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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对非洲雕塑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非洲艺术类型学中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非洲大陆雕塑艺术最具特色，是非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迹；另一方面，非洲雕刻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艺术文明的进程，对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方面重要的编著有：(一)李淼、马晓宁的《黑非洲雕刻》，瑐瑧该书选有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各个时期创作的二百六十多件代表作品，分三类：雕像、面具和头饰、器具和装饰物。(二)黄维中等编绘的《世界面具》，瑐瑨这是一部包括了非洲部分的汇集世界各大洲面具艺术的作品集。(三)缪讯、南风编著的《非洲雕塑》，瑐瑩该书概述非洲雕塑艺术中诺克文化、伊费艺术、贝宁艺术、萨奥文化、西部地区雕塑、中部地区雕塑、南部地区雕塑、东部地区雕塑、现代雕塑艺术的文化特征。(四)吕品田、苏冰等编选的六卷本非洲艺术书系，主要介绍了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雕刻艺术；尼日利亚的雕刻艺术；以坦桑尼亚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马达加斯加的木雕、南非的石刻、津巴布韦的木雕、乌干达的陶艺等；喀麦隆的雕塑艺术；象牙海岸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加纳的木雕和陶艺，利比里亚的木雕，塞拉利昂的木雕和金属制品；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和撒哈拉六国的木雕、陶艺、石刻等雕塑艺术作品。其次，论文有定良的《树千年间石刻林》，杨起、梅贻白的《扎伊尔雕塑家李耀楼》，俞跃良的《萨卢姆和他的木雕》，先让的《非洲马康得木雕艺术》，张有浩的《阿伊———多哥著名雕塑家和画家》，李松山的《坦桑的马孔德雕塑艺术》，曾印的《非洲神像与面具》，孙滋溪的《非洲雕刻欣赏》，李荣启的《人类艺术的瑰宝———迷人的非洲木雕》，刘梦熊的《非洲乌木雕》，夏晨的《非洲雕刻艺术的魅力》，江村的《狮身人面像》，宋天仪的《赞比亚的钢版画和硬木雕》，裴建国、刘振林的《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邱松的《南非石雕艺术瞥》，段圣君的《非洲雕刻艺术的特点》，尹寿松的《黑色风情说不尽———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乌木雕刻艺术》，乔桑的《贝宁象牙雕刻艺术》，朱孝岳、胡潮明的《扎伊尔的王室与民间艺术》，郑文的《折射———南非的雕塑》，阿彬的《触摸非洲雕刻的脉搏》，蒋晓红的《古代非洲贝宁青铜雕像艺术特点》，李卫的《雕刻者的艺术———非洲木雕形式语言初探》，任玉的《非洲雕刻装饰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综合上述成果，主要是对非洲雕塑的总体介绍、一些黑非洲国家的雕塑艺术赏析(如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刚果、贝宁等国)，或者是文章作者亲历非洲的写生感悟。
非洲设计艺术
新时期我国非洲设计艺术(即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涉及陶瓷、服饰、岩画和其他工艺。(一)中国陶瓷在非洲的发现与非洲陶瓷艺术的研究瑑瑦既是中非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严重缺乏，但意义非凡。马文宽、孟凡人主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瑑瑧并撰文瑑瑨对中国陶瓷在北非和东非的发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刚果籍留学生卡拉拉•巴卡吉卡2004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非洲艺术与浮雕艺术的陶瓷表现性研究———兼论陶瓷浮雕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讨论非洲艺术与浮雕，陶瓷浮雕的概念及表现性，艺术家与浮雕，陶瓷浮雕与环境的结合几个方面。(二)服饰是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了解它们意味着是对非洲民族身份的识别。服饰方面的编著有杨阳、马路的《非洲民族服饰》，瑑瑩编译了非洲传统服饰，分为：东部非洲———艺术化的人体；赤道非洲———发达的商业与精美的手工艺品；古老的非洲———传统的孤岛；热带稀树草原———风格的交汇处；撒哈拉———严酷苛刻的沙漠；北部非洲———马格里布；非洲之角———联系东方的纽带；南部非洲———传统的保持与演变。该书采用大量文字来描述非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此作为文化背景来烘托服饰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有《趣谈非洲服饰》、《非洲黑人的服饰》、《马格里布的传统染织艺术》、《美丽，从头开始———看尼日利亚妇女头饰》、《尼日利亚的面痕文化》、《尼日利亚的“1004”面具市场》、《非洲饰物种种》、《非洲人体装饰艺术》、《非洲妇女的发型艺术》、《非洲发式之谜》。瑒瑠(三)非洲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提前了人类艺术史前史，在艺术发生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岩画及其他绘画瑒瑡研究成果有《解开撒哈拉岩画之谜》、《非洲岩画》、《塔希利岩画群考察》、《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坦桑尼亚的石器时代绘画》瑒瑢等。(四)其他工艺方面论文有《北非明珠手工璀璨》、《西非贝宁的葫芦文化》、《闻名世界的突尼斯镶嵌画》、《突尼斯的手工艺品》、《圣城非斯的光和彩》、《北非毯艺》瑒瑣等。(五)在非洲设计艺术概论性编著方面有赵莎飞的《非洲美洲工艺美术卷》，瑒瑤概述了古代西非诺克、伊费、贝宁、象牙海岸、马里，北非埃及、中非扎伊尔，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工艺美术。张少侠《非洲与美洲工艺美术》瑒瑥的非洲部分，介绍了埃及宗教工艺、石器、陶器和其他工艺，西非的工艺美术。
非洲新媒介艺术
新时期我国关于非洲新媒介艺术的普及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像文化方面。瑒瑦这跟现代非洲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和非洲摄影师的世界认同有重要关系，也是古老非洲大陆神秘魅力使然。(一)摄影影像方面重要的编著有：陈宪奎、李新烽的《黑白世界：南非风光掠影》瑒瑧用黑白摄影映像介绍了风光美丽、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南非。吴常云的《东非摄影之旅》瑒瑨以精彩的摄影图片和详实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作者赴东非所见所闻的自然奇观，其中有肯尼亚最著名的三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安博塞和纳库鲁虎，还有坦桑尼亚最著名的两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塞仑盖地和恩戈乐戈乐。论文有柏雨果：《非洲捕捉野性瞬间》;程海涛：《独闯非洲的中国女摄影师》;王立平：《非洲掠影》;崇秀全：《见证非洲变迁的影像》、《记录南非的摄影视觉文献：大卫•戈德布拉特》、《萨姆•哈斯金斯：梦幻的影像叙事》。瑒瑩(二)传媒和影视方面重要的论文有：传媒：董锦瑞：《论新时期南非传媒与政府的关系》、瑓瑠潇湘：《尼日利亚大众传播业概略》。瑓瑡电影：马丁•博萨：《南非电影简史》、曼西亚•迪亚瓦拉：《法语非洲国家的民族电影和国际电影生产》、徐保民：《在津巴布韦放中国电影》、勒•奥•戈顿：《黑非洲的电影艺术》、特•瓦格纳以及克•翁多博：《非洲电影》、周厚基：《非洲的〈哈姆雷特〉———动画片〈狮王〉简介》、庄：《非洲电影资料馆新落成》。瑓瑢电视：张叔雄：《南非的电视业》。瑓瑣六、非洲音乐舞蹈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相比，非洲音乐舞蹈表演艺术方面的介绍严重缺乏，主要有一本非洲加纳学者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的《非洲音乐》，瑓瑤概述非洲音乐的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现状；介绍非洲民族乐器；分析非洲音乐结构特点；介绍与非洲音乐有关的非洲语言、文学、诗歌、舞蹈、舞剧等艺术。
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加拿大等国家。80年代后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作为独立课程开始纳入许多国家的学校课程教育体系；9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接受、处理与鉴赏传媒信息的能力，并渐成全球规模性的教育运动，甚至为此立法。目前，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几个北欧国家，它己被纳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课程内，并出现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材，甚至发展为白成系统的教育体系。
一、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3．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论能力，医学论文刨造利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介素养体现的是一个人内在品质，是一种内在思想意识修养，所以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难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据目前的了解，媒介素养的评估体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估体系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但不管怎样，在衡量利判断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评判依据。它应该包括一个人：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对媒介的信息有基本的是非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对不良的信息有辨认能力和免疫能力；能有效的利用大众传媒为自己学习、生活等诸项人生发展服务。完善的评估体系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学校和个人在这个评估体系里有一个明确的媒介认知导向，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则不至于在纷繁的媒介信息海洋中失去辨别、接受和使用信息的交流能力。
关键词 通识教育 非社会学专业 社会学概论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4.065
A Research on How to Teach Non-sociology Majors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A Case Study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General Education at F University
YANG Zhanyi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promo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within Chinese colleges，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is offered to many college students whose majors are not related to sociology. While the value and benefi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courses are noticeabl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erefore， the delivery of such courses is in need of reform through three aspects： 1.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ontents need to be more inclusive for students whose majors are not sociology related. 2.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involve more interaction. 3. Assessment methods need to be more practical.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non-sociology majors;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educational reform
