导论》(4卷)。③真正专门的社会法制史著作是在19世纪后期。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陆，特别是东欧和中欧国家都面临一个复兴国家和恢复社会秩序问题，其中突出的是德国。德国在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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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ck)，今德国下萨克森州(Nieder Sachsen)主要城市之一。18世纪时奥斯纳布吕克独立共和国首都。
②巴恩士(1938)244．
③ 巴恩士(1938)163。
战争之前，虽然早已是条顿或日耳曼民族的单一民族定居地区，但政治上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下，各自分成了互不相属的300个左右的独立单位：各级封建领地、主教辖区、自由城市或共和国，另外具有统治权力的皇封骑士1500人尚不在内。①到了拿破仑战争结束，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地区建立的德意志邦联的成员，还有34个独立邦国和4个自由市②，其中奥利地和普鲁士是最大的邦，也是前一个时期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主要的打击和掠夺对象，被迫割地赔款③，备受。但德国，特别是普鲁士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情绪，也从而特别高涨。以至在拿破仑失败、“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全国朝野纷纷提出的各项善后和复兴建议大都期望由普鲁士来领导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这里最主要的是制订统一的德国法典的主张。
制订全德国统一法律的主张引起了一场法学理论上的重要争论。1814年，著名律师沙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9—1861)发表了一本题为：《我们时代的立法和建立法学任务》的小册子，是对这种主张的批评，深为当时各方所注意，也对以后西方法学和社会制度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沙维尼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是它作为民族的独立生活的一部分和它的由历史决定的情况的具体表现。法律制度包含了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在联系和本身需要，是这种联系和需要的适当表述。法制之于民族生活，正如皮肤之于人的肌体。为国家制订出一套法典就无异于剥掉一人的皮而贴上一层人工制品。他因此问道：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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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亨德森(Henderson，E．F．)(1937)，卷1，492；卷2，219。
② 1803年，神圣罗马帝国徇拿破仑之请，让予法国诸侯邦国97,消封建称号邦国112，加上后来被拿破仑在对战争中夺走的一些邦国和城市，到了1814年就只剩下了这么30多个政治实体。(亨德森，1937，卷2，页245)。
③ 1805年，奥地利以反法同盟失败，被迫割予法国有居民3500000的领土28000平方英里，赔偿年金1400万古尔登(Gulden)，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Jcoma)等地大败普鲁士军，乘胜占领柏林。普鲁士被迫割让领土二分之一，赔款1亿法郎(亨德森，1937，卷二，页262—269)。
怎样研究法律呢？不是根据几条理性原则，而是应当考虑它同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的关系。所以，沙维尼认为科学的法学是从历史上来研究的法学，是历史法学。①
在以沙维尼为首的历史学派法学的直接间接影响下，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和英国都有一系列重要社会制度史著作先后成于著名学者之手．这些学者运用历史法学观点把社会制度史的研究推广到怎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其中的几个人为例来作说明：
毛雷尔(G．L．von Maurer，1790—1872)，德国法制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慕尼赫大学教授、巴伐利亚外交部长兼法务部长。他的主要著作有：1853，1896《公社、庄园、村落、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史导论》；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9—1871《德国城市制度史》。这些著作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日耳曼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作了远比前人更为深入细致的挖掘、分析和研究，从而也就发生了新的，例如商业、城市及至资本主义等等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一一这也就是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对德国土地制度、城市、行会，特别是对于城乡关系、政治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兴起等问题有重要研究的历史学家是乔格．冯．贝罗(Georg von Below，1858—1927)。他的主要著作有：1886《贵族地产的起源》；1887—1888《德国城市宪法的产生》；1900《领地和城市》；1905《古代德国的城市和市民》；1914《中世纪的德意志国家》；1920《经济史学问题》。这是贝罗的一部论文集，共收集论文9篇。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社会制度史上的新课题，因而跨人了经济史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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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彼特(J．A．Sehumpeter)《经济分析史》(1954)422—424。
如果19世纪后期德国的社会法制史著作是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意识通过历史法学的产物。那么英国同时候的这类著作便是历史科学对这类观点学说的抵制和批判．西方关于条顿民族的最早的历史著作是罗马历史学家泰西塔斯(Publius Cornelins Tacitus，约公元55—120)的《日耳曼志》(Germania)。这书在长时期中间是全世界古代日耳曼知识的唯一来源。但这书有一定的倾向性。有不少地方泰西塔斯可能过分美化了古代日耳曼人而贬损了古罗马的政教文物，而这就为后世条顿(德国)学派与高卢(法国)学派历史学家播下了不断争论的种子。①
对英国历史学来说，日耳曼优越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浪漫主义思潮一相结合之后，便对历史学家身上不能完全没有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纪英国一连串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史著作中对于盎格鲁撒克森民族精神的高度颂扬就是这种情况。
上文提到过的亨利。哈勒姆1827年出版的《英国宪法史》的主题思想：英国基本上从来就是一个立宪王国，只是周期性地沦于专制统治或无政府状态。②接着是约翰·密切尔·凯布尔(John Mitchell Kemble 1807—1857)1849年的《英格兰撒克森人》和爱德沃、奥·弗理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的《诺曼第人征服英国史》明确认为条顿族人的西迁和定居把整个英国变成了纯粹日耳曼国家，英国19世纪的政教文物完全渊源于古日耳曼。
但这种无稽之谈以最大传播者还是英国19世纪的诗人历史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臭名昭著著作《罗马人与条顿人》(1864)。这部书不是信史，甚至不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它文笔优美，构思精妙，读起来引人入胜，因之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书中的强烈条顿民族优越感，不仅渗入了许多文艺小说作品，而且也严重影响如同哈勒姆、托马斯·巴·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约翰·
① 巴恩士(1938)：39，181，209 211，215。
② 巴恩士(1938)：163。
罗·西莱爵士(Sir John R．Seeley，1834 —1895)等著名历史学家的英国社会政治史观点，以至19世纪末叶引起一系列历史法学家的反对和批评。①
首先和主要的反对意见于英国历史法学家费里德利克·西博姆(Frederick Seebohm，1833—1912)的著作《英国农村公社》(1883)。这是一部根据相当丰富的具体史料的英国庄园制度史。作者在书中承认英国在盎格罗萨克森时代已经存在农村公社，但指出那时的农村从属于领主；庄园组织与古罗马奴隶主的大农庄(villa)一般无二，因之与日耳曼民族的原始社会组织和罗马地区的土地占有制度都有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而不可能仅仅是盎格罗萨克森马克(Mark)的遗迹。
西博姆的学说得到了英籍俄裔学者保尔·格·维诺格拉多夫(Paul G．Vinogradoff，1854—1925)和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杰·萨·梅因爵士(Henry J．S．Maine，1822—1888)、弗里德利克·维·梅特兰德(Frederick W．Maitland，1850—1906)的支持、补充或修正，�
这些位英国学者的研究和著作为社会制度史增加了许多内容。但英国学者在社会史领域里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史，其中主要是下层社会群众生活和运动的历史。
(三)下层社会的群众生活和运动
这一类的社会史我们所以称之为“近现代”的历史，是就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国家主要是属于近代和现代的，而不是如同社会文化或法制史包括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由于西方不同国家的历史学界在历史分期上有一些大同小异的习惯差别，“近代”、“现代”的含义或时间起迄范围不很明确和一致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类社会史称为社会改革史或工业社会史。因为，第一，它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以史为荣，在于用史例来增进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拟具解决对策。当然，这里对于“历史”的时间跨度作了最大范围的理解，即是：凡在昨天以前发生的，都属于历史事件。这样，差不多所有的现实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因为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通讯便利时代，任何经过信息传递或见诸记载的最新事件，到了研究者手里，就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从而这类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史料来源是社会调查。上述文化和制度两类社会史的资料来源，主要都是已有图书典籍：前人著作，政府、教会或其他社会公共机构档册。这些资料的存在、发现和利用便利都带有很大偶然性，是社会史学工作的主要客观困难之一。现在的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主要依靠社会调查获得资料，有的问题的研究甚至只能从实地调查开始，社会史学家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条件的限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设想，规划设计所要进行的社会调查，得心应手地取得所需要的资料。这在社会研究方法上是一次革命，对于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的重要地位。英国是近现代社会史学的发祥地，也是二次大战以前这门分支史学最发达的国家。迄今我们所知西方最早的一部这类史学著作是英国著作家R．伯恩(Burn)在1764年出版的《济贫法的历史和对它的考察》。①这是与上述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和约斯泰斯·缪瑟《奥斯纳布吕克史》时间上前后伯仲的著作。但英国在近现代社会史学的重要地位还更在于18—20世纪中，几个世代的英国社会改革家和学者对这门史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增加了研究方向、发展了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领域。这里最重要的，除了上面在其他场合已经提到了的唐谊以外，是：弗雷德里克．茂。艾登爵士(Sir Frederick M．Eden，1766—1809)、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查尔斯．布施(Charles Booth，1840—1916)、韦伯夫妇(Beatrice Webb1858—1943；Sidney Webb，1859—1947)和哈孟德夫妇(J．Lawrence Hammond，1872—1949；L．Barbara Hammond，1873—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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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皮切沃(A，Picchio)，1987．《济贫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1797年，艾登出版了他的三卷巨著《贫民状况或英国工人阶级史》。这部书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于：第一，这是根据他自己在英国许多教区搜集到的材料写成的，因此，是实地调查记录；第二，内容不限于当时所谓“贫民”和“济贫法”(关于这些方面，当时前后有多种著作和政府报告出版)，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
