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以下是编辑小鱼儿为大伙儿找到的15篇刑法论文的相关文章。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对上述理论课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地位能否得以确立。较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也不忽视刑法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既强调应首先注意对犯罪人从宽处断的可能，也注重对少数凶恶犯罪人依法予以严厉制裁，因而更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应当说，我国当下的刑事政策已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重刑化”或“轻刑化”的单极化之争，在扬弃单极化的严打政策的同时吸收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涵，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11)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重心不应是非犯罪化而应是犯罪化，因为我国刑法当前的实际保护范围与刑法调控社会的应然需要相比，可能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在当前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12)此外，刑法学界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方式，诸如死刑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树的意见。(13)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适用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适用问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国情民意以及抗制犯罪的需要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废除死刑。目前中国死刑政策急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即通过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利用法定刑可选择性减少死刑适用、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减刑功能、建立和完善赦免制度等方面减少死刑执行。(14)就死刑适用标准如何统一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之后，死刑的初审权和二审权仍然在地方法院。因此，在明确立法中死刑适用概括性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死刑适用规则的方式，进一步将死刑适用的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具体化，并辅以典型的判例以供参考，就有可能达致死刑适用标准的严格统一。(15)此外，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未成年人刑罚适用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刑法增加对已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规定，放宽7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假释条件等。(16)为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适用刑罚需特别审慎的是，严格控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尽量使用非监禁刑，严格控制资格刑以及财产刑的适用。(17)
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在不突破我国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对轻微犯罪应尽可能地适用管制刑、单处罚金、缓刑等，以避免拘役、短期有期徒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短期自由刑的广泛适用带来的弊端。轻缓刑事政策不仅体现于刑事实体方面，而且也包括刑事程序方面。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暂缓起诉正是体现对轻微犯罪宽大处理的有效途径。(18)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罚执行的影响问题，有学者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蕴涵可从“严”和“宽”两个层面加以把握。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严”，广义上指严格依法对罪犯执行自由刑，不仅包括对严重罪犯依法行刑，也包括对较轻的罪犯依法行刑。从狭义上说，“严”指的是从严，即对犯有严重罪刑的罪犯或者对具有从重情节的罪犯，在行刑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予以更为严格的要求。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宽”也有两层含义，广义是指对所有罪犯的惩办必须结合教育改造与矫正，贯彻人道主义，使其回归社会；狭义上是指对犯有较轻罪行的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给以更为宽松的待遇或者予以非监禁化。(19)
应当指出，监禁刑虽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刑种，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过量适用还会产生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副作用。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方式的研究中，另一个学术热点就是社区矫正问题。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必要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蕴涵的真正价值转换成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则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实现提供了一整套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社区矫正。有学者指出，我国试点经验已经表明：社区矫正是实现轻罪的非监禁化的必由之路，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并建言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配套机制。(20)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联系，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不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而且通过节约行刑资源还对国家集中力量打击和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大有助益。
二、刑事政策调整与我国刑罚改革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其重新定位及发展走向必将影响未来刑罚结构调整。显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政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对刑罚结构的指引作用上存在质的不同。虽然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对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发挥过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是，严打政策本身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也是无可否认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迟而日益彰显。尤其在我国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后，对严打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应进行深刻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益递减。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刑罚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21)关于死刑改革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当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规定死刑的罪名过多，应当逐步予以减少。这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罪责刑相适应评价的要求。主张通过对死刑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将死刑适用率大幅度降低。(22)除此之外，学者们就限制甚至废止死刑以后采取何种替代措施以及我国刑罚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对某些不宜规定死刑的严重犯罪规定绝对监禁刑。如对那些造成国家或者人民群众极端严重损失的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规定绝对无期徒刑，即不可假释、减刑，以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23)关于有期自由刑的改革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死刑和生刑之间轻重过于悬殊，为了减少死刑，就应适当提高生刑。把有期徒刑的上限从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数罪并罚提高到25年。(24)提高生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死刑的压力。关于资格刑问题，有论者认为，作为刑罚改革的一个方向，我国刑法应当对那些利用职务或业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的人规定资格刑，根据犯罪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某些职业或者担任某些职务的资格。(25)
刑罚改革应当以轻刑化为切入点，这是我国未来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向，也是顺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不能通过压制性手段而是通过更为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纠纷。
三、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26)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27)刑事和解既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28)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
(一)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第一，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9)第二，刑事和解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回顾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偏重于犯罪人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不能享有犯罪人那样的保护。(30)但是，忽视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不利于刑法理论体系的完善、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不利于刑事法治的实现。(31)刑事和解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应当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性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的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32)第三，刑事和解有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33)第四，刑事和解制度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探讨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34)最后，刑事和解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轻微犯罪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司法公正面临严峻挑战。刑事和解能使轻微案件的处理不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全面提高诉讼效率。(35)
(二)刑事和解引进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现实的政治基础。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磨难以后，当今的执政阶层对执政观念已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全面建设和谐型的社会，才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传统的文化基础。中国儒家“和为贵”的历史文化基因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第三，现有的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虽然还没有刑事和解的制度性规定，但并不等于说一点不存在与此相关的内容。我国刑事实体法中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我国刑事程序法中的相对不起诉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包含着一些与刑事和解相类似的成分。(36)第四，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37)第五，司法实践基础。目前，我国立法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中已有间接的或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中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暂缓起诉、缓刑判决以及社区矫正等制度及司法改革措施。(38)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必将继续关注对刑事和解的研究。
(三)刑事和解适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适用阶段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将和解程序的适用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较为妥当。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被害人、犯罪人或者其律师可以向检察官或者法官提出和解的要求，检察官或者法官也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适用和解程序的建议。第二，适用对象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发性比较大，且主观恶性小。所以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此外，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第三，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问题。比较合适的和解范围是：对于罪犯可能判处的主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传统 如此限定刑事和解范围，既不会使得刑法的权威和强制性受到太大冲击，又有助于刑法宽容的实现。(39)第四，刑事和解中公权力机关的中立问题。刑事和解既然是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契约，那么，和解的主动权就应当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40)第五，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问题。作为刑事和解基础的和解协议应“自愿达成，并只载列合理而相称的义务”。在刑事和解达成书面协议之后，调解人或者和解双方当事人应视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将此协议提交检察官或法官，由检察官或法官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果和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和解协议，应对案件依照法定刑事司法程序处理。(41)最后，应注意刑事和解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刑事和解协议如系双方当事人真诚意思表示，司法机关不得再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干涉。(42)
(四)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前景展望
中国要从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走向现代的“恢复性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3)由传统诉讼模式向刑事诉讼与刑事和解并存模式的转化，意味着国家公诉机关及审判机关职能有所弱化。在理论层面上，从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角度出发，这种变革几乎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它动摇了传统司法制度奉为圭臬的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有罪必罚、刑罚平等基本价值理念。在实践层面上，与每一项制度变革以及相应的观念更新一样，这项改革产生了正负两种社会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对刑事和解正当性的激烈论争。尽管刑事和解存在一些问题，(44)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其避免，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小失大。刑事法具体规则的缺陷不应该动摇我们对其蕴涵的价值精神的崇尚和信仰。(4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阶段完全实现刑事和解的基本主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下，引入一些刑事和解的思想，则并不是不可能的。(46)总之，在我国现存的刑事法观念和司法体系下，如何为刑事和解找到实体法的根据和程序法的指导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刑事法学》2006年第4—12期索引；《新华文摘》2006年1—24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②主要会议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检察官协会主办)；“法治与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办)；“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犯罪论体系研讨会”(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北京市法学会、重庆市法学会与西南政法大学主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和谐社会：以检察实践为主要视角”(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2006刑法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等。
③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
④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⑤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⑥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⑦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⑧刘强、武玉红：《“严打”政策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⑨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8日第9版。
⑩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夏勇：《和谐社会与“严打”转型》，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11)梁根林：《欧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新走向》，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页。