“通识教育”是一种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识教育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新世纪以来，随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深入，以及社会对综合性复合人才的需求剧增，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实施通识教育，并逐步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一些人文、艺术、社会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许多高校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社会学是一门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研究别的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问题”，①它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都有交叉之处。因此，近年来，在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不少高校在一些非社会学专业设置了社会学概论课程。
1 社会学概论在通识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社会学概论在通识教育中的价值与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引起对社会民生的关注。通过学习社会学概论，能引起大学生对社会民生的关注。社会学是一门始终关注社会运行、社会现象、社会人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社会学的学习，学生能更系统地了解我们的社会，分析社会现象，思考社会问题，从而激发大学生探索社会的热情，培养公民责任意识。（2）形成社会调研思维与技能。无论是经济、管理、教育、文化等领域，都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社会调研思维，掌握基本的调研技能。这样才可以深入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与特点，才可以进一步地指引我们的行为与决策。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就是社会调研。通过对社会调研方法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社会调研思维，掌握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的开展方式、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从而触类旁通指引各学科的学习与研究。（3）开辟本专业学科创新的新路径。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社会学对宏观的社会运行、社会结构以及对微观的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分层等的研究方向，都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素材、新的方法。当与本专业学科交叉结合时，就能为本学科的研究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2 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中的问题
（1）教学内容过于全面专业。以F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社会学概论在大一新生中开设，共40课时，选用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教材。从课时上来说，似乎相对充足，但相对教材十六个专题的内容，课时就十分紧张。虽说教材本身已经考虑到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情况，但这十六个专题仍然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学的基本知识，语言使用仍然相对专业，趣味性与实用性相对欠缺，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来说，存在着知识理解与掌握的难度。
（2）教学方法传统单一。当前，非社会学专业的社会学概论教学方法一般采用传统的讲授方式，单一乏味。部分社会学教师，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重视程度不够，对其他专业、其他专业学生的特点把握不准，没有找到讲授此门课程的方法与技巧，简单套用社会学专业的教学方式。本来非社会学专业学生对非专业课的热情已经相对较低，加上社会学的一些理论知识也艰涩难懂，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让课堂气氛更显沉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难以提振。
（3）考核方式重知识轻应用。在对非社会学专业学生考核方式上，较多采用课程论文和试卷考试的形式。课程论文的考核形式着重于“学术研究”;试卷考试的考核形式着重于“知识掌握”。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但对于非社会学专业学生来说，只需要对社会学知识有基本的掌握，对社会学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即可。如果为了通过考试，花过多的时间在知识点的背诵上，或者为了通过论文考核，囫囵吞枣抄袭文章，那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考核目的。
3 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改革
“通识教育”的“通”，包含融会贯通的意思。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社会学概论，应当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考核方式上体现融合性、互动性、实践性。
3.1 教学内容体现融合性
（1）融汇原专业知识。在依据原教材的知识框架展开的基础上，应当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性格特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编。首先是选取重点章节重点讲授，不求全，不求深入。第二是结合专业知识与社会学知识进行讲授。例如，给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授课时，可用商务沟通、商界合作与竞争等的例子来阐释“社会互动”的相关理论；可用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知识来帮助理解“社会组织”的相关概念。这样能引起经管专业学生的兴趣，并快速地借助经济管理知识进行学习。（2）融合新近案例。在讲授中应更多地使用贴近现实的案例，丰富教学内容。生活在网络发达、信息爆炸时代的90后大学生，每天都在获取最新的社会信息。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采用新近发生的关注点高的社会事件作为教学案例，有助于学生使用社会学思维分析社会现象。再者，可以用同学们身边发生的常见的事件作为教学案例，不仅亲切易懂，还能让学生学习使用社会学理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
3.2 教学过程增强互动性
针对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不足，对非社会学专业的社会学概论课堂教学过程应更丰富活泼，增强互动。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情境表演法。运用情境表演法，能让学生在角色模拟中，对社会学理论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在讲到“社会角色”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分组分角色演绎熟悉的生活场景，理解不同角色的特点、责任以及他人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望，从而明白角色协调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2）讨论分析法。运用讨论分析法，能让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观点或案例。例如，在讲授“初级群体”的正负功能时，可让学生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然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学生的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也能在观点碰撞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3）视频教学法。运用视频教学法，能更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一些新闻专题、纪录片、采访等的视频素材，由于其选题合适、制作精良、人物事件真实呈现，能达到口头讲授所不能比拟的效果。例如，在讲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时，让学生看一部跨越48年的真人纪录片《人生七年》，比生硬的数据和理论更具说服力，也更有趣味性。
（4）实地观摩法。运用实地观摩法，能让学生在实地观察、实际参与中获得真实的感受。例如，在讲授“社会工作”内容后，可让社会工作者带领学生观摩或参与一次社会服务或社区活动。学生在活动中，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工作的内容、社会服务的现状、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等。
3.3 考核方式注重实践性
在考核方式上，应当以社会调研实践为主要形式。这是因为，着重于“学术研究”的课程论文考核形式，过专过深；着重于“知识掌握”的试卷考试形式，容易考完就忘，而社会调研实践是最能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社会学原理与方法的最佳方式。并且，社会调研技能的锻炼同样适用于各专业的学习与研究。
一方面，进行一次社会调查，学生需要运用包括调查问卷设计、数据分析工具使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以及社会调研报告撰写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通过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调查和关注，能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当今社会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在研究对策的过程中，促进更深层次的思考，获得思想与知识的共同提升。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对调查问卷、调研报告的查阅，更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更容易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同时，也能把握每一届学生的关注点与兴趣点，为非专业学生社会学概论的教学工作的改革提供参考。
注释
①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1] 余瑞君。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探索：困境与对策[D].重庆大学，2014.
[2] 张英。我国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研究[D]. 安徽大学，2013.
[3] 傅钱余。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教改探索[J].华中人文论丛，2014.1：167-170.