但艾登的著作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英国下层社会群众现实生活状况的描述，还不能说是对于工业社会问题的研究。阿诺德·托因比的《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史讲义》(1881—1882在牛津大学的讲课笔记，著者身后由友好整理成书，于1884年出版)则是这样的著作。首先托因比在《讲义》里是用历史方法，而不是当时盛行的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推导方法来分析研究社会一一经济问题；其次，书的内容主要是社会问题史产业革命时期和以后的社会收入分配：人口、地租、工资工人、社会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和有关思想学说的历史，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而这时期的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等“生产”或经济发展史只占全书其余四分之一的篇幅；第三，《讲义》中著者认为工厂立法、工会运动和建立消费合作社等手段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劳资矛盾；但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工人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改良主义思想，不仅是艾登，也是19世纪前期像约翰·韦德(John Wade)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史》(1833)这样的英国社会史著作所没有的。因此，第四，托因比的《讲义》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和纯粹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工业社会史开山著作。
查尔斯。布施在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上的贡献是他出资组织人力从1886年起进行的伦敦社会调查。伦敦当时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人口400万。这个社会调查前后历时17年。全部结果一一《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在1902—1903年刊行，共17卷，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深入细致的地区社会调查。虽然主要内容仍不外是市民的贫富状况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它所用的调查统计方法和所得出的社会结构情况的结论，都为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也增加了我们对于19世纪后期英国工业社会的了解。
但是查尔斯．布施斥资调查伦敦社会状况的目的不是为了作社会史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能够解决当时客观存在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探求切实可行的、增进社会协调和福利的改革方案。他是一个造船工业资本家，但也与阿诺德．托因比一样，感到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太脱离实际，认为明智的社会改革必须有英国工业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基础，而伦敦是当时英国这种情况的集中所在。我们不清楚布施是否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方面与托因比思想很接近的是韦伯夫妇。
韦伯夫妇是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更是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与托因比一样，他们也都十分重视工会、消费合作社和平民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可能作用。西德尼·韦伯的特点是主张通过地方政府来实施改革。他们的卷帙浩繁的著作①扩充了不少英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
哈孟德夫妇是二次大战以前英国最后的、具有代表性的近现代社会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是“劳动者三史”，也就是：1911年《农村劳动者，1760—1832》；1917年《城市劳动者，1760—1832》；1919年《技术劳动者，1760—1832》。
“三史”之外，他俩在1925年出版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和1930年的《运动时代》(The Age 0f the Chartists)②也是名重一时
的著作，但两人的观点和立场，在“三史”中已经完全确定了。在《农村劳动者》中，他们并不否认工业革命时期圈占土地和归并农场的生产效益，但强调了贫苦农民所付出的代价；在《城市劳动者》中，他们提出了类似的经济一社会两方面的问题，在认可工业化的同时，着重揭露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最后，在《技术劳动者》中，哈孟德夫妇通过这一时期机器代替手艺工匠的历史过程，论述了经济一一社会之间的矛盾。从他们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也就是在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他们的研究和性情是偏重后者的。他们这种立场和态度，我们当在以后再作论述。现在只是要强调一点：哈孟德夫妇对于经济发展史中分配关系的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研究是在社会史学上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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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有关著作：(除《英国合作运动》，1890，为韦伯夫人单独著作外，均夫妇合著)。1891《英国合作运动》，1894《工会运动史》；1897《工业民主政治》；1898《近代工业问题》；1906—1929《英国地方政府》8卷。
② 1947年修订再版，更名《暗淡年代》。
法国18—19世纪的中心社会问题是农村问题或土地问题。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问题。法国的近代社会史虽然不是如同英国那样的、以解决由产业革命引起的劳资矛盾为主的工业社会史，却同样是社会改革的历史。对这部分的历史有重要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是亨利．瑟(Henri S*e，1864—1936)和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ore，1874一1959)。
亨利·瑟，法国历史学家，1897一1920间任布列塔尼(Bre- tagne)肖雷恩(Rennes)大学近代史教授，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自由民主斗士。他早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法国“人权同盟”地方负责人之一。由于他一贯关心民生休戚，重视劳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物质生活，又由于法国自耕小农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特大，他对于大革命以前法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对于那时候的土地关系，特别是对于“公地放牧权”做了精细人微的研究。①“公地”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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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6《从16世纪到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村阶级》；1924《法国18世纪的经济生活和社会阶级》，1925《18世纪法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是小农生计赖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18世纪中叶法国一些地区兴建了大农场，圈占了一切“公地”，小农失去了最后一条生活出路，对当时自由、平等和民权契约等口号发生疑虑，到了革命的一定阶段，当看到废除一切封建一一庄园残余特权的可能时，他们便宁使叛弃资产阶级盟友(他们反对剥夺贵族地主)而选择了彻底革命的道路。①所以，亨利·瑟认为在大革命过程中，农民起有关键性的作用，18世纪法国的农村社会史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亨利·瑟是在法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一而不是法国大革命史的总题目和大框架下研究大革命前后的农村社会史的，比他年轻的乔治。勒费弗尔则正好相反。大革命这场法国近代最光荣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发展过程和作用是他的研究主题，大革命前后法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关系是大革命史总框架下的分支研究。勒费弗尔是当代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中的第一人。从1937年起直至二次大战告终任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②早年就在著名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饶勒斯(Jean L*on Jaur*s，1859一1914)③的影响下，以法国革命史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并且把这种研究的中心课题从党派活动和议会斗争之类通常习惯项目转移到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情绪和革命态度。这样，勒费弗尔与亨利。瑟的研究主题虽然有别，两人却对法国社会经济与大革命的相互关系上持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看法，做过许多类似问题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少基本相同的结论。当然，由于大革命是勒费弗尔毕生的研究方向，有些问题是他的独到研究。其中人民群众的集体心理一一《1789年的大恐慌》(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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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尔文·奈特(Melvin M．Knight)，1956，“亨利·瑟”《厄谢尔纪念论文集》，110—113。
②赵世玲：《乔治·勒费弗尔史学浅论》(《历史研究》，1986；6：36(35—47)。以下关于勒费弗尔的论述。有的亦据此文。
③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大学教授、国会议员，《人道报》(La Humanit*)创办人，著有；《社会主义的法国革命史》4卷(1901—1904)。
(五)美国的社会史学
由于美国的历史是从近代才开始，欧洲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历史和十三州独立以后的历史，见诸记载的除了纯粹关于战争军事和政治外交的以外，可以归为社会史的还有很多，因此，美国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内容特别丰富。其中如殖民地时期和独立以后的移民社会、西部社会或所谓“边疆”社会和南方黑奴社会等历史课题都是美国特有的社会史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也已经由美国学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下文将就其中情况略作介绍。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提到：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和赛力格。珀尔曼(Selig Perl- man，1888—1959)的劳资关系史研究。