(12)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13)刘家琛：《宽严相济逐步实现刑罚轻刑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莫晓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机制之建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余松龄：《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14)谢望原：《联合国关于死刑的价值选择及其对中国死刑政策的启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页。
(15)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16)王勇、徐留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老年人刑罚制度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7)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18)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张波：《论宽严相济政策之实现——法定刑立法与量刑过程之初步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樊凤林、刘东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载《公安研究》2006年第10期。
(19)刘守芬、李瑞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导向下的自由刑执行》，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6页。
(20)马长生、刘小鸥：《构建和谐社会视觉下的我国监外行刑问题——略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6页。
(21)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22)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23)谢望原：《欧陆刑罚改革成就与我国刑罚方法重构》，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4)陈兴良：《刑罚改革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5)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6)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赵琳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7)参见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简论》，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28)参见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
(29)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0)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1)参见高铭暄、张杰：《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1期。
(32)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33)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4)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5)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黄京平、甄贞、刘凤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36)参见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7)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
(38)白世平、纪丙学：《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39)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0)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1)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42)黄京平、张枚：《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3)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44)李洪江：《刑事和解应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1．1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的犯罪是一种“错”，而不是一种“恶”。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在尚未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下做错了事。而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他们的身份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还是未成年人，面对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成人尚且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一般的诉权他们都不懂得维护，如果出现司法机关的侵权行为，他们根本无法招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给予未成年人充分及时的保护和支持，那么对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使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正确的引导，有利于其日后重新回归社会。
1.2体现未成年人双保护的原则
未成年人的双保护原则是指，在处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中，一方面要注意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兼顾二者利益，实现双向保护。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其实施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由于身心的特殊性，可塑造性强，理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他们，矫正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从而也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3体现与国际潮流相符的趋势
我国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的批准生效国或签署国，这些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未成年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制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法定范围内实现这些基本人权的有效措施，既是我国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应尽的国内法化的国际义务。有利于树立我国人权保障的良好形象，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我国人权状况的不实之词。
2.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困境
2.1主动申请少，指定辩护多
《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从上述的法律和行政条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之前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和近亲属可以代其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在实践中却鲜有人这么做，更多的是通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指定辩护。
2.2立法规定少，位阶层次低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大都以《通知》、《条例》、《办法》等形式出现，法律效力低，更不用说专门针对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了。虽然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以专章的形式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的规定，但是关于法律援助的内容也不过仅仅几条而已，且都是原则性规定。
2.3执行阶段缺位，后续保障不足
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从侦查、到审判阶段都或多或少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但是却没有对执行阶段进行规定。实际上，未成年人罪犯在执行阶段仍然遇到诸多的法律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上诉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法律帮助。除此之外，对于未成年犯被判决之后，如何与其他司法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也需要法律援助的介入。
2.4法律援助机构欠专业化
实践中法律援助的案件主要是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来处理的，但是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偏向于公益性，这两个机构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着律师人员素质不高、资金保障不到位以及后续的监督、评价机制的缺失等等问题，可以集中归纳为专业化不强的方面。
2.5指定辩护存在不足
刘文福认为，指定辩护不利于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行使职能，易引发争议。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那么，指定辩护的职责主体到底是谁？是人民法院还是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应当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由谁撤销法律援助？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由合议庭决定是否同意。那么，在开庭审理前，若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是否可以同意？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权又应当由谁来行使？等等。都是在实践中易生争议的问题。
3.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措施
3.1整合分散条文，建立专门立法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中，形式比较分散，而且条文之间也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部具有高层级效力的专门法律。笔者认为，可以将立法级别提升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高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在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整合分散的条文从而确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用专章的形式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具体框架可以分为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启动程序、执行机构、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监督机制、法律责任。
3.2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机构机制
法律援助需要专门机构的落实，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主要是依靠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两大机构。而这两大机构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费来源、人员素质、评价机制以及质量监督四个方面。首先就经费来源而言，叶青指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虽然也有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财政开支，仅靠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导致我国法律援助资金不够充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政府财政收入较少的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所给予的补贴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自己贴钱办理完案件后，拿不到补贴，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2]对于此类问题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来源以政府的专项拨款为主，以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为辅，设专款管理部门双管齐下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营。其次，就人员素质而言。在实践中参与辩护的律师除了较少特殊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之外，大都是有资质的执业律师，因此就其专业资格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转变他们应付了事的观念，可以引入奖惩机制提高其积极性。最后，评价机制和质量监督这两个方面，既适用于援助者个人也适用于援助机构，建立评价和质量监督反馈信息平台，由司法机关和受援人（包括其监护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对其进行评价，对于评价差的机构，由司法部门取消其担任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格，好的机构予以奖励和表扬。
3.3建立强行制度，全程法律援助
柯志欣建议，尽早将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并付诸措施。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只要未成年人及家属没有委托律师的，国家应义务对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时开始，在侦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护，在公诉案件一、二审阶段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即在我国刑事诉讼各阶段全过程中，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联系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
3.4积极延伸领域，加强辐射功能
论文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 )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 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一般而言，犯罪及其认定主要是规范刑法学所探讨的问题，因而人们也习惯于将犯罪及其认定划归至规范刑法学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刑法学对犯罪及其认定的绝对的话语霸权。实际上，从刑事法学(大刑法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被评价为犯罪的行为首先是人的行为，而人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鉴于此，研究犯罪人与犯罪必须将之置于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这个大前提中。对此，在单一的规范刑法学中是难以实现的。唯有从视野更宽阔的刑事法学(规范的、事实的刑法学)角度方能担当此任。这样，在研究犯罪人及犯罪问题上，采用以犯罪学为起点，以规范刑法学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学和刑事处置法学为保障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体系不无必要。笔者认为，当下理论界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的论争，实际上是一种以纯粹规范学为视角进行“平面扫视”而导致的视觉冲突。而恰是这种“视觉冲突”阻碍了我们进一步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界限的廓清与关系的厘定。鉴于此，下文，笔者力图在刑事法一体化的框架内解读犯罪问题、诊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二者的关系。
(一)初始紧张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在一体的刑事法学研究体系中，犯罪学主要是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由于社会性是犯罪始终脱离不掉的“胎记”。所以，解释犯罪必须从社会角度出发。我国当代犯罪学家康树华等人从社会规范与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的视角出发，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次上分析犯罪，认为从实然的角度看，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规范的反叛；从应然的角度看，是严重侵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行为。从中我们看出：1.在对犯罪从社会角度进行界定的过程中，界定者几乎都十分谨慎地强调犯罪的评价主体。2.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犯罪在本质上具有反社会性。无论是反意识(情感)、反文化抑或反规范、反利益，上述两点结论对于我们思考犯罪的特征及定义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们可以肯定犯罪是一种负评价，而且是一种有价值的、主体性的社会负评价。既然涉及评价因而必须明确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客体、评价的标准三方面问题，以此我们来看犯罪的评价机制：首先，行为本身并无所谓“好”与“坏”，换言之，在经由评价主体评价之前，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性，行为只有经过主体评价后方能显现价值性。那么，这里的价值性之评定就需要通过一个评价主体。在初民社会中，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或者体格最健壮的成年男子(当然，女系氏族时期是个例外)自然取得评价主体的资格。但后来，人们慢慢发现将这样一项重要的权利委任于单个的个人极有可能招致个人欲望的悠意。故而，更多的人参与的社会便担当此任。由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所以当国家出现之后，国家取得了比之于社会更高的权威性，并且具有更强的强制力，所以国家取得了行为价值性评价的主体。其次，在确定了评价主体之后，就需要进一步解答行为为什么是负价值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难得� 在国家出现后，由于前述的国家组建理论，所以一般认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又是统一的。而犯罪是行为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程度最高的、最难为社会所容忍的负价值行为，所以犯罪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综合上述两点，我们便自在地得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一结论。
