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人美心善的小编沧海红颜给家人们整编的6篇外国文学论文，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从追求形似到注重神似，从注重外貌到内在心灵、精神渐变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嬗变及趣味的新追求。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蕴是全面、系统、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及演变规律的需要。早期的中国古代作家倾向于对女性外貌进行具体而复杂的描写，追求高、大、全似的多维、立体、动态的审美意蕴效果。美丽、高贵、迷人、气质优雅的女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处款款走来，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美艳惊人。如《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卫国人赞美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歌，诗人连用五个比喻来描写庄姜之美，她柔嫩的手指如出生的白茅幼苗一样，她的肌肤如脂肪一样洁白，她的脖子像白而长的天牛幼虫一样可爱，她的牙齿像白而整齐的葫芦籽，她的额头方正，眉毛弯细如蚕蛾的触角。更神奇地是她微微一笑，露出美妙的酒窝，她美目含情，顾盼神飞。诗人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具体事物描写庄姜之美，其实美人之美在于外形匀称、比例和谐而协调。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巧笑与顾盼，把一个静态的美人变成了动态的美人，她的风情神韵动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既是现实的美女，又是理想中的“维纳斯”，诗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她由衷地喜爱和赞美之情。其深层审美意蕴体现出早期作家对善与美的推崇；再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她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无瑕，她风度翩翩，如害羞的处子一样文静。这是神仙美女中的佼佼者，她亦是以人世间美女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庄子推崇的是文学中的真，即女性纯真美好的人性之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女性外貌描写与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外貌描写，共同建构了女性文学外貌的特征的主要审美意蕴倾向。再如《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美女罗敷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少女形象。在微风轻抚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时，她迎着火红的太阳，提着篮子，踏着香甜的露水，嗅着青草的气息，早早来到城南采摘桑叶。她的美体现在她的各种劳动器具上：青丝绳做篮子系，有着沁人心脾的桂树枝做成笼钩。她头上梳着偏向一旁成欲堕之势的时髦发型，下身的裙子是浅黄色的，紫红色的袄是其上衣。美人之美，不仅在于长得好看，更在于穿衣合体、打扮适度。
作者从罗敷的劳动用具、发型款式、衣服颜色与搭配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而细致地写出汉代作家对女性外貌的关注点及审美心理追求：崇尚社会美与自然美相结合。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做细步，精妙世无双。”美丽的女子刘兰芝因不能讨得婆婆欢心，无端被休弃，她在回娘家前，精心、细致地打扮一番，她光彩亮丽地嫁到焦仲卿家，今天依然要盛妆打扮、体面离开。作者从她脚下穿的鞋子、头上戴的饰品、如杨柳般柔软又结实的细腰、耳坠、手指、樱桃小口等几个方面刻画她的外貌特征，表现她的独特的气质与不凡的精神。红颜祸水，美貌女子更是祸水中的“毒药”，因此，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与社会，普通女性想要得到自由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就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亦悲乎？刘兰芝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她用死亡抗争着社会、家庭对她的伤害，悲壮而感人。同时，她用人性的光明之烛照亮冷酷如铁的黑暗封建社会，为女性的自由、尊严、幸福而奋斗着的她虽死犹生。真、善、美是早期作家赋予女性外貌描写的美好品质，她们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她们又超越了现实。中国古代文人爱美求真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激情与灵感。中国古代中后期的主要作家的创作追求从女性的外貌描写的繁琐、细致到注重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的表现，即从形似到神似，传达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人物描写不断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白娘子的外貌描写非常简单、粗略，她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身“白”，这既点明了她孝妇的身份，表明她为夫守节尽孝，恪守妇道，具有传统伦理道德所赋予的美德与善良，又暗示出她和许宣将会上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妖之恋。简略的外貌描写是为了突出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及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需要，这可能与当时社会解放的思潮，推崇男女自由爱情，张扬个性密切相关，其深层意蕴体现出文人审美心理的特点：注重生命价值的美感特质。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是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具有形而上的超现实性。《〈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中说：“林黛玉是贾宝玉，亦是曹雪芹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曹雪芹用赋化手法塑造出内外兼美的林黛玉形象。”从表层含义说，这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佳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女性形象，且看她的外貌描写：两弯如细柳叶一样好的眉毛，一双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脸颊上写满哀伤与忧愁。她身体瘦弱，娇弱不胜风力。一双眼睛经常流泪，走起路来，如颤巍巍风中摇摆的杨柳一样。她娴静时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行动时鹤立鸡群，孤标傲世。她比圣人比干还聪明，比西施还要美丽。