康芒斯主编有：《美国工业社会史资料》10卷(1910—1911)和《美国劳资关系史》4卷(1919—1935)；珀尔曼著有《美国工会运动史》(1922)。这些著作的特殊意义在于作为：(1)社会改革方针政策的参考和(2)著书立说一一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34)或珀尔曼的《劳工运动理论》(1928)。康芒斯和他的学派在20世纪前期美国的社会改革和制度学派经济学中的地位，与韦伯夫妇在19—20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和费边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地位相比起来，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社会史学方面，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贡献是政府，特别是像美国联邦司法部门的社会经济作用的研究(《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这也就扩大了这部分近代社会史学的对象范围。
现在我们来论述美国的“边疆”(frontier)社会史学和黑人奴隶社会史学。边疆史学或边疆理论的创始人是弗雷德里克·杰克森·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奴隶制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克·庞·菲利普斯(Ulrich B．Phillips，1877—1934)。前者是美国北方学者①，后者则出生南部，也在南部成长，两人之间并无正式师生关系②；但在学术思想上菲利普斯受特纳的影响极深。菲利普斯自己曾经说过：“对于种植场和在它之前的边疆拓殖的历史意义，我的体会之所以能日益加深，是拜威斯康星大学弗雷德里克·杰克森·特纳博士之赐。从1898年以来，我一直是他的门徒。”③特纳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提出他的“边疆史论”的。当时他所谓“边疆”是从美国东北部沿大西洋诸州的欧洲移民的立场来说的。他把这些州迤西的地区都称为边疆，所以全部自东向西的美国开发史也就是边疆史。� )特纳当时甚至认为这些人的性格和要求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具体表征和国家政治统一的根本保证。但是到了90年代末，他在阅读了有关美国南部一些州的大宗史料之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边疆概念不够全面，认识到如果说是边疆，那么整个美国应当是欧洲的边疆。美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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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纳出生和成长于美国东北部威斯康辛州。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历史学。188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和攻读硕士学位。1888年夏获得学位后，人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889年回威斯康辛，升任教授。1910年转入哈佛大学任教。所以特纳在威斯康辛大学前后26年(1884—1910)。在哈佛，他于1924退休，任教先后14年。
② 菲利普斯美国南方乔治亚州人，同州州立大学毕业、硕士，只是大概因为他那时候美国能授博士学位的大学很少，他的博士学位是190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在北方纽约)获得的，此后他也在北方大学(威斯康辛、密歇根耶鲁)长期执教。
③ 菲利普斯编：《种植场和边疆史资料：1649—1863》(2卷)，《引言》，1898年夏，特纳在支加哥大学暑期学校短期任教，菲利普斯来上过前者当时开设的“殖民地时期美国制度”专题讨论班(seminar)一一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相识。此外，菲利普斯也听过特纳讲授“美国西部史”和“地方主义”(sectionalism)”在美国历史上的普遍影响(柯克·伍德[Kirk Wood]，1983)，DLB 17：357。
为欧洲所有国家的罪犯和具有上述美国西部开发者性格的人的移居地。这些移民世族身上，除了西部开发者那些性格以外，自然环保留着各自欧洲祖国的习俗风尚，也不能不受美国各别地区的环境影响。由于这种种因素的存在，所以美国国内，不仅东、西、南、北之间，即便是相邻的州与州之间也存在着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上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地方主义”(sectionalism)。所以在19—20世纪之交特纳修正了他最初论述边疆史观的著作，深信美国只是一个“地区的邦联”(a federation of sections)，每一地区都因它的不同地理环境、移民模式和经济状况而各不相同，美国人就是由这样一些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凝结起来的混合民族。①因此，历史学家为了能够理解地方主义，还须有一些如同地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知识。
菲利普斯与特纳一样，基本上是一位政治社会史学家而不是单纯社会史学家。特纳的边疆史观和地方主义理论主要都是他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解。菲利普斯所以研究种植场奴隶制的原因是为了研究南北战争前的整个南方社会，研究为什么南方各州要走向分裂，走向南北战争，而不是为了了解黑人奴隶。正是因为如此，特纳的理论观�
在他的黑人奴隶制著作中，菲利普斯把美国南部各州看作同西部一样的欧洲白人移殖边疆，把南部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场农业看作同东北部开发者的畜牧、工、商事业一样的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也同样是移民坚定自信、勇于进取精神的表现。南部开发者为了维护种植场农业的利益，势必要维护这种农业当时赖以有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一一黑人奴隶制度，也势必要同没有而且基本上反对这种制度的北方发生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是严重的地方分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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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地·福尔克(Odie B．Fauek)1983，DLB 17：411，413。
所以，既然菲利普斯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黑人奴隶制，不是黑人在甘蔗、棉花或烟草种植场里的境遇、生活和思想感情，黑人在他眼里只是同牲口一样的劳动力，是种植场主的一部分生产投人，那么，如有的批评者所指出的①，他说过黑人是天生劣质；说过种植场主对他们过于宽容，无异于仁爱的族长等等的话，就都不难理解了。
但尽管如此，尽管菲利普斯的著作作为奴隶制史学来看，今天已经很少价值，他和特纳毕竟开创了移民和奴隶制这两个美国特殊的社会史领域，留待后人来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以上对1750—1950西方法、德、英、美四国社会史问题著作(多数并非专著)的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与传统的包含政治军事史在内的通史学还没有划分什么界限；另一方面，它自己又包涵着几门在19—20世纪中已经独立了的学科，其中最显著的是法制史学、文艺美术和音乐史学、科学技术史学和宗教史学。如果不能够进一步理清这种情况，“社会史学”很难能成为一门科学，它与经济史学之间的此疆彼界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二次大战以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和有关的科学发展使得社会史研究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进入了所谓“新社会史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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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克·佰檀(1983)，DLB 17：351。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除了给全世界带来上文说过的许多政治上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以外，60年代还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掀起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要求社会文化变革的群众运动，在历史学界对传统的上层中心史学提出了自下而上，也就是研究底层社会历史的挑战。西方的“新社会史学”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运而起的。
由于是要研究发达国家中的底层社会的历史，要研究当代第三世界或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历史，新社会史学必然得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发展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相结合，运用这些学科的某些理论观点和方法来作研究，这样它就有了比较共同一致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聚集起来一定人数的专门研究队
一门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的质和量可 法国的“年鉴”杂志①是一种提倡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般性史学期刊，创刊于1929年，开创性地、有意识地把刊物的名称命为《经济史社会史学年鉴》。值得注意的是此后30年间(1929—1959)，西方一直没有第二家名称上带有“社会史”字样的刊物；但从1959年美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②创刊以后，在60—80年代，西方各国新出版的社会史学期刊，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已在10种以上③。
6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史学》，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发展；家庭史学、社会心态史学和第三世界社会史学。不过这里应注意：第一，这些方面之中，没有一个能够说是完全新的、是二次大战前绝未有过的研究或著作。所谓“新”的涵义不外二点：(1)观点方法与前有别；(2)研究对象在过去只是偶尔受人注意，现在成为主题。其次：这几个方面彼此之间有一定重复之处，每一方面的不同名称(“家庭史”、“心态史”等等)只是就其主要研究对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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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1939年易名为《社会史主年鉴》；1942年，易为《社会史学杂志》，1946年改称今名：《经济·社会·文化年鉴》。
②美国密歇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茜尔维亚·瑟拉普(Sylvia Thrupp)主编。瑟拉普为欧洲中世纪城市行会史专家。
③ 详下表：
西方各国的社会史学期刊*(1959—1985间创刊)
创刊年
刊物名称**
出版国别
1959
1959
1960
1964
1967
1968
1968
1976
1976
1978
1978
1983
《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
《技术和文化》
《劳工史学》
《人口史学年鉴》
《社会史学杂志》
《社会史学》
《经济社会史学年刊》
《社会史学》
《家庭史学杂志》
《社会和历史》
《经济社会史学评论》
《人口史学协会通讯》
美 国
美 国
美 国
法 国
美 国
加拿大
西班牙
英 国
美 国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 包括《人口史学》、《家庭史学》期刊和《技术和文化》在内，但不包括凡标明为经济史学和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史学刊物。
