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党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今天，我们要从革命先烈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中汲取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树牢“四个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这其中，有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有党自觉探寻新路的历史，也有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两门必修课，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恪守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为了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具有5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正确道路，使具有70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广泛得到人民的信任；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位置，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才会见古鉴今、明智强心。党史、新中国史是革命先辈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的智慧结晶，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明晰党和国家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守初心、担使命，并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智慧和力量。
1历史研究的价值
历史研究的方法覆盖教育问题研究的许多领域：一般教育史、教育专题史、教育法史、学制史等。
历史研究的价值非常广泛，从通过精确的描述提供对过去的理解，到为决定和形成政策提供视角。
2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来源
第一手资料时关于要研究的事件或经历的第一次描述；第二手资料是对事件或经历至少转手过一次的资料。
3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历史研究方法论有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研究问题，任何研究的开头都是如此。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是收集和评价资料的来源，综合信息。这些步骤紧密结合在一起，还包括不断地形成假设并修改假设。最后一步是分析和解释，形成结论。
1、确定研究问题
历史研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陈述要研究的。内容，它们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具体的假设和/或问题。
在分辨研究问题，且在报告这一研究的过程时，避免关键术语使用的模糊和不一致很重要。卡斯特所描述的“现实主义”的危险：
“把过去的术语赋予现在的含义，或与之相反，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明过去，但在过去这些术语从未存在或在当时有其他含义，这些都是危险的。”
2、收集和评价原始资料
历史研究中的外在批评是这样对文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文献在哪里产生，什么时候产生，谁记录的。
内在批评在历史研究中评价文献内容的意义、精确度和值得信任的程度。
3、综合信息
4、分析、解释、形成结论
历史研究中的定量方法
从本质上来说，原来历史研究被视为定性研究，但对某些研究来说，特别是那些设计许多组资料（如人口调查资料）的研究，定量方法也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料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
远古历史因传承条件所限，没有或缺乏及时准确的语言交流、文字记载和影音摄录。因此，研究探索和争鸣质疑都必须理性，必须实事求是。凭借“口述心记，”道听途说的“相传”，仅以“曲笔”或“谬误”的翻版史料，甚至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认识的不同、理解的深浅、判断的差异，以及那些赖以虚名、投机吆喝、盛赞诽章的不严肃现象，发生“一字褒贬”以及“曲高和寡”和“不睹事”讹传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写史书、讲历史，社会责任意识至关重要。游戏历史人物或事件，就是游戏读者、游戏社会；演绎、恶搞出来的虚假传说、鬼神故事，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
所以，研究历史必须潜心读史，并要以客观、辩证、公平、求是的态度去理解过去的过去，认识过去的现存意义。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做新的澄清，应当规范行为，禁忌玄学；认识问题不偏颇，研究探索不沉醉；推测假设谨慎、论述不应夸张；论点和数据要有必然联系，合乎思维逻辑；写出的文章要有严肃的学术性、犀利的论辩性、民众的共认性、感人的抒情性。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经验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 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
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
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历史研究》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