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中主要突出她性格的核心成分：流泪与重情。流泪是为报恩，报答三生石畔神英侍者对它的浇灌之情；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男性以事业为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要勤俭持家，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因此，对于黛玉来说，爱情就是她生命全部的价值与意义，她为情而生，最终又为情而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婴宁》“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化身的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生殖，女性受到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西方“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体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以阴柔之美为主，同时兼有阳刚之美，阴柔美与阳刚美的结合使其审美意蕴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这彰显出人道主义作家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其个性的肯定及对其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一个社会强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是弱势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同的社会同样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女性外貌描写特征体现出的审美意蕴：阴柔之美和阴柔美与阳刚美相结合的美学风格。首先，阴柔美，阴柔之美主要指感情缠绵、含蓄、细致、细微、细小等。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深深地思念着他远行出征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她无心梳妆打扮。因此，头发散乱像风中飞舞着的蓬草一样，心爱的人不在，我打扮给谁看呢？那棵能医治她不断思念的忘忧草在哪里呢？女性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是阴柔美的体现。其次，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完美结合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习惯的，也更能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皑皎雪月卓文君、风流女冠鱼玄机，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女中丈夫李清照，红粉豪杰李师师，德才兼备的升庵夫人黄娥，烈魂忠唱河东君柳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个体女性与女性群体用生命的歌声唱出她们生命中的大欢乐、大痛苦与大悲哀，具有阳刚之美。
二、师资建设上已建成适合教改新方向的高质量教学科研团队
1、成功引入高学历和国外毕业教师多名
师资建设上引进博士5名，海外留学硕士人员1人，硕士学历管理人员2人，青年教师在职考取博士1人，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师资人数继续保持在教师总数的50%左右。
2、初步建成互补型、复合型的国际新闻专业师资团队
培养传媒产业市场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教师。我院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近年引入的教师均有复合型知识背景，教师本科、研究生跨专业就读比例达到80%，有英语背景教师比例占到30%；同时引入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1名。
3、进一步优化了高学历、重基础、尚实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
我院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占到90%，年底前出站博士后将达到30%。打造出一支科研成果丰富、教学效果满意度较高的教学科研团队。
三、学科建设上完成新闻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设四个特色化方向的教改方案、新增广告学专业开始招生、完成二学位设计方案和硕士一级学科方案，拟申请的以跨文化传播为特色的传播学专业申报方案经7次修改最终完成定稿
1、建成汉语言文学（文化创意）、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新闻学（网络新闻）、新闻学（国际新闻）四个特色化专业方向，塑造竞争力强的高端特色人才
为建设“人有我特”、就业率高的专业，我院瞄准细分市场，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专业分别设计了就业前景好、应用价值大的特色化方向。各方向一、二年级专业基础课相同，高年级分别开设含6门左右课程的方向性特色课程群。学生可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中任何一个。我院已完成以上特色化方向培养方案，组织专家完成了论证，*年顺利按新方案招生。
2、设计并成功申办了就业前景好、特色鲜明的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
我院经深入调研后，聘请广告界巨擘、厦大博导陈培爱等教授及业界著名人士指导，成功申办广告学（会展策划）本科专业。该专业培养的会展设计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06年10个新职业中排首位。从需求角度看，环渤海经济区域乃至全国会展经济发展迅速，为以会展策划为方向的广告学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供给来看，目前全国开设广告学专业的70余所院校均未将会展策划作为培养特色。我院设立的该专业，旨在培养外语基础扎实、能胜任国际会展工作、纯熟掌握会展策划运作、展牌展板设计与印制等专业技能、具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广告专业人才。就业前景良好。
3、国际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除与韩国“3+1”项目外，在校领导牵线搭桥下与日本城西大学成功开办广告学中日2+2合作项目班，高考咨询备受青睐，使我校跻身为少数国内广告学专业与国外合作办学的院校之一；同时支持韩国孔子学院建设获肯定，援外教师得以续签。
4、完成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设计
鉴于文化创意和传媒产业的巨大发展空间，我院及时与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沟通，在深入调研后设计完成了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和新闻学（国际新闻）第二学位培养方案。
5、在研究生部领导下我院承担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单位申报工作，经五易其稿目前已完成质量较高的方案设计工作。