** 据刊物各国文字原名中译。
西方国家的家庭或家庭史研究，自然并不是始于60年代，?窃？0年代以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和出版的这方面的论文著作确实大为增加。在两次战争期间，英法两国每年出版的家庭史著作不过1—2种，但到二次大战以后，50年代就开始迅速增加，60年代增为每年10多种，70年代初期竟达20多种。①这些研究著述的目的意义和观点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规模较大、动用人力物力较多的是法国路易·亨利(Louis Henri)和英国剑桥大学在50—60年代先后开始进行的工作。虽然两者的研究的基本目的都不在家庭史本身一一家庭史在他们都只是手段或途径，但人们对于法国和英国家庭历史上的许多方面，都从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增加了知识和理解。
路易·亨利是法国人口学家。他在50年代提出了通过家史追述(family reconstitution)来研究人口史的方法，所以在他那里，庭史只是手段，人口史才是目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而绕道家庭史来研究历史人口学呢？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法国当时存在的历史人口资料，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历史资料，主要为各地教会有关教民子女家属洗礼、婚礼和葬礼的登记簿册。这些簿册收藏地区广泛，记载历时久远而且前后体系一致，因而是研究一地历史上人口变化一一成婚年龄、成婚率、生育率、死亡率、预计寿命、家庭人口和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口总数的最好原始数据资料。只是这些有关记载必然是每注都要落在一个居民户的户主名下，也就是每注都是一家一户的资料。因此，这种人口史的研究就必然只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进行。这也就是一个专家在作人口史研究之先，必得作家庭史的研究，通过某一地区大量民户的家史追述来综合研究它的人口消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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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仑斯·斯通(Lawrence Stone)：《已往的成就和将来的趋势—80年代和以后的新史学》(1982)，页52。据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页153译载详表数字。
通过家史追求法，路易·亨利与人合作利用教会簿册对诺曼底(Normandie)教区的部分历史人口作了研究，于1958年出版《诺曼底教区克鲁莱的人口》一书；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 bert)于1960年出版了《博韦(Beauvais)和博韦人，1600—1730》；伊·勒·罗瓦·拉杜里·Ladurie)于1966年出版了《朗勾道克(Languedoc)的农民》(2卷)，也都基本上是利用同样方法和教会簿册资料的人口史著作。此外，斐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其巨著<<文明与资本主义》(3卷)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一一物质限制》中关于15—18世纪法国农村人口的估算和论述(原书英译本页71)，主要根据也是教堂簿册的记载。
英国剑桥大学在1964年建立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站”，可能是西方迄今规模最为庞大的家庭史研究机构，虽然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家庭史本身，而是人口史和社会结构史。但家庭史研究在剑桥还具有比在法国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法国家庭史只是为了人口史研究的需要，在剑桥它还更为了社会结构史的需要。剑桥研究站的主持人彼特。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曾经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门包括各种社会的“社会结构史学”和考察“家庭在前工业世界的结构功能”。①他们因此从一开始就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根据英国全国各地教区300年间(1538—1837)的登记簿册，计算出来了各项人口指标的消长变化。这样大量的计算工作自然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但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方法和技术，他们对英国1540—1870间的人口史，确实作出了真实可信的权威性工作。②
在作为英国社会结构史的中心内容一一英国家庭史方面，他们选择了30个教区的分户资料，编成家谱，从中不但能确知有关家庭人口的婚娶年龄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关系，而且还能获知预期寿命、婚前怀孕和婴儿死亡率等当地环境卫生、医疗条件、财产分配和继承以及两性关系习俗的情况。这样，就研究对象来说，剑桥人口史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站的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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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彼特·拉斯莱特：《我们失去的世界》(再版，1971)，241—253。(据乔夫·伊莱Geoff Eley)，1979，页57转引。
⑥ E．A．列格莱(Wrinlgley)和R．S．肖菲尔德(Sehofield)：《英国人口史，1540—1870》(1981)。
研究，可能是迄今同类著作中数据最多(家庭、村落、英国地区)或代表性最大的亍。①
(二)社会心态史学
我们上文《法国的近代社会史学》中提到了勒费弗尔的名著之一——《1789年的大恐慌》(1932)。这部书的内容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候的社会(群众)心态史。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心态的，二次大战之前有马克。布洛赫的最早成名之作一一《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一对法国和英国王权超自然力量特征的研究》(1923)。
《创造奇迹的国王》是对11—18世纪②法英两国国王用以巩固王权、愚弄老百姓的一套巫术的研究，也是对当时一般蚩蚩之氓愚昧无知，因而盲目迷信情况的研究。马克·布洛赫在这里运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工具，为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可惜的是在本世纪的前半，《创造奇迹的国王》成了社会心态史学空谷的一声绝响。要到30多年之后，从6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国家再有这方面的著作络绎问世：其中有的如法国学者罗佝特·孟德劳(Roben Mandrou)的《17世纪法国的法官与巫师：一个心理史学分析》(1968)、英国学者凯茨·托马斯(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一一16、17世纪英国民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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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斯莱特的《我们失去的世界》(1965初版，197l再版，1983，第三版)是他个人的家庭史研究总结，但从中可以看出剑桥家庭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英法两国70—80年代出版的家庭史著作，大多是欧洲不同国家情况的比较研究，在对象范围上并未超出剑桥的研究。美国劳仑斯·斯通的《家庭与命运：16、17世纪贵族家产研究》(1973)；和《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一方面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完全缺乏数量分析。因此，书中不少事例。如关于两性关系的叙述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和社会历史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70年代比较可喜的是美国作者如菲列普．格莱文(Philip Grcvcom)的《四个世代：殖民地时代麻省安多湾(Andover，Massachusetts)的人口、土地和家庭》(1970)和约翰·得莫斯(John Demos)的《一个小共和国：普列茅茨领地(Plymouth Colony)的家庭生活》(1976)。他们所叙述的是欧洲早期来美的普通移民家庭生活，用的方法是多因素综合计量模型，称得上是“新社会史学”著作。
② 亨利·西格列斯特(Hcomry．Sigerist)(1945)：《文明与疾病》，126—127，130。
仰研究》(1971)是进一步研究巫术迷信群众心态的新作；有的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的《疯狂与文明一一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1961)、美国学者乔尔·柯韦尔(Joel Kovel)的《白人种族主义：心理史研究》(1970)则是在社会心态史学中开辟了新的分支领域；更有的是几本旧社会史学、但是增加了不少社会心态史内容、因而也完全是新社会史学的书：英国爱德华。帕．汤普森(Edwo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和美国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关于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的著作。
E．P．汤普森和吉诺维斯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都不是斯大林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都弃置不用基础一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而是作了大量的人的心态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研究，从而在工人运动和美国旧南方奴隶制这样的社会史问题上，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论点，提出了挑战’于是也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扩大了范围。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E．P．汤普森强调了两个基本论点：第一，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在一定时间阶段当中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意识感受的结合，是在时间过程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在不绝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而不是如同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成的一种静态社会结构或类型。“如果我们把历史煞住在某一定点上，那就不复存在阶级，而只有许多经验。但在我们观察了一段足够时间里的社会变化以后，我们就在他们的各类关系、观念和制度中看出”。①这种不同类型就是阶级现象，就是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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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P．汤昔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修订第2版(1968)，第3版(1980)，页8。
第二，人的阶级意识是一种独立存在，一种历史积极因素。汤普森把阶级现象分为两类：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阶级经验的原始状态是历史上各种散碎的、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现象；决定因素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所处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是这种经验在社会传统、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各种制度上的表现。他的新观点是认为虽然这种意识渊源于阶级经验，但 汤普森写道：“如果经验看样子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然。我们可能猜测得到同一行业的人在遇到类似环境变化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但不能必其如此。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阶级意识出现的方式不会不同，但也不会绝对相同。”①这样，阶级意识既然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因素，历史学家要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作深入研究，就不能不把它置于研究对象之列了。
