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整个文学史上，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该算是一座里程碑了。我想刘勰正在通过《文心雕龙》与我们共鸣，给我们带来最直接震撼。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文心雕龙》读后感优秀3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古代文学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这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在《文心雕龙》这一本书中，刘勰主要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兼采道家。刘勰写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些写作的总原则，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第三部分则泛论了写作方法。最后一部分，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
总所周知，我们在谈到《文心雕龙》时首先都会认为它是一本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而刘勰写此书的中心却是谈写作，应该是一本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它为何会给人们这样的错觉呢？原因在于，作者写此书时，视野开阔，并非单单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同时在谈论写作时，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于是，作者在以往是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使得《文心雕龙》的内容并不单纯只是谈一个方面，由此，《文心雕龙》在宗旨是指导写作下，又成为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作。
在阅读《文心雕龙》时，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刘勰在书中是以孔子的儒家之学为指导思想的，他表明圣人之文（《易》，《书》，《诗》，《礼》，《春秋》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同时，楚辞虽有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写作时也应吸收。所以，刘勰要写作的人倚靠“五经”的雅正之风，吸收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从全书来看，刘勰在著此书时，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论述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是方法论，这些成就使得《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成了不可或缺的著作。
当然，书中还是存在一定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的，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这些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不会它的伟大性。
读此书，对我们以后的写作时有指导作用的，正如刘勰所说，写作之际，要注重文质并重，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而首先要追求“情”的抒发。对于形式上的追求，则需要我们在学习优秀作品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而不是一昧的模仿照搬。
总之，《文心雕龙》的伟大需要我们慢慢体会。
经过老师的提点，了解到一个文史知识：古人认为乐府是歌，而非诗，虽然今天我们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而且从这篇的举例当中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通读全篇我仍然对于“诗”与“歌”、“乐府”之间的界定有点模糊，从开篇第一句对“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似乎可以认为有“五声”“十二律”的乐章就是“乐府”。放在我个人更通俗一点的理解，那就是有曲调配合，能演唱出来的。就算“乐府”。如果照着这个概念去推论的话，可以联想到今天的歌曲，但这种类比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上的对照，从实际内容上来比较，乐府的艺术水平比现今的歌曲要超出不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诗经》中的篇什不也是可以吟唱出来的么，是不是因为缺少曲谱，所以是有所区别的？
全篇的行文布局和上一篇《明诗》颇为接近，从乐府的发源到作者所处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梳理，为乐府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作者大部分仅对乐府诗的音乐形式进行剖析和论述，主要的论述对象是“乐体”，因为这是乐府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的特点。乐府诗的最高标准是歌辞与声律的相配，歌辞“雅正容典”，声律则要求“中和之响”，“和乐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是集“形式美”与“内容雅”为一体，作者认为这样表里相称的乐府诗才是好的。
自从古乐逐渐衰微，雅正的音乐难以恢复，作者在时间轴上从前往后的不断梳理中发现了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经典的流失，统一演奏乐器、音调等当面的记录也消亡，音乐声律需要重新不断地调整和摸索；第二大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淫俗的音乐容易传播，人们也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新鲜感，而雅正的音乐，则让人听了容易打瞌睡发呆。所以“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即便如此之难，作者仍然强调音乐的雅正作用和对此的不断追求，因为九德之歌才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才是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应该具有的积极意义。
时至刘勰去世，将近十五个世纪，但是他的名字在现在并不陌生，他的作品《文心雕龙》更可以称得上是绝世大作。《文心雕龙》这种文学巨作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冲击着我的感官，我想，是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与之共鸣。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勾勒出一个以“道，圣，人”为核心的和谐之圆，同时又从“道，圣，人”流动地，动态地，自然地过度到“宇宙，想象，语言”。在这由外因到内涵的发展过程中，在这和谐之圆的中心，我品味到两个字——体会，文学的根本在于理性，感性，灵性的融合。这样一来遵循这种思路的开展，我一路走下去，在风光旖旎，芳草鲜美，惊奇迭现的精美文字景观中，感性地滋养自己文学的灵性，在文化的芳香和缤纷中，重新感受到一次高贵的文学“灌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泪光朦胧了苍颜白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云帆点缀了沧浪之水；“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陆游的梦乡回荡着铁骑铮铮；“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挣脱并超越了自己的苦难，显露出普度众生的情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柔情似水地掀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对饱经沧桑的神州大地发出历史性洪钟巨响。当我站在《文心雕龙》的高度重新去细细体会，品味文学，我发现了文学的真实足以穿透时空，足以穿透心灵。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兆世之言》曾写：“模仿、表现、甚至表达这类概念永远不会改变文学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总是晚于又仅次于“原作”(就表达而言，“原作”就是思想状态)。”刘勰的文学观摆脱了这种缺陷，因为刘勰把文学看作是宇宙呈现过程的必要阶段，用刘勰的话讲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既是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纽带，又是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它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根源。我们不必穿洋过海，但是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却可以身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当胸生成云，决眦入归鸟” 的泰山极顶，还有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九曲，“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朴塞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秀丽江南。你可以在梅雨潭边陶醉于朱自清描述的绿色，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话；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为文学增添了一笔耀眼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