一、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据调查：高达90%的大学生喜欢流行音乐而不喜欢古典和民族音乐，在课堂和课余与他们交流时发现，许多学生喜爱音乐，也仅仅停留在一些肤浅、粗俗的流行音乐，对高雅音乐缺乏兴趣，对课堂上所播放和讲解的一些古典音乐，他们认为是“过时、老土”的，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较为浅薄和单一。而在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存在许多不利于音乐艺术教育发展，不利于青年学生音乐素养提高的因素。一些传媒的“误导”，造成了不良的文化环境，严重的冲击着学校正常的、健康的艺术教育，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导致部分青年学生审美素质低下，良莠不辨，美丑不分。因此如何如何利用流行音乐为手段来提高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音乐教育的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流行音乐方面的刊物和资料已有不少，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记录、呈现流行音乐发展史料特点的成果有：汉唐文化公司组织撰写的《十年——中国流行音乐纪事》，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付林编著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等几部专著。
在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一书中，作者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亲历者、策划者、重要乐评人的身份优势，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史论相结合的写作。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流行音乐圈子里的词曲作家、制作人、乐手、歌手做了大量的采访，拥有几百个小时的录音资料。
和《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一书相似，流行音乐圈中的作曲家付林也以一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的重要亲历者、参与者身份编著了《中国流行音20年》一书。该书以年代更替为序，以大事记的形式，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梳理。该书与上述两部著作，在史料上可以互为补充。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迸行了线性描述，更为难得的是，该书每一个章节都专设一节，简单介绍当时流行音乐发展所处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并且每一章也设有“小结”。对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所有这些，都对深入展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工作具有启发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流行音乐的概念与特征
1.1、流行音乐的概念
1.2、流行音乐的特征
2、当代大学生喜爱流行音乐的原因
2.1、流行音乐的新奇性吸引了大学生
2.2、流行音乐的艺术特色符合大学生的审美需求
2.3、流行音乐的娱乐性满足大学生追求时尚的欲望
2.4、流行音乐传播手段的科技性适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3、流行音乐对大学生的影响
3.1、积极方面的影响
3.2、消极方面的影响
4、如何处理好流行音乐与大学生关系的思考
4.1、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审美观
4.2、正确评价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
4.3、尊重并引导大学生对流行音乐的选择
4.4、加强对不良流行音乐的管制
5、结束语 论文范文
三、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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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潘海涛。《金铁霖谈中国歌坛之怪现状》.中新社北京三月十日电。2006年3月。
经江西省工艺美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2007年12月21日评审通过，景德镇（含省辖单位）以下58位同志具备高级工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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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经江西省工艺美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2007年12月21日评审通过，景德镇（含省辖单位）以下58位同志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资格。周 明 程久发 彭 松 喻 安 余晓霞 李 健李 晶 曹志斌 方华明 武育伦 刘 丽 朱文文章建东 卓国镇 刘正亚 陈正兰 叶艳霞 彭静文吴志辉 徐国平 宋士军 徐广青 李一来 余希平曾亚琴 邓建民 江 琴 刘文斌 王昌彪 万志萍于庆华 俞 暄 王品刚 江和龙 严亮华 冯通亮徐国琴 刘玉凤 卓国平 黄 山 冯少利 刘滨鸿汪 洲 危民旺 潘凯声 曹爱勤 黄丽萍 袁庆玲赵世文 邹达怀 李映华 余 刚 王淑明 黄为民邵同忠 冯唐新 况冬苟 魏文君
相互构造：文学理论内部分支学科的彼此支撑
文学理论教材在我国的编撰状况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适合教学的“文学概论”,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另一种是“文学理论经典原着选编或汇编”,例如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伍蠡甫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这也是在文学理论内部呈现的有关教材与教学的两种不同构造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建设思路。前一种是“六经注我”,即用此前古今中外所有与文学相关的理论为当代的文学理论教学框架服务。这一种思路的优点是形成广阔、整一的学术视野，一切理论为我所用。其突出的缺点是教材内容杂多，板块化严重，再加上教学实践中课时有限、学生理解困难等各方面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宏大的教材体系与实际教学课时严重不符的矛盾。后一种则是“我注六经”,选编经典理论原着文本，力图还原理论语境与内涵，从而使经典文本的面貌得以近乎完整的呈现。这种思路的编撰方式所带来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让教师与学生看到了文学理论的多样形态，原来理论可以有漫谈、书信、宣言、系列论文或专着等多种形式，同时也使学生跳出唯本质论、唯一元论的窠臼而打开新的视野。但这样的“我注六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从编者的角度而言，中西文论以什么样的标准选编，选编的各类主题怎么安排；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没有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例如“文本”、“文学活动四要素”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他们拿什么样的知识去解读经典文本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在这里，似乎形成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饶舌问题。当我们把两种教材的编写思路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结论。首先是关于“概论”和“文论史”的时间关系问题。其实它们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我们看到，前一种思路更适合被命名为“概论”,而后一种基本可以称为由不同文论文本构成的一部静态的“文论发展史”。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学科叫作“文艺学”、“文学理论”、“文论史”,而且也没有哪一位古人试图去进行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写作。我们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德谟克利特或者柏拉图开始，尽管他们提出了“摹仿”这一思想；我们也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尚书？尧典》开始，尽管其中有“诗言志”这一朱自清所说的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文学理论或者其他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自觉行为和自觉意识，也不是各种相关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发形成的自然事件，而是在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一种回溯性质的摘选，[11]于是才形成了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其中既包括我们开头所谈的“概论”性质的文学理论，也包括由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经典文论选”。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经典文论选”都是现代学科形成之后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共生的关系，在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中不应该偏废其一或进行简单的拼凑。因此，在《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12]中，以“概论”问题为经、以“经典”文论文本为纬的教材编写体例笔者不能完全赞同，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课时的限制，也很难进行全本讲授，学生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文本阅读，不符合本科阶段的教学要求。其次，“概论”和“文论史”经典文本阐释所形成的互文关系，也并不能够彻底还原原作者本来的用意和目的，我们只能说是后人站在自己的学术基础和学术立场上进行的解读。如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人也有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概论”的形成，是现代学科体制建立的成果，特别是现代艺术体系、现代美学体系将文学纳入到艺术的家族之内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众多版本的《西方文论选》中才看到很多谈艺术的理论文本，最典型例证便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进入到“文论”框架下的经典文本选读。由于建立了“概论”的学科视野，才使得后来的学者审视先前的资料，进而把它们甄选出来，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成为“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各种“文论”被挑选的过程，也丰富和发展着“概论”的知识，从而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理论。于是，“概论”和“文论”之间在空间上存在这样的互文和阐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文论”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着相互构造的双向互动关系。那么，“概论”和“文 论汇编”的构造关系在教学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构造关系呢？本来，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概论应该是大学本科教学中不同时段的三门课程，而且都有相应的学分设置。笔者认为，这种文学理论分支课程之间的整合应该形成在教师讲授的引领下，学生自己对相关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学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时开设文学概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分支课程就成为一个可以尝试和具有操作性的办法。因此，在文学理论教材的设计上，笔者认为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文学概论应该保持它“概论”的特点，而不是混入各种经典文本的汇编。还以童庆炳主编、赵勇副主编的《文学概论新编》为例，除了第一章“文学与文学理论”之外，从第二章开始，“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等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并不特别明晰。此外，每一章的标题下放置了中西文论相应的文本，其实我们细看之后就会发现，每一章标题中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都是从西方文论中来，中国古典特色的文论思想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的观点是，“文学概论”还应该保持“概论”的特点，而学科内部的构造性特征可以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而没有必要要求一本教材承担太多的功能。
平等构造：营造理论教学中的民主氛围
