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近代历史论文范文 近代史历史论文范文参考【精选5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摘 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变革，其结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1]的到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因由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内忧外患的矛盾异常尖锐。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明治维新使日本让成为亚洲强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打败清军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史称“戊戌变法”。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遵循黄炎培先生的“王朝周期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但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最后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但到了70年代末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面对亟需改善的国内状况，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同理“王朝周期律”，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虽经历了““””的动乱，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整体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从50年代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改革的客观现实看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应尽可能地使改革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改革的领导者才能对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更为清晰的定位，才能为下一步实施改革创造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开放便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从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历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者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主张变革的前提下，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差异。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上京举人10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2]。“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并将光绪皇帝推向了历史洪潮的前台。但戊戌变法仅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的如此迅速与领导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至于光绪皇帝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变法失败更加说明了改革的领导者如不能掌握实权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毫无任何政治经验，并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非常激进、大胆，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一定会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对付维新派。
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们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领导核心一致主张改革，这为维持领导权的稳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置于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保证了改革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在当代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比较百年前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当代中国有一个政治威信高，动员能力强，不断创新的执政党。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如果改革领导者无法对一国的全局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必然导致改革无层次无重点，那么改革的失败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之初，面对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当时社会整体状况没有清醒地认识和完全地把握之前，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种乱枪打鸟的“顶层设计”。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戊戌变法只有顶层决定性，没有应有的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改革命令虽然范围很广，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而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而推广实施作为“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戊戌变法当中恰恰没有体现。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反观改革开放，执政党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同为政治学中的改革范畴，结果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得不反思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共识。历史上许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社会共识在不断流失。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当权者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表面上的推动者是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但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为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从早期对变法的默认到后期的反对，无不体现了当权者内部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其次，地方势力派与皇族势力互不信任。戊戌变法的某些措施触犯了地方势力派的利益，他们竭力反对变法。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皇族势力，虽主张变法但碍于手中无实权得以实施，地方势力与皇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并没有赢得社会底层广泛劳苦大众的支持。其一，维新派自身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革命，主动抗拒群众，使变法运动无法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二，作为“顶层设计”的结果，当时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当时的舆论环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变法。总而言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社会共识积累不足，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社会共识的不断累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战略抉择。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使改革开放主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客观公正地处理了““””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对毛泽东等上一代政治领袖的正确评价，使人民大众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更加坚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改革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共识的又一次显著提升。最后，执政党注重了改革开放中“开放”的观念，主动让国民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带来的巨变，让民众和官员自主地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成他们改革上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共识，这无疑对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是今后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方。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卢梭有一句名言：“只要谈起国家大事时，人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积累社会共识需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努力，并十分审慎地加以维护。作为当代的改革，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并积累社会共识，让人民大众意识到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觉醒，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以比较政治学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社会共识是改革成功应具备的群众力量，所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必将延续下去。指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以上概括的重要政治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7.
[2]黎仁凯，主编。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改革进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7，373.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268.
[5]。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R]。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2013.
根据校行政的安排，本学期改上八年级的历史。上半学期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线索明确，但内容较多，容易混淆，且知识点难度大，具有一定深度。因此，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一是看地图，学历史（识图学史法）。通过看地图，将比较空洞的历史事件还原于具有空间立体感的历史真貌中。
二是列表格。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三大条约几乎都有赔款、割地、开设通商口岸，学生很容易混淆。我指导学生将每个条约都制成表格，使知识在轻松的学习中被记得更牢。
三是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激发学生上历史课的兴趣。
四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比如绘制“鸦片战争前期清朝疆域图”、开展社区历
史小调查等活动，培养学生能够寻求多种途径获取知识的学习能力了和学习方法，拓宽历史课程的情感教育功能。
从这次期中测试的成绩来看，学生总体上考得比较正常，班与班之间的差距不大，不及格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八年级的学生基础较差，这是所有任课老师的共识。学生的学习态度、审题能力、学科知识的渗透融合的能力以及书写表达能力均与八年级学生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同时，学生仍未重视历史这门学科，仍然抱着学不学无所谓的态度。学生现状如此，过多的埋怨责怪都无济于事，只有在今后的教学中，针对现状，不断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探讨教法，以提高教学质量。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摆脱了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逐步独立和完善，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与编写世界近代史教材紧密相连，教材的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并且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教材编写
一、世界近代史的定义
世界近代史的定义问题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不同，必然出现不同的分期标准和对近代史上下界限的划分不同，也决定着历史学家对世界近代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因此，一部较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首先体现在它对该学科涵义的表述上。整体而言，世界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涵义一样，都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在建国初期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苏联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界定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因此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斗争史观。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主要问题在于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恩格斯早在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承认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97)1978年以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定义，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定义，集中体现在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开始逐渐更正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80年代刘祚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90年代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则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后来刘宗绪先生把世界近代史又进一步概括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时期的历史。”1992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也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
2000年，潘润涵、林承节主编的世界史教材更直接明了，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世界近代史定义的认识已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尽管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估计不尽相同，但这些定义都肯定了世界近代史的资本主义属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但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必然等于近代时期，因此主张“世界近代史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2](P.56)笔者认为，这种定义试图摆脱传统的以社会形态演变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模式，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世界近代史的内涵。
二、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势。”[3](P.4)这段话深刻揭示出“世界史”是有机统一体的内涵。然而，构建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并非易事。例如，20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人类史》和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尽管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 [4](P.332)钱乘旦认为，历史学科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5](P.5)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全面引进了苏联的学科体系。根据苏联的学科体系，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始终贯穿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编写新教材，重新解释世界近代史，构筑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主要有两个：用现代化的观点解释的世界近代史，以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为代表；用整体的世界观来组织的世界近代史，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教材为代表。
在1999年版本的《世界近代史》中，刘宗绪先生从现代化的观点重新解释和组织了世界近代史。这个体系的编写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充分的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按照生产力标准，该书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手工工场时代（17世纪到19世纪初）、蒸汽时代（19世纪初到70年代）及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本教材采用的三大分期法的新体系，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避免了以往教材以某个事件为中心和基本上按国别史单线条进行叙述的传统模式，更清晰的勾勒出世界近代史的全貌。
钱乘旦也主张用现代化的观点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他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准备、现代化的起动、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和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五个阶段中，世界近代史就占其中的前四个阶段。因此，现代化是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据。李其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就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编写的教材，阐释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线、工业化为基础，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工业社会转变，资本主义经济由局部地区向整体世界扩展的历程和规律。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增加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通过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找回共产党员的初心，找回当初入党时的澎湃激情，从而牢记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一）党史、新中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奋斗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科学教育文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后来的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我们必须重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让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加深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更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自觉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一个这样伟大的党而自豪。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通过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重视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是开展党内教育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在党内教育中历来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通过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走过来的；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科学总结和概括，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既凝聚了全党共识，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汇聚全党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劲动力。
（三）努力提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自觉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历史之所以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历史能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启示与借鉴。如果我们对土地革命前期中期党内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有过了解，就能深刻认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如果对长征途中发生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这段历史有过接触，就能对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全党服从中央有深刻的认知；
通过我们党大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以深切感受到政策与策略确实是党的生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作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可以明白全党一盘棋、树立全局意识是多么重要；从老一辈革命家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进而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守初心、担使命；反过来，党史上某些历史人物因理想信念动摇、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最后走向革命的反面的教训，亦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首先应做一个党史、新中国史问题上的明白人，因此，应当努力把党史、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修好。
与老一辈共产党人不同，今天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存在天然的熟悉，有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因此，不但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应抓好学习，就是主题教育结束后也应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党建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