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
非常感谢诸位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答辩会，特别感谢答辩委员会主席吉林大学的王家福教授，感谢答辩委员会成员老师吉林大学的张广翔教授、东北师大的梁茂信教授、董小川教授、李晔教授，还有我的指导教师于群教授。今天是周日，感谢各位老师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组织这次答辩，同时也再次感谢在座的同学们，对占用大家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我感到深深的歉意。
论文综述：
下面我将对我的学位论文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的论文题目是《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进行介绍：首先是选题的过程及选题内容的确定;其次是论文的基本构思、框架、主要观点和本选题的意义;再次是论文使用资料方面的情况;最后谈谈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首先，选题的过程及选题内容的确定。从我接触我现在的学位论文选题的相关材料到最终确定选题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划限，我将我的选题过程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9年我入学之初到2019年6月我完成开题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着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又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我想先谈一点有关我个人的学术背景。我是1999年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师从于群教授开始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而此前的本科阶段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学习的专业一直都是英语语言文学。199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所从事的工作也一直都是与英语语言的教学有关。现在仍是如此，我是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语专业的一名教师。毋庸讳言，我在历史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很粗浅的。仅凭着对史学的浓厚兴趣、考博前在历史系旁听过一、两年本科生课程的简单学历，和主要是由于入学考试英语成绩名列前茅就获得入学资格的幸运——我深知这些都远远不能帮助我完成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于是，入学之初，我就向于老师请教，请他给我布置选题，当时，于老师给了我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1964-1968年中国卷的电子版，并从这卷的347个文件中挑出了20个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让我重点阅读。同时，于老师也指示我可以从我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有关“文革”的情况，阅读一些有关“文革”的中文书籍。但，当时做这些工作还只是想就美国对“文革”的认识、分析乃至对华政策写一篇小论文。顺便说一句，在这一阶段(即入学的头两年)我实际上完成了这篇小论文的初稿，但由于那时我的思维习惯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严谨的史学的逻辑思维上来，在写作方法上也全然是个外行，所以这篇初稿一直处于修改状态，当时并未投出发表。事实上，入学的头两年里我曾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有过些考虑，于老师也就我从事专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我做过一些设计，这期间于老师曾建议我利用2019年的《纽约时报》作为第一手资料分析美国的对华认识，崔丕老师曾建议我做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这一选题后来我师姐王伟做了。)，于老师还曾建议我做美国对英国的政策(这个选题已经毕业的张颖师妹做了。)，这些选题或由于资料或由于我个人兴趣的原因对我而言都无果而终。2019年春，我在梁茂信老师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下申请到去美国耶鲁大学进行一个月的独立研究的机会。有了这次宝贵的收集资料的机会，我和于老师商量决定把我一直在做的小论文做大，即把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选题。2019年6月，做开题报告时我把论文的题目定为“美国人的文革观和文革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6-1972)”。当时，开题报告做完，在座的老师们给我提的意见是，美国人的文革观和文革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两个题目。我觉得老师们说得很在理，但在这两个各有倾向和偏重的选题的取舍上我始终拿不定主意。2019年6月到2019年春是我选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应该说这一年里我一直在前面提到的两个选题的取舍问题上徘徊，收集、阅读和整理的资料也是两者兼顾。202019年初于老师去美国做高访，回来后又帮我带了一批在国内难以查到资料，并最终帮助我做了决定，论文主要做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2019年春到2019年春是我论文选题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严格讲，此时我的选题大方向已经定下了，就是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我尝试把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做一个系统的考察。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是从1966到1976，即所说的“十年浩劫”，美国对“文革”十年的中国的研究从涉及的领域上讲，可以说是系统且全面。关于这一点，从美国已经出版的几本有关文献目录中也可窥其一斑。我尝试把从1965年“文革”爆发前，美国人的对中国会出现某种重大的变化的预测到“文革”结束将近30年后，此间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文革”时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评说做一梳理乃至分析、评价。最终我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至少对我而言不是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因为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始终还有每周8到12学时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工作。本身的知识、能力已经有限，时间又比较有限且零散。2019年春季，也就是去年的春季，我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五年之久，我曾心急如焚，也曾拼全力争取参加去年的答辩，可终于还是力不从心，论文的初稿仍是一盘散沙。其实，几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不少的资料，看了不少，也译了不少。可庞杂的资料组成文章似乎彼此间总缺少合理的逻辑。之后，我差不多用了半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重新思索我的论文该怎样写才能叙述清楚、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去年秋、冬的那一学期，我服从单位领导的安排，讲授两门对我来说全新的英语专业必修课程，备课又一次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零零散散的时间里我对已经阅读过的论文资料进行了又一次的整理。2019年的下半年至202019年初是我论文写作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里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对于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这个选题，我已无法在现阶段做得像最初设想的那么系统、全面，我只能是尽力而为，把能交待的问题尽量按照合理的逻辑交待清楚。在时间划线上也是如此，做不完美国人对“文革”2019年的研究，能做3年的就做3年的。