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传统的科技哲学观念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科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和去语境化”;第二，实验、观察等科学中因素与理论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理论处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及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传统科学哲学观念视野中，对科技文化的内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御性，因为科技知识是普遍性和适应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是围绕着科技知识进行的，基本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而科技实践哲学则不同，在对传统科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观念。第一，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客观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第二，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本身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再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过程。第三，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从属的，而是必须的，他们使得科技知识变得“普遍适应”。由于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观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点所描述的，它认为科学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构成了“平行”式的整体科技文化观。美国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在他眼里，新技术的诞生是一堆黑火药里面送入了一个火苗———并不是牛顿范式下机械论所描绘的简单增减替换，而是一个整体的化学反应。技术并非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生态的整体而存在，“重要的(技术)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导致这个技术群的变革，而且也将导致整个相关的社会生态的变革。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下面将围绕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来展开。
二、陕甘宁时代科技文化建设成功缘何可能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陕甘宁边区建设。当时陕甘宁可以说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知识匮乏。陕甘宁迷信泛滥，广大群众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卫生防疫知识空缺，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基本是粗放式经营，基本靠天吃饭，使用原始技术和工具，农作物单产低下。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轻工业，严重依赖外援，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陕甘宁边区学校极少，文盲占90%，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曾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曾经这样描述道：“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与传播极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设形同虚设。三是科技体制空白。由于地处偏远，这块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撑，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机构涉足，更谈不上科研团体的出现。按照传统科技哲学中科技文化观的观点，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区开展科技文化建设，应该以科技知识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体制为辅，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事实不然，由于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极端落后，简单地普及科技知识并不能达到科技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反而遵照了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每一块都下足了本钱。
(一)科技知识建设
科学知识在传统科技哲学看来是普世的、客观的，不受到任何约束的。但是在实践哲学看来，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优先性。要使得科学知识变得“普世”和“优先”，必须辅之其他的技术方法，最难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让受众能够接受。陕甘宁边区当时虽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基础非常牢固：迷信普及、传统靠天吃饭的耕作等等加剧了科学知识建立其权威的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识还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从事农业生产中传统农民所选择的“安全第一”的原则。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农民经济的活动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因为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的生活环境恶劣，依附于地主的情况加上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选择自保优先。“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德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利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知识建设过程中，边区政府在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中最难做的一环也是让大众能够相信并且接受。在医疗方面，边区政府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二千多个巫神作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直接消灭了旧有知识滋生的土壤，为卫生防疫普及铺平了道路。紧接着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二百余名西医、五十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地区服务。在农业技术上，边区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指导方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牛瘟，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一万余亩。农场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等，改进羊的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经过边区政府不断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让广大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医疗上的受益，边区老百姓终于能够接受科技这一强大武器，并且对科学知识开始接受。但科学知识还需要普及，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学知识扩大范围并且完全占领思想阵地，还需要科学教育的传播建设。
(二)科技教育传播建设