四、实践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建成央视七套等15个实习就业基地，我院学生参与了全国农运会、农交会等大型活动报道，业绩突出；05级新闻学（国际新闻）专业同学实习获得累累硕果，共计在省一级党报等媒体公开发表稿件500多篇，其中30%为瞄准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同时启动赴美实习新项目；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院组织专业教师经深入调研设计完成的新闻广告实验室建设方案获批，总计投资80万元，现在正处建设中，下学期即可投入使用
我院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设计了全套实习方案，包括毕业实习教学大纲、毕业实习教学计划、毕业实习报告书等，系列制度创新包括：
1、实习教学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我院成立实习指导小组，制定了指导教师责任细则；院系、实习接受单位、学生家庭三者齐抓共管。为此设计了实习单位接洽意向书、实习单位接收表（限期回执）、含10个打分项目的实习生考绩表；并制作了家长通知单，将实习单位详情告知家长，督促家长及时联系学生，保证实习教学安全优质完成。
2、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实习教学质量指标。我院毕业实习成绩由实习单位量化评价、实习报告、实习作品三部分构成，其中实习作品占权重最大。以此引导学生将重心调至文字载体类新闻稿件和摄影、电视节目编辑等数字媒体作品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报告等专业作品上来，着力培育学生专业实践能力
3、以央视七套为代表，建立了15个高层次实习就业基地，成功向央视七套选派12名实习生，该批同学在报道全国农运会、农交会等重大活动中业绩突出，展示出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功底，深得实习单位好评。
4、我院*年启动的赴美实习项目，共有4名学生参与，效果良好。学生通过该项目，拓展了国际视野，体验了美国式工作与生活方式，并与众多国际学生交流各国文化。回国之后每人都提交了中英文各一份的项目报告，展现了各自的收获并提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计划。
五、毕业论文管理方面制定了《*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稿）》，做到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深入贯彻，效果良好
六、*年10月，我院黄媛媛、*老师基本功大赛获佳绩，黄媛媛老师还被选拔赴*市参加*市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获优秀奖。以大赛为契机在学院内开展多达5次的预选赛产生的衍生效应，也较大幅度提升了全院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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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研上又获得丰收
为了支持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高全院教师的学术水平，向全院教师强调了科研的意义，并从组织上对项目申报、论著出版等进行大力支持，使全院在岗的14名教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1、申报省部级项目1项，结项2项（市教委、省各一项）
2、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
3、不完全统计人均超过1.5篇
4、出版专著、教材2部
八、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在院团委精心组织下学生工作和就业工作喜获丰收。
1、学生工作方面：结合我院专业特色，大力营造传统文化氛围；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创建“师生科研团队”。院团委我院学生参与各种赛事，捷报频传，共获得市级以上活动奖项15项；一年多年来我院学生另还获得国家奖学金2人、国家励志奖学金26人、*市政府奖学金1人、*市三好学生1人、住友商事奖学金1人；3名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赴甘肃省服务；参加女足世界杯、北京奥运、达沃斯论坛志愿服务12人；暑期“赴武清区杨村镇育才小学”支教社会实践路队连续第三年获得*市优秀实践路队称号。
⑴、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华夏文明。汉文化传播学院在滨海校区成功推出传统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中国玉文化”、“茶文化”、“紫砂文化”、“篆刻艺术”讲座，作为我院传统文化展示系列的重要部分，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汉学院的教师、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肩负着继承与传播的历史重任。传统文化展示深化了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积淀了文化素养、丰富了课余生活，真正起到了“汉文化传播”的效果。
⑵、举办“成长导航”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班导师辅导员学业学术指导沙龙”，是我院几年来坚持开展的常项工作之一，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宗旨是学业指导、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思想交流。该活动特点主要体现为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学生实践之总结，强调师生互动和思想交流。三年来，班导师学业指导沙龙活动已经举办50余场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已成为我院的特色品牌活动。
⑶、创建“师生科研团队”。今年我院创建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师生科研团队”活动，旨在提升本科生的科研意识，锻炼科研、创新实践能力。共有14名教师提出了自己的课题，并由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研究，为学生的专业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
2、就业工作方面：在今年就业形势极度严峻的情况下，院团委大力开拓，先后精心组织达易新广告公司、东方名仕广告公司、空客集团、《今晚经济周刊》报社等7家公司来我院招聘员工，使得我院学生就业率高达99.34%。
一、借思维导图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
上课时，我带领学生制作思维导图，使学生能够更有效地理解和整合新材料、新知识，具体操作如下。记叙文：根据故事发展的顺序、主题与部分的关系，采用“5W”图和树状图引导学生掌握故事发展的顺序。说明文：注重说明顺序或者辨别事物之间的异同点，采用序列图和维恩图来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议论文：假如读者的任务是研究复杂问题的原因以及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用鱼骨图。教师在上课时基于思维导图进行学习活动的设计，可以向学生展示已经排列好概念之间或主题之间的阶层关联的思维导图，或是一种不完全的思维导图，让学生对连接线和结论进行标注，然后进行讨论，并按照理解把尚未完成的部分加以完善。课后，学生可以运用思维导图对所学课文进行复述，仿写相应的作文，实现以读促写。