每一个人都是依据自己所处的语境、依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对世界进行着认知构造，这种构造性使得每一位文学思想家以自己不同的体系、学说提供给文学理论大家庭关于“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这些有关“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之间可能会有重合，但却呈现出彼此不同的面貌，这才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多样性的魅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文学，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文学理论。而面对经典文献进行学习时，也一定会带着当代人特有的眼光来重新解读。构造理论观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主与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其实从更表象、也更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认知构造的世界，所谓本体世界只是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就赋予每个人以理解和阐释的权力，从根本上道出了理论教学中人人平等的思想。鉴于此，笔者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课堂中进行了有关平等性的尝试和实践。第一，摆正中西文艺理论的位置，纠正学生对中西理论文本阅读的认识偏差。文学概论课从学科诞生到引进我国，再到自主教材编写，都遵循了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知识框架。例如，从新中国早期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到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再到当代在高校教学系统内影响最大的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莫不如此。这一点当然是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实践成果，也是我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高校古代文论的教学中，也是以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建构，如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为纲，或以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文学作品论等文学活动四要素为纲，对中国古典的“诗文评”进行学科化的剪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性的学习。这样的方法是本科教学绕不开的途径，但同时也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给学生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中国的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需要靠西方的学科框架来对材料进行统摄。这样就给学生一种错觉：我们传统文艺理论中所谈的内容，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内容，只能是“人家有的咱也有”,终究不过是努力地在西方文论强大的系统面前寻找自己零散的支撑，因为游戏规则是以西方的学科体制为基准的。笔者在课堂上做过一些调查，有很多同学认为“西方文艺理论非常系统，而中国文艺理论比较零散”,而且有不少同学从文字结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等多个角度来论证这个观点。在纠正这类思想倾向时，笔者首先告诉同学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以“分”为主导，而是以“合”为主的，我们的文化天然地强调着集体的作用。在文艺理论的认知构造中，我们也有独具特色的范畴，如气、韵、神等。其次引导学生建立思维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指出当代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资源中汲取营养，从中国当代的文艺现状与理论研究中吸取经验。再次则引导学生打破“中国文艺理论=古代”,“西方文艺理论=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当代亦有很多独特的文艺理论范畴，如“话语蕴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它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话语”的概念和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蕴”、“藉”观念兼收并蓄，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独创，并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此外，北京大学叶朗先生将古典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注入当代人的独特理解，融入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在2010年的世界美学大会期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具体到教材中的例子来看，在《文学理论教程》中，一直保持着将“典型”、“意境”和“意象”三个审美理想并列的学术思路，这就为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与国外的文论进行平等的定位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笔者在教学中特别重视纠正学生对待中西文艺理论材料的不良倾向和不正确的态度，将教学民主贯彻在每节课当中。第二，在教学中恰当运用“构造”理念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打破教师“一言堂”的课堂。以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教学为例。每一节课在开始时都会简要介绍这位思想家的生平，如同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简单介绍完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之后，笔者在PowerPoint课件中用动画形式给出亚里士多德着名的箴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后告诉学生，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学习时，始终要把握的重要线索即是亚里士多德与其师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之处。用对比法进行教学，不仅加深了学生学习新课的印象，而且也在对比中复习了前面曾经学过的内容。于是，在《诗学》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一步步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并在本课教学的最后对二人思想异同进行总结。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一总结过程中，教师并不给学生固定的答案，而且是请同学自己积极思考，自己进行整理。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同学进行了如下回答：首先，柏拉图是在《理想国》中谈诗歌问题，并没有专门的一本专着来谈“诗”;而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在专门的《诗学》中系统地分析“诗”,并对“诗”作出细致的比较，并给比较的结论以有力的论述支撑。其次，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诗”比“史”更高明，是因为诗用形象的、情感的手法来表现规律，而史仅仅是一种静态的记录；但在柏拉图那里，诗歌仅仅是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不能把握本质。在该生回答结束之后，笔者就她的答案给出点评。在肯定该生阅读理论文本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学生，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比较并不仅限于课堂所列举的这些内容，在阅读中同学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把这一部分进行再充实。于是，又有同学提出，可以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的创作方法进行比较，柏拉图说诗歌是神灵赋予诗人以迷狂，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以此为契机，更多同学提出了读者的反应、诗歌的社会作用等更加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并不是教师事先给出的答案，是同学们自己在课堂上探索的成果。
多元构造：文艺理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族性体现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众所周知，“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现象，其次扩展到文化领域。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全球扩张和全球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地球早已不再是一个个封闭国家的集合体，转而变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的“小村庄”。随着大规模机器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张，机械复制的单一文化模式也逐渐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绝对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一化。全球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就文化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化、同质化则是文化沙漠的表现之一。毋庸置疑，克服全球化弊端的不二途径，必然是不断发掘各民 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表现形式。在提倡文艺理论教学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掘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独特文艺理论资源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备课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参考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在教学举例中适时引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一方面拉近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文艺理论课的距离，同时也使构造中的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从而使这门诞生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概论和西方文论课不再只是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言堂”。在此略举两例。例如，在西方文艺理论课涉及当代生态美学时，笔者不仅从生态美学的诞生背景，即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谈起，而且从我国古代文论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寻找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适时探讨我国少数民族从生活习惯、文学作品、哲学理念上所体现出的对“生态”之美以及人与环境之和谐关系的重视。例如，在壮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有大量人与生态共生共荣的例子，壮家人所谓“山中千年树，刀斧不能近”就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习俗。每当狂风暴雨之后，壮族村寨家家户户都要关心护佑平安的“神树”是不是受到伤害，如果树木平安无恙，壮家人就会特别高兴，围坐在树下唱树歌：“老树面向东方，枝叶繁茂根长。一年四季平安，千载百姓吉祥。树有神灵长寿，人有神树安康。”[13]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壮族独特的生态文明，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依生”、“竞生”和“共生”状态。再如满族的“鹰把式”(驯鹰手)每年都要把驯好的老鹰放归山林，为的就是让老鹰繁殖后代而不赶尽杀绝。另外，白族作家景宜的《美丽的红指甲》也体现了人与环境的融洽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例证的引用上，还是不能赋予民族文艺理论足够的意义。换句话说，引用只能说明在西方观点的统摄下，中国的材料仅有例证的作用，民族文艺理论的独特价值并不能就此说明。因此，在教学中笔者特别注意对民族文艺理论进行现代阐释，让具有理论价值的民族文艺理论再次绽放它绚丽的光芒。这就需要用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将我国民族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发现和寻找中西文艺理论的差异，构造彼此可以对话的平台，进而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讲授西方文论中的悲剧意识时，笔者结合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红楼梦》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来唤起学生对于西方悲剧观的深层体认，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走出中西悲剧理论完全对立的思维套路。因为在笔者的课堂上，曾经有很多学生赞同“中国没有悲剧”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打破了“悲剧”所应该具有的悲怆之情。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悲剧也不只是“过程悲怆而结尾团圆”这一种模式。笔者在这一课的教学中采用了以下三个步骤：首先，从《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入手，引导学生看到古希腊人在面对各种人生境遇时的主动选择。其次，通过提问启发学生看到主人公在种种主动选择之后所表现出的“被动”,而恰恰是种种“主动”一步步走向命运所注定的“被动”,所以这种悲剧性就来源于人面对命运安排时所遭遇的“不可抗衡”。第三，引入《红楼梦》中黛玉焚稿和宝玉出家等情节，展示宝黛二人在面对命运安排时所做的挣扎和抗衡，并道出贾府这样显赫百年的大家族却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惨淡结局。这时学生对于古希腊悲剧、王国维所谈的“《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一观点以及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就有了感性而具体的体认。由于学生对《红楼梦》非常熟悉，在这样中西对照的教学环节下，学生不仅能够对西方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产生直观但不乏深刻的学习感受。
结语
自电子技术一问世，电子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结合就开始了，只是出现了半导体集成电路，尤其是出现了以微处理器为代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后，"机电一体化"技术之后有了明显进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1.数控机床的问世，写下了"机电一体化"历史的第一页；
