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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与社会》历史教学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有机会去体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以诗词歌赋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就是一个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绝佳机会。诗词歌赋，采用古体语言，将现实与意境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感染力的情境，十分适合熏陶学生人文的情怀和素养。在诗词歌赋的选择上，应注意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古文理解能力，择取通俗易懂的诗词歌赋导入课程教学。例如，在导入《不能忘记的屈辱》（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以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所著的《七子之歌》作为这一课的开始，“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让学生在熟悉的韵律中，再次认真体会歌曲的情感，体味旧中国那段厚重而沧桑的历史给当时人民带来的迫切情感，为之后的屈辱历史的教授奠定情感基调，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操。
二、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社会是在历史的基础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历史反映是以前社会的状况，与前人生活息息相关，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由前人历史发展而来，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为什么要加入历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从现今学生熟悉的事物讲起，再回溯到古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感悟历史的强大和社会进步的飞速，在赞叹历史中学习知识。例如，在导入《从古到今话交通》（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其实，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现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赵州桥，历经百年的江南水乡木桥，到现代感十足的上海钢铁大桥———南浦大桥等，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将古今大桥的对比作为本课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不仅贴近学生生活，激情引趣，还有利于减少历史的距离感和抽象感，这样的教学导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会与品德》课堂。
三、以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激发探索历史热情
图文并茂是新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也应该顺应这个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充分挖掘教材图画元素，使丰富的教材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况且图画是学生喜爱的教材形式，教学增加插画的应用，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减少课堂学习的枯燥性，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历史热情。例如，在导入《吃穿住话古今》（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将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让学生依据教材中一幅描绘远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古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包括远古人类吃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食物？远古人类的穿着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穿？远古人类都住哪，插图中其实包含他们的住所，能找出来么？由一幅远古人类生活图景的插画，促使学生围绕本课主题“吃穿住”，想象并推导出远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之后课程教学的开展大有助力。
四、以多媒体资料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直观展望历史
多媒体手段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其主要特点在于画面的直观性、立体性和动态性，能够多方位展示历史的发展过程，缩短《品德与社会》中历史教学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从而化解历史的抽象感，增加学生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直观认识。以多媒体资料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有利于学生直观展望历史发展路程。历史知识在《品德与社会》高年级教材中具有零散性、广泛性的特点，教学并没有完整的框架，把握难度较大，加之教师对历史教学也未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因此，在教学过程更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巧妙运用各种方式导入课堂教学主题，对于提升《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质量效果显著。同时，在选择合适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导入时，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切忌过于繁杂冗长而影响整体课堂教学。
论文摘要：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时青少年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启迪智慧等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虚拟社会化作为网络发展的衍生物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化范式，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强虚拟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规范其网络道德行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及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从发展趋势上看，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青少年的重要生存和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社会化的又一广阔空间。虚拟社会化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新范式，随着网络的发展应运而生。我们在充分享受网络带给我们的便利时也不能忽略虚拟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网络道德问题。近年，越来越多的网络道德行为失范间题，不仅直接危害着网络的正常有序运行，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确保其虚拟社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一、虚拟社会化的含义及特点
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照施化者的性质，我们可以将“人的社会化”分为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真实社会化是传统的社会化范式，是在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和传统大众传媒中进行的社会化，其主要特征是施化者的真实性、确定性及受化者的被动性比较明显。虚拟社会化是在电子传媒尤其是网络中的社会化。从当前的发展趋势上讲，现代青年对网络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虚拟社会化作为信息时代不可避免的衍生物将会对青少年的发展起到极其深刻的推动作用，而青少年作为上网群体的主力军自然会受到更强有力的冲击。具体而言，作为一种与传统社会化范式(真实社会化)迥异的社会化机制，虚拟社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虚拟社会化范式中的施化者具有虚拟性，即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施化者由真实社会变成了虚拟的网络社会，这就决定了施化者自身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特点使得青少年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更加顺利地实现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对社会角色的扮演。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学习扮演社会角色，即依照社会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学会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实现角色期待与角色整合。作为施化者的虚拟网络空间为青少年提供了角色扮演的极好场所。青少年在虚拟环境中以戏剧化的交往行为来体会不同角色的需求和情感，在角色预演和角色换位中正确理解角色内涵、缓解角色紧张、解决角色冲突，而这一切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便是虚拟社会化中施化者的虚拟性，是它为青少年顺利实施角色转换提供了反复实践的机会。