二、贯彻“教学评一体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程理念
“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运用使得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课堂教学和评估是同时进行、不可分割的。融入评价的课堂教学，可以让教师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了解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时，让学生能够看到自己的成绩，提高自查能力。比如以HaveyoureadTreasureIslandyetSectionA的教学目标为依据进行分析。
1.课标相关要求
八年级学生应当能读懂短篇故事，进而拓展知识，解决相关问题；平时在进行学习和交流的时候，能够注意我们国家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的不同。
2．教材分析
这一单元内容是几部经典文学作品的场景片段。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这几部文学名著的名称，并尝试进行简要的内容概述。这一课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了解《鲁滨逊漂流记》的相关知识，并进一步使用目标语言———现在完成时。
3.学情分析
一、构建微通讯软件学习平台
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从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他移动设备终端在学生手中已经随处可见，移动终端已经能够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硬件要求，移动互联网进入课堂将成为一种趋势[1]。通过移动互联网，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针对学习中遇到的疑难得到实时解决，提高了学习效率。根据柴阳丽[2]的研究，拥有智能设备的学生中有89%的人使用微信，并且学生普遍比较愿意接受微信的方式接受英语学习资料。以班级为单位构建微信学习平台，教师运用微信客户端创建微信组，将课前准备的和教学相关的信息，利用客户端实现资料传送，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课前预习。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制作PPT的过程中加入“雨课堂”应用软件，学生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便可以加入老师的在线班级。老师通过设置一些单选题，填空题等随时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用手机提交答案后，软件能自动统计出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而根据学生的掌握知识点的程度灵活实施下一步的授课计划。同时，学生可下载英语翻译APP，辅助课堂的英语学习。在课后，师生可以通过微信实施远程教育，老师利用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学生亦可以下载各高校的微课视频等学习资源，利用课下零星时间学习，实现碎片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统计学相关课程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实际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案例的选取应具备典型性和权威性，让学生能够了解该领域在国外专业发展动态，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和工作后再深造打下基础。所以，案例应该选取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统计学专业中具有比较典型分析方法的英文文献。分析案例让学生了解科技文的形式特点，文献的写作规范，英语单词的构词形式以及在进行翻译时如何做到准确规范，通俗易懂，简洁明了。通过案例分析能让学生在学专业英语的同时体会专业知识在国际上各领域的具体应用，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而不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三、专业软件情景教学
我校统计学专业只在大四本科生中开设32个学时的专业英语课程，学生在短暂的学习之后很难做到熟练掌握专业英语的听、说、读、译、写。为此，应拓宽这种受时间限制的课程设置模式，推广专业英语的教学方式[3]。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安装英文版的专业软件，SPSS,EVIEWS,SAS,R等。通过专业软件的情景教学，帮助学生熟悉一些英文命名规则，了解建模方法和基本步骤，掌握专业术语表达，为之后专业英语的学习打下基础。
四、翻译实践教学
翻译教学是统计学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主要分为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在英译汉的的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4-5人，协调合作找权威刊物收录的与统计相关外文文献进行翻译，并要求小组以报告形式展示汇报。小组成员依次用PPT讲解翻译的理论、方法、结论，且对教师或同学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表现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通过精读、翻译外文，学生可以初步掌握撰写科技论文的一般步骤思路和方法。同时，在这种讨论过程中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汇报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展示自我的能力。本校要求统计学专业大三本科生必须独立完成一篇学年论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布置学生翻译学年论文的中文摘要，增强学生中译英的能力，为毕业论文英文摘要打下良好基础。在这些日常教学和学习活动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专业英语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结束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不断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教学环境，社会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却在不断提高。本论文提出了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案例教学，专业软件情景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对翻译部分采用实践教学。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探索研究，要取得良好的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为教育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艳萍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郑玮。