2.微电子技术为"机电一体化''''''''带来勃勃生机；
3.可编程序控制器、"电力电子"等的发展为"机电一体化"提供了坚强基础；
4.激光技术、模糊技术、信息技术等新技术使"机电一体化"跃上新台阶。
(二)"机电一体化"发展趋势
1.光机电一体化。一般的机电一体化系统是由传感系统、能源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机械结构等部件组成的。因此，引进光学技术，实现光学技术的先天优点是能有效地改进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传感系统、能源(动力)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光机电一体化是机电产品发展的重要趋势。
2.自律分配系统化——柔性化。未来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和执行系统有足够的“冗余度”，有较强的“柔性”，能较好地应付突发事件，被设计成“自律分配系统”。在自律分配系统中，各个子系统是相互独立工作的，子系统为总系统服务，同时具有本身的“自律性”，可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作出不同反应。其特点是子系统可产生本身的信息并附加所给信息，在总的前提下，具体“行动”是可以改变的。这样，既明显地增加了系统的适应能力(柔性)，又不因某一子系统的故障而影响整个系统。
3.全息系统化——智能化。今后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全息”特征越来越明显，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这主要收益于模糊技术、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及芯片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其系统的层次结构，也变简单的“从上到下”的形势而为复杂的、有较多冗余度的双向联系。
4.“生物一软件”化—仿生物系统化。今后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对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并且往往在结构上是处于“静态”时不稳定，但在动态(工作)时却是稳定的。这有点类似于活的生物：当控制系统(大脑)停止工作时，生物便“死亡”，而当控制系统(大脑)工作时，生物就很有活力。仿生学研究领域中已发现的一些生物体优良的机构可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提供新型机体，但如何使这些新型机体具有活的“生命”还有待于深入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称为“生物——软件”或“生物系统”，而生物的特点是硬件(肌体)——软件(大脑)一体，不可分割。看来，机电一体化产品虽然有向生物系统化发展趋，但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5.微型机电化——微型化。目前，利用半导体器件制造过程中的蚀刻技术，在实验室中已制造出亚微米级的机械元件。当将这一成果用于实际产品时，就没有必要区分机械部分和控制器了。届时机械和电子完全可以“融合”，机体、执行机构、传感器、CPU等可集成在一起，体积很小，并组成一种自律元件。这种微型机械学是机电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机电一体化产品分系统(整机)和基础元、部件两大类。典型的机电一体化系统有：数控机床、机器人、汽车电子化产品、智能化仪器仪表、电子排版印刷系统、CAD／CAM系统等。典型的机电一体化元、部件有：电力电子器件及装置、可编程序控制器、模糊控制器、微型电机、传感器、专用集成电路、伺服机构等。这些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技术现状、发展趋势、市场前景分析从略。
三、北京发展“机电一体化”而临的形势和任务
机电一体化工作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用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其目的是节能、节材，提高工效，提高产品质量，把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一步；二是开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机电产品，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
前者是面上的工作，普及工作；后者是提高工作，深层次工作。
(一)北京“机电一体化”工作面临的形势
1.北京用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工作量大而广，有难度
(1)在700余家北京市属工业系统的企业中，有60%以上的企业用微电子技术改造机床设备、工业窑炉、风机电泵、生产过程的任务还未完成需要量的一半。
(2)北京工业系统还有2000余台机床设备亟需用微电子技术进行改造；在已改造的近6500台机床设备中，大约有15%需进一步改造。
(3)北京工业系统尚有近250座工业炉窑亟需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改造；且610座已改造过的工业炉窑也很有进一步应用模糊技术进行二次改造的必要。
(4)北京工业系统CAD应用还有较大差距。目前，北京工业品设计，CAD应用率仅17%(而美、日等国已超过85%；国内先进地区也超过了30%)；CAD的覆盖率才达到11%(而全国CAD应用工程领导小组指出，“八五”期间大中型企业要达到35%，中小型骨干企业要达到15%—20%；到“九五”时，按国务委员宋健的要求，基本上要甩掉绘图板)。
(5)北京工业系统共有改造价值的各种风机电泵装机容量50万千瓦，尚49万多千瓦用变调速技术进行改造的任务，占总任务量的99.5%左右。
(6)工业是全市能源消耗大户。1992年，北京工业系统占全市能耗总量的59.5%。而北京是一个能源严重缺乏的城市，1992年北京工业系统万元产值能耗折合标煤为2.47吨，比上海的1.57吨高57%，比天津的2.15吨高14%，比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高近9倍。因此，北京工业系统节能降耗的任务非常重，而电力电子技术是节能降耗的王牌。
2.北京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呼声高，有压力。北京市的工业产品大约有3万种，每年约开发试制新产品3000种，更新周期很长。由于更新换代速度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要，影响了北京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
1993年，北京市工业系统生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约837种，在当年生产的产品品种总数中仅占7.8%左右。其中：机械局系统主要产品约1200种，机电一体化产品不到150种机电一体化产品所占比例仅4%强；仪器仪表总公司系统主要产品350种，机电一体化产品210种，机电一体化产品所占比例为60%；轻工系统主要产品总数为649种，机电一体化、智能化产品15种，机电一体化、智能化产品所占比例约2.3%；汽车工业总公司系统平均每辆汽车的总成本为3.5万元，每辆汽车平均装用电子产品的费用约300元，不是总成本的1%；与国外约28%的先进水平相差甚远；与国内先进水平相差一半左右。
3.北京用机电一体化产品取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耗能、耗水、耗材高，污染、扰民产品的责任重，有意义。在北京工业系统中，能耗、耗水大户，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且不少地处城区和近郊区。近年来北京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虽然几经调整，但由于多种原因，成效一直不够明显。这里面固然有上级领导部门的政出多门问题，有企业的“故土难离”“死守故业”问题，但不可否认也有优化不出理想的产业，优选不出中意的产品问题。上佳的答案早就摆在了这些企业的面前，这就是发展机电一体化，开发和生产有关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机电一体化产品功能强、性能好、质量高、成本低，且具有柔性，可根据市场需要和用户反映时产品结构和生产过程做必要的调整、改革，而无须改换设备。这是解决机电产品多品种、少批量生产的重要出路。同时，可为传统的机械工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活力，把机械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实现文明生产。
另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研制、开发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历史不长，差距较大，许多产品的品种、数量、档次、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进口量都比较大，因此亟需发展。
(二)北京“机电一体化”工作的任务
北京在机电一体化方面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广泛深入地用机电一体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一句话是大张旗鼓地开发机电一体化产品，促进机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总的目的是促进机电一体产业的形成、为北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作贡献。
1.北京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工作重点
(1)大力采用模糊技术，工业炉窑改造应上新台阶
国内外成功的范例表明，应用模糊技术改造工业炉窑比单纯用计算机和PID技术好的多。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北京在改造工业炉窑时要大力推广应用模糊技术，到2000年，对应该进行改造但尚未改造的近250座工业炉窑要用模糊技术等先进电子信息技术改造完毕，其中采用模糊技术改造要在80%。
(2)积极采用数控技术，机床高备改造要达新水平
对机床设备的改造重点应放在经济型数控系统的推广应用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到1995年，北京应该改造的机床设备(8420台)的改造率要达80%以上，到本世纪末要改造完毕。
(3)努力推广变频调速技术，风机电泵改造要攀新高度
风机、电泵采用变频调速后一般可节电20%以上，效果十分显著。因此，在今后几乎，北京要把交流变频调速技术的推广应用作为重点来抓。到1995年，应该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的风机、电泵要改造完60%；到本世纪末，北京的风机、电泵和其它调速电机要普遍；采用先进的变频调速技术。
(4)优先应用CAD／CAM技术，工业设计水平提高要有新目标
北京工业产品更新换代慢，设计工作跟不上需求变化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北京工业系统CAD的应用率为17%，CAD的覆盖率为11%，到1995年应分别达到20%和15%，本世纪末，要力争分别达到55%和45%。
2.北京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的奋斗目标
(1)总体目标：到1995年全市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数应不少于800种，2000年，应不少于2000种，机电产品的机电一体化率分别达到25%和60%。
(2)单项目标：
机床数控化率：1995年，产量数控化率达5%，产值数控化率达16%；2000年，分别达12%和40%。
汽车电子化程度：1995年，平均每辆汽车上装用和电子产品的费用不少于1000元，在整车成本中所占比例不低于3%；到2000年分别不少于3000元，不低于8%。
PLC的开发生产能力：“八五”期间，开发能力要稳居全国首位；“九五”北京要成为全国主要的PLC生产基地之一。
“电力电子”开发生产能力：“八五”期间掌握第二代电力电子器件的批量生产技术和第三代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发技术。“九五”期间第三代电力电子器件的生产要形成经济批量。在电力电子产品应用方面，“八五”期间，开关电源、高频电源、逆变电源要成为拳头产品；交流变频调速装置要达到批量生产程度；高频电子镇流器要能出口创汇；“九五”，北京要形成一个具有电力电子器件、电力电子装置研制、生产、开发、推广综合配套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
模糊控制器的开发生产能力：“八五”要把北京建成全国模糊技术控制器的开发生产基地，开发出用于工业炉窑改造，压力、温度、流量控制的模糊技术控制系统典型产品来；交逐步将模糊技术应用于家用电器中。1995年，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产品模糊控制器的普及率要分别达到15、20%、5%、15%、8%左右。到本世纪末，北京家用电器模糊技术普及率要达到50%以上。
其它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开发生产能力：微机控制多色印刷机要稳居全国第一；电子医疗仪器的开发、生产争取在“八五”有较大突破，“九五”在品种和产量上全国领先；在“八五”期间，以3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为代表的发电设备要形成综合配套能力，打出规模效益来；数字化、智能化仪器仪表，自动化装置要上品种、上批量……
总之，机电一体化技术既是振兴传统机电工业的新鲜血液和源动力，又是开启北京机电行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大门的钥匙。如果北京完成好上面所建议的“机电一体化”发展两方面的目标，那么，到本世纪末，北京就会形成一个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的机电一体化产业。其中，数控机床、机电一体化印刷系统、新型电子医疗设备和数字化智能化仪器仪表等机电一体化装备销售额可超过150亿元；“电力电子”的销售额可超过20亿元；PLC模糊控制器等销售额可超过15亿元；汽车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轻工民用电器产品销售额可超过25亿元。机电一体化产业不仅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也是机电行业停工、待产、明亏、潜亏企业的出路所在。
四、北京发展“机电一体化”的对策
(一)加强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计划
(二)强化行业管理，发挥“协会”作用
目前，北京“机电一体化”较热，而按目前的行业划分方法和管理体制，“政出多门”是难哆的。因此，北京有必要明确一个“机电一体化”行业的统管机构，根据目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及机电一体化行业特点，我们建议，尽快加强北京机电一体化协会的建设，赋予其行业管理职能。
“协会”要进一步扩大领导机构——理事会的代表层面和复盖面，要加强办公室、秘书处的建设；要通过其精明干练的办事机构、经济实体，组织“行业”发展计划、战略规划的拟制；指导行业布点布局的调整，进行发展突破口的选择，抓好重点工程的试点和有关项目的发标、招标工作……
(三)优化发展环境、增大支持力度
优化发展环境指通过宣传群众，造成一种社会上下、企业内外都重视、支持“机电一体化”发展的氛围，如尽快为外商到北京投资发展“机电一体化”产业提供方便；尽可能为兴办开发、生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开绿灯；尽力为开发、生产机电一体化产品调配好资源要素等。