于是，这篇论文产生后的题目最终确定为“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当然，我对题目时间的标注并非随意，通过这一标注我期望反映论文内容的两个方面，一则，是美国对“文革”的头3年的研究，事实上，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到1969，历经3年，对这一点我们虽不赞同，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至少反映了西方学者看待“文革”的一种观点;另外，1966-1969也可视为十年“文革”的第一阶段。二则，通过时间标注我想大体反映的是论文中所论及的主要是1966-1969年间，美国对中国“文革”的早期研究。但在这一点上，我在文中的论述所及并不绝对，因为，有些问题上，比如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上，我也采用了一些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甚至是21世纪以来的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研究资料进行评述。以上是我对我的论文的选题写作过程的一个描述，同时也是对我这6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总结，我想借此向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有个交待，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从我的经验教训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借鉴。至此，我想再次感谢我的导师于群教授，在这6年里，于老师对我悉心指导，教我如何收集资料、撰写论文，并亲自帮我收集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于老师也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动。对于老师所做的这一切，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其次，(接下来我谈谈)论文的基本构思、框架、主要观点和本选题的意义。把“文革”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研究美国人是如何研究这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我遵循每个事件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基本逻辑，根据所收集的材料试图对美国人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起源如何进行研究，对“文革”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怎样观察、评估，在“文革”尚未结束之时对“文革”的后果、影响做了何种预测乃至所有这些认识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进行叙述和一定的分析。在这一基本构思的指导下，我的论文总共分五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
引言中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作了综述性的介绍。通过研究我发现，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是各种复杂观点的综合体，包括美国政府、思想库以及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引言里我还对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作了说明和解释。
第二部分也就是论文的第一章中我对美国如何分析“文革”起源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美国的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对“文革”起源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层面：权力斗争;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美国官员认为，这三个层面交互作用综合了“文革”的三个特征或性质，也成为“文革”之所以爆发的缘起。有关美国学术界的解释，我总结了6种学说，分别是：1、中共内部威胁说;2、中共外部威胁说;3、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说;4、“王朝末日”说;5、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说;6、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说。通过研究我发现，美国学者的这些学说并非孤立地存在，在解释“文革”时，美国学者往往会追溯“文革”前十年的历史，试图找出“文革”爆发的深层原因，而无论哪种解释在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因的同时，也一般并不否认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中，我对“文革”初期，美国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事件和问题如何进行评估做了论述。这包括美国对红卫兵运动的评析，有关红卫兵运动发生的两种解释是：自上而下的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自发的群众运动;对“文革”中主要派别的分析，美国官员认为，中共领导人主要分为:“毛派”、“反毛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文革”发展趋势的评估，美国人认为，军队在“文革”的混乱中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
第四部分即第三章中，我主要评析了美国官员关于“文革”结局的种种预测，指出他们判断中的错误。美国官员曾经预测了“文革”的三种结局，但无一言中。在此章中，我还在回顾“文革”前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论述了“文革”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
第五部分是结论，结论这部分我大约写了有12019多字，应该说是篇幅比较长。在这部分，一方面，我通过我这几年来对美国人如何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谈了些分析和看法，另一方面，对前面的章节也算做了一个总结。我总结了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10个特征。第一，中国自身的发展唤起并一直吸引美国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热切关注。第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特征。第三，美国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的反映体现在爆发于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现实的联想。第四，中美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狭隘性。第五，信息、情报、资料来源等方面的特征：美国此时已经拥有相当完整的中国研究情报体系，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制定是基于比较丰富的资料收集和比较严谨的资料整理。第六，早期的“文革”研究更多是表象的研究，视角单一，程度上既不广泛也不深入。第七，“文革”起源的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综合起来，各种研究的共性是追溯“文革”前的历史，最远追溯至“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历史。第八，注重个案研究。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就很注意从个别人物和区域的发展情况来探究“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九，有关“文革”的评价最初是“贬”多“褒”少。随着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中国的说法和研究的影响，“贬”几乎完全取代“褒”。 第十，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悖论：众多研究者投入研究，却终难得出真实的历史结论，使“文革学”成为美国学者拿不到“学位”的热门学科。