主要由于贯彻全书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由于书中对于阶级意识的精湛细密分析，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认为是“二次大战以后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史著作”。②
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拓展了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象一样，尤金·吉诺维斯的著作扩大了美国黑人奴隶史的研究领域。在史学观点方法上，吉诺维斯受有汤普森相当大的影响。在60—70年代，两人都曾经被认为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意思就是他们和其他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著作都忽视经济结构或经济关系，忽视制度研究而偏重广泛的社会群众思想文化。③吉诺维斯关于美国奴隶制历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奴隶主缔造的世界：释论两篇》(1969)和《约旦河在滚滚向前：奴隶缔造的世界》(1974)确是有不少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同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如：(1)吉诺维斯强调奴隶主制要为阶级关系而非种族关系，认为阶级的存在和发展不完全决定于经济关系而同样是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产物；和(2)吉诺维斯著作中也用了大量的事例(心态、宗教、日常生活等等)来说明上层建筑一一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本身的独立积极作用。但由于美国旧南方的奴隶制的历史独特性，或者比较更重要的原因一一美国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受到的较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吉诺维斯要比汤普森更忠实于马克思的历史整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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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普森(1968)，页9。
② 哈卫·J·凯伊(Harvey J．Kayc)《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84)，页173。
③凯伊(1984)，页18—19。
从整体史观点出发，吉诺维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历史不能单从其中某一部分一一上层或下层来研究，而必须同时上下兼顾。为了研究的方便，把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分别开来是可以的或必要的，但在具体分析研究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研究者心目中必须同时有另一方面。吉诺维斯因此不仅在相距不远的时间内写出了几部巨著，而且每部都有不少篇幅论述是对立面的阶级。①这是吉诺维斯的美国奴隶制研究不同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研究的一个特点。
二次大战前，美国已经有了不少论述旧南方奴隶制历史的著作，但很少或几乎没有深入研究和描绘黑人奴隶的心态和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因此，吉诺维斯的奴隶制史著作在这方面拓展了不小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这里第三世界主要是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而言。在二次大战以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少数社会人类学家之外，大概很少西方，特别是西欧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一地区国家的社会和历史。60年代以后，则开始有人研究它们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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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迈克尔·鲍德隆(Michael Bordelon)(1983)；尤金·多·吉诺维斯(1930)，《文学传记辞典》卷17，《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页183—104，赵世玲(1990)：吉诺维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奴隶制研究》，《80年代的西方史学》，页320—322。
首先是着眼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就是研究的目的是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地区的经济为什么落后于西欧和北美的问题。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拉美的学者有过四种不同观点和方法的研究：
(1)二元发展论派。这派学者认为：这个地区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在于一国里面两种经济一一(a)工商业发达的现代城市经济和(b)传统、落后、封建的农民自给经济一一同时并存，而又彼此脱节，互不相关，例如巴西的东北部与南部、秘鲁的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之间都存在这种情况：前一地区的经济为(a)型，后一地区则属(b)型，而两者之间，互不相谋。①
(2)日益落后论派。“日益落后论“(Theory of the“develop- 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也称为“依赖模式”(the dependency model)理论。这一派的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研究，除了最早倡导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著作②以外，还有一些拉丁美洲作家的论著。这些著作在社会史上的意义，是把研究对象扩大到了拉美地区之外，扩大到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侵略和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这派认为拉丁美洲在历史上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发展，像巴西南部和秘鲁内陆高地这些今天被称为封建落后地带一度曾经是经济上的最重要处所。所以拉美国家今天的经济落后，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损害作用。北大西洋区域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贫困是相对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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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杰克·兰伯特(Jacques Lambeirt)：《拉丁美洲：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1967)。这里的叙述系据凯伊(1984)。页51。
②最主要的两本书是：(1969)《拉丁美洲；经济落后还是革命？》，(1971)《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
(3)中心一一边缘关系论派。这一派也称世界体系派。倡导者为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ael Wallerstein)。这一派研究的基本理论设想，在实质上，与上述(2)没有多大差别。沃勒斯坦所说中心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边缘也就是为其左右支配的第三世界(在具体地区范围上比较广泛，东欧经济落后国家也在边缘之列)。所不同的有以下两点：(a)中心一一边缘关系的历史研究比较系统周详①；(b)经济决定论的色彩更为浓厚。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不仅规定和决定了社会(自然包括第三世界社会在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而且也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②
(4)阶级矛盾论派。以上几派的研究都侧重从拉美地区的外部经济关系特别是落后西方国家对它的侵略掠夺和不公平贸易关系来探讨经济问题而忽视这一地区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能着重从这后一方面来看问题的只有阶级矛盾论派。这一派的人否认16—18世纪发现、征服和开发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已经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认为它还仍然是封建国家，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建设起来的只是他们心目中所能设想的世界——一个基本上由封建领主统治的中世纪庄园式社会。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于拉丁美洲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拉丁美洲国家所以经济落后的原因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封建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长期存在。③这样，阶级矛盾论派对于拉丁美洲经济落后问题的研究所应循的方向，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可惜的是，直至最近，就本文作者所知，除了吉诺维斯为了与美国旧南部的奴隶制作比较曾对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社会史有过简单论述以外，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和历史作过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的现在不发达地区，西方对于印度的社会史研究较多；二次大战以后，对于中国(包括台湾)、南韩、越南、泰国和印尼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也有一些研究；对于非洲地区的研究，人口和农业发展问题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法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就比较少有人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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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勒斯坦：1974，《近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在16世纪的发轫》；1980《近代世界体系Ⅱ：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第3、4卷待出版。
②凯伊，1984，页55。
关键词：高等学校；师生关系；对策
师生关系它是学校环境中最普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很多文章是立足于中小学，探讨师生关系问题。本文在参与教学研究项目基础上，试图从高等学校的视角分析师生关系。
一、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
师生关系的好坏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教学理论和实践。但是调查表明，当前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着诸多亟需改善的问题。
1、师生交往少，关系淡漠。师生除课堂教学交往外，课后各自行走匆匆，哪怕碰面也不见得师生互打招呼，感情沟通渠道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据走访了解，除了上课外，绝大部分学生课后与老师的接触为零。原因很复杂：大学扩招了，学生越来越多老师顾不过来了；科研和生计的压力让不少老师很难花更多精力在学生身上；现在社会发展太快，学生和老师之间就容易产生代沟。师生关系冷漠必然影响到课堂气氛和教学质量。
2、师生关系的疏离，造成学生的心理失落感。有人认为，老师对学生的少管制有利于个性的张扬和发展；也有人感到一种失落，他们习惯了在老师的教诲和指导下一步步前进。对于师生关系的疏离，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的班级观念松散，学生多住集体公寓，上课地点也不固定，学生很难管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如高中时期，加之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趋多样化，大多数学生不轻易找教师；且都有一定的科研任务，也难以顾及与学生的过多交流。