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经过评价主体评定为犯罪后，便需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固定，这样成文的刑法成为了必须。因而，罪刑法定主义得以提倡，并为近代各国立法所确认， 这种犯罪构成是为了便利司法实践中严格审查犯罪成立条件，而将抽象化的法律规定转化为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判断之标准甚或规格，籍此作为犯罪成立的最基本，也是最起码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犯罪构成，� 问题是，由于犯罪构成是对具体犯罪行为及其类型的抽象化了的、一般化了的规范表述，规范表述实际上是一个运用法律语言的过程。众所周知，语言的文字表述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现实的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立法者很难用有限的语言文字去穷尽现实社会中种种危害行为。故而，刑法所明文规定的构成犯罪之行为必然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出人，由此造就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两个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其一，某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应当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将之人罪，但刑法并未就此规定为犯罪；其二，某一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不具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至此，我们发现，立法者力图描绘的第二幅美妙图景—融合犯罪的实质特征或者社会特征之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的形式特征或者法律特征之刑事违法性于一体，遭遇险情。
(二)一体和谐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一、短期自由刑的概念界定 所谓短期自由刑就是短期剥夺犯人人身自由的刑罚，在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需明确：“短”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短期”？有力的主张是三个月说、六个月说、与一年说，此外还有一周说、两周说、六周说（Liszt）、四个月说（Carofalo）、九个月说等等，最极端的主张是短期自由刑最下限应为6小时或12小时。 三个月说，是早期的立场，1891年在哈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刑法协会德国分会上，第一次将三个月以下刑期作为短期自由刑，此外 1894年在不伦瑞克召开的德国兼职人员会议，1946年的国际刑法及监狱委员会的决议，1950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都坚持了三个月说，还有学者WolfgangMittermaier以及木村龟二也都主张三个月说。 自从1959年联合国欧洲咨询小组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会议上采纳六个月说以来，该说受到广泛青睐，H.Mannbeim、日本的多数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德国刑法典以及英国的犯罪者处遇咨询委员会也持这样的观点。 K.A.Hall指出：“什么样的自由刑应为短期并不明确，但是，我认为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是太低了，从教育的立场来看，九个月及十个月也太短了，我想提出上限为一年的方案。”1950年海牙召开的第12次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法国代表P.Cannat也将短期自由刑定义为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日本的藤木哲也也坚持这一观点。一年说的理由是期限太短就不能有充分时间教育改造受刑者。 “短期”问题是以多长刑期有弊害、多长刑期对受刑者的改善、教育不起作用为基准的，即多长刑期以下对受刑者的教育改善不起作用，就被认为是符合这个“短期”量的要求。因此，反过来说，短期自由刑的最下限应以改善受刑者所必需的最低期限为依据，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定论。在我国，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综合的角度来看其上限应该是3年，下限则为15日，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都应该算短期自由刑的范畴。因为我国的刑法规定的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就是“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的犯罪分子”，而缓刑则正是为了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创设的，3年的上限似乎长了些，但在实践当中，如果将法官宣判的刑期和犯罪嫌疑人被先期羁押的时间部分相抵之后则剩余的实际执行的刑期应该能够符合“短期”要求。 拘役刑应该算是我国短期自由刑的代表，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仍将拘� 从条文来看，绝大多数规定了适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都同时规定了拘役作为选择刑，在数量上仅次于有期徒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8年我国实际执行拘役的犯罪分子人数是31251人，占全部被判处人犯的5.9%，其他年份的比例也大都在5%左右浮动。由此可见一斑：短期自由刑在司法实践中是属于被冷落者，只因为其本身弊端较多。 二、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关于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归纳一下，基本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服刑人员的教育和改造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短期自由刑的刑期是有限的，这样便形成服刑人员改造期与服刑期之间的矛盾， 服刑人员服刑期不能满足改造的时间需要，以致无法达到改造效果。台湾学者林山田也认为：“现代刑事政策上的自由刑所预期的刑罚效果，有赖于刑事矫治机构对受刑人的再教育与矫治，而求达到犯人‘再社会化’的终极目标。今若受刑人的服刑期间过于短暂，则刑事矫治机关根本无法从事矫治与教化工作。因此，自由刑所预期之积极性的刑罚效果，在短期自由刑就成为不可能”。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第二，由于受狱内存在的监狱亚文化影响，罪犯入狱后可能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受监狱亚文化侵蚀，强化了犯罪意志，习得新的犯罪技巧，巩固了犯罪心理结构。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有如下规律：当社会个体开始接触这种文化时，这种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刺激最大，影响最大；当社会个体接触这种文化一段时间后，社会个体开始对这种文化全面评价，从肯定态度为否定态度。监狱亚文化对罪犯的影响一样。当罪犯入狱一段时间后，监狱亚文化对罪犯刺激最大 ；当受刑人入狱一段时间后一般需二三年后，罪犯对监狱亚文化的兴趣减弱，并对监狱亚文化的态度开始变化。而多数短期自由刑犯是监狱亚文化对罪犯刺激强度最大影响最大期间内服刑的，因此，监狱亚文化对罪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初犯。短期自由刑可能使罪犯受到犯罪思想与犯罪恶习的交叉感染与深度感染。林山田教授在论及短期刑的弊端时也指出：“短期刑无异于置受刑人于促成犯罪的环境之中。受刑期中极易结交其他的犯罪人，而于释放后另犯新罪。经常有些机会犯 （偶发犯）更由于短期的监狱，受到其他犯罪人的感染，而变得更具有犯罪倾向。”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也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 第三，短期刑犯人大多为初犯、过失犯或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人。这些人主观恶性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尚有耻辱心、悔过心，容易改过自新，重新成为一名守法公民。但是一旦对其判处短期刑，给其贴上“罪犯”标签，只会使他们感到羞愧、绝望，使他们感觉在社会上难以做人，降低了自尊心，自暴自弃，因而无法重返社会。有的则进而产生反社会情绪，甚至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所说：“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 第四，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和执行后的“后遗症”多。如罪犯可能因受刑而失业、失学、婚姻家庭破裂，子女的教育培养、家庭的经济生活等也将受到不良影响。罪犯服刑期满，无论是否得到改造，都会在升学、就业、婚恋等方面受到歧视和阻碍，从而对前途失去信心，复归社会困难。 此外，短期自由刑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大多属于下层阶组的人，上层阶组的犯罪人往往只被处以罚金，这恐怕加深了不公正感；另外，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过多地占用了监狱设施，给行刑实务造成了过大的负担，如此等等。 三、短期自由刑的程序控制 既然短期自由刑有如此多的弊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彻底废除它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短期自由刑同样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短期自由刑并非根本就不具有预防作用，其被指责的一些弊端也为其他刑种所具有即并非其所特有，而且其中一些弊端并不是其本身所必有，而是由于刑罚执行方式的不科学造成的。况且，正如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强调的那样，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其符合现代刑罚发展的轻缓化趋势。因此短期自由刑作为长期自由刑与非监禁刑的过渡措施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但是在控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上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对策的。国内外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或者是正在探讨许多实体法上的对策，如A.刑罚替代措施：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罚金、强制劳动、训诫、剥夺或限制一定资格等；B. 变更执行方式：如开放式处遇、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与、改进分级处遇制度等。但是少有从程序法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下面笔者就从形式犹豫制度体系的构建，也就是从程序上对如何控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作以粗略探讨。 （一）刑事犹豫制度含义 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是法的价值的重要内容，其间的争论也从两者产生一直持续至今，实体法固然有其正义的内在要求和规定性，程序法则可以通过保障实体法的实施来贯彻实体法的正义要求，然而程序法是否存在独立的、非依附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哪里，虽然争论的声音还没有消失，但主流的观点还是值得赞成的：程序法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仅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和贯彻来实现，对某些刑事争议按照法律规定的一定的程序进行诉讼也是可以实现实质正义的。刑事犹豫制度就是最好的明证。 关于刑事犹豫制度的含义，我国台湾学者许福生说：犹豫制度乃是目前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在处理有关犯罪问题的时候，包括警察机关的犯罪侦查，检察机关的追诉犯罪，法院的审判及监所的行刑等，针对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分别检查其可否暂缓国家刑罚权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刑事犹豫制度不仅仅包括刑罚权的暂缓执行，更应该包括对于某些行为的非刑罚化处理。所以刑事犹豫制度应定义为：刑事司法机关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基于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决定对其进行的非刑罚化或者是暂缓刑罚权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在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和裁判阶段都可以有犹豫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 （二）侦查阶段的移送犹豫 移送犹豫是指警察机关，经过侦查后，对于危害轻微的刑事案件不移交检察机关而自行处分而终结案件的制度。日本《侦查规范》第195条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极其轻微，并且，检察官已事先指定不必移送的侦查事件，可以不移送。”根据检察官的一般指示，对（1）被害数额小，案情轻微、被害状况已经恢复的犯罪、被害人不希望处罚且犯罪嫌疑人属于偶犯没有再犯可能性的盗窃、欺诈、贪污或类似案件；（2）情节轻微、金额微小，共犯没有再犯可能性的案件；（3）其他经检察官特别指示由警察处理的轻微案件，没有实施刑罚必要的，不需要经过移交程序，由警察依照职权执行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同时，警察应每月将记录由解决日期、犯罪嫌疑人姓名、犯罪事实概要等的轻罪处理报告书呈交检察官备案。但是警察机关对于不必送交的案件，得为下列之处置：对嫌疑犯加以严厉的训诫，告诫其将来不要犯罪；劝导其赔偿犯罪损失或向被害人认罪；传唤其亲权者及雇主，让他们对嫌疑犯将来给予必要的监督注意，以防止发生再犯 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也认为，如果在立案或者侦查阶段发现案件情节轻微，不宜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特赦，或者已经死亡，或者案件已过追诉时效或者是告诉才处理而没有告诉的等等情况下，侦查机关应当做出不予立案或者终结案件的决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一般违法行为需要处理的有权机关应该给予其行政处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该算是我国比较典型的移送犹豫制度，侦察机关享有不移送非刑事案件的权利，但是我国法律还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单独决定不移送轻微刑事案件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在我国是靠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来实现的，也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起诉犹豫制度。 （三）起诉阶段的起诉犹豫 起诉犹豫，又称为起诉便宜主义或裁量起诉主义，它是相对于起诉法定主义而言的一种起诉制度和刑事诉讼理论，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阶段，虽然该案件已经符合起诉的基本条件，但还是赋予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所涉案件的事实、情节以及危害结果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对其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制度。起诉犹豫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后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盛行。最初，起诉犹豫的适用仅限于违警犯和少年犯，后来便逐渐扩展到所有轻微犯罪和检察官认为可以不起诉的犯罪案件。 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法》（1948）中，第248条规定了检察官起诉犹豫的制度。该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也就是说，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被告人，法律赋予检察官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该法第257条还规定：“公诉在第一审判决前可以撤销”，这也是起诉犹豫的重要内容。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当中：程序处理轻罪的时候，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的，经负责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检察院可以不予追究。对于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行为所造成后果显著轻微的罪决定不予追究时，无需法院同意；已经提起公诉时，在前款的先决条件下，经检察院、被诉人同意，法院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停止程序。 我国，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被称作人民检察院的“酌情不起诉”权。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分别作出了《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两个司法解释，就该条款的适用问题作出了补充规定。《意见》第二部分中指出：“适用这一条款应该把握以下两点：（1）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被不起诉人的行为事实上触犯刑法。（2）犯罪情节轻微，主要是指，虽已触犯刑法，但从犯罪动机、手段、危害后果、犯罪后的态度等情节综合分析，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为体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可以在起诉其他主犯的同时，对从犯、胁从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规则》第253条进一步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借鉴了德日的立法经验，确立了中国的起诉犹豫制度。 另外，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作为重要的不起诉制度内容， 从广义上讲，也应该算是起诉犹豫制度的内容。因为起诉犹豫制度从产生目的和存在价值上讲，无外乎是在贯彻刑罚的谦抑性和经济性原则。且证据不足或者是法律规定的不应作为犯罪来处理的情形出现时，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是在贯彻“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的“用刑之道”和“在保障正义的前提下，尽力节省诉讼资源”的诉讼经济原则。 （四）审判阶段的宣告犹豫： 宣告犹豫又叫缓刑宣告，它造始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定罪和量刑相分离的司法制度，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指审判机关虽然认为被告人有罪，但却在一定考验期间内，暂不宣告其罪；另一种是指审判机关虽然宣告被告人之罪，但却在一定期间内，暂不宣告其刑。大陆法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后来继承并将宣告犹豫制度本土化，形成现在的执行犹豫制度。 执行犹豫，是指对于性质和情节轻微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犹豫对其所判之刑的执行的一种制度。具体的讲，就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人，虽然宣告其罪其刑，但是在一定期间内，暂不执行其刑罚，促使其改过自新，在此法定犹豫期间，如无特定法定事由发生，则期间过后不再执行原判刑罚。立法上，又将其称作缓刑制度。19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刑事实证学派学者龙勃罗梭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短期监禁不可屡施于人，因为监狱为共同犯罪之学校，而共同犯罪又为犯罪中最危险的犯罪……防止小罪及偶尔犯罪的最善方法，莫如缓刑。”执行犹豫制度具体又有条件附特赦主义 （SystemderbedingtenBegnadigung）和条件附罪刑宣告主义 （SystemderbedingtenVerurteilung）的区分。前者是指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后，在考验期内，如无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况的出现，则期间经过后所宣告之刑罚不再执行，但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名依然存在。大陆刑法采用这种模式。后者是指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后，经过一定的犹豫期间，如符合法定条件，则不仅免除其刑罚的执行，而且原来的有罪宣告也失去效力，原来的罪名不再存在。我国台湾刑法采用这种模式。而最早将执行犹豫制度立法化的国家是比利时，其于1888年就确立了执行犹豫制度。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家都规定了这一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宣告犹豫的规定，严格的讲我国审判阶段的犹豫制度应属于条件附特赦主义的缓刑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执行犹豫制度。我国大陆《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人，不是立即押赴监狱执行刑罚，而是相应的给其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此期间没有故意犯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则原判刑罚便不再执行。这有利于犯人的社会回归，有利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在此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宣告犹豫制度以，完善我国的犹豫制度体系，更好的限制短期自由刑的启动。