增大支持力度，在技术政策上，要严格限制耗电、耗水、耗材高的传统产品的发展，对未采用机电一体化技术落后产品限制强制淘汰；大力提倡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对有关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传统产业乾地改造，对有关技术开发、应用项目优先立项、优先支持，对在技术开发、应用中做出贡献的单位领导、科技人员进行表彰奖励等。
在经济政策上，要多给机电一体化科研攻关课题、开发应用项目利用科技专项基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的机会；银行发设贷款要多向机电一体化技术改进、生产合资和机电一体化产业规模化建设项目上倾斜；成立“机电一体化”发展基金，支持机电一体化生产发展等。
(四)突出发展重点，兼顾“两个层次”
机电一体化产业复盖面非常广，而我们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抓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时不能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应分清主次，大胆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注意抓两个层次上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是“面上”的工作，即用电子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在传统的机电设备上植入或嫁接上微电子(计算机)装置，使“机械”和“电子”技术在浅层次上结合。第二个层次是“提高”工作，即在新产品设计之初，就把“机械”与“电子”统一起来进行考虑，使“机械”与“电子”密不可分，深度结合，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起码正做到机电一体化。
我们认为，北京“机电一体化”发展，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
抓紧开发生产GTO、GTR、VDMOS等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及其应用装置——交流变频调速器、逆变焊机、高频电子镇流器等，用电力电子技术进行的节能、节材为主要目的的技术改造；
抓紧推广应用经济型数控系统，改造机床设备；开发生产低、中档数控系统；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重视人才和学术的大气候逐步形成，“”中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极“左”路线得到纠正，美术创作活跃起来，西方现代艺术及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和理论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切都为中国的美术理论研究制造了良好氛围。30年来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本文仅选取美术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美术学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和外国美术理论研究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一
中国古代画论书论是相当精彩的，进入20世纪，由于“美术”一词输入，画家和理论家开始对美术各部门做综合研究，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基本原理。这方面中国原没有现存的东西参考，于是向日本人借鉴。20，30年代编写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就是如此。20世纪前50年仅见黄忏华编写的篇幅不大的一本《美术概论》(1927年)。约50年间不再见到《美术概论》一书出版。直到1980年，武汉大学美学家刘纲纪应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讲课，才开设《美术概论》课程，讲课内容由邓福星、水天中整理，印行了打印本，后来部分章节在《美术史论》期刊上发表。这本《美术概论》全本至2006年收入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解释美术的特征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术概论》。1994年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概念明确的美术基本原理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美术概论教材有较大需求量，梁江出版《美术概论新编》，邓福星近期出版了《美术概论》。他们在章节，体例及观点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美术原理研究方面还在探索中，在框架体例和观点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美术学经80年代中期邓福星、张道一先生提出，90年代初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对美术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本人曾主编《美术学研究》丛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期，发刊词《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在《美术观察》1997年发表后曾引起反响。邓福星主编10本套书《美术学文库》，2000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有丁宁《美术心理学》、孙津《美术批评学》，徐建融《美术人类学》、王菊生《造型艺术原理》、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程明太《美术教育学》、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和李广元《色彩艺术学》。这套丛书对推动美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当初还有学者极力反对“美术学”，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与音乐学，戏剧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为学界普遍接受。有关美术学学科方面的专著还有张道一主编的《美术鉴赏》，梁江的《美术学探索》、梁玖的《美术学》《审艺学》、王林的《美术形态学》、许正龙的《雕塑学》、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董占军《艺术文献学》，孙长初《艺术考古学初论》、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等都为美术学学科建设尽了努力。国家已设立诸多美术学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十分重视美术学人才培养。在研究方面，美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分支方面的研究有待向纵深发展，另需扩展美术学分支及交叉学科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美术研究亦取得一批成果，袁宝林率先于1998年出版《比较美术教程》。邓福星于2000年主编“中西比较美术丛书”，收录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郭晓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和李雪梅《中西美术收藏比较》。此外，陈振廉出版了《近代中日艺术事实比较研究》，孔新苗、张萍出版《中西美术比较》，王镛出版《移植与变异――东西艺术交流》和李倍雷出版《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或中日美术，东西美术进行比较，试图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美术的特征，亦反映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展。在西方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也取得显著成果，而比较美术还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不断加以研究，促进其发展。
在美术理论专题研究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位美术学博士生。均选取原始艺术做博士论文，后修订出版。著作有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刘骁纯的《从动物到人的美感》，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孙振华的《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这些论著无论从材料、观念和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此外，阮荣春主编了《美术学博士文丛》、程大利主编了《美术学博士论丛》，收录近年美术学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展现美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及其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他在美术理论、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
在专题研究方面曾发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还有陈醉的《艺术论》、邓福星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吴冠中的《东寻西找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范景中的《图像与观念》、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林木的《论文人画》、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毕建勋的《万象之根――中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郑工的《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牛克诚的《色彩的中国绘画》、河清的《现代与后现代》、吕澎的《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朱青生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吕品田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袁运甫的《有容乃大》、邹文的《美术社会观――当代美术与公共文化》等。翟墨和 王端廷最近主编《艺术东西丛书》，收录12册最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个性特点，常有独到之处，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画家和批评家的有关文章对美术理论建设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如8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发表的《论形式美》《论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7》等文，对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解放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在90年表的《笔墨等于零》以及著名画家张仃发表的论辩文章《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也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发表的有关壁画和公共艺术学科的论文，对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有关批评家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中对美术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所帮助。代表评论集有彭德的《视觉革命》、郎绍君的《重建精英艺术》，水天中的《历史、艺术与人》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等。
二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画论这一学科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理论作为借鉴的需要，研究中国传统画论都是重要的课题和任务。20世纪前期和中期，黄宾虹、邓实，于安澜、余绍宋。俞剑华、邓以蛰，滕固，刘海粟，沈叔羊等人在中国画论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又有一批著名美术史论家和美学家进一步对中国画论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如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对魏晋南北朝画论的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下册“史籍与鉴评”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著述的研究、杨成寅的《石涛画学》等，这些老专家或者在画论通史方面，或者在专题专篇方面，或者在画论断代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阮璞教授在《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辩》《画学续证》《画学十讲》等专著和文集中，对中国画论画史考证、论辩尤见功力，其《谢赫“六法”原义考》《苏轼的文人画观》等，解决画论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对中国画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籍整理编纂方面的书籍有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王伯敏，任道斌编《画论集成》，周积寅编《画论辑要》、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以及谢巍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基础上又增加诸多篇目编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卢辅圣主编14卷几千万字的大型书画文献集《中国书画全书》。此外，黄宾虹，邓实在民国时期编辑的多卷本《美术丛书》、俞剑华在60年代编辑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分别再版。这都为古代画论研究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在画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有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张安治《中国画与画论》，薛永年《书画史论丛稿》，袁有根《“历代名画记”研究》、韦宾《唐代画论辩释》、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邵宏《衍义的“气韵”》、钟跃英《气韵论》、张强《中国画论系统论》、贺万里《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张建军《中国画论史》等，这些专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中国画论的研究。