科技教育传播建设在边区并不是科技知识建设的辅助，反而成为了非常核心的一环。但科学教育的传播在当时的环境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向我们前面所说的边区的文盲众多，不要说普通的农民，就是共产党员都有很多人不识字，更谈不上普及科技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尽力给予支持，使边区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边区根据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精神，落实了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的方针。具体次序为：干部在职教育、干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干部在职教育被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来抓，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进行业务、政治、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大学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边区政府提出，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采取创办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边区这四种组织共有3940处，人数达4707人，对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在的支持下，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新文字报刊和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边区政府不断努力，抗战期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其中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3年，边区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570多所村学和150所私立小学，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达34004人。还有边区各地的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从这些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文化正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整个边区的科学文化这个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范式的转换。但是科学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尤其是科技本身，需要不断给予新鲜营养，才能不断提升，这迫切需要边区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从体制上加以保证。
(三)科技体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科技体制建设，自1939年开始，便颁布了各项政策，在院校规制、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随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种科技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活跃了边区科研气氛。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科技政策的任务为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1939年5月便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同月在《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中，提出了发展边区教育的创设技术科学学校，造就建设人才等7项办法。1941年颁布了《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之后，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2年5月的《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和《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将技术人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在津贴、衣服、住宿、出差、饮食和书报供给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科技团体。如，1938年2月6日设立的边区国防科学社；1940年2月5日设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6月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1945年3月成立的中西药研究会。
三、经验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改变了边区的落后面貌，发展了边区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科技教育积累了经验。就科技文化理论探讨本身来说，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在科技文化建设前期，必须树立起科学知识的权威
由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植根很久，要使得科学文化知识被群众接受，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涉及面广。正如陕甘宁边区所呈现的那样，涵盖从迷信认识到医药农业等。要取得成功，一要靠科学技术本身的威力，使得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利，二要靠系统性的推广。
(二)在科技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教育必须从核心抓起
陕甘宁边区在文盲率高的情况下，坚持自上而下的方针，先干部后群众，这样有计划地推广便于普及到全边区，尤其在普及过程中坚持了政治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宣传的有效性。
(三)在科学文化建设巩固后，必须建立起推进机制
科学文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稳步提升的过程，体制建设不仅是保障，更是一个促使科技不断前进的动力。在普及任务开展和落实中，边区政府适时地出台相应的体制政策，是科技文化稳重提升的保障。
(四)科技文化本身既是理论建设的过程更是实践过程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早期研究文献的不断再版。在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最早的相关文献是由考克尔曼（J.J.Kockelmans）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背景》。[1]这是一本带有导读性的文献汇编，首次出版于1968年，1999年再版。本文集收录了从1786年（即自康德以来）到1927年之间的24位哲学家（如康德、赫歇尔、惠威尔等）与科学家（如赫兹、玻尔兹曼、亥姆霍兹等）的原始文献，并分为四个时期构成了文集的四个部分：（1）开始时期：1786-1850；（2）19世纪末：1870-1899；（3）20世纪的头十年：（4）走向当代科学哲学：1910-1927。其次是洛西（JohnLosee）撰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2]，1972年出版的第一版主要概述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方法一直到1940年之前的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1979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于卡尔纳普、亨普尔和内格尔的逻辑重建的内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和库恩、拉卡托斯与劳丹阐述的各种替代进路；1992年的第三版增加了关于科学进步、因果说明、贝叶斯确证理论、科学实在论和关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替代进路；2011年的第四版增加了理论评价、经验实践、说明的理论、规范的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之争以及描述的科学哲学，这一版长达300多页，共有19章。#p#分页标题#e#