在当今社会，性贿赂实质上是典型的权色交易，也是一种新型的腐败现象，令人深恶痛绝。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的治罪条款。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也就是物质性利益。但在实践中以非物质利益行贿、受贿的现象却愈来愈烈，特别是权色交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刑法对此无任何规定，因此这一现象成了法律的空档与死角，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一、性贿赂的危害性 “性贿赂”已成为反腐肃贪的热点话题，这因为性贿赂的危害十分巨大。目前，权与色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因为，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改变，人性中真正意义上的情越来越淡化，有的女性越来越不顾及人格的价值而把自己当成商品。一方面她们在社会上不甘心普通与平凡的生活，又不注重独立奋斗；一方面为了满足对金钱的贪欲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成男人的附属品甚至玩弄物。这些女性中有很多一旦做了贪官的情妇，便在贪官犯罪的道路上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法律界专家学者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行贿有罪，“性贿赂”更有罪。因为性贿赂不仅是一种性质更为严重，手法更为卑劣的贿赂，还是一种危害性更大的贿赂。它可以达到任何财物所达不到的目的，其杀伤力有时会超过财物贿赂。 情妇们知道，贪官要的是她们的色，她们要的是贪官权力后面的种种利益，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建立在权色交易之上的。情妇们与贪官们臭味相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才能一拍即合。“性贿赂”就是通过对贪官性本能的挑逗和诱捕，实现性与权力水到渠成的交换。实际上，许多情妇与贪官在“贪”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贪官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自1992年勾结在一起，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两人收受的贿赂均由李平保管。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8年间，他们共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二、性贿赂立法的争议 因为性贿赂的危害性很大，所以将“性贿赂罪”纳入《刑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能否在《刑法》中规定“性贿赂罪”，法律界尚有不同的观点。 赞同者认为，应尽快立法制裁“性贿赂”。因为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与财物贿赂一样，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与权钱交易在本质上并无不同。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因为权色交易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第，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且滋生腐败，使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因为性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故必须用刑律加以约束。 反对者则认为，性贿赂究竟是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司法实践会不会有问题，尚有待商榷。1、从现行《刑法》看，贿赂行为的罪与非罪，贿赂罪的量刑轻重，都依贿赂的财物数额大小而定。但是，由于“性贿赂”的贿赂物是无法量化的“性”，如果设立了“性贿赂罪”，如何取证定罪显然是一个难题。法律从来都是重证据轻口供的，因“性贿赂”的证据难以取得，因此很难定罪。2、“性贿赂罪”操作很难。从一些案件的查处来看，权色交易大多是作为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成分出现的。因此，“性贿赂罪”如果作为单独罪种存在，还容易发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对于那些犯有贪污、贿赂罪的官员和官员的情人，“性贿赂罪”或许可以成立。但是，对于尚未定为贪污、贿赂罪的官员和官员的情人，“性贿赂罪”又将如何存在？必须承认，一个没有经济问题的官员养情人，不能轻易地上升为法律问题，即使官员送的是公款公物，情人如果不知情也不能认定为有罪。 争议声中，有人甚至提出用“权力强奸罪”替代“性贿赂罪”。许多权色交易中，女人是被动的，是迫于淫威而就范。即使行为是主动的，也是迫于权势压力的主动，在心理上却是被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权色交易可以论定为强奸。但是，《刑法》中的“强奸”是指男性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手段，违背妇女意愿强行与其性交。在性贿赂中，� 既然没有真正违背妇女意愿，又怎能定为 “强奸”，证据又如何取得？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男性背 着妻子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以通奸论处，不负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至多根据新《婚姻法》规定负一定民事责任。 三、特别注意的问题 1、接受贿赂的主体不仅限于男性。性贿赂的主体理应是特殊主体，就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仅限于男性，也应包括女性。虽然现在看的新闻媒介报道的性贿赂均是女性以色相换取男性官员的权力，但现实中也存在男性以色相去换取女性官员的权力，因此，对于主体的理解不能限于男性。 2、对性贿赂治罪不会侵害妇女权益。有的学者指出，对性贿赂定罪量刑是将女性与财物相提并论，有辱女性尊严。笔者认为，性贿赂犯罪客体指向的载体并不单指女性的色相，更重要的是，正是基于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对女性的尊重，避免更多的女性像财物一样被利用，对性贿赂犯罪的惩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人们的权益，使人们避免成为权欲交易的牺牲品。 四、在刑法中把“其他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罪行为对象的立法设想 惩治腐败，进行廉政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完善贿赂罪的刑事立法，是迅速、有效惩处腐败的有力武器和基本依据。那么如何完善我国刑法中贿赂罪行为对象的规定呢？ 我国现行刑法侧重于受贿罪的经济性及可计量性。而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刑法中以及以上列举的多数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行为对象是基于行为对公务的侵害程度来界定受贿罪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而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将贿赂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和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旨意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同样可以用作贿赂双方交易的内容，同样会危害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去交换比用财物去交换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危害更大。如果对各种以“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贿赂犯罪不予刑事制裁，而仅作党纪、政纪处分，一方面不足以有效制止和预防该种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放纵罪犯、纵容犯罪的不利后果。贿赂罪行为对象的客观变化发展，既给司法机关执法提出了挑战，也给立法机关提出了应从立法上扩展贿赂范围的迫切要求。 这样规定之后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之中的“利益”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中的“财物”、“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外延上相吻合，更能体现法律的统一与连贯，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五、对性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 虽然定“性贿赂罪”在取证、量刑上存在诸多困难，但我们不能 笔者认为，性贿赂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紧密相联，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应尽快将“性贿赂罪”列入法律范畴，使打击性贿赂犯罪有法可依。一、在调查取证上，用更高的技术，更好的侦查手段取得证据。二、在量刑上，应综合“性贿赂”的方法、手段、情节、社会影响等方面加以考虑：1、当异性行贿人直接以色相贿赂，或受贿人主动提出这种要求而发生的权色交易，应以贿赂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程度作为量刑的主要标准，把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的非法利益大小、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大小及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造成的破坏大小等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对行贿、受贿者都予以刑事处罚；2、行贿方在各类活动中给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并支付相关费用，如经查证属实，那么向性服务者支付的报酬，也就等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费用，因此对行贿人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和性行贿罪，受贿者构成受贿罪和性受贿罪，对二者均应数罪并罚。当行贿人支付性服务者有关费用达不到5000元的贿赂罪立案标准时，可作为犯罪的情节在对性贿赂犯罪量刑时予以从重考虑；如果接受方还有其他受贿行为，则应把行贿方支付性服务的费用累计加在受贿的数额里，而后两罪并罚。 近年来，我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几乎每个贪官都有多名情妇，并用职权为其谋利益。法律不是万能的，解决“性贿赂”问题不应光靠法律，还需在社会、人性、伦理等方面多研究，共同解决该问题。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完善法律，并配合社会多方面工作，使“性贿赂”问题得以有法可依并得到合理解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其一，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而言，如前所述，尽管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对其所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表现出对死刑有所强化的崇尚死刑和死刑扩大化的倾向，97刑法对死刑罪名的设置也未完全体现出这一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即“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尽管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实行的仍然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调我国要大开杀戒、重用死刑，也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指出我国要多适用死刑，把可杀可不杀的杀掉，相反，我们都说要限制死刑、减少死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的修改酝酿过程中也是主张限制死刑和减少死刑罪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8年《关于修改刑法的初步设想》中就曾指出，我国刑法同世界各国刑法相比，死刑较多，死刑条文当时占有处刑规定条文总数的29%，这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今后对死刑应尽量不再增加，并适当减少一些死刑。3可惜的是，这一立法设想并未成为当时的立法现实，以后也未得到一贯的切实执行。但从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我国一贯坚持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仍然对死刑的立法规定和司法适用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死刑罪名的设置亦应 其二，从刑罚的理论根据而言，报应论要求罪刑等质、罪刑等价，刑罚的性质与数量尽量与犯罪的性质和数量相称，刑罚的内容和程度与犯罪的内容和罪责程度成正比。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条原则惊人地进一步密切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重要连接，这种相似性特别有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4孟德斯鸠也说，刑罚是从事物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是从理性和善恶的本源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公民应该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到了使人丧失生命的程度。侵犯财产的安全虽然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罚不但好些，而且也较适合于犯罪的性质，犯罪的刑罚应依犯罪的性质而定。5因此，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应当配置 而确定什么样的犯罪才是应配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的最低标准，也是唯一客观的标准即是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即是说，只有至少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犯罪才属最严重的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无论其害恶性有多重，均因其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不具有应配死刑的质的规定性，对其配置死刑，从等价的角度而言，是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惩罚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生命的价值的犯罪，显系轻罪重罚，不具有等价性。6易言之，报应论即要求剥夺罪犯生命之死刑必须对应于剥夺他人生命之犯罪，死刑及死刑罪名的设定即应以故意杀人罪为准绳，以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基准。只有当犯罪的性质和危害重于故意杀人罪，某种被保护的东西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时，才可以动用死刑，否则，适用死刑即不具有报应根据。其次，从功利论而言，刑罚的内容和程度须与达成功利效果所需要的内容和程度成正比例，适用死刑要求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以剥夺生命的死刑作为手段去阻止故意杀人犯罪以外的犯罪，有如“杀鸡用牛刀”，显系重刑制轻罪，不具有节俭性而构成刑罚的巨大浪费。7也即是说，如果对某一犯罪适用死刑抑止至少减少了该种犯罪，死刑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功利要求。而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死刑的增加和运用并没有减少更没有抵制住高犯罪率，尤其是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渎职犯罪，其动机都是为了“获利”而不在于取人性命。从理论上说，只有一种刑罚所剥夺的是犯罪人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时，它才具有最大的威慑性和功利性，某一犯罪之目的既不在于剥夺他人生命，对之动用生命之刑便不会产生功利之效。正如贝卡利亚所云：“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蛮横的。……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财产。”8因此，如果仅仅从报应的角度而言，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故意杀人罪；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运用死刑可以减少此类犯罪的罪名。 9
（一）海外代购行为是否走私行为代购是依他人要求
为其代为购买商品的行为。它可以是有偿服务，也可能是无偿的帮助行为。而海外代购则是指受别人委托，自然人或者单位从国外购买商品，并通过快递公司或者由人采取直接携带回国的方式，将代购物品带回国内的行为。海外代购按照交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人代购，另一种就是淘宝网等购物网站和专门的代购网站。如果自然人或者单位在入境的时候，采用随身携带的方式将为他人购买的境外商品带入境，或者采用快递公司邮递方式将为他人购买的境外商品邮寄入境，故意不缴纳海关关税，就违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监管制度。此� 现代刑法鼻祖贝卡利亚就有对走私罪深刻的阐释：当犯罪行为不直接或者看起来不会损害自身利益时，它就往往不会引起广范的愤怒与谴责。走私罪是对国家的犯罪，它并不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经济利益，而是通过破坏国家进出口贸易制度的方式牟取不法利润，人们往往难以直接察觉走私对自身的危害。走私罪属于法定犯罪，它由法律规定产生而并非基于显在的伦理道德判断，它不像杀人放火等自然犯罪那样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的感受。海外代购作为一种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方式，危害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社会经济秩序，因而，要站在国家的角度看待它，对海外代购构成走私犯罪的，一律按走私罪相应罪名定罪处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二）货物与物品的区分从汉语字面含义上理解
货物与物品的区别在于是否用于交易，如果是带有贸易性质，则为货物；如果是自用或赠与，则为物品。从刑法的角度分析，货物必然具有贸易的属性，是可以用一定货币衡量其价值的，因而在进出境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缴纳税款。而物品也并非都不具备贸易的属性，有些物品仍然具有价值，可 我国《海关法》将是否出售牟取利润作为认定货物的标准，并允许个人携带一定合理数量的货物、物品。这样的规定，既顾及了个人正常的生活需要，又保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据此，笔者认为，应当以是否销售作为区分货物与物品的标准。区分二者的意义不仅在于准确地拟定罪名，还在于定罪量刑。关于税则税率的适用，货物和物品分别适用不同的税则规定，而限制进出境货物种类的确定，需要依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限制进出境物品表”。不同的货物和物品应根据其性质适用相应的税率，以确定其应缴税额。笔者进一步认为，针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货物与物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不一样的。因为货物是用来销售牟利的，对于货物是需要缴纳税款的，行为人如果走私货物，往往意味着其有走私货物以牟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国家关税的损失，并且危害了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而物品则并不是用来销售牟利的，行为人没有牟利的主观故意，也不会造成国家关税的损失，对国家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也很小。因此，前者的主观恶性要高于后者，其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也要大。下一步的立法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使相同涉案金额下的两种具体犯罪行为承担与其主观恶性相一致的刑罚，切实做到罪责刑相统一。