其次，虚拟社会化范式中的社会互动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真实社会化相比，虚拟空间里的社会互动，有助于青少年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拓展社会化范围。青少年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必须首先使自己融人一定的既有社会关系中去，以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网络作为一种先进工具和更为广泛公开的媒体，通过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的信息传输为青少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流机会，使青少年的社会化一开始便突破传统的时空局限，从而得到空前的延伸和发展。在虚拟社会这一特殊的交往环境中，青少年会随着网络信息的流动以“点对面，’的交流方式将自己融会到“无线”的网络群体之中，社会接触范围成倍增大，更有助于青少年建立新型社会关系，拓展自身的社会化范围。
再次，虚拟社会化的个性化内容，使青少年自我实现的受化方式得到了增强。社会化不仅是一个把人模式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使人积极实现其个性化的过程。在虚拟社会化条件下，个体具有更多的选择自主性。受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化方式。这种自主选择其实也是青少年社会化从传统的教化向自我社会化的转化的体现。可以说，虚拟社会化的“受化”方式，使青少年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自我实现”的趋势得到增强。
最后，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行为方式的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的社会化脱节。在无强制性约束力的虚拟空间里，青少年的角色认同出现了真实社会化进程中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青少年正处于情感体验和情绪大震荡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将自己置于现实的人际互动中实现对自己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完成对于自己所扮演社会角色的任职。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方式、情感交流方式、角色转换方式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虚拟社会化极大影响了青少年的人际互动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被脱离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替代，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导致社会互动受阻，使得青少年行为方式的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的社会化严重脱节。他们在虚拟社会中无法找到正确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整合模式，无法依照社会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学会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遵循正确的交往行为方式。
二、虚拟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网络道德现状
虚拟社会化对青少年现有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恶的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道德观念的淡化
在互联网中，网民们以“虚拟身份”进行网络交往，而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就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提供了繁衍的土壤。有学者称21世纪为“道德方面采取相对主义的世纪”。其实无论是道德相对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是青少年网络道德观念淡化的体现，其实质都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这种网络世界里的个人主义，随着虚拟社会化的推进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许多青少年都受其蒙蔽、欺骗、蛊惑。
(二)道德心理的弱化
虚拟社会化在消除了人们交流、沟通的地域、时间限制的同时，疏远了人际情感，弱化了人的道德心理，最终将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淡漠与紧张，造成个体对于现实社会中他人生存状况的漠不关心。这种道德心理的弱化对于网民自己也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这种道德心理弱化现象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三)道德人格的异化
伴随着网络而生的“网络成瘾”、“网络心理障碍症”引发了青少年的人格障碍，造成了青年社会化的人格缺陷。所谓“网络成瘾”，指网民完全沉溺于数字化的在线空间中不能自拔，使得青少年不能有效实现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角色转换，因而形成心理错位和行动失调问题。正因为网络为人提供了变换角色的机会，青少年常常会产生角色认同危机或角色混淆，造成自身的角色迷失或双重人格。 (四)道德认知的混乱
青少年社会化的内涵包孕着他所处民族、国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情绪体验，但因特网中大量的西方文化垃圾很容易促使尚处于世界观、道德观认知期的青少年模糊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确认，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知，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也慢慢被消解和融化，由此可能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青少年在道德认知上的混乱、冲突。、迷失。
(五)道德行为的失范
当网络以。其方便、快捷、高效的优势迅速普及时，网络空间的道德现状却异常混乱。传统道德在全球性、全方位、开放性的“网络社会”面前显出了它在某些方面的无能为力。现实伦理关系中大多为面对面的直接关系，道德规范的实施主要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和人们内心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因此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外界制约和内在约束共同作用下自觉服从于传统道德规范。而网络社会中，这种外在的“道德制约”和内在的道德自觉之间的统一被自由、无序的网络秩序所打破，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其间接作用性。这种情况下，道德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依赖于人内心的道德信念，直接道德舆论抨击难以像在现实中一样起作用。与此同时，新的网络领域里又尚未形成新的统一的道德规范，大量的网上行为处于既不受既有道德规范的制约，又无新道德规范可依的状态，加上青少年自身好奇心强、自控能力弱等特点，从而诱发了大量的失范行为。如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精神垃圾、网络言行随意放纵、网络价值观模糊等。
三、在虚拟社会化进程中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推动网络道德建设
当代。青少年网络道德现状不容乐观，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时效性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无论从网络发展状况还是从青少年自身特点等方面讲，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都有其必要性。
网络道德是现实社会中既有道德的延伸，又具备与既有道德不同的许多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在进行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针对其特点，遵循其规律，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使青少年能够树立起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实施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应采取以下方法。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应该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应当尽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整合传统道德资源。从广博的传统道德文化中汲取营养，完善既有的道德体系，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增强青少年对于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认同感，确保他们即便是处在网络空间中也能以固有的自律意识，做到遵守网络道德规范。除此之外，还应该实施网络道德规范化和网络管理法律化，以有效而成熟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约束学生的网络交往行为，形成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互兼容、行之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体系。