关于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的汇编工作。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文集有五本，一本是由库德（MaitinCurd）和卡沃（J.A.Cover）主编的《科学哲学：核心论题》（1998）。这本文集长达一千三百多页，主要收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到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这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指定的科学哲学教材。第二本是由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主编的《科学哲学指南》（2000）。这本文集提供了81个条目，涵盖了科学哲学整个领域内的著名人物、关键术语和重要论题三大类型。大多数条目是由世界一流的科学哲学家撰写的。每个条目从追溯相关主题的发展脉络开始，综述了其核心观点、最新进展等。在人物介绍中，没有把古希腊哲学家包括进来，在近代哲学家中，有笛卡儿、贝克莱、莱布尼兹、洛克、马赫、休谟、穆勒、惠威尔、皮尔士、马赫，在科学家中，有伽里略、牛顿、达尔文、玻尔、爱因斯坦。第三本是由巴巴瑟夫（YuriBalashov）和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主编的《科学哲学：当代读物》（2002）。这本文集除了收录20世纪以来的传统科学哲学的文献之外，还收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文献。第四本是由朗格（MarcLange）主编的《科学哲学选集》（2006）。这本文集收录了自1945年以来的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第五本是由麦格罗（TimothyMcGrew）等人主编的《科学哲学：历史选集》（2009）收录了从伊壁鸠鲁、芝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到当代科学哲学家的经典文献。
无限制地列举现有的相关文献并非本文的应有之意，而且，这里的文献梳理也很不充分，一定会有挂一漏万之嫌。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这种简要的梳理中看出，目前，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算起或从哪里开始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统一。
科学哲学的界定
历史是对过去事情的述说。科学哲学史也不例外。讨论科学哲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的起点问题，离不开对科学哲学的界定。界定科学哲学不同于界定任何一门经验学科。界定物理学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界定化学不是一个化学问题，界定生物学也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是分别属于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的范围。相比之下，界定科学哲学却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对科学哲学作出不同的界定，意味着对科学哲学的不同理解，而理解不同，又进一步意味着研究科学哲学史的起点不同。
牛顿-史密斯认为，“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也许应该求助于“科学”与“哲学”的定义。但是，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中，对哲学特征的描述是最有争议的，哲学正在周期性地进入钻牛角尖的时期。这时，什么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明确地呈现出来。当科学哲学家无法达成一致时，他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回答“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曾在科学哲学家中间成为一种时尚。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等人用是否具有认知意义来界定科学。他们把能够通过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看成是有意义的，因此，数学、逻辑、美学等论述就不是科学的论述。此外，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认为，科学没有本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等等。接着，牛顿-史密斯指出，避免卷入这些争论的一种方式是，我们不再试图提供关于科学本质的理解，而是从公认的一系列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医学、动物学等）来确立我们的科学观，从而把定义科学的问题转化为比较学科之间的差异，比如，思考这些学科与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异同之处，来辩明科学的意义，并且，基于这种辩明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扩展“科学”这一术语。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突出列入属于科学“清单”上的学科的共同特征。然后，牛顿-史密斯通过对科学哲学家的所作所为的考察把科学哲学的大致轮廓构画为是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手段和成果的讨论。
我国的科学哲学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因此，比英美学术界的理解更加宽泛。例如，李醒民在为他主编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所写的序言中，把科学哲学定义为是“� 他认为，科学哲学元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是对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问题的讨论；科学哲学通论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是对科学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证明、科学辩护、科学说明、科学进步、科学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与有机论、还原论与活力论、进化论与目的论、因果性与几率性、连续性与分立性、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解读与协调；科学哲学个论是研究科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比如，物理学、生物学、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他把前面的三种科学哲学�
不难看出，牛顿-史密斯和李醒民对科学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理解，这种理解基本上代表了英美科学哲学界的观点；而后者是把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来对待的，这种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科学哲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但是，他们在“科学”概念的用法上是一致的，都指“自然科学”。然而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词根是“知识”(Wissen)。科学是指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因此，德语里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就不只是指自然科学。例如，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汉斯•波塞尔（HansPoser）把科学哲学理解为“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只是包括对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范式的反思，还包括对生命力的反思和对精神科学的反思。因为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无法说明动物的行为，法国浪漫派也对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转化的物理学提出了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则向自然科学的说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对待变异的问题。因此，人们最晚从达尔文开始，不得不需要在物理学的说明模式之外，寻找其他的说明模式。欧洲大陆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理解就与英美传统对科学的理解有所不同。英美传统理解的科学是开始于伽利略的自然科学，而欧洲大陆传统所理解的科学不仅指实验科学，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所以，科学哲学不仅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波塞尔强调说，如果只单纯地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的话，至少有1/3的大学就该关闭了。#p#分页标题#e#