（三）对“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之前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规定，更� 这一修改主要针对海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水客”、“蚂蚁搬家”等走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数额小、多次走私。“蚂蚁搬家”的走私方式由于每次的走私物品数量少、金额小，往往很难被发现，即便发现也因为金额以及证据问题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另一方面，对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走私涉及的偷逃应缴税额是不能再累计加在“未经处理”的走私里面的，对这类小额多次的走私行为往往只能进行行政处罚，这无疑助长了走私犯罪分子的气焰。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将“未经处理”理解为未经刑事处理。此次修改是从立法层面上为海关处理“水客”走私提供支持，解决了长久以来对此类走私犯罪活动无法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这也是此次刑法修正案对走私犯罪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完善。条文中所规定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依据最常用的文理解释，应当认定为“一年内被行政机关发现三次走私行为且前两次已经给予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就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这种情形的定罪依据是走私行为的次数多少，而不是偷逃税额，是行为犯。故而若边境缉私机关对于行为人已经进行了两次有效的行政处罚，在发现� 对“一年内被行政机关发现三次走私行为且前两次已经给予行政处罚”所涉及偷逃应缴税额不可重复评价。法谚有云，法律不可重复评价同一行为。但对于此前未给予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所涉及偷逃税额，应累计计算，根据数额决定其适用的法定刑幅度。
（四）偷逃应缴税额与法定刑幅度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原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三个量刑数额，以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代替，并增加了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5万元”的入罪尺度已经不再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这次修改是我国走私犯罪刑事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本罪的衡量标准不再唯一，对虽未达到法定数额，但又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同样构成本罪。这有利于解决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处理走私的困境。同时，相对不明确的数额认定尺度，更加符合我国当前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具体需要，体现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进步，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灵活处理案件。只有大力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出罪与入罪的界限，明刑慎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至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但是，到底何谓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当前的司法实践仍沿用原刑法规定的5万元、15万元、50万元量刑幅度。因此，有必要根据社会发展状况，由司法解释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
（五）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刑事责任
1.对自然人犯罪主体的量刑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量刑分为三种情况，在此不再进行表述。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调整主要表现在规定了“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的情形，以及将原有5万元、15万元、50万元三个量刑幅度改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并取消了死刑的规定。笔者前文已经分析了上述情形出现的背景及意义，这体现了我国刑法与时俱进、适应时展的进步性；但犯罪手段和方式也是随着法律修改完善而不断更新的，刑法要实现其打击犯罪的任务，就必须进行修改；这样的循环是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的。针对第一个量刑幅度，我们有必要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立法方式，将可能出现的情节规定其中。上文提到的第二种情况，针对了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和缉私工作原有量刑金额不足以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新情况。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究竟多少涉案金额属于较大、巨大、特别巨大，或者由各地司法部门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相应的金额。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属于经济犯罪，其发案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贸易制度越加完善、透明，关税水平逐步下降，贸易壁垒有所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私犯罪案件越来越少，其牟利空间越加稀薄。取消死刑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坚持减少死刑适用的司法改革方向，亦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对经济犯罪从轻处罚的普遍做法。
2.对单位犯罪主体的量刑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文认为，对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打击力度偏轻。在大量的走私犯罪中，那些涉及数额巨大、影响广泛的案件往往是单位走私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也要远大于自然人走私犯罪。而刑法对单位走私中涉及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最高定罪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低于自然人走私犯罪的最高刑无期徒刑。
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制定法规则完善
（一）改类型化立法为例示法立法
我国走私犯罪立法以犯罪对象为标准，将走私罪规定为十二个具体的罪名，分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走私类罪所涉及的犯罪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货物、物品。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外的其余十一个具体罪名采用正面列举的方式，直接将走私不同类型的货物、物品规定为具体的走私罪名。而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则采取反面列举的方式，将所有未被其他具体走私罪名列举的走私犯罪对象列入本罪里面。这种类型化立法的好处是彼此间的法律界限比较明确，可操作性强，易于定罪量刑。但其缺陷在于死板僵硬，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更容易出现惩治不力或者过分扩大惩处范围的现象。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做出了一个关于走私刑事案件适用的司法解释性文件，该文件中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变成了“口袋罪”，即所有未被其他具体走私罪名列举的走私犯罪对象列入本罪里面。没有被具体列举的走私犯罪对象种类繁多，既有一般应纳税货物、物品，又有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还有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这种“口袋罪”不仅会带来极大的法律不安定性，有损法律权威，也会造成司法适用上的困境。走私类罪所涉及的犯罪对象可以分为三类，即一般应税货物、物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和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例示法介于概括法和列举法的中间，既可避免概括法过于抽象，影响法的安定性的弊端，也可避免列举法过细，难免挂一漏万的毛病。”将走私罪涉及的所有犯罪对象分为一般应税货物、物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和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分别设立走私一般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走私一般应税货物、物品的，以涉及的偷逃应缴税额来按走私一般应税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区分是否该纳税，需要纳税的按偷逃应缴税额来定罪处罚，不需要纳税的以走私货物、物品数量按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来定罪处罚；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的，一般以走私货物物品数量按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来定罪处罚。
（二）司法解释明确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八）》改具体偷逃应缴税额标准为弹性的数额标准，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部分实务部门仍在沿用原刑法所确定的5万元、15万元、50万元的量刑幅度。同时，严重情节和特别严重情节的具体内涵尚未明确，这也是需要立法机关尽快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的问题。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犯罪，它是国家关税制度下的产物，相关立法受国家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对这类经济犯罪从轻处罚符合我国刑事立法的改革方向。在进行刑事立法和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必须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的政策，掌握好定罪量刑的尺度。
（三）对税率计算方式的调整根据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计算走私行为涉及的偷逃应缴税额应以案发时或者连续走私行为的最后终结之日的税则、税率、汇率计算，当前我国关税水平整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处理方式往往 税率的变更属于法律变更，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应当以发生走私行为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汇率计算，如果走私行为发生后的税率发生变动，若税率高于前者，则适用前者；反之，则适用后者。汇率则始终按照发生走私行为时的比率计算。这也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相一致原则的必然。
（四）加大对单位走私中具体负责人员的处罚力度刑法的目的
应当是预防与报应相统一，在偏重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单位走私犯罪，往往是个人通过单位的管理漏洞最终获得了走私犯罪的收益，对单位走私中的单位判处罚金，而对具体负责人员却并不判处罚金并不符合刑法的目的，也无法起到惩戒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单位走私犯罪的涉案金额和社会危害性要远大于个人走私犯罪，而刑法对单位走私犯罪中的具体负责人员的处罚力度要低于自然人走私犯罪，这也是不合理的。笔者建议应当规定对具体负责人员的罚金刑，同时，提高对其的定罪上限，以起到惩戒犯罪的效果。
（五）通过立法规范海外代购活动海外代购是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新兴事物
其中网络代购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随着网络购物的广泛普及，海外代购也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当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网络购物和海外代购行为，不少消费者和代购服务者并不懂得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如何去遵守国家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规定，这也是“空姐代购案”引起巨大社会关注的原因所在。刑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网络购物和海外代购方面的法律，指引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减少走私犯罪的发生。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关于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问题，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巍从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的对立出发，认为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均有缺陷。提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另一类是环境权，虽然环境权的内容、界限并不十分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环境权的存在。
关于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立法，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炳宣介绍了韩国环境立法的内容。韩国环境立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律规范，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性法律以及刑事法律；第二部分是附属性刑法条款。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良顺从环境犯罪执法不严的原因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一）强化环境保护的刑事政策，具体而言应扩大刑法保护环境的范围以及加大刑法保护环境的力度；（二）严格执法、从重处罚的刑事政策；（三）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关于我国环境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检察官学院杨建军从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状况出发，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犯罪存在“过宽”的疏忽。其结果导致我国的环境犯罪行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提出应在环境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
关于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陈建旭介绍了日本的“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同时认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同时也存在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疑虑，并以刑法第338条规定予以说明。认为如果想要将疫学因果关系引进国内刑法理论，甚至在司法实践上加以适用，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借鉴日本的立法例，参照日本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的规定，对国内现行环境刑事立法进行修改。同时参考日本与德国关于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立法例，无需等到危害环境的损害结果实际发生或扩大，刑法就应当提前介入。
与陈建旭的理由不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勇主张将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原则运用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认定，认为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推定，就是对污染损害后果和危害行为之间经过医学（病疫学）证明存在盖然性的联系，在被告人举不出反证证明危害结果并非自己所为时，推定为其行为所致。
关于环境犯罪与环境违法行为的界分，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永明指出，区分两者主要从主体、主观要求和客观危害程度等方面加以甄别和判断。在界分的路径上，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坚持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
关于环境刑法行政化问题，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侯艳芳提出我国环境刑法行政化在立法技术方面的具体完善途径应包括：刑法典不能将环境行政违法性作为环境犯罪成立的前提；刑法典应当增加基于规范本位主义立场的环境犯罪的规定；附属环境刑法中环境刑法行政化的立法技术应予完善。
关于具体环境犯罪问题
关于具体环境罪名中是否应设立危险犯问题，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永江主张我国刑法不但应设立环境犯罪的故意危险犯，而且应当设立过失危险犯条款。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法定位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文华主张应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独立出来，专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罪”。
(1)刑法学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同时也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中的基础学科，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刑法学教育的质量，关乎法学教育目的的实现乃至法治建设的进程。刑法学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还具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其理论性在于，刑法学是一门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学科，它是研究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研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罪和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都必须依据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来认定。其实践性和应用性在于，刑法学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刑法学的特性决定了学生不但要能掌握刑法学的有关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求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知识学习、案例分析，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培养成既懂理论又会司法实践的法律人才。
(2)刑法学在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的重要性。
随着国家对从事司法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司法考试几乎成了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司法工作的必须通过的部级考试，这个考试的内容几乎都是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题，而刑法学知识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占试卷二全部及试卷四的相当部分，根据最近几年的相关司考资料统计，刑法学的分值占了近20%，这个比例在司考各个部门法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足以看出刑法学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性。有效进行刑法学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使学生大大提高运用刑法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有助于学生在司法考试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通过国家的司法考试有助于学生获取法律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提高就业率。
2目前刑法学教学模式与方法存在的问题
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存在较大差距的目前教学模式与方法的主要问题有：
(1)教学模式与方法脱离院校定位和培养目标。
