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通用3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题目：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
【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文化道德对于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养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将这份珍贵遗产融入到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不仅能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能够促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步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找准传统文化美德和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点，本文主要分析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以及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对策。
【关键词】：传统美德。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对策
传统美德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有机几何对于整个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均可以起到积极的效用。
1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与外延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在劳动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累积的优秀道德传统，这不仅是历史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也是当代社会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古到今，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都贯穿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道德之中，这也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如三国时诸葛亮的忧国忧民、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追求、明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思想、谭嗣同挽救国家的英勇献身精神等，这些追求与行为都蕴含着深深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爱国主义的宝贵思想。
1.2 为民族、国家的奉献精神
在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之中，十分注重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诗经》中的“夙夜在公”、“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中的“举公义”等等，都是强调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理想，这种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西方思想最大的区别。
1.3 仁爱宽厚的人际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也将“仁”作为儒家思想的道德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都是“仁爱”的体现。在墨家思想之中，也提出了“爱人无差”、“爱人若爱其身”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4 尊敬父母、尊老爱幼
早在《尚书》之中，就提出了“义父、母慈、凶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孟子也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思想，这些道德思想，除了维护封建等级思想的糟粕应该抛弃之外，其他的思想对于改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些思想依然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传统美德，实际上，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随处可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
1.5 吃苦耐劳的精神
儒家思想主张，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前提之下，每个人都应该有吃苦的思想以及向往理想的人格，“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舍身成仁”、“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等均是传统道德吃苦耐劳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精神均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品质。
1.6 尊师重教的精神
教师是传播文化的使者，每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教师的谆谆教诲，在封建社会之中，几乎每个人家庭的正厅都摆放着天地君亲师位，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皇帝和父母等同，尊师重教成为一种永恒的思想，也是传统文化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谦逊礼貌的精神
“满招损、谦受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很多成就卓然的为人都依然保持着谦逊礼貌的美德，他们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将目光集中在他人的闪光点之中，积极的向别人学习、充实自己，如唐代的杜甫，其创造成就显著，但是依然赞赏初唐四杰的成就，称赞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穷”，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种尊重他人的行为准则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美德。
1.8 强调正身，为民执法
在封建社会，虽然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但是却有着公正执法的精神，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便是公正执法精神的重要体现，鲁迅也曾经说明：“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也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我国的转型阶段，弘扬公正执法的精神，严格的依照法律来办事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方式
第一，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也有的区别，在历史的变革下，两者都是不断发展的，为了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必须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正确的处理两者的关系，取精华、去糟粕。
第二，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在现代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做好党政干部建设工作，党政干部需要意识到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结语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坚信，只要正确的处理好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继承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的精华，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定能够全面的推进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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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xx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中国梦。准确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它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和血脉；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复杂多样的，从特定历史坐标和相应评价标准来看，其内容有优秀与落后之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同样可以作出优秀与落后的相对区分。概略地说，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历经沧桑而积淀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智慧的基本元素和珍贵结晶。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时代局限、反映中华文明永恒价值的特征，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贴近，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和福祉相契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基本精神相呼应。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一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弦歌不绝，而且浴火重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日益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梦是时代主题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中国梦集中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成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振兴中华”成为全体志士仁人发自心底的激壮呐喊和艰辛探索的时代主题。在各种力量的交锋整合和各种道路的尝试比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伊始，就扛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新探索和新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因此，中国梦建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准确把握，对中国人民共同理想、根本利益的深刻体察，体现了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固然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严峻考验的特殊背景下凸显出来的，但它之所以格外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引领力，还在于它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首先，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带给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众心理基础和基本精神动力。其次，中国梦所包含和显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历史上，中华民族先贤留下了无数壮怀激烈、感人至深的爱国事迹和诗篇。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精神信念，是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最美丽的花朵。再次，中国梦所涉及的诸多要素深深地烙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所彰显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所强调的个人梦想和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所主张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诉求，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经典话语、内在依据和有力支撑。因此，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既古老又常青的光荣与梦想，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
实现中国梦必须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
伟大的梦想基于伟大的实践。实现中国梦，关键在党，基础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要义是不断提升国家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着眼点是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xx强调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13亿人的幸福美好生活绝非易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实现中国梦，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奋力拼搏，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汲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强大正能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中，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仁政文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发扬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互动融合，使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源泉，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基不断得到巩固。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面对新时期实现中国梦的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汲取还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还有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我们应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和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实做到古为今用，使更为丰富、更加多样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相符合，不断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富于浓郁的时代精神，并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相汇通，与时俱进地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正视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内部资源流失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双重困境，更加通俗易懂地诠释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形象生动地表现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使富有深厚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梦能够更好地在人民大众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效建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整合资源，创新机制，统筹兼顾，强化保障，使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政策引导、舆论导向、文艺创作、学校教育、民间传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和群众性精神文化创建活动等方方面面。总之，我们应具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精神力量的高度自觉，进而切实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