但是，我们从传统科学哲学家所运用的“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所批判的“科学”来看，基本上还是意指“自然科学”。这里引入波塞尔的观点试图表明，虽然波塞尔所理解的“科学”概念与牛顿-史密斯理解的“科学”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待科学哲学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却拥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都把科学哲学的开端理解为开始于近代科学。用波塞尔的话来说，在近现代科学开始时，就有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他认为，欧洲哲学史与科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牛顿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理想；莱布尼茨代表的则是欧洲大陆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等人。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在欧洲大陆占有重要的地位。牛顿•史密斯虽然没有给出如此明确的论述，但从他在《科学哲学指南》一书中收录的人物来看，也只是包括了伽里略、牛顿、培根、笛卡尔等人，没有把亚里士多德或更早时期的德谟克利特等古代哲学家包括在内。
而李醒民在“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一文中谈到科学哲学的沿革时，把科学哲学划分为前科学哲学（科学诞生之前）、经典科学哲学（近代科学诞生到19世纪物理学革命之前）、前现代科学哲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诞生到20世纪60年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五个时期，并把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看成是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从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有关科学哲学史的经典文献汇编类的文集来看，这种理解具有普遍性。
虽然这里只是很不全面地罗列了几位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但已经表明，大家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的看法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应该把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起点追溯到哲学史的开端？还是近代科学的开端？还是其他别的时期？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
关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有五种理解：（1）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英美分析哲学的产物，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就不能早于分析哲学，通常从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算起，充其量也只能追溯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等，在时间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2）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的系统的逻辑分析，那么，科学哲学就是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我们可能会把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视为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3）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运用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对成熟的科学进行整体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就不能早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在时间上是18世纪下半叶；（4）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是对科学的结果、原理和方法的哲学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提前到伽里略、牛顿等早期科学家，以及培根、笛卡尔、休谟、莱布尼兹等人对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5）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对科学的任何反思，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起点很可能被追溯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
那么，在五种理解中哪一种理解较为合理呢？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只凭先验的逻辑推理来确定，而应该是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
首先，科学哲学的研究至少是在科学产生之后才能进行的事情。就科学的产生而言，科学史家梅森在他的《自然科学史》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科学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与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两种传统在文明以前就存在了……在青铜时代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大体上好象是各自分开的，一种传统由工匠保持下去，另一种传统由祭司、书吏集团保持下去，虽则后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重要的实用技术……在往后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是分开的，不过这两种传统本身也分化了，哲学家从祭司和书吏中分化出来，不同行业的工匠也各自分开……但总的说来，一直要到中古晚期近代初期，这两种传统的各个成分才开始靠拢和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传统。从此科学的发展比较独立了。科学的传统中由于包含有实践和理论的两个部分，它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术和哲学两方面的意义”。显然，梅森的观点表明，作为一个独立传统出现的科学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技术传统和哲学传统只是形成科学传统的两大根源，而不是科学传统本身。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五种观点。
其次，从历史的视角确定科学哲学史研究起点的另一个前提是，需要有能够用来对科学进行全方位哲学反思的某些基本概念。根据梅森的观点，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两大传统是技术传统与哲学传统。在科学诞生之前的许多世纪里，其实根本谈不上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自然哲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哲学家也对科学不感兴趣。只有当科学发展到能够对人类文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时，科学才有可能对哲学产生影响；只有当哲学家有兴趣明确地对科学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时，科学哲学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对科学进行有意识的真正明确的哲学反思是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科学家的工作。尽管早期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曾对科学概念与科学基础问题有所思考，甚至发生争论（比如，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时空概念的争论，牛顿与惠更斯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等）。但这些思考与争论的目标多数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不是� 如果我们把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看是自然科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在此之前的哲学家尽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甚至也强调科学实验或科学方法，但在总体上并不能算作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这样，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四种观点。