其次，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应该尽快更新观念，构建适应网络时代的学校德育模式，建立完善的网络行为监督机制。当网络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时，我们的学校德育体系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作相应的改变和完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新的道德教育观念，充分注意学生的主体性，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学校德育工作，丰富学校道德教育内容，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能力和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另外，必须加强网络教育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网络水平，加强对学生网络行为和网络道德发展的指导，使学生在教育传播者的示范作用下，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
关键词：德育理论 发展 研究
一、德育理论的基础建构
通过拨乱反正， 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对时期的违背德育规律、德育阶级斗争化等做法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这不仅促进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复苏， 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德育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84 年起， 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进入了德育理论的基础建构阶段。这一时期， 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心工作是为德育寻求一个可靠的根基， 以促进德育研究的科学化、合理化。当时的德育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 对德育的社会基础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德育理论研究者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德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这一方面是有感于社会的整体变革给德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对德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 重新认识社会之于德育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 对德育心理基础的研究。在我国， 德育理论的科学化取向在时期完全被忽视。随着/的结束， 以及德育研究的恢复， 一批德育理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品德心理的研究， 期望在心理学中寻找德育的规律， 实现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确定性。
二、德育体系的完善
（一）指导思想的创新
我国德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中的德育思想是我们新时期德育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确立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任务和目标是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了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方向性作用和首要地位；提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型”人才的德育目标与任务；形成了理想纪律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国情国史、艰苦奋斗、安定团结教育等相互渗透，内涵丰富的德育内容体系；指出要注重针对性、层次性，德育与严格管理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等富有科学性、超前性的德育原则和方法。
以同志为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
以同志认为德育应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依靠群众和调动群众积极性作为根本任务和目的。面对现代社会人的发展的复杂状况，德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理论上启发人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全面发展理论，克服实用主义倾向与片面性理解，切实全面把握人的本质并确立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实践中帮助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丰富性，改变过去非此即彼和抑此扬彼的简单化方式，切实在坚持全面发展中形成重点与特色；在比较中引导人们认识人类的全面发展趋势和片面发展的危害，避免盲目发展倾向，正确吸取发展上的经验教训。
（二）德育的目标、内容和途径基本完善
所谓德育内容的丰富性，从德育自身的内容看，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侧面的复合体，包括政治品质教育、思想品质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从德育内容的来源看，其信息源是多种多样的。从德育内容的层次来看，对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德育内容的融合化包括多元化与主导元、国际性与民族性、基础性与素质化、个体品质与群体要求的融合，表现在科技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教育、经济伦理教育、网络伦理教育、合作精神教育等都融入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主旋律。
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整体大德育体系，各种教育力量、各种教育因素、各种教育形式以及各种教育影响各成系统并各以整体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各个系统又以特定方式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对学生发生综合性的教育作用。
三、当今德育理论的发展趋势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发展经济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人们已注意到由于科学主义以及价值取向上重智育、重学历所导致的非人格化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 更加注重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间题， 提供更广博的知识教育， 提升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使道德和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更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在世界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声中， 我们要树立为全球作贡献的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对传统文化加以诊释、改造和升华。同时， 我们既要克服传统道德中隐含的消解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的历史局限性， 又要汲取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 把握精神的脉搏，培养国民的民族精搜。历史证明， 越强调德育要培养民族精神， 并且民族精神培养越突出的国家， 德育越有成效。我们应当坚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出发， 认识和筛选国外有用的东西， 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把一个健康、文明的中国带人21 世纪。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的30 年中经历了恢复与发展、分化与整合以及多元与争鸣等几个不同的时期。通过对德育理论发展脉络的历史梳理， 我们对今后的德育理论研究可以形成这样一些展望：德育理论的多元与争鸣的趋势将继续发展，将在不同领域起到主导与领导作用；伴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展开， 公民道德教育理论将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全球范围内文化多元、文化冲突的加剧， 将促使文化与德育的研究成为今后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德育理论研究愈来愈呈现出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道德问题， 因而寻求国家间的对话与理解将成为一段时期内德育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向。
参考文献：
[1]李太平。可持续发展与道德教育[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
[2]张忠华。论当代德育发展的特征[J].天津教育。2001（04）
[3]张铁勇。对当代德育理论发展趋势的考察与反思[J].天津教育。2003（12）