二本院校法学专业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应该属于教学型的以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为培养目标。然而，不少二本学院的法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远离了院校定位，好高鹫远，盲目去“靠拢”“追赶”原套照搬“211”和“985”大学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拚力打造法学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然，由于师资力量、教学投入、学校影响力、国家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制约，不仅打造不出法学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也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和跟上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的要求，也就不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
(2)师资队伍严重缺乏“双师型”教师。
所谓“双师型”教师，应该是既有丰富、深后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功底，又具有长期的、丰富的刑事司法实务经验。近些年进入二本院校走上法学专业刑法学教学讲台的不少教师都非常年轻，基本上是从法学本科毕业读法学硕士再上法学博士，几乎没有从事过刑事司法实务活动，更谈不上有这方面的经验。教学中对刑法学这门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课程，缺乏必要的司法实务方面的能力锻炼和知识储备，难以讲清讲明透相关知识。比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带给服刑罪犯的最直接痛苦是人身自由被剥夺。那么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都被剥夺了哪些人身自由权，罪犯的痛苦状态的表现和程度又如何？教材没有告诉学生，教师凭空想象也很难描述得具体，结果是老师难以讲清楚，学生难以听明白。
(3)课堂教学难以形成师生的有效互动。
忽视自学和预习这种大学学习阶段应有的和常见的学习方法，学生基本上依耐老师的课堂教学，教师按照教材从头讲到尾，学生从头听到尾，不仅吸收不了所有的内容，还对这样的教学方法感到厌倦，学生几乎没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的教学方法很难适应刑法学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践性，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较高的特点，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的应辩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应用能力的有效提高与锻炼。
(4)缺乏实践教学的外在环境。
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部门法学。比如对犯罪分子要经过法庭的审判才能定罪量刑，犯罪分子必须要在监狱执行刑罚，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制度中，对确有悔改变现的罪犯可以减刑，那么法庭是什么样的？监狱又是什么样的？减刑又该如何减？在当下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基本上是不清楚的，现有的教学模式没有设置相对规范的实践教学环节，如法院的开庭审判观摩，模拟法庭演练，邀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案说法，与院校当地司法部门的有效联系与资源共享，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等等，课堂教学较难与现实的司法实务相结合。这样，既难以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也不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吸引与转化，即便有少数学生毕业后能走上法律工作岗位，用人单位还要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上岗培训或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会影响学生的职业竞争能力。以上二本院校传统的刑法学教学模式与方法普遍存在的问题，使刑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是该如何改革。
3刑法学教改模式与方法探讨
(1)改革刑法教学模式与方法须以院校定位和培养目标为标准。
适应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定位，培养面向地方需要的应用型法学人才，解决刑法学上述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问题，培养学生学习刑法学的兴趣，通过实践教学培养一系列实践技能，如法庭控辩双方的指控和辩论技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学习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的一定的办案经验，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经历等等，毕业以后能较快的适应司法实务工作的要求，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法律职业人。
(2)弥补“双师型”教师的不足。
邀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优秀的司法实务工作者，对学生讲授刑法学相关知识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从审判、公认、辩护、监管等不同角度和诉讼环节，向学生传授运用刑法学知识解决案件问题的技巧和方法，使学生了解、掌握刑法学相关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
(3)增加教学相关内容。
①除教材和必要的参考书外，授课内容应增加司法考试的内容。由学院为任课老师购买课程所需要的司法考试教材及试题，配合教材在授课过程中辅导使用，以深化、细化所学知识，为学生日后的司法考试作必要的知识准备。教学内容及考核内容，紧扣司法考试大纲及内容和题型，让学生在学习教材的同时，也将司法考试的内容一起学习、了解、掌握，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有利学生顺利的通过司法考试，为毕业找工作增加筹码。②设置模拟司法考试课。根据司法考试刑法部分考试大纲，组织二到三次模拟考试，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该教学方法实用性很强，能起到为司法考试常态练兵的作用，有利于深化所学知识，并与司法考试内容相衔接，学生较为喜欢。③增加教师指定的与司法实务紧秘相联的辅助教材和资料，由学院为任课教师征订教师指定的如《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司法文件选编》等刊物，拓展学生刑法知识视角并及时了解目前刑事司法的最新信息。④期末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考试题型为选择题(单选题和多选题)和案例分析题两种题型。选择题的内容择重为刑法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面和点，案例分析题择重考查学生对刑法知识的综合掌握，对所学重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题刑型及内容的改革，会让学生从普遍的文科考试的死记硬背，不注重理解消化的应考方法中解脱出来，更注重平时刑法学知识的理解、衔接、掌握和实际运用从而解决问题。
(4)引入现代教育技术，以案例教学惯通全部教学过程，增强刑法学教学的直观性。
教师精选《今日说法》、《法制进行时》、《法律在线》、《第一线》、《社会与法》等央视法制栏目的典型案例视频，通过案例提出问题，根据理论来分析问题，最后由学生根据所学刑法学知识来解决问题，教师对学生解答的案例作精辟的点评，并就案例所反映的理论问题作综合归纳，对重点问题作总结，增强课堂教学互动，加深学生对刑法知识的犯罪行为，刑罚处罚的形象感和直观感，从而起到强化知识，加深记忆的作用。也可以是教师组织的案例讨论，也可以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发组织的刑法学习小组的辩论。
(5)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增强刑法学知识的实践性。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开展的必要性及其存在问题
（一）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开展的必要性我国传统上的法学教学方法主要是“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我国刑法的教学方法也是如此，主要采用“演讲式教学”，教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缄默无语，寂静无声。学生处于被动状态，教师在教学中较少考虑学生的需求，学生也很难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尤为必要。首先，犯罪现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犯罪原因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都是复杂的，民族地方的刑事案件则更为特殊，它不可能如同刑事法律规定的那样单一化，如果只是注重理论的基本掌握，忽视灵活运用，学生面临实际则无所适从。［2］其次，我国处于畅行法治的时代，法律条文的数量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不暇接，把所有现行刑事法律条文及其解释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不现实。同时，国家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赋予民族地方自治权，刑法在民族地方的贯彻执行还需要顾及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实施，其实施中需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此需要透彻理解刑法的精神，案例教学可以将民族地方刑事案例引入教学，以便了解对民族地方情况。（二）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刑法学的“原理”“原则”“制度”规范等来自于社会实践，又指导社会实践。刑法学教学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联系实际越多，学生对知识理解越深刻，越容易接受。虽然各大院校都提出进行刑法教学改革，并声称将案例教学法已经运用于实际教学，然而事实不尽如此，部分院校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民族院校则不能脱俗。1．将案例教学法理解为讲授中的举例说明。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多个学校提倡案例教学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对于案例教学认识存在偏差，在教学实践中误认为举例说明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老师提供案例，由学生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举例说明法是在讲授教学中，通过教师系统讲授法律理论和规则之后分析相关案例，由教师进行案例讲解或者由教师积极主动地指导学生分析案例，这种教学方式实质上还是解释法律理论和规则，难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无视教材内容，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教材内容是教学方法的直接对象，选择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材的内容和特点。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是教改的重要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科目和课程全部内容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刑法学是应用性学科，但具有特殊性，其是由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构成，总论是全部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比较原则和概括化的内容，应该先从概念、特征原理，原则部分开始，只有掌握了基本理论，才能进行法律解析。在刑法总论部分盲目开展案例教学，会形成老师问，学生不能答，事实 3．无视学生情况，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法。学生是教学方法的实质对象，教学应依学生实际情况来安排，实行因材施教。教师授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其自身的素质。案例教学法是完全脱离教师的讲授，由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对教师的提问获解决案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这种方法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老师要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培养，逐步培养法学思维。对于民族院校的学生更是如此，如果老师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法则根本无法发挥其真实意义，反而使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终，从而引发对个人能力的质疑，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就无法谈及激发兴趣。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中的实践
高校教学方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促进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其通过活生生的案例调动学生分析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它的互动性、启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思维。民族院校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细致的思考，量力而行。（一）教学的课前准备1．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刑事案例。案例教学法的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可来自案例教材，甚至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也可以由民族院校老师自己编制。民族院校学生程度不同，斟酌选择案例，充分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典型性案例巩固基本理论；通过具有深度和难度的启发性案例锻炼和提高学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现实热点性案例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刑法中热点的许霆案件、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躲猫猫案件、湄公河惨案等，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分析能力。2．根据刑法教学目标和案例的内容确定问题。案例准备好后，教师应当研究供学生讨论的案例。根据民族院校各班具体情况巧妙设置问题，考虑案件定性可能引发的争议，掌控全局。既要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又不能让学生远远偏离教学内容，放任自流，同时考虑到各个学生的不同程度，有针对性的提问。题目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诱导性、可争辩性，诱导学生展开讨论、促进争辩，从而进一步深化所学刑法理论知识。3．根据教学资源和学生人数来布置案例。问题设置好后，需要把案例提前展示给学生，以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查阅刑法资料、深入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告知学生必读的材料及其具体的组织方式。案例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是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参与前的准备非常关键。［2］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案例案情、学生人数、教学环境等确定具体采取的组织形式。（二）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1．引导发言。刑法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发言，教师要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案件，组织学生讨论、辩论，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引导策略，对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的学生提出质疑，深化刑法理论问题；对反应慢，表达能力普通的学生及时提示，提高每个层级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分析能力。对发言的同学积极肯定，引导他们畅所欲言，不轻易对某一问题下结论，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讨论中老师可以随机设定提问，控制讨论主题，有针对性的诱导学生思考，鼓励主动发言，避免冷场。2．教师点评。精辟的点评对案例教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点评可以穿插在案例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对某个学生的发言情况做简要评论，还可以在案例讨论结束时进行总结点评，包括对讨论情况的客观评价、罪与非得罪分析评判。对总体情况的评价涉及到刑法理论问题和具体表达方式的全面评价，并提出问题引导课后思考；对案例的分析，既要给出案例结论和相应的依据，又要结合法律理念对该罪进行评判。最终达到掌握刑法基本理论，锻炼法律思维的目的。（三）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是案例讨论的总结，即对思考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小论文方式进行。小论文是案例教学的后续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通过撰写小论文，使学生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通过写作进一步论证成熟，诱导学生对课堂上言犹未尽的刑法理论进一步思考，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可以就小论文的选题切入点、论证的完善度、研究的深入化进行考核评价，作为平时成绩。通过此过程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只有法律规则，而没有适用规则的高素质人才，规则之治就是空中楼阁。民族地方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民族地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案例教学法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锻炼和提升民族院校学生实际应用法律的能力。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根深蒂固，还不具备完全移植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的土壤和基础。［4］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国家案例教学法的合理内容，结合我国的传统教学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刑法教学方法，以期增加民族地区学生学习的乐趣、深度和广度，为民族地区培养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人才。
本文作者：王亚妮黄军锋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作者：李晋杰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国采纳广义缓刑之可能