第三，“科学哲学”这一名称本身已经在严格意义上隐含了两个预设：一是自然科学已经同人类的生活与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领域，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是哲学家能够根据逻辑、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甚至社会与文化等不同观点，对科学进行全面反思，而且，他们反思科学的这些视角通常是根据自己持有的哲学观来确定的。这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因为科学早在分析哲学正式诞生之前就已经成熟，而且也已经有哲学家对科学作出过多视角的哲学反思。虽然维也纳学派的诞生与分析哲学相关，也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在惠威尔与康德之间作出选择。#p#分页标题#e#
我们知道，惠威尔于19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用“科学家”来替代原来的“自然哲学家”的称呼，还出版了《归纳科学史》和《归纳科学的哲学》等有影响的著作，开创了科学史研究的新形式和深化了科学方法的讨论。但是，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康德是近代以来以讲授哲学为职业的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是业余哲学家，也就是说，都没有把哲学作为自身研究的职业来对待。康德在转入专门研究哲学之前，精通当时的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比如，他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说”来否定神创论，并用引力与斥力概念描述宇宙的变化发展。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靠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奠定的。康德认为，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为什么是可靠的和普遍的，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为此，康德把他的哲学任务之一定位于回答普遍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为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提供论证的一套概念体系。在康德的哲学中，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且，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为科学知识提供辩护，并通过这种辩护使科学知识拥有合法性。
［关键词］中国现代哲学观；哲学学科
所谓哲学观，即关于哲学的性质(特征)、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可窥中国学术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发展之一端。
一、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的学术文化背景
中国哲学观的现代转化是伴随中国学术现代化启蒙、哲学学科在中国诞生而发生的。因此，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应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讨论。首先，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现代”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它指中国学术中已经包含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学术文化精神，主要指“科学理性”和“民主理念”的价值内蕴(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又体现为学术独立、学科学类、科学方法等学术主张与实践。其次，中国学术现代化又是在西学东渐的学术文化思潮中展开的，除了有“古今”之争，还有“东西”之争。因此，中国学术现代化既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造，也包含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吸收借鉴。依上述意义，中国学术的现代时期事实上开始于清末民初。清民之际，严复《论治学治治事宜分二途》(1898)倡“专门之学”，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倡“学术为目的”，陈独秀《学术独立》(1918)倡“学术独立之神圣”，现代学术意识渐成气候。而一批现代学术著作也已产生，如梁启超《新史学》(190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严复《政治讲义》(1906)，蔡元培《哲学与科学》(1915)，等等。这些论著的治学内涵，包括价值取向、思想观点、著述形式等，都非传统学术范围所能包容。据此判断，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当在清末民初，它大致可追溯到严复对西学的翻译。［1］无庸置疑，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清末民初，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介绍西洋哲学；“哲学”一词已开始在中国出现与通行；朝廷废科举，兴学堂，大学议立哲学门。这些都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特别是严复，他不仅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而且自身对逻辑学有十分深入的认识，能对理学(在严复观念中渐渐偏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逻辑学等学科进行合理区分。他翻译和界说了大量哲学术语，推动了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在中国的诞生做了较多准备。可以说，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哲学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荫生的一大学术渊薮。当然，学术现代化也意味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文化背景，也内含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据。这个根据显著地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中国学人对于哲学概念的认知。一般认为，哲学的概念最初是“爱智慧”，用“Philosophy”表示，起源于古希腊［2］。第一位提出“爱智之学”的是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随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宣称智慧属于神，人只能称为爱智者。［3］人得不到智慧，但热爱并追求智慧，哲学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哲学家是最完善的护卫”［4］，哲学家作统治者理想国才能实现。最初的哲学对象是整个的人与自然，是人类的一切知识，但到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那里已显示出分化和仄化的趋向。例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加以区分，只有形而上学智慧是关于“最普遍知识”、“最初本原和原因”的科学［5］，是第一哲学。而中国较早接触到希腊文哲学术语Philos-ophia，并对其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1565－1630)与耶稣会士傅泛际(1582－1653)合译的《名理探》(1630)。《名理探》将Philosophia一词直译为“斐禄琐费亚”，意译为“爱知学”［6］。以“爱知学”译Philosophia，很是贴合哲学的古典含义。这说明译者对希腊哲学概念的理解已达相当程度。只不过《名理探》对Philosophia的翻译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到了现代时期，“爱智学”被中国现代学术开山严复所采纳，并过渡到“哲学”术语的使用。严复一开始认为“哲学”一词使用不妥，他更愿用“爱智学”，也称之为“理学”。这说明，严复哲学观的重要一脉是承续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中，艾儒略、毕方济、徐光启、傅泛际、李之藻等人对于哲学的理解。其以“理学”为哲学“西文本名”，就主要本于艾儒略的用法。艾儒略《西学凡》(1623):“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7］在这里，艾儒略就将“Philosophia”直译为“斐禄所费亚”，意译为“理学”。事实上，近代以前“爱知学”通常被用来指称“理学”，西方哲学也往往用来比况中国“义理之学”。因此可以说，“义理之学”及其与西方哲学的交流，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历史根芽。