“互联网+”思维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学探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2):130-132.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萧三同志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少年时代，他曾和同志在湘乡县东山小学同学，之后一起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为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此后，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与赵世炎等同志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加入了赵世炎、等同志组织的“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和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协助陈乔年、邓小平等同志出版刊物《少年》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与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同年夏回国。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同志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28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见了高尔基，并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大会发言。经我党组织批准他参加过苏联共产党，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并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写了、等同志的传略，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一些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被译为俄、保、英、德、法、西、日、捷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萧三同志的作品，充满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内外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力求使文艺和革命血肉一体。他的《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一直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传，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重视和欢迎。由他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育的宝贵教材。他坚持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方向，努力探索革命文艺的道路，积极宣传、实践文艺思想，为中国新文学和新诗歌的成长、繁荣，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歌》、《友谊之路》、《萧三诗选》、《伏枥集》，俄文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等。萧三同志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是广为流传的《国际歌》歌词的主要译者之一。为了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他翻译了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和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以及《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名著。
萧三同志对我国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春回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并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和《新诗歌》等杂志。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顾问、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和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萧三同志又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并常驻书记处工作两年。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萧三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时刻以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组织，关心群众。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全部编辑费上缴。1981年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在十年内乱中，萧三同志受到、、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非法关押七年多，他和“”及其爪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了“”和康生的阴谋活动。恢复自由以后，他虽然已是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但始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顽强工作，还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晚年，他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诗歌。他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病危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表示完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十二大的决议，他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去年12月4日他口授了一封给同志的信，再次表达了这位老革命家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写道“……我是无限感激也无限惭愧：我要为党做的事都没有做完。我的诗文集，特别是延安以来的日记还没有头绪，命在旦夕时，我不曾想到死。开始清醒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批资料，我一定要把它贡献给党，决不能‘带走’。我为此同疾病奋战，坚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趁我还有余力，还有记忆，请求再帮助我一次：组成几个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