近代以来，受19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和刑罚个别化思想的影响，缓刑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在国际上受到很多国家司法部门的青睐，使用的比率呈快速增长趋势。一度被称为“当代刑罚制度的宠儿”。［6］(P1137)我国借鉴广义缓刑，即缓宣告的内容，建立更加完善的缓刑制度，是解决我国现存的一些矛盾的有效途径，并且也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我国关于缓刑制度的改革虽有目共睹，但使用率一直不高，缓刑制度的作用发挥并不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刑法界及民众一直以罪刑相当的报应主义作为主流思想，认为刑罚应起到威吓的作用，其个别化的矫正功能更多的需要依仗司法人员的教育去实现，而社会教育的效果泛泛，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回归社会更多的是不放心、不信任、不平衡。针对这种现象，我国刑法学者房清侠教授作了这样的总结：“我国仍停留在重惩罚、轻矫正的刑法文化阶段，体现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是重墨于犯罪行为，轻墨于犯罪人；重惩罚、轻视刑罚个别化。”［7］(P90)但是社会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朝着更好的目标发展的。刑法思想也会基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从我国刑法的发展趋势看，轻刑化、人性化，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与我国实行重视“人”本身，重视个人的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相符合，与我国实行灵活的、达到资源最优化的、实现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将以上论点具体到缓刑制度的完善问题上，则可表述为缓刑制度需要发挥更加人性化、注重人权的功能才能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在符合社会体制的前提下，完善缓刑制度这一符合社会发展思想的上层建筑的论题就应运而生了。作为广义缓刑中的重要内容的暂缓宣告，是我国完善缓刑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笔者认为，刑罚相对于犯罪后的犯罪人来说永远是滞后的。滞后的制度往往面临着过时、为时已晚或者是不合时宜。对于某些犯罪人来说，如果其内心极大的悔恨和积极挽回损失的行为已然抵销了所犯的过错，再对其科处刑罚及宣告有罪已嫌多余。同时有罪宣告的不利影响有可能伴随该犯罪人的一生。这里举个稍微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个平时德智体美都比较优秀的大学生甲，在毕业聚会中喝了点酒。甲知道自己喝醉但还能控制意识，同时 当时确认四周无车无人，于是发动了汽车。就在此时，被躲在暗处盯梢的警察抓住并对其立案起诉。事后甲的悔改态度非常好。如果从刑法学理论的角度看，甲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即使情节轻微免予处罚， 甲因为有犯罪记录，最直接的影响是不能报考很多资格考试，比如失去了报考公务员的机会。并且在以后找工作期间，将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国家培养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优秀人才将因为没有相关的救济手段而失去了很多公平竞争的机会甚至完整的人生。当然，这个例子过于极端，但相类似的案例及像上述案例中的甲一� 例如一些轻罪、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自诉罪、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过当犯罪等。所以，广义缓刑，尤其是其中对罪的暂缓宣告的存在从字面到实际中透出对人格的尊重，完全有理论基础和现实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我国轻罪处罚较重，与违法行为处罚之间衔接不够层次分明的情况下，完善现有的缓刑制度无疑是缓和这一矛盾的较佳途径。引入对罪的暂缓宣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抵制我国的“标签法律文化”。我国的刑法相关制度及思想是一种标签式、符号化的法律文化。行为人一旦被判入罪，即使消除刑罚，也不能消除犯罪的记录。“有前科”一词像紧箍咒一样紧紧地束缚着行为人。中国的刑法思想素来含有孤立犯罪人的成分。如古代的“黥刑”，就是给犯罪人做上记号。使他人一眼认出罪犯是与自己不同的人，从而增加犯罪人的耻辱感。这种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现在我国民众 而这明显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式要求的公平民主、自由竞争相违背。虽然缓刑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标签文化”带来的影响，但是可以给一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也不大的行为人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因为犯了一个在以后人生中可以克服的小错误而有可能毁了一生的悲剧。这种为以上类别的行为人规定考验期，适用缓刑的形式在现今的民众思想中也较为容易接受。我国古代传统思想对人性是有一定科学的见解的，提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理论。民众对一些平常表现较好、人品较好，因一时的大意或可以原谅的原因犯下的较轻错误抱有同情、原谅的思想成分。尤其是对于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轻微罪、过失罪等主观恶性极小的犯罪。民众更多的 所以，针对此类犯罪，引入暂缓宣告制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适用空间的。灵活地引入暂缓宣告制度无论从长远的公平正义还是从功利主义来看，都是可取的，这无疑是缓刑制度建设的一个福音。尤其是在现今刑法改进了缓刑制度的前提下，可以说为暂缓宣告制度创造了良好的刑法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暂缓宣告制度的引入，虽然是对人性的关怀，然而这种关怀不能过度，更不能没有原则地适用。否则，广义缓刑的引用将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毕竟，刑罚的痛苦性可以使犯罪人受到惩罚的同时预防再次犯罪，即使是过失犯罪诸如此类主观恶性小的犯罪也需要刑罚的这种功能来消除犯罪的影响并起到最直接的改造犯罪人的作用。无条件或者条件不够严格地适用广义缓刑的情形很难起到上述作用，并且也很难被现今的人们接受，有可能威胁到刑法的信赖基础。所以，广义缓刑要用，但一定要谨慎地用。也就是说，广义缓刑的适用条件将更加严格。比如完善监督机制、设立监察官制度、谨慎考虑考验期的监管问题、考验期期间较狭义缓刑应长些，适用广义缓刑的被告人所遵守的条件更加严苛等等。
我国刑法采纳广义缓刑的深远意义
自从我国第一次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关于法律制度及法律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是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才是“良法”?英国学者彼得•斯坦在其著作《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这样描述：“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秩序、公平、自由，法律的工具性运用不能偏离这三大基本价值允许的范围。”［8］(P2)在中国，秩序、公平、正义、自由无疑是我国学者认为构成“良法”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如指路明灯一样照耀着法制改革的路程。笔者认为，广义缓刑就是“良法”法律意识运用于实际中的一朵奇葩。对那些确实不再危害社会且真心悔过的人，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不违反规定的可以不宣告刑罚，同时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撤销原先认定的犯罪的制度，是对犯罪人进行特殊预防及给予人文关怀的大胆尝试。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而言，广义缓刑制度的引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纵观历史，缓刑制度自被人类发明以来，在对犯罪的特殊预防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暂不执行所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宣告缓刑，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害，不会导致犯罪人在狱中感染恶习，对预防其再犯罪能起到有效作用，更有利于对被告人的矫正，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另外，还可以节省看管犯人所产生的费用。缓刑的适用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以往机械性地执行刑罚的否定，是有机刑罚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我国的缓刑制度建立的初衷正在于此。但是相对于广义缓刑，我国选择的缓执行制度过于中庸，虽然该制度的规定可以满足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害，避免交叉感染，但对于特别预防及对被告人能够顺利融入社会等目的却不尽如人意。基于此，只有借鉴广义缓刑制度，才能进一步地发挥缓刑的功效，同时尽量消灭刑法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刑法中的定罪与判刑的系统更加健康和完善。尤其是对那些特殊原因犯罪的人，可以说是一种事后救济手段，比如对待过失犯罪、犯罪中止、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被胁迫参加犯罪等一些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的犯罪。我国对这些轻罪的刑罚不仅没有相对科学的、较轻的刑罚，同时，一旦定罪，即使免于刑罚回归社会，我国的国情的现状也会在方方面面都对其存在歧视和拒绝。例如公务员考试参加人禁止有刑事犯罪的情形，教师、会计、法官、检察官、律师、拍卖师等职业均有对有犯罪记录人员报考或取得证件的限制的法律规定，更遑论其他“隐形”的限制了。我国因为处在社会转型、犯罪率快速增高的历史环境下，所以不免在很多方面对有犯罪前科的人设置了不公平障碍。也因此，我国在刑事方面，就增添了这样一种新型矛盾———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在回归社会后� 而且这一矛盾的前提是，国家的刑事政策是鼓励犯罪人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的。国家的鼓励态度和制约行为，使犯罪人很难真正适从。当然，有学者提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可以解决轻微犯罪行为人的问题，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犯罪人的顺利回归社会问题。但是前科消灭制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我国现阶段很难实现。那么，在这个意义来说，借鉴广义缓刑制度，尤其是借鉴对罪的暂缓宣告，无疑可 同时，也是为建立更加民主、公平的法治意义上的刑法体系打下基础。在如今这个人口膨胀、犯罪人数相对增多的年代，作为刑罚的功能之一的特殊预防将越来越值得重视。在我国，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缓刑的适用无疑是特殊预防的重要机会，我国已经具备适用广义缓刑中的暂缓宣告制度的条件。如何从理论上建立完整科学的及在实践中正确运用缓刑制度是每个法律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刑法格言教学运用教学效果
0引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刑法格言也不例外。在刑法学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刑法学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刑法格言，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紧急时无法律”等等。可以说些脍炙人口的刑法格言无不饱含着刑法学前辈们的睿智，每一句刑法格言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可以说，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些刑法格言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刑法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记住刑法条文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刻地把握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原理，掌握刑法条文的真正含义。刑法格言由于其比较容易记忆而且本身又包含丰富的知识源的特点，注定了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数年的刑法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中，刑法格言都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1刑法格言在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刑法格言是刑法理论知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刑法学总论知识的精华浓缩，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法，往往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就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把在教学中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式的良好效果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刑法知识的兴趣；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确，在学习一门知识时，如果对它没有强烈的学习兴趣的话，那么是很难以把这门知识掌握好的。刑法学知识总体上对初学者往往显得很枯燥乏味，很多学生在初学刑法时，总是对我抱怨讲刑法是如何的枯燥，记忆刑法条文是如何的头疼。每当此时，我会对他们说，不必下大力气去记忆那些繁琐的刑法条文，我给你们一些刑法格言去记忆，你们去了解这些刑法格言的内容，就会逐渐对刑法学感兴趣的。学生们就向我索要一些刑法格言，于是我会结合刑法要将的内容，把一些相关的刑法格言给他们，让他们看教材和参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去了解刑法格言的内容。比如，在讲到罪刑法定原则时，我会教给学生“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这句刑法格言，再比如，在讲到犯罪的排除事由——紧急避险时，我会引入：“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刑法格言等等。总之，在课堂讲学中，通过刑法格言的运用，会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第二，可以利用刑法格言展开论辩式的教学，从而有利于学生加强对刑法知识的掌握。可以说，论辩式的教学方法古已有之，“在古希腊时代，为有效传授知识，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发明了他著名的教学法——“苏格拉底法”。所谓“苏格拉底法”即在与学生谈话过程中，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应知道的知识，而是通过讨论或辩论方式揭露学生认知中的矛盾或漏洞，以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①无独有偶，在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和孟子也都十分注重辩论式的教学方法。在大多数法学院校，以往教授法学的方法多是单向的“演讲教学法”，一方面是老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一方面是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缄默无语。这种教学方法，很难以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始终是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认识和活动的主人，即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②相比之下，辩论式教学法则能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法学人才是一种具有多方面综合素质的人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并且特别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司法部《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和2010年发展设想》也明确提出：法律人才不仅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法律监督部门所必需，而且日益成为全社会急需的通用人才，成为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主干人才。要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就必须摒弃传统法学教育过分强调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观念，不断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而不是对一些法律条文的单纯注释和解说，以及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训练。如果“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作法律人才”。笔者以为，在刑法学的课堂教学中，借助于刑法格言更有助于开展刑法的辩论式教学，从而大大地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多刑法格言本身往往从形式上看是短小精悍的，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是博大精深的，以刑法格言“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为例，这句刑法格言其实讲的是一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被害人的承诺问题。这句刑法格言——短短的十个字——包含了被害人承诺的主题、承诺的对象、承诺的范围、承诺的效力、承诺的错误等等很多内容。只要把这句刑法格言的内容彻底掌握好了，那么被害人承诺的问题也就彻底搞清楚了。而这样的一句刑法格言，恰好有利于开展辩论式的课堂教学，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把学生分成两个大的组，分别是正方和反方，分别就被害人承诺问题的各个方面展开辩论，这样的话，不仅仅锻炼了学生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会使课堂的气氛活跃，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被害人承诺问题的相关知识。再比如说刑法格言“正当防卫无历史”也很适合于开展辩论式的课堂教学。
第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把刑法格言作为课堂作业题目或小论文，从而对教学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通过这样一个必要的训练过程，可以使学生把学习过的零星的知识得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强化对相关知识点的系统掌握和理解，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动手、动脑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比如，我在讲到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时，就曾经以刑法格言“不知法律不赦”为一个小论文的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小论文来。在我收到学生交上来的论文后，我仔细地批读，发现其中的共性问题后，在课堂上予以集中讲解，发现某个特殊的个性问题后，进行个别的辅导和指导性的分析和论证。结果这种教学方法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2刑法格言在考核中的运用
我们再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知识考核过程中的运用。通过笔者的实践，笔者认为，充分注重刑法格言，不仅仅在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知识考核中也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功效。当然，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这里所大力提倡的要充分注重刑法格言的重要作用，绝不是为了让学生更能得心应手的应付考试。关于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知识考核中的运用，由于现在对大学生所学课程的考核一般包括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分别从这两种形式来进行具体的考察。其一。在刑法课程的考试这种考核形式中，笔者以为，可以选取一两个刑法格言分别作为简答题和论述题。这里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作为简答题还是论述题，由于考试时间的限制和试卷分数的分配的限制，选取的刑法格言本身都不宜包含的内容过多，可以选取内容较窄的一些刑法格言作为题目。比如，在一次刑法学的闭卷考试中，卷面最后的一个论述题是：谈谈你对刑法格言“无犯意则无犯人”的认识。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题目我认为就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刑法格言本身包含的内容比较窄，反之，如果我设计这样的题目：谈谈你对刑法格言“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的认识，则由于这个刑法格言是描述罪刑法定原则的，由于其内容太过庞杂而不合时宜。其二，如果对刑法学的考试采取写论文的开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学生具备充分的时间，他们也能够查阅到较多的参考资料，所以这个时候以刑法格言命题的话，则应选取本身包含内容比较多的刑法格言。比如，在一次刑法考查中，我提前一个月给学生布置了论文题目：对刑法格言“法律不强人所难”的解读。由于这句刑法格言是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的，其本身可研究的内容很复杂，所 笔者以为，无论是哪一种考核方式，刑法格言在考核的过程中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如果能充分地利用好、发挥好刑法格言的这一优势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考核效果的。
3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笔者在这里不遗余力所提倡的刑法格言教学方法的独特作用了吧。所以，最后笔者在此重申一下，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善于运用好刑法格言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的独特优势，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
注释：