3、课堂单向灌输多，师生平等沟通少。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教学相长和师生互动的关系。实际上多数高校教师仍然以讲授为主，课堂上仅仅是老师的讲解和学生机械地记笔记。有的老师说：我曾经也尝试过采取课堂讨论式教学，但大多数学生不爱提问，讨论效果不佳。比如就有的大三学生而言，除了英语口语课，20人的小班制，基本上每个同学都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其他很少有课能让大部分同学畅所欲言。
二、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分析
1、外部环境因素。大学不是孤岛，社会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传递到大学之内，影响着师生关系的变化。高等学校与周围的世界是息息相通的，外面的一切变化也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大部分学生社会意识强，选择自己创业，在学习之余，兼职工作等等，这样不但有时会与学习脱节，更与老师彻底封闭。
2、师生自身因素
①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随着大学的扩招，现在老师面对的学生越来越多，老师又有繁重的其他教学和科研任务，跟学生交流机会不是很多。很多高校大部分公共理论课采取多班合上的“大课”制，特别是大一、大二都是基础课，教师因上大课到学期末也叫不上学生的名字，更谈不上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思想、智力与个性等。对个别专业来说，一共有6个班，每班都40多名同学，即使上专业课，教师也并非能认识其中的大部分。
②教育教学方式运用不当。由于应试教育的长期误导，还有些高校教师总在尽心训导，学生经常体验的是被动和无奈。主要原因是双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书本知识的教与学上，相互缺乏人际交往的动机和愿望，学生的主体意识、主动精神更是难以得到培养和发展。
③教师不能公平地对待学生。高校师生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也都会在其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一般教师比较偏爱才能出众的学生；而不认真、成绩差、爱惹事的学生，教师则看不顺眼。如果缺乏理性的指导，教师在评价、对待学生时就会感情用事，就会有失“公正”，作出对一些好的学生和不好学生都不尽合理的评价。
三、改善师生关系的对策
1、学校要全面树立学生主体观，做好育人工作。全面的学生观要以学生为本，把立足点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轨道上，做好改善师生关系的各项工作。其次要为师生交流创造平台。学校要利用多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与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会自我教育和服务，学校要求教师尽可能地参加学生活动，教师下学生寝室了解生活、思想现状，增加交往频率，使师生关系在和谐、团结、共勉的氛围得到升华。最后要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方法。学校课程安排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师生关系。在教学方式上，压缩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向填鸭式教学，扩大课堂讨论。
2、要增强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教师的人格魅力包含了教师渊博的学识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它是吸引学生力量的主要源泉。教师通过自身对事业的忠诚和执着的追求，通过对学生的信任和宽容，这些优良品质会使学生的性格受到各方面良好的影响，易于营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氛围。其次要善于创建平等的、使学生敢于质疑的教学氛围。教师应积极给自己的教育教学对象创造更多的角色，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在课堂上让学生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与教师保持良好的互动状态。最后教师更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在学生成绩的评定、各类评优评先及学生入党问题上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客观、全面地予以评价，这利于平等、民主、合作的师生关系的建构，从而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3、学生有义务做好“生”的角色，增进师生关系的和谐。主要做到几方面：� 教师在心理上有被学生尊敬的需要，学生尊敬教师，必然产生积极的效应。对教师的尊重，体现为课堂上对老师的真诚问候，对课堂秩序的维护遵守，课堂下对老师教学内容的合理建议，对课后作业的认真完成。② 师生关系的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学生具备优良的学风。大学生要牢固树立 ③与师互动，以积极参与增进师生关系。师生互动不仅仅需要教师的发动，更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要认真听课，还要多与老师沟通交流，同时学生还应该主动寻求在课堂外与老师交流的机会，这也有助于加深师生感情，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管理经济 学会计专业硕士 教学模式选择
一、引言
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如何把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决策实践的学科，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数学分析工具相结合，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实际应用。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以及经济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解释经济现象，促进理性思考和理性创新，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服务。在管理经济学的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仍以陈旧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为主，单方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辛辛苦苦、费时费力的满堂灌，上课所谓的教师“一言堂”；而学生缺乏兴趣和耐心，重复听课、作业、考试“三点一线？的模式。这种以“填鸭式”为主导的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不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事倍功半地降低了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严重影响了管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和学习且的。目前有部分学者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方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思考、管理经济学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但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模式研究至今仍是空白。本文基于会计专业硕士(MPAcc)教育角度，依据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从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内容、特点、教学目标等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经济学的教师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模式，为管理经济学教师、学生以及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同时也将对其他学科建设和教学模式选择提供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管理经济学教学研究意义、理论依据及相关文献概述
(一)研究意义 从管理经济学目前的教学现状看，迫切需要改进其教与学模式。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搞好管理经济学教学工作。对管理经济学教与学模式予以研究，同时也填补了管理经济学教学模式研究的空白，研究意义在于：提高教师理论和业务水平；激发教师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师在教学中角色的转换；教师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教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情趣和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认知和运用能力o
(二)理论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理论：一是以人为本教学思想理论。从人本主义教育的立场来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人类存在，挖掘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并最终帮助学生实现其潜能。这可 学习可以由外部施加、人为联想的学习、人为条件作用的学习、人为意义和反应的学习；也可靠自身和自我选择学习。站在教师的角度。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必须从学生的观点出发来探索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引导学生自觉、自愿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站在学生的角度，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要求学生去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认知情感、学习的自我成就感以及对求知的欲望融合到学习过程中，通过内生机能来提高教学效果。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是崇尚能力的培养，也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提倡的是内外学习有机结合的一种教育的思想理论。二是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是由认知主义发展而来的哲学理念，被誉为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场革命。它是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认为学习并非对于教师所授知识的被动接受，而是学生以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过程。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重视思维和理解能力的发展、鼓励师生互动和鼓励学生对教学做出贡献。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发挥学生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建构性，提倡新型的师生关系。改变教师“指挥者”的角色为“引导者”角色，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灌输对象。三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核心的要义是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教学模式的研究也是如此。教学模式的研究是在创新中得以发展，是在发展的基础上创新o