一、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理论的著述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 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10]见胡守棻主编《德育原理》，第五章《德育目标》，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重视对道德规范和准则的切实认知，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突出贡献。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是众德之总，也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孔子所说的“仁”内容十分广泛。他对“仁”的解释也是多样的，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即“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在“仁”的统摄下，孔子提出一系列的德育概念，如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勇、敬、俭等。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不是出于外界的强制，而是通过自身的理性自觉从而对道德规范和准则加以认知、认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认为，学习道德知识是德育过程的开端，某些道德品质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才不会发生偏差流弊。同样，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晓之以理，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充分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明确的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高度概括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高校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党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态、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价值观的确立不是外部可以强加的，是一个陶冶养成的过程，是一种人们价值选择的自我内化过程。”高校思政教育者在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时，如果能从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两千年之久的孔子儒学的角度娓娓道来，让大学生知晓这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就能唤醒大学生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缘起产生探求的兴趣。因此，学习了解孔子德育思想的过程，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探寻，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刻理解乃至认同的过程。诚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孔子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107次，并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含义，孔子对君子提出“三戒”“三畏”“九思”等诸多要求和赞美。孔子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人人未必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一般人通过努力就能达到“君子”人格的高度。诚如胡适所言：“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知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启发大学生依照孔子倡导的君子人格，引导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渊源，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借鉴吸收“君子人格”的有利因素，充盈自身的人生品行。
二、“情”———道德情感阶段
重视道德情感的陶冶，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显著特点。道德认知如果未能上升为道德情感，那么这种道德认知大多是不稳固的。孔子说：“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孔子很注重对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通过正面的情感教育，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善良本心，使之时时处于警觉状态。孔子重视诗教和乐教在完成人的德行中的积极作用，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由“知之”到“乐之”，是低层次情感到高层次情感的转化。因此，孔子很重视情感在教学中的应用，他对学生倾注了关爱和真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道德教育。他的学生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动之以情的过程。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抓住“情感”这一促进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内在动因，才能激起大学生对教育者情感上的接近、尊重与信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要达到的目的，并产生强烈的追求、实践的欲望。大学生这种情感活动的发生、进行，是他们追求、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目的的推动力量。孔子对“仁”的解答因人而异，但从未离开具体生活。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要真诚关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交友、心理健康等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各种元素，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关心，从而拉近与思政教育者的距离。此时思政教育者再以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事件和社会上各种新闻热点为例，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学生对各种事件进行分析说理，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觉悟，从而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学生悦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思政教育者要特别注意和大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尊和受人尊敬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在尊重和平等的前提下，大学生的深层次需求和自身的主动性才能激发出来。”高校思政教育者可以借助师生之间思想、知识交流，对大学生的情感乃至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意”———道德意志阶段
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过程十分艰苦，孔子很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学修德首先要立志，要具有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次，要对“志于道”有信心、有信念，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最后，要有恒心。明确了志向，坚定了信念，还要经得起各种欲望的诱惑和艰苦环境的磨炼。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眼前的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更高追求。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引导大学生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确立志向，树立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的方向。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功利性的东西，而应该崇尚“道”，追崇那些看似无用实则颇为有用之“道”，这种“道”要求君子有远大的抱负。只有达到“不器”之境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君子。对大学生而言，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固然重要，但人生不能仅止于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工作只能解决生活生存问题，并不能解决人们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拯救、精神慰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目前，大学生群体存在“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缺乏理想信念的引导。大学生需要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指引人生的方向，让大学生活以及未来的人生追求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而且是大学生个人思想不断成熟、确立精神家园的需要。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借鉴孔子“克己内省”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认为，“克己内省”是日常必用的修养方法，应积极提倡。经常自我反省，省察改过，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就能做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很多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有无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孔子说的“为仁由己”就是这个道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全面、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需求、道德标准等新变化，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启发大学生的道德觉悟，使大学生正视自己的不足，激发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潜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内容“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思想、情感和意志。
