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陆子老于世故，善于谈辩纵横，深得应酬变通之道，与叔孙通诸文士一样，“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事“大直若诎，道固委蛇”[11]。楚汉交战之时，陆子“居左右，常使诸侯”[12];汉兴，又和南越，上《新语》;吕氏执政，又沟通功臣受益阶层领袖周勃、陈平，“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3]，陆子以自己的辩才及纵横之术，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终助周勃、陈平平灭诸吕。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