(三)文献简述针对管理经济学的应用、课程建设、教学方法、课程学习质量的评价等方面，已有部分学者做相关研究。在管理经济学的应用方面，李娜曾在从《管理经济学角度看航空公司之间的“价格战”与“价格联盟”》一文中，运用价格弹性和“卡特尔”组织分别来解释航空市场的价格战和价格联盟；叶江山在《论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工作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了应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做好监理企业的工作，提高监理企业的工作效率，增加监理企业的效益，通过创新提高监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厉钟灵、戈国莲在《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经济学分析》一文中，运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建立固定资产管理模型。就固定资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孙浩在《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一文中运用需求规律、价格弹性、成本分析等原理引领企业在竞争中的方向，运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思维，以此制定出科学的经营决策。在管理经济学教学方法和课程建设方面，竹雅东曾在《对课程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从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三个方面进行了课程建设分析；刘德宏和蔡燕弟在《对管理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一文中，如何做到� 在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评价方面，王爽、赵国杰在《用AHP评价NBA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二文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在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评定中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给出一种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方法。在教学模式和教学创新方面；杨淑娥曾在㈣专业硕士(MPAce)教育模式选择的思考》一文中，结合MPAce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对教学模式作了研究；徐克英在《会计学原理精品课程教学创新一文中，对给予学生选择教师权利的“挂牌教学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科研方法作了探索。
三、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定位与内容特征
(一)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定位 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是沟通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
策的桥梁。西方经济学说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_一阶段是在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认为流通创造价值，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在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亚当・斯密、太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学派，强调劳动创造价值，认为是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研究中心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的古典经济学；第三阶段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以阿弗里德・马歇尔为代表的学派，采用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等理论方法，研究中心转向了消费、需求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第四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今，以约翰・凯恩斯为代表的学派，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研究领域，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的当代经济学。管理科学晚于经济学的产生，但发展非常迅速。同西方经济学说相比，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以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法约尔的"212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等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重点研究提高企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梅奥的“人际关系论”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主要研究人际关系和人的需求行为；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以西蒙的“管理决策理论”和德鲁克的“有效管理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理论，着重研究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决策和管理组织如何实现现代化；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沙圆的“组织文化理论”和彼德・圣吉德“学习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学派，以更高的管理思想、境界和管理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管理经济学内容及特点 管理经济学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为基础。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企业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在各种约束条件及诸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将有限资源最有效的加以利用。主要包括：边际分析、需求分析、生产分析、成本分析、市场结构、定价决策、风险与资本运算、技术变革和布点理论、企业决策与政府等。管理经济学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汇率、国际贸易、产业竞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等，逐步在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向注重实施和与计算机相结合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竞争的自动化，其内容将更加丰富。管理经济学不仅是有关经济理论与决策方法在数量上的相加，更表现为一种综合交叉而形成的质的升华、提炼，从而强化企业决策者在管理中的理性思考与理性创新。特点在于广泛运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将逻辑分析方法与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图像，既有定性的分析，又有定量分析。专业性强；综合性强；逻辑性强；应用性强；交叉性强。
四、基于MPAoe辅角度的教学模式选择
(一)教学的模式选择 会计专业硕士是为了满足公司财务与会计人员面临经济全球化变革而专门开设的。该项目2005年开始在21个试点院校和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试点招生：截至2008年，已经扩充为25所学校和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这种专业学位的特点是在强调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同时，将授课的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开发学生的财务与会计技能以及拓展其对财务、会计实务和典型案例的理解上，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把握企业财务管理全局的能力。把管理经济学作为IVIPAee核心课程，突显其重要性。为了提高教学水平，现从学生的特点、教学模式选择、能力培养目标、教师教学方法四个维度分析如下：
“
(1)学生的特点。学生的特点：一是数学基础相对薄弱。MPAcc学生大多数读大学时以文科为主，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方法感兴趣；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难以深入。对数学推导、图表、公式等理性知识产生排斥心理。二是社会经验相对丰富，具备一定社会阅历。大多数学生有会计、财务、投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的背景与工作经历，部分学生在财经管理岗位上工作，对企业相对比较了解，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三是知识结构体系较新，学生年龄结构年轻化。学生离开学校时间不是很长，知识结构体系较新，并且对新知识渴求比较强烈，积极进取、精力充沛、思维比较活跃。
(2)教学模式的选择。西方在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模式很多。其中以“学科中心”、“能力中心”、“协同式”、“IVIES(就业技能模块法)”模式等盛为流行。我国在继续教育中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可以“移花接木”，借鉴西方的成熟模式。据MPAcc专业设置和学生的特点，可采用以“能力中心”模式为主，“协同式”模式为辅的教学模式。前者以从业能力为教学目标，以能力教学为单元，以学生是否具备能力为衡量标准的教学模式。后者是实行大学和企业合作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3)能力培养目标。MPAcc教育要面向会计职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法纪观念的高级应用性专业人才。主要包括：一是数学和案例分析能力的培养。数学模型是经济规律本质抽象的表现，学习模型不仅是对计算过程的掌握，更重要的通过模型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案例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二是宏观形势理解和整合分析能力的培养。通过管理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把握经济发展脉搏的能力，把握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创新，提高决策水平，结合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整合。三是财务管理和控制能力的培养e运用经济理论和管理方法分析问题，为企业创造价值，加强财务管理和控制能力，促使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4)教师的教学方式。在管理经济学教学过程应该采用以下五种教学方式：一是理论教学方式。上课前选好适合MPAcc教材，根据教学大纲，做好课件，查阅和准备好教学辅助阅读材料。上课内容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能激发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进行师生互动。二是案例教学方式。在课前根据教学需要选择生动、完整、典型、适用的教学案例，课中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做好启发引导工作，让学生积极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对多元性探索研究。坚持以学生学 教师对案例进行总结评价，对学生讨论中忽视和挖掘不深的问题进一步剖析，开拓学生的思路和视野，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课后给学生布置适宜难度的案例，让学生独立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巩固课堂知识。三是实践教学方式。管理经济学中很多内容需要借助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教师可以把案例中的数据发给学生，让学生用所学到的管理经济学知识在计算机上进行试验。这样不仅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且教会了学生熟练利用计算机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情景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设置问题情景，将研究学习的内容转换为现实生活的情景。在创设过程中，应注意情景的生活化、故事化和现实化，建构联想空间，大胆创新，使学生对知识产生亲切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涩进学生自主