在绘画美学史和思想史及批评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代表著作有郭因《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樊波《中国绘画美学史纲》、刘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温肇桐《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林木《明清文人画思潮》，以及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杭间《中国工艺美术思想史》、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较系统地梳理和较深人地研究中国绘画思想，美术思想、批评理论以及断代美术思潮史或美术理论史，对中国美术理论史学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述中老年学者在中国美术理论史和画论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目前有不少艺术学和美术学的博士生与博士后作博士论文与研究报告注重选择中国画论和画学断代史与专题进行研究，补充研究队伍和新生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持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必需的。此外，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研究，还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将古代画学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力求创建新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体系，观念与流派。这是今后学者们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艺术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来的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对西方艺术及其理论基本拒之门外。80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成果和理论再一次涌进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李泽厚主编的大型《美学译丛》，将西方美学名著包括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中译名《艺术风格学》)等30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出版。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也成为热潮，使之成为近30年中国美术理论的一大景观。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和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均起到较大作用，他曾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对组织美术理论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的《论古代艺术》，主编“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在国内最早出版《西方现代派美术浅谈》，系列论文《美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评述》《达达主义与美术》《再谈超现实主义美术》《从新艺术运动到包豪斯》等，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在艺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范景中在80年代就开始系统翻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等，在中国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曹意强译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潘耀昌译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古典艺术》(与陈平台译)、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和希尔特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陈平译李格尔《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刘景联等及邵宏分别译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张坚，周刚译沃林格尔《哥特形式论》，傅志强译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易英译迈克尔・霍丽《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李政文，魏达海，罗世平译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论点线面》，朱伯雄和曹剑译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迟轲译文杜里的《西方艺术批评史》，还主编翻译《西方美术理 论文选》，范景中主编翻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此外，常宁生和王端廷也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史论著作。一批在西方近现生影响的重要美术史学和美术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其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在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邵太箴、佟景韩、迟轲、朱伯雄、杨成寅，范景中，曹意强，潘耀昌、陈平，张坚，易英、王端廷、常宁生，邵宏等人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系统地组织了有关翻译著作的出版。
在对西方美术史理论研究中取得一批成果。如曹意强《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艺术与历史》、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评述》，邵宏《美术史的观念》《艺术史的意义》，耿幼壮《破碎的痕迹――重读西方艺术史》，范景中和曹意强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丛刊，作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西方近现代艺术史学观念与方法来探索艺术史理论，这是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现象。在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中，出版的研究成果有陈平的《李格尔与艺术科学》，张坚的《视觉形式的生命》、王端廷《静沐西风――西方艺术论说》，常宁生《穿越时空――艺术史与艺术教育》，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李行远《看与思――解读西方艺术图像》等。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可喜的看到，在对西方艺术理论介绍的同时，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如陈平对李格尔的个案研究，张坚对西方近现代视觉艺术形式理论的研究、丁宁对艺术史哲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深度。
1961年，福建年轻的学者郑颐寿，由于没有个人历史和家庭出身的“包袱”，即使“文革”期间，也不放弃对辞章学的研究。“文革”一结束，就抽出辞章学的部分内容写成的《比较修辞》(1982)、《文章修改艺术》(1983，其后完全按此体例写作出版了《辞章艺术示范》)，先“投石问路”，深得社会好评。1986年，作为现代汉语辞章学的第一本专著《辞章学概论》问世，从此，汉语辞章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郑著是怎样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正名”:用“辞章学”而不用“词章学”，但不是简单地取此舍彼，而是引经据典，给它作历史的解释，指出它是“多义词”。作为言语学科来讲，“指的是艺术形式，它包括调音、炼字(词)、锻句、谋篇、设格等。”［4］1－2(二)给“辞章”与“辞章学”下定义：指出“辞章，就是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的艺术形式。因此，辞章学就是研究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的艺术形式的学科。简而言之，就是话语艺术学。话语，有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两大方面”。［4］3这个定义有几个重要的义项：1．定位在“艺术形式”，也就是“辞”上，但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它以“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即内容)为前提，为其限制语。也就是“辞章”这一艺术形式”，是为表达“内容”(信息)服务的，要用最适切的语言表达正确、深刻、精辟的内容，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门学科以“艺术形式”为其着眼点，为定义的中心词，这就不同于文章学。2．话语：是应用语言之学，它引进了最新的“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含能独立表达意思的篇、章、句子、语词，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这就超出了只讲书面写作的“文章学”和“诗文写作的”艺术。3．信息：融进20世纪世界最新的“三大论”之一的“信息论”。据作者说：“信息”一词，便于融进数理语言学的理论，便于把“内容”(意义、感情等)量化。他就用信息的“值”，有正值、负值、零值、大值、小值、变值、增值、贬值，言内信息，言外信息，信息冗余、信息短缺，理性信息、美学信息等。在其后写的文艺修辞学、语体学、辞体学、辞风学中就频频出现这些词语。4．建构了汉语辞章学“四元六维结构”的雏形。作者兼用创作理论、批评理论、信息理论，指出辞章学最大的理论框架“四元”:“书面文章或口头话(靠辞章承载信息)”、“说写者”、“听读者”、“客观世界”(社会、自然)及“四元”之间的关系。［4］43－45建立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亦即说写听读的理论框架。此书发表三年后，1989年，郦稚牛等翻译的美国闻名世界的文艺批评家的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以“四要素”:作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建立批评理论的(该书第6页)。这可谓中西经典理论不谋而合，令人赞叹！(三)建立了体系：全书设《前言》、《绪论》、《辞章与内容》(相当于“辞章与义理、考据”)、《章法》(一)(二)、《表达方式》、《语格》、《语体风格的琢磨》等七章二十七节。“语格”章总结了言语规律；用六节，论析了“语格”的概念，常格、变格、畸格三种类别、九种变化规律，表心律、适境律、得体律以及语格的综合运用。常格、变格、畸格是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进行的划分。此书出版后18年，即200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文丛”《浅说一分为三》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人文科学总干部庞朴先生也提出“常”“变”“畸”的理论。
学术上的这种呼应，也令人赞叹！《概论》是我国现代辞章学史上第一部辞章学的专著，被誉为“奠基”之作［10］。石破惊天，《概论》出版10年后，即1996年，张志公著的《汉语辞章学论集》(编入1961—1996年发表的相关论文)问世，他在内部试用的《汉语辞章学引论》(讲义)中，设十五讲，讲了《汉语辞章学概说》、《说语言》、《汉语简论》、《语言的运用———简论“听说读写”》、《篇章论》(上、下)、《句读论》、《语汇论》(词、虚词、成语、习惯语)、《字》、《说“比、兴”》、《体裁论》、《风格论》、《结束语》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对语言“艺术形式”的具体化，而不是“诗文的总称”。是否可以说《概论》和《论集》的研究“对象”总体上是一致的呢？一般来说，肯定容易，否定难；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上难。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大师级的张志公先生在《论集•结束语》中勇于否定自己在研究辞章学中的“失误”。他说：“经过这几次的试验，尤其是最后一次尝试，自己的认识逐渐地更明确了一些。一开始我曾经说过，‘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见《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有片面性。辞章学同所谓文章之学有相同、相近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相同的部分，因而说成‘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当中划个等号，是不妥善的。我还曾经在一篇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里，提出一个英语的译名，我说，‘辞章学……如果用英语来称说，大概可以称之为TheArtofWriting:aLinguisticApproacb。现在想想这个译名也不妥善，因为辞章学不仅仅是写作的艺术，它是全面培养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就是平常说的听说读写在内的各种能力)的一门科学。这里说说，也是想提醒你们注意：不要因为在总的方面你们接受我的观点，就认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对；同时也建议你们，要敢于发现并承认在研究、讲述、写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万万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过，就得坚持不变，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不对，该否定就得否定，清代学者戴震说过，作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转引自孟宪范同志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希望你们记取！”这是志公先生对他的研究生说的话。志公先生太伟大了，作为著名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辞章学的倡建者，缜密思考，对他34年前以来说的辞章学定义作了订正，免得南北方的观点牴牾，大家还要舌争笔战，这样学科就建立不起来。毛泽东说得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对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学科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1］辞章学要解决的是“话语(含口头语和书面语)艺术形式”和“信息”(内容)之间对立统一的特殊的矛盾，它区别于只讲书面语中内容与形成的文章学；“话语”，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声律等各层次的语言艺术以及辞格、表达方式［12］以及语体和文体的对应研究(辞章体裁学)、语言风格和文章风格的对应研究(辞章风格学)［13］，还有表达方式、艺术方法等“言语艺术”，研究这些方面“说写与听读”;而文章学只侧于对成篇诗文作品写作与阅读，研究的文体、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区分了辞章学和文章学各自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矛盾性”，把“辞章学”从“等同”于文章学，或“文章学的一个侧面”，或“诗文写作的语言艺术”，给它以独立的地位，再不至于“重复建设”，才有建设辞章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对现代汉语辞章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郑氏的“发音”和张氏的“定锤”，南北呼应，两代学者取得了统一的认识，明确了主攻的方向，为2002年建立全国性的辞章学研究会，为两岸合作交流，促进辞章学发展、繁荣，创造了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从此，大陆学者都统一用“辞章学”这一术语，也不用“词章学”了。