四、“行”———道德行为阶段
提到“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我们会联系起“国家治理”，在论述国家治理体系时曾阐述二者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的这段阐述指出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分支。借助这层关系，我们在研究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时不妨参照其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国家治理方式改进的作用。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上述提出“以德治国”，对“以德治国”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把思想道德引进到国家、社会治理领域来，我们强调并希望发挥其两重作用：第一重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来引导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第二重则是将思想道德外化为具体规则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第一重作用应是首要作用且为更重要的作用。作为被包含层面的“社会治理”，我们也应看到并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保证治理方式改进的正确方向。社会治理的目标简单而言就是促进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在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道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它所形成的价值理念追求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看不见的指引作用，并且这种指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行为取向与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重视思想道德在目标及政治层面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作用，实质上是在指导精神和原则上，保障社会走向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方向，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在实践应用上，通过强化思想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思想道德可外化为社会治理的具体途径
我们对思想道德的定义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原则和规范行为。我们对法律的定义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统治工具。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思想道德与法律同作为社会的重要规范，由于法律有特定与详尽的条文规范，且有一系列完备的国家强制部门和机关的保障实施，因此在我们的思维中，法律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因我们更能直观看到法律的实施结果和作用，所以也更重视法律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途径作用。然而我们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法律和思想道德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很容易将思想道德归纳到这一领域，却很难将法律归纳到意识形态领域是因为，对于法律，大家更容易联想到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是法律部门，联想到具体的强制机关。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部门、强制机关皆在法的精神下统建，且立法、执法、守法、法的惩处等行为皆需要反映和维护法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规范和思想道德规范的运行都是在意识领域的一定精神统领下开始的，思想道德同法律一样也可以具体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途径。第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思想道德观念会有差别，从而外化的规范行为也可能存在差别，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不缺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具体规范，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作出要求与起到规范的效果。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三字经》、《弟子规》等，《三字经》将思想道德意识外化为民众在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行为要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当顺叙，勿违背。《弟子规》也具体提出了学童的生活规范：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现代，我们也同样将新时期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要求，并提出了具体模式让民众参照与模拟实践。如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短短二十字也是针对公民的具体行为提出的规范要求，极具现实可操作性。因此我们不应被法律与思想道德二者执行力度的差别，或是违背二者付出的“成本代价”差别所蒙蔽，忽视思想道德的具体途径作用。
三、在评价机制上，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可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
社会治理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的有效运行达到社会的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治理是否科学，是否做到了有效运行。衡量社会是否稳定、可持续以及和谐发展时，我们经常会首先想到并采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然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能完全代表或完整体现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从哲学上说，社会现象分为两大类，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因此我们观察一个社会，应该全面考察这两大块，缺一不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物质得到巨大丰富的时候，邓小平和党中央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中，关键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两手抓”的内容和涵义。并提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精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环节。精神文明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直观体现着社会的发展水平。而衡量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通常是社会的思想道德。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总是最先从社会思想道德风尚中表现出来。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具体到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的发展水平愈高，其思想道德建设状况也愈好。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完全可以也更需要将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建设的成果，作为我们是否采用了合适的方法，是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在新时期为了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我们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更需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及成果严格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改进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思想道德对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支撑作用在实质上体现及发挥了以思想道德的柔和方式展开社会治理，体现了社会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宗旨，并能最大限度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达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国内改革各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工作总基调、宏观调控思想，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肯定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任何时期，任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探索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过程中，极需重视及发挥思想道德对其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