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2篇

今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了。40年来,深圳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使人民群众支持改革、投身发展。这次为您整理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2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作文 篇1

1980年—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蓬勃生长的40年。

40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40年间,深圳经济特区发挥着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深圳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改变。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倾听一些在深圳长期工作生活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受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老渔民邓锦辉——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生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处处是工地,村民们跑运输、做加工……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

夏日炎炎,海风阵阵。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泥塘呢!”见到渔民村的老渔民邓锦辉,是在村里古色古香的“渔人码头”文化室,他正和五六位老人悠闲地喝茶、读报、看书。“现在村里年年有分红、家家有产业,大家在‘物质小康’之后,都在追求‘精神小康’了。”说起文化室,担任渔民村居委会副主任的邓锦辉颇为自豪。

走出文化室,漫步于0.25平方公里的渔民村,记者找不到一点小渔村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高楼、清洁宽阔的水泥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昔日荒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62岁的邓锦辉肤色黝黑、身体结实,看着显年轻,“你以为我有多老?我比特区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他哈哈大笑。

说话间,邓锦辉带着记者来到位于渔民村社区的家中,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宽敞舒适,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记者试图寻找一些渔民生活的痕迹,一无所获。“现在除了周末钓钓鱼,生活里几乎没有‘渔民’的影子了。”邓锦辉说。

邓锦辉搬过多次家。他回忆道:“每搬一次家,生活都是一次大变样。”

改革开放前,邓锦辉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住的是土墙瓦房,过着海上漂泊的日子。“出一次海至少半个月,吃住都在船上。”邓锦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他总想,这大概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了。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渔民村的春天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处处是工地,村民们也从中觅得商机,渔民村迅速组建起自己的船队和车队搞运输。“现在的深圳国贸大厦、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很多砖瓦、沙石都是我们运过去的,我们是一天天看着深圳长高。”邓锦辉骄傲地说。

虽然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运输,但市场供不应求。依靠自己的船队,村民们从中山运砖头来深圳卖,一船能装两万多块砖,能挣几千元。

“那时候,经常要干到凌晨2点甚至通宵,大家抢着干活,不把当天任务完成没人下班。”邓锦辉说,他的妻子在村里珠宝厂上班,把一个个小珠子小亮片穿起来,做成装饰品运到香港卖。“虽然苦点累点,但两口子一起努力,感觉日子特别有奔头。”

跑运输、做加工……20世纪80年代初,邓锦辉夫妻二人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著名的“万元户村”。次年,村里统一盖起30多幢二层小洋楼,邓锦辉家也分到了一幢。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样样都有,地板是大理石的,水绿水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台大音响,可以唱卡拉OK,当时村里好多人都跑到我家来唱歌。”邓锦辉觉得,那是祖祖辈辈都没过上的好日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985年,村里集资建成了7层高的工业大楼,制衣厂、表带厂相继入驻;1992年,村集体成立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人人可以获得分红;2004年,旧村改造完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取代了老旧的“握手楼”和“拥抱楼”,邓锦辉搬进了现在的房子中。

对渔民村村民来说,年12月8日是难忘的一天。

“经济发展了,我们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合计,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就办了个渔乐节。”邓锦辉说,渔乐节一次大概两小时,跳舞、唱歌等节目都由村民们自己出,大家都想露一手,在一起排练、演出其乐融融。

“渔村一派时尚景象,绿荫通幽处,小区人气旺,举村喜气扬,赞扬改革开放……”渔丰实业公司一间办公室里,传出这样一首悠扬的粤语小调,这首小调就是几位村民为今年渔乐节准备的。如今的渔民村,村集体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0万元增长到4.8亿元。“渔民村正计划对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进行全方位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做贡献。”邓锦辉说。

“海上飘零”“翻身解放”“春到渔村”……蜿蜒350多米的渔民村文化长廊里,一幅幅精美的青铜浮雕记录了今昔变迁。从渔民村向西北方望去,京基100大厦等许多深圳标志性建筑耸入云霄。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作文 篇2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作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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