行为人虚构举报事实，在网络上将举报事项公布于众，鉴于网络举报这一手段的特殊性，必然会对被举报人的名誉权造成损害，若情节严重的，依我国刑法第246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这种行为应定性为诽谤罪。笔者认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依我国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其行为对象只能是自然人，� 其二，依诬告陷害罪处理的情形。行为人虚构举报事实，向国家机关网上举报中心进行举报，若足以引起司法机关的刑事审查，依我国刑法第243条第一款的规定，即“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这种行为应定性为诬告陷害罪。其三，行为人虚构举报事实，在网络上将举报事项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司法机关的刑事审查，此行为既触犯诽谤罪又触犯诬告陷害罪，则属于想像竞合犯，从一重处断。
对借网络举报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刑法分析
随着网络举报这一另类举报方式的出现，一些借网络举报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也应运而生。如在实践中存在某些借网络举报进行不正当竞争，在网络上以举报的方式来公布被害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若给商业秘密人造成了重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就可能会侵犯我国刑法第219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应严格认定，尤其是要看行为是否侵犯了商业秘密，主观方面是否出于故意。此外，在我国，除了存在一些官方的举报网站外，也出现了一些民间举报网站。目前，国内民间反腐网站已骤增至近60个，火爆程度令人咋舌，每日访问量达30万人次。“我行贿了”网站创立之初，每天的访问量达到30多万次，发帖量在7000条以上。[4]目前，对于这些民间举报网站尚无一个准确的定位，大多数民间举报网站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假借维权之名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例如，在记者采访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中国民间举报网”，现被称为是“民间第一职业举报人”的姜焕文时，他向记者揭露了这一现象，姜焕文称有些民间举报网站天天期待有企业或是有一定给付能力的求助者给他发来求助信，或是希望得到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或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存在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信。如今求助者也是病急乱投医，到处乱发信，有的网站的开办者一接到投诉信，就赶紧联系求助者或是直接找到被投诉者，其目的就是如何以帮助维权或摆� 还有两头“通吃”的维权者，这边拿了求助者的“赞助费”，那边又向被其“舆论监督”的对象索取高额“摆平费”。[5]可见，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假借网络举报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假借网络举报之名来索取财物的行为，严重的已达到了触犯刑法的程度，可按相关侵犯财产罪来处理。� 当然，在我国的官方举报网站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借网络举报来谋取私利，若借网络举报来向举报人或被举报人索取财物的，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依我国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受贿罪。
对官方举报网站泄密行为的刑法分析
关于酷刑罪侵犯的对象，有学者认为，酷刑的对象是已经作了某种行为或涉嫌到某种行为的人，其侵犯的客体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的人身、尊严、人格等关系。[33]也有学者认为，酷刑的对象主要是上述人员，但是不限于此。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四公约中的共同第3条均禁止“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其对象不仅包括伤病者和战俘，还包括没有作出或涉嫌作出某种行为的平民。同样，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所作的定义，酷刑的对象是“某人”（a person），对该“某人”施加酷刑行为，也可能是为了处罚、威胁第三者，或者仅仅是基于歧视而毫无理由地折磨第三者。因此，酷刑的对象并不特定，任何自然人都可能成为酷刑的对象。[34]笔者认为，相比之下，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全面反映了酷刑罪的本质，更能充分、准确体现惩治酷刑罪的立法意图。 （二）客观特征 酷刑罪的客观方面特征表现为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具体说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第3条的规定，构成酷刑罪的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下述行为之一： 1、实施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2、唆使、同意或默许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3、有施行酷刑意图的行为； 4、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 公约将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排除于酷刑之外，即如果是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地执行法律制裁，即使由于法律制裁所固有的或随附的性质而引起受到制裁的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疼痛或痛苦，也不构成酷刑罪。[35] 酷刑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按照传统刑法的观点，刑法中所说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36]关于酷刑的行为方式，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酷刑的客观行为只能表现为作为的形式，而不存在不作为的方式，因为从作为与不作为的一般性认识上分析，不作为是应为而不为，如果酷刑行为的表现方式包括不作为，就等于说公职人员应当施加酷刑行为，因不作为而“未施加”也构成酷刑罪。[37] 第二种观点认为，第一种观点把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理解为施加和不施加的区别，却疏漏了存在法定的作为义务却不作为从而导致酷刑后果的情形。例如，监管机关有义务提供被监管者生活所必须的食物、水和医疗，对此义务的疏忽或不作为是否构成“酷刑”行为，将依赖于不作为的具体情形是否满足其他构成要件。欧洲人权委员会曾经在丹麦等国诉希腊案中，认为：“希腊政府没有给囚犯提供食物、水、暖气以及适当的洗漱设施、服装、医疗和牙齿护理，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构成酷刑‘行为’。”所以酷刑既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38]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看法。[39]笔者同意这种观� 酷刑行为的后果是疼痛或痛苦的“剧烈”性（severity），这是构成酷刑罪的必备要件。剧烈程度是确定一个行为是酷刑行为还是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的标准。但是，到达什么程度方为“剧烈”呢？由于对受害者肉体或精神上的疼痛或痛苦是否“剧烈”进行判断时主观性很强，容易产生分歧，基于不同的历史 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的社会，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起草《禁止酷刑公约》的过程中，围绕“剧烈”（severe）这一措辞曾有过删除和保留两种建议，人权委员会酷刑公约工作组采用了保留的方式，但没有对“剧烈”一词予以界定。[40]无论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是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均未就此作出明确解释。同样，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反酷刑宣言也未对此有所说明。[41]我认为，对于确立酷刑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疼痛或痛苦的“剧烈”程度应当有操作性强的细则予以解决，否则会给司法实践中认定酷刑罪带来很大困难。
关键词：法考；本科；刑法教学
一、刑法学及其在法考中的地位
刑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刑法及其犯罪及刑事责任的学科，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在今天仍富有生命力，同时刑法学也是一门具有严密逻辑思维的学科，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实用性的特定，对此的学术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度。刑法学教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我国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专科教育都法学相关专业都将刑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教学。有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刑法学教育的质量观乎了法学教育的好坏，同时也对推进法制建设进程具有一定的影响。纵观世界各国，法治发达健全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美各国，其都对刑法学及法学教育进行高度的重视，社会上普遍形成了法学专业的人作为“社会医生”，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法治的进程。正是刑法学的一系列特点，使得刑法学在法考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分数“居高不下”。刑法学在法考中主要以客观题和案例分析题为主，而这至少占有八十分的分值，除此之外还有主观论述题，三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一百分。如此高的分值可以说对幸福学的掌握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法考的成败。刑法学不仅考试分值占比高，其出题也是较为开放，更具有一定的深度，在考试中刑法学的考试内常常是法考整体中难度最深的一部分，同时出题倾向与法理考查，很多内容都是教科书中从未设计的，或者是学术界仍具有一定争论的命题，同时也不乏学术前沿问题。这些出题策略要求参加考试的人紧靠死记硬背发条是行不通的，需要对法理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对不同法域的犯罪体系的差异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曾就就考过“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的人对携带凶器抢夺是否构成了抢劫”等，这不仅需要参加考试的人理解立法的旨意，还要熟练运用刑法理论，同时还得结合不同法域之间的差异，从而对题目进行有效的解答。
二、法考与本科刑法教学之间的关系
（一）法考对本科刑法教学的积极方面。法考的建立对推动我国刑法教学新的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法考体制下，我国积极发展理论性与职业性并重的刑法教学模式。西方国家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独立操作技能的实用性法学人才，在其教育模式中，不是将法学教育作为学术来研究的，而是作为技术进行职业培训的，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能够更快的在工作岗位中适应并成熟。而我国不同，我国当前大学法学教育是以学生学习法学理论知识为主的，这一点受到我国法律体系、传统教育的观念等影响，在大学期间，教师和学生都致力于理论文献的研究、分析和学习，但对实际社会上发生的问题的解决还缺少一定的经验。而法考的出现，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扭转，法考强调对知识的直接应用以及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考察，为法学教育奠定了一个夯实务实的教育教学风格，高校刑法学教育在法考的带动下能够更好的对教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推动新的教学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法考能够真正将符合现代社会法治要求的实用性法律人才选拔到法律职业队伍中来。基于高校法学教育为背景，法考将具有法律知识背景、具有法学使用能力的人进行了选拔，这是因为法考更注重于对法规掌握程度的考察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的判断。法考有助于强化法律教育，推动国家法律适用。以往经渐渐的处理中，会由于受理法院的不同产生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同、判决结果出现较大的差距，这就反映了不同地方对刑事司法理念和法规的理解不同导致的法律案件处理结果相差悬殊，这必然会导致刑法的适用效果下降，通过法考，能够规范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从而使得司法过程更为规范。法考推动了法学教育争议问题的取舍。刑法理论多且存在众多罪名的司法与学理争论，虽然这是刑法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但司法实践中不允许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法考作为国家司法职业考试的门槛，这使得其命题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同时也代表了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声音，学生接受法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案进行相关案件的处理，同时法考导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教学工作。（二）法考与本科刑法教学的消极方面。法考对法学教育承担的责任发挥是有限的。一些学者出于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和方式指出法考不应� 社会对法律职业的要求有三点，一是人文素质，二是法律专业知识，三是法律务实技能，因此法考指向的单纯行我法律事务技能不能满足法学教育的要求。法考选拔人才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尽管法考实现了就业公平，同时还能够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但考试作为一种选拔模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选拔出复合型人才，法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法考中常常以注释、实际适用现有的刑法条文为主，因此更容易封锁学生的思维，产生对现有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和崇拜，难以推动法治进程。法考科目忽视了素质教育。法考科目有限，在法考导向下的大学教育，学生和老师过度关注应试科目的学习，忽视了对法制史、哲学等基础学科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学学生的目光和思维，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对系统性知识的掌握。法考的实践性与当前刑法教学的理论性相脱节。当前大学法学课程教育与法考追求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学校对学生法考的帮助有限，这导致法考补习班盛行，同时也是通过法考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补习班教育侧重于对应试技巧的训练，但对刑法基本理论进行了忽略，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的法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降低了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
三、法考背景下刑法教学的改革
（一）法考背景下刑法教学内容上的改革。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渐行德日化是刑法教学内容改革的核心，由此而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些改革通过法考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影响着刑法教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法益侵害说成为传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理论遭受批判的有力学说，同时这种倾向逐渐渗透到法考中来。在我国以往传统的刑法理论都是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同时也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最终标准，但批判者则认为社会危害性不具有规范质量的作用，因此主张用法益侵害的概念来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取代，法考将此落实下来，让考生真正感受到了。二是德日三阶层构成要件的理论取代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并且被大都数人所接受，通过法考大纲对该问题的落实使得对本科刑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以往本科刑法教学主要涉及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并未对德日三阶层构成要件进行提及，该内容主要是研究生领域研究学习的内容，而法考大纲的出现，导致出现了对二者的争论工作，人们开始探讨是按照那种理论进行教学，还是并重，以及在刑法学分轮中按照哪种方式进行定罪等，这就需要我们在本科刑法教学中做出具体细致的回答。三是改变了以往定罪的思维方式。以往传统的定罪思维方式是以社会危害性来进行定罪的，其中具体的标准时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所有要件也都是为了说明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但是由于法考刑法知识的变化，现在要求我们要采用一种新的定罪思维方式即阶层思维来对学生进行训练，这种定罪思维方式要求我们要从形式上来� （二）法考背景下刑法教学方法上的改革。以往在我国刑法教学中教学方法讲求“讲授法”，对教师进行规定，在一定的课时内将刑法学的基本知识对学生进行讲授，学生一般只需要对讲课内容做好笔记就能够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这种教学方法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建立框架性、系统性的基础知识，但这种教学模式同时也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不能更好的结合。“讲授法”教学模式考试题型主要是以名词解释、填空以及论述等题目位置，案例分析题占有很少的比重，而法考则多为案例分析题，这推动了刑法教学在方法上的改革，使学生更注重于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要求在进行讲课时，首先要选择具有典型的案例，进行具体的理解和分析，这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核心理论，同时真实的案例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激发积极性，其次，案例的选择也要具有一定的可辩性和疑难性，从而帮助学生深化内容，加强体会。（三）法考背景下刑法教学实践教学的改革。刑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普通的讲授型课堂还不能对刑法教学的全部内容完成，还需要适当增加实践类课程，模拟法庭就是一个良好的实践教学基地。模拟法庭开展刑法实践教学改革，需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对案例和卷宗进行精心选择，实践教学离不开真实的卷宗，所以要把控卷宗的质量关，从内容上要具有一定的难度，例如设计最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等等。从卷宗程序上来看要最好能够包含丰富的材料，例如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起诉书、检察院的批补书等等。二是要对学生文书写作及阅卷进行指导。在开展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明确各组的任务，要对学生阅卷进行指导，引导学生掌握案件的重难点，形成个人对案件的看法和观点。除此之外，还要对学生起诉书、辩护词的编写进行指导，提高其实践能力。三是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到法院对案件审判进行旁听，从而更直接的了解刑事诉讼的程序。法考背景下推动了刑法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长远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的，刑法教学应当积极适应法考的变化，从而共同开拓更适合法学教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张纪寒．司法统一考试与本科刑法学教学取向．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8（1）．
[2]欧阳本祺．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刑法教学的改革．法治与社会．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