二、两岸交流，迅速发展
《辞章学概论》出版后，也发行到台湾，实际上已用书面语与台湾学者在做书面的交流。2000年，郑颐寿以大陆中国修辞学会的代表的身份到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作修辞学研究的交流，向大会提交了约三万言的《“四六结构”与风格学》论文(被编入会议的论文集，后编入郑氏的《辞章学新论》)。会议结束前，郑颐寿与台湾辞章章法学的“领军人”陈满铭及其弟子仇小屏、陈佳君等在台湾师大会晤，开始了面对面的辞章学学术交流。两岸辞章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辞章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郑颐寿的《台湾辞章学研究述评》(《国文天地》2002．3)一文开头先给“辞章学”正名，然后指出台湾辞章学研究，在“哲学思辨”、“多科融合”、“双向兼顾”等方面，与大陆的辞章学研究是一致的，其观点得到陈满铭教授的认同。修辞学讲“章法”，文章学、逻辑学等也一样。辞章学则要融合多科的理论，称为“辞章章法”，或在辞章学书中简称“章法”。它同样含口语话语和书面文章。在明白了这个前提下，先讲“文章章法”是可以的。郑氏之谈辞章，也是在阐明了这一前提下，“本书只讲作为书面表达的文章的写作方面”。［4］3台湾第一部“辞章章法”的专著是陈满铭指导其弟子仇小屏写的6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辞章章法论》(1999)。其后，他们虽然出了多部“辞章学”或“文章章法学”，但都是多科融合的。2007年，由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则详称“辞章章法学”。此书可看成是对陈氏荣退前对“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总结。由于郑氏在辞章章法研究方面有上述的“大同”(“小异”还是有的)加上两位学术带头人都是“谦谦君子”，“文人相钦”，因此配合默契，推动了汉语辞章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三、交流合作，互利多赢
两岸辞章学研究者，由书面交流，到面对面的研讨，由交流到合作，联袂迎接汉语辞章学花团锦簇的春天。(一)两岸互请讲学，做面对面的交流2003年12月，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在福建省教育厅、省台办、福建师大等支持下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筹备会)、泉州市、厦门集美区召开了历史上首次海峡两岸文学辞章学研讨会。百位学者欢聚一堂，都作了发言。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王德春，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黎运汉，台湾东吴大学许锬辉，台师大陈满铭等教授，还在武夷山市南平师专或集美大学作专题学术报告。2000、2003年，郑氏也两次应邀到台湾高雄师大、台湾师大、东吴大学等学校作学术报告，报告后又同师生做面对面的交流。2003年10月，郑氏应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的邀请，为该校客座教授，2004年2月至6月，给该校一个博士班、两个硕士班讲授汉语辞章学、诗话词话辞章学，给一个本科班讲授修辞学。这期间还到台师大、成功大学作了几次学术报告；参加或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主席，评审台师大、玄奘大学硕博士的学位论文，针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做实实在在的面对面的交流；这期间，还多次参加东吴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参加由陈满铭教授计划筹建的辞章章法的会议。2010年冬，全国辞章学研究会首次邀请台湾师大陈满铭教授和十多位台湾的大学生参加了“中华传统诗歌朗诵和辞章学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两岸学者还讨论了近年合作的项目。(二)互相支持，出版辞章学专著，做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流大陆的《当代修辞学》、郑颐寿和袁晖主编的《修辞学研究》［9］、郑颐寿主编的《文学辞章学》等论文集，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河南《平顶山学院学报》、江苏《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贵州《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河北《唐山学院学报》、浙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都发表了台湾陈满铭等教授的辞章学论文。郑颐寿主编，2005年由海风出版社出版的《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编辑出版了陈满铭的《篇章辞章学》(上下两册)、台湾东吴大学欧阳炯的《杨万里诗歌辞章学》、许清云的《〈诗式〉辞章学》，江仁魁编的《郑颐寿辞章学研究述评》［14］发表了台湾学者论文。台湾的《国文天地》、《中文》杂志发表了福建学者郑韶风、郑颐寿、林大础、郑娟榕的辞章学论文十多篇，台湾修辞学会编出的《修辞论丛》第二、五、六辑，台师大《创校及国文系创办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吴大学的《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满铭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陈满铭教授七秩荣退论文集》也发表了汉语辞章学论文，影响尤大的是台湾的万卷楼出版了郑颐寿的《辞章学导论》、《辞章学新论》两部代表作约百万言。东吴大学出版了郑颐寿《诗话词话辞章学论稿》讲义。陈满铭在《图文天地》发表文章，指出《导论》、《新论》“此两书在台湾出版，这可说是台湾辞章学界的一件大事，其贡献与影响之大，更是可以预期的”［15］。两岸合作最紧密、最默契的是《大学辞章学》。该书由郑颐寿主编，设计全书的章节理论体系框架，陈满铭为名誉主编给予首肯，并约请台湾六所高校中的六位学者执笔了“章法”部分五章，郑颐寿约请福建师大、复旦大学等13位学者分工执笔其他15章，并统审统编全书，200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在两岸部分学校使用，颇受好评。两位主编对“什么是辞章学”、“为什么要学习辞章学”、“辞章学的理论体系”(含“四六结构”、“辞章学的定义”、“对象、体系”、“性质和学科的任务”、“辞章运用的原则、规律”)获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两岸合作的最大理论成果，为促进汉语辞章学的发展、繁荣立下了历史功勋。台湾学者梁锦兴说：“这本书足以涵盖整个辞章学之内容的，这种完整之呈现，不但在两岸是首次，就是在世界而言，也属第一次。”［17］两岸交流合作，使汉语辞章学成果纷呈，汉语辞章学及其多门分支学科建立起来，并用于多层次学校的教学活动中。
其成果如下：1．建立适应各层次读者需要的普通辞章学。所谓“普通辞章学”是就辞章学研究的“面”展开的。(1)面向硕、博士生和其他研究者的有：《汉语辞章学论集》(张志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辞章学导论》(郑颐寿，台湾万卷楼，2003)、《辞章学发凡》(同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辞章体裁风格学》(郑颐寿，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辞章学论文集》上下册(郑颐寿主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辞章学十论》(陈满铭，台北：里仁书店．2005)、《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10本，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2008)、《海峡美育、辞章学丛书》中的9本辞章学专著(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13)。(2)面向大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有：《辞章学概论》(郑颐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冰心名篇赏读》(郑颐寿主编并为主撰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辞章艺术示范》(郑颐寿、张慧贞、郑韶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及其完全同构思、同体例的“异名书”):《文章修改艺术》(郑颐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言语艺术示范》(郑颐寿、祝敏青正副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初中语文名篇修改艺术》、《高中语文名篇修改范例》(郑颐寿、潘晓东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含语、修、逻于一体的“语文趣话”系列(5本，郑颐寿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言语修养》(郑颐寿，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面向广大受众的工具书，有《辞章学词典》(郑颐寿主编，林大础副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及其同体例的姐妹书《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原称“辞章学艺术大辞典”，为通俗改称。郑颐寿、诸定耕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2．建立了多科专门辞章学。所谓“专门辞章学”，是对汉语辞章学的一个“点”，作深入开拓的。它“以点带面”，促进了“普通辞章学”的研究与发展。(1)“辞章章法学”与“篇章辞章学”及其系列分支学科的建立。这是“专门辞章学”中成就最大的学科。2000年前，台湾陈满铭教授指导仇小屏写成“辞章章法学”的硕士学位论文，资料丰富，体系周密。它宣告“辞章章法学”的建立。2001、2002、2003年，陈满铭把“辞章章法学”简称“章法学”，写成三种章法学代表作：《章法学新裁》、《章法学论粹》、《章法学综论》，由台北万卷楼分三年推出。2005年，陈满铭大大发展了“辞章章法学”的理论，写成《篇章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可看成是两岸学者对陈满铭“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汇评与阶段性总结。2011年，陈满铭又写成《篇章意象学》(台北：万卷楼)，2012年又推出《章法结构论》(台北：万卷楼)在陈氏的指导、带动下仇小屏写成《章法新视野》(台北：万卷楼2001)、《篇章结构类型论》(上下册)、《篇章意象论》(台北：万卷楼，2006)。陈教授还指导其弟子写“辞章章法学”的诸多下位学科。陈佳君写成《篇章纵横向结构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篇章纵横向结构论新裁》(台北：万卷楼，2010)和《虚实章法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2)艺术体辞章学。这一类也别具特色，最充分地体现了辞章的艺术。可分为以下几个小类：一是小说类辞章学。2000年，祝敏青推出《小说辞章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薛美秀推出《苏童小说辞章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二是诗词散文类辞章学。2005年欧阳烔推出《杨万里诗歌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许清云推出《〈诗式〉辞章学》(同上)。2012年，姚恩健推出《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郑颐寿推出《诗词创作对话———建构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陈满铭推出《苏辛词辞章学》(同上)。含苞待放的还有高万云的《唐诗辞章学》、仇小屏的《〈古文关键〉辞章学》等。艺术体类的辞章学大有可为，值得两岸学者进一步开拓。3．其他(1)对辞章学研究工作历史性、阶段性小结的除了上述陈满铭六弟子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陈满铭荣退时出版的《陈满铭七秩荣退志庆论文集》外，还有郑娟榕、林大础的《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福州：海风出版社)、江仁魁的《郑颐寿辞章学研究述评》(同上)。还有李义海待出版的《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省社科项目)、《辞章学理论体系建设》两部重量级的专著……(2)张志公说：“语文教学要走辞章学的路子。”李鹤鸣的《辞章学与语文教学》(海风出版社，2013)正为此而编写的。自从两岸进行汉语辞章学的交流、合作之后，“双赢互利”，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辞章学园圃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正迎来辞章学的春天。由上可以看出：合作首要“正名”，有共同的语言，才能交流，才能合作，才能发展。一门学科是这样，两岸的大事更是如此。两岸交流要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大框架下进行，而不能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种“正名”，岂可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