学习，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应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环境。五是合作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在适当的时候对角色进行互换，给学生展示多面才能的平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既能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又能促进相互交流和协作，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二)学习模式选择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学方法，是教师负责“传”、“授”、“解”的单项信息传递知识；而学生是处于“接”、“受”、“听”的位置上，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方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应改变以往传统听课模式，变被动为主动。上好管理经济学课程，要按时到课，不迟到、不缺课。认真听课，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和案例分析报告；积极参与课堂案例讨论和教师提问，独立思考。集思广义，吸收老师和同学的先进思想和观念；做好课前预习，查阅相关资料。运用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将所学知识与自己所在企业相结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分析解决工作问题，为经营管理决策服务。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建立以下模式：一是师资选择模式。在教学中对师资的选择适宜采用“自由选聘，优上劣下”的原则。开设课程前，学校提供任课教师的相关资料，学生根据教师的特点和专业设置的要求，选择适合该学科的任课教师。二是教材选择模式。教材的选择要具用针对性、专业性、应用性强等特点。难易程度要适宜，学生有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三是内容选择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专业的特点，针对性选择教学内容，就MPAcc学生而言，应选择案例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启发引导学生，鼓励发散思维，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四是考核选择模式。变过去的听课、作业、考试模式为新的应用能力培养模式。如案例的写作、上机的练习、运用课本理论分析新生事物、论文写作等考核方式。既能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又能考核出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五是语言选择模式。根据MPAcc专业开设的目标，MPAcc教育应培养复合性高级人才。因而学生可选择双语教学，这样既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同时也可以提高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
【论文摘要】当前中学理科教育理性色彩太浓，功利性太强，缺少人文关注。在崇尚科技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而忽视文化艺术所负载的人文精神的社会思潮面前，理科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严重错裂。不管是从教育现念、教学手段、教育伦理，还是从当前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教育的长远影响看，都必须呼咦师承传统的回归。
师承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师生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对师生关系的认识有三种观点：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师生平等。传统的教师中心论基本上被现代的教育理念否定了。现代的师生关系论推崇学生中心论。我并非反对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师生关系，而是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对于师生关系，既不能重蹈师道尊严的覆辙，又不能彻底否定老师的影响力，面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主张重树老师的人格形象，加强师承传统教育。
师承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超越师生关系的一个话题，它从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行为。教师的教育空间应该是三维的，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学习过程的体验，情感和态度的影响。学生不仅从老师那里接受了知识，学会了技能，而且还感受到了思维过程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还师承了老师的习惯、志趣、态度、思想、精神等。简单地说，是感受了老师的人格魅力并把它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代代相传，形成一种文化传统。
当前，虽然课程改革不断深入，虽然中学文理科不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学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理科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严重丧失。本文试图从师承传统这一个方面探讨现科教育中的人文失落问题；主张在现科教育中呼唤师承传统的回归。
一、从教育观念看，现代教育主张以人为木，但关注的是学生，从而忽视了教学活动中另一主体一教师，特别是理科教师。虽然也在强调现代教育中的教师素质，但急于培养的是教师的能力，而忽视了教师的素养，很多重点中学在教师的队伍建设方面表现为事实上的重能轻德。教师的思想负荷也表出为自身的能力困惑。而不是为自身的人格忧虑。这种观念在理科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很多理科教师长期沉迷于数字公式之中，几乎不接触人文读物。在知识结构上就存在人文缺陷，一个在知识结构上有人文缺陷的老师，很难期求他有很高的人文素养。钱学森指出，“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而人文学科传达的就是智慧。
二、从教学手段看，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的理科教育模式呈现出物质化程式化倾向。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使用，课堂教学虽然增大了信息量，但是，教师对硬件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事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按部就班地展开，甚至连每个教学环节的教师用语都设计就绪。这种程式化教学模式，对教师的个性是一种极大的约束，同时，对学生的个性也是一种无情的扼杀。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唯科技的生存状态中，教师长期处在高度依赖高科技的工作状态中，作为人的自然情感和天性在教育中难以自由流露，就如一股清泉在沙漠中前行，人性的感动渐行渐无，而自己浑然不知，整个社会尚陶醉于沙漠的壮观之中，而不知那就是沙漠。现科教育坚硬的物质色彩愈来愈浓厚，感人的人文色彩日日在消褪。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指出应对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课堂教学进行反思。她的学生就把“听于老师上课看成一种美的享受，一堂课往往使他们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忘记。觉得于老师的讲课似乎伴随着美妙的音律，鲜明的色彩”。理科同样需要文科的情感魅力，在网络科技发展迅猛的信息时代，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甚至这样说：“我愿以世上所有科技，换取亚里斯多德来当我的老师。”
三、从教育伦理看，商业化的现科教育正在失去传统教育所具有的浓郁的伦理色彩。中国的传统教育如书院 式教育就很注重师承伦理传统，至于医药、武术、梨园等被韩 愈称颂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更是靠无数可歌可泣师承故事代代相传。《顾领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第一次将学术接力中的“师承”因� 本书认为：在没有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的前提下，学术血脉的流布主要通过“家学”，在公共教育体系逐步确立的背景下，学术传统的延续则主要通过“师承”。要想发扬师承传统必须维系一种充满人性而不是铜臭的教育伦理。优秀教师在学生面前所表现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平等、宽容、和谐和自由的教育方式，尊重与尊严的理性方法，身体力行的威望威信，言传身教的行为习惯，深刻宽广的人文关注，富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高尚理想与志向等，就属于教育伦理学内涵的范畴。而现科教育商业倾向严重，功利性很强。师生的交流尚处在知识和能力的层面，缺乏感人的伦理内涵。
四、从当前的杜会价值观看，现科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影晌已逐渐渝变为一种产业。理科在家教及相关的培训中心已不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行为，而是一种不断制造教师“暴发户”的经济行为。在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就必然要受商品价值规律的调整，从而失去教育的人性色彩。但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如果把她变成一种简单的商品买卖形式，如果师生之间看重的是交换而不是交流，师生之间传递的是知能而不是关怀，那教育也就失去了她应有的震人心魄的效力。
五、从教育的长远影晌着，现科教育正在师生的双边失去其内在的魅力。当前，也许呈现出这样一种令人担优的教育现状：从教师这边看，教师含辛茹苦地带了一届学生，高考之后学生寄过几张明信片，很快就杳无音信了。就是平时相处也很难感受到学生的感动和感激，老师的精力投人与学生的情感回报不能成正比，如果老师调整不好心态，会逐步丧失其对教育的热情、快乐和创造力。从学生角度看，读书寂寞而辛苦，老师讲了课就跑，班主任谈话都是学习和分数，往往是有问题才找你谈话，老师没有个性、情感和思想，难以震动心灵，缺乏对老师的人格景仰，更谈不上师承传统。而人的自我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个根本动力，一是慈爱的母亲，二是仁爱的老师。成年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面对是非选择时，总有两种声音(母亲或老师)在鼓励你或告诫你。而老师的这种巨大影响力不是来自于知识能力的传授，而是来自于师生之间的人文关怀，哪怕是一个细节的触动。优秀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这种磁石般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持久地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和生命追求的精神过程，在教育心理学上称之为向师力。这种向师力的不断传承就可能形成人类文明最亮丽的风景。像孔子之于精通六艺的72名著名弟子，章太炎之于鲁迅等。学生们从教育大师那儿师承的不仅是知识经验、科研方法和学术思想，还有更为重要的—如何做事、如何合作和如何做人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傅斯年回忆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期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与恫吓，独撑北大危局时，有人劝蔡先生解陈独秀之聘，约束胡适之先生，以讨好北洋政府。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情景，在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傅斯年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率队扛大旗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梭，痛打卖国贼。后来，他创办了广州中山大学的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抗战时期，傅斯年先后对政府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加以抨击揭璐，迫使的这两个姻亲相继辞职下台。仗义执言、疾恶如仇，傅斯年不愧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蔡元培的另一个学生罗家伦说：“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现代的理科教育注重概念与推理，分析与综合，机械的演算淡摸了老师的人格影响，助长了师生的实用主义人生态度。这样的教育对学生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