有关本选题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篇学位论文的选题有着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史学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和学者比较有限，或者，这么说比较确切，就是国内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比较有限。我通过我的两篇资格论文的发表了解到，根据我国的有关规定，有关“文革”的出版物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才有可能获准铅印。但我们也都知道这并非是由于对这段当代中国史上这么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研究并不重要，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中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的一个可能迄今为止仍是唯一的一个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在他和席宣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就曾反复强调，“永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这是从那场大灾难走过来的人们的共同呼声 。的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但我们不能因其沉重就任其尘封而不去翻动它。所以，我认为，我的这篇学位论文给中国的“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通过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发现一些我们自己在研究中忽视的或尚未涉足的问题。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中美两国国情的差异，两国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差异乃至很多研究方法上、使用资料方面的差异，不难看出，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和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的体现上有很多我们自己研究的借鉴之处。再者，通过研究美国人如何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美国对中国认识的文化因素。这些认识的正确与偏颇直接、间接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至少有些因素曾经影响过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对此我们有必要做一历史的考察与分析。总之，正如我在论文结尾处所讲的，本文作为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评析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希望能起到一个“敲门砖”的作用，抛砖引玉，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更多的学者做更深入更广阔更进一步的探索。我想我的这块“砖”的长处在于其立意的“新”与攻克了写作的“难”。说这篇论文的立意“新”，是因为国内的相关成果只有屈指可数的五、六部，其中大多只是在谈其它问题时对美国的“文革”研究的某个侧面或角度有所提及。徐友渔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是在我的这篇论文之前唯一的一篇介绍以美国学者为主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文章的长度不过八、九千字。有关中国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概述在我的论文的引言中有更详细的介绍。说道写作“难”，难在资料的庞杂，第一手资料几乎全部是英文的，而且研究的性质决定资料本身理论性很强很深。虽说我是英语专业出身，可面对这么多理论性深刻的文献资料，我经常是大伤脑筋。这里我想说句题外话，这篇论文的选题可以说几乎是公认的“难”了，但我想坦率地说，其实我也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更多的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使我选中这个题目。现在虽然是做出个成果，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个待会我将谈及。
再次，论文资料来源方面的情况。这篇论文采用资料的形式包括政府档案、文件，学者的著述，具有代表性和有一定影响的期刊、报章，同时搜集利用国内的相关资料以增强背景知识和分辨、分析能力。
第一类是根据美国自由信息法已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白宫等有关“文革”时期的对华政策文件;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中的相关档案文件;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存放的文献档案和口述史等。有关政府文件还可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ProQuest 公司合作制作的数据库——“解密的数字化美国国家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美国盖尔集团(Gale Group)开发的网络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DDRS)以及国家档案馆、国会研究机构、总统图书馆和中央情报局的网站获得。
第二类是美国思想库，比如兰德公司，对中国“文革”所做的研究报告。
第三类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美国对华印象以及论述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其中包括与“文革”同时期出版的学术专著，以及“文革”后至今的研究成果。
第四类是媒体报道，包括报纸、杂志、学术期刊等“文革”研究资料。
资料的收集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有些资料，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资料在国内是很难见得到的。这些资料有些是我在美国期间阅读整理的读书笔记，有些是我在美国查找到复印回来的，也有些是于老师帮助查找复印的，还有些我向美国的学者咨询，请在美国的朋友帮助查找的。国内我主要走访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料室，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等，还有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搜寻、查找资料。有关资料方面的情况，正文之后的参考文献应该是对我的涉猎的比较全面的反应。这里我还想就附录说几句，本文一共有4个附录，附录4是，中国官方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前面3个附录算是我这个学外语出身的人发挥一点专业特色，我想还是比较有实用价值的。就附录3特别说两句，附录3美国“文革”研究的博硕论文目录，这里我列出66个论文题目及其对应的中文译文，这66个论文是我从几百个论文中筛选出来的，并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传媒等几个学科领域做了分类整理，这些论文最早的产生于1968年，最晚的有2019年的。这些论文我虽大多未曾在文中引用，但我想通过对论文题目的分类、整理，并列举出来，从中可以比较系统地反映出美国学术界对“文革”时期的中国所做的研究概况。
最后，我谈谈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首先一个不足之处，也是一个遗憾，就是这篇文章只是对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述。而在引言中，我介绍过，美国的“文革学”可谓是一个跨学科的独立学科，历经近40年的发展比较成熟、系统，其成熟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早期研究的评介，我对未能展示美国“文革学”的全貌表示遗憾。再就是，毕竟是2019年“文革”，而我目前能力所及只是美国对“文革”头3年的研究，这不得不承认也是个遗憾。其次，由于我个人未曾亲身经历“文革”，这方面的知识有限，对“文革”的感性和理性认识都相对缺乏，所以在理论分析、评价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上显得力不从心。最后，语言文字上仍还有不够通顺之处。因为使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尽管行文中我非常注意不要因为英语的表达习惯而影响到中文表述，多次修改后还是有些地方语句不够通顺，意思表达比较模糊。
还要补充一点有关注释方面的问题，解密文件再次引用时，我在注释中只列出了文件号，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阅读我的论文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建议我，文件再次引用时最好列出文件的主题，而不用文件号，这样才既规范也方便读者理解。我很赞同这位朋友的意见，以后再修改论文时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我暂时就介绍这么多吧，欢迎各位老师提出您的宝贵意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