二、“哲学”术语的通行与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
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伴随着“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生，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开始兴起的一个标志。细究起来，“哲学”一词是经日本人之手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创，并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如前所述，中国较早对Philosophia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只不过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Philosophia(Philoso-phy)在中、日、西三方的交互影响中，借助于“哲学”一词加以翻译，其含义才在日本、中国被广泛地理解。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对于西洋哲学“Philos-ophia”(Philosophy)的称谓纷纭杂陈，莫衷一是，大致有穷理科、物理学、格智、学师、理学、性理论、天道之学、玄学、知识学、考察学、性理学等等。［8］这些术语主要经西周、津田真道对其作了梳理和总结，并最终被确定为“哲学”一语在日本通行。津田真道于1861年撰写《性理论》一文讨论哲学问题，“性理”即借自宋明理学的术语。同年，西周为《理性论》作跋，使用“希哲学”一词表达西学中与格致相对的“论理”之学(哲学)，而“希哲学”是套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语。西周于明治三年(1870)在东京讲学时，开始使用“哲学”一词表达Philosophy的意思。而在其公开的书籍中首见“哲学”一词的是《百一新论》(1974)。它十分明确地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该书说：“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谓之Philosophy，译为哲学。”［9］“哲学”在西周那里就是讲性与天道的学问，是诸学“一致之统辖”。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包括法、理、文、医四学部，文学部设“哲学科”。“哲学”在日本获得了正式的现代学科地位。“哲学”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大约开端于傅云龙(1840－1901)的《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刊于东京)、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毕，1895年初刻)。傅著有文句“哲学者，西学中之性学”，黄著列举东京大学设“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与傅、黄同期及稍后，又有黄庆澄、康有为、梁启超提到、使用了“哲学”一词。特别是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1902)、《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已较多地、熟练地使用了“哲学”、“哲学家”、“哲学思想”等词汇，对哲学内涵已有较具体的把握。这一时期王国维(1877－1927)在译著《哲学概论》(1902)中，对哲学概念作了十分周全的解说：“哲学”之语，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人人知之。其原语谓之“斐洛苏非”或“斐洛苏非亚”，即于英语：Phoilosophy，德法语：Phoilosophie，腊丁语：Phoilosophia……此等诸语皆出希腊语之斐洛苏非亚Phoilosophia。……可称为“爱智”。……然而考其译语“哲学”之“哲”字……所谓“知之曰明哲”，皆与原语之“苏非亚”有所似者。……宋儒所谓“理学”，与其真义相近。然理学之语，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故不关其意义之远，而袭用哲学之名称，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10］王国维对哲学概念的梳理，可以看作中国哲学概念在20世初的一个总结。同一时期，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开始较多地介绍西洋哲学。但严复直到译《穆勒名学》(1901－1902)，仍倾向以理学比况西方哲学，也更愿译之为神学、智学、爱智学，而认为“哲学之名似尚未安”［11］。严复不取“哲学”一词，也恰恰说明其对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切。因为以“爱智学”译“Philosophia”，实际较“哲学”更为贴切。前者能将“philo”(爱)的意思译出；后者虽近典据“知人则哲”一语，但少了“爱”之义。不过流风所及，严复后来还是接受了“哲学”一词的使用，如他在《老子点评》(1905)中就大量使用了“西国哲学”、“哲学”、“西哲”、“哲家”、“老子哲学”、“近世哲学”等词汇。因此，严复所为无疑也助推了“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20世纪初，以哲学命名的论著开始大量出现。有译自日本的《哲学要领》(罗伯雅，1902)、《哲学原理》(王学来，1903)、《哲学泛论》(范迪吉，1903)、《哲学微言》(游学社，1903)、《哲学要领》(蔡元培，1903)。中国人自编《哲学概论》(侯生)，自著《哲学源流考识》(冯葆瑛，1906)。综上所述，清民之际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一词，逐渐取代中国本土产生的“理学”、“爱智学”、“斐禄所费亚”等传统词汇，这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观已经发轫。只不过其进一步扎根生长还有赖于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立。
三、学科设置：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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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置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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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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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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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
〔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
从哲学教育活动的宏观层面来讲，教师与学生是主客体的关系，教师作为主体承担着制定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任务，学生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制度的安排。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制度实施中，课堂教学对教育效果的优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是双主体的关系，教师的主体性表现在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性表现在通过积极参与课堂实现自我教育和主动教育。哲学教育的课堂教学应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来说，教师要大量运用启发式、问题式、案例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注重从经典的问题、案例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出发，组织、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与讨论，以调动课堂气氛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师生智慧的碰撞与情感的互动，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师要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烂熟于心，有系统、有组织地围绕学生，把握好教学环节，这是师生互动的前提。在互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问题的提出者，而教师则是解决问题的引导者。其次，引导的过程要注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舞学生和鞭策学生。实践证明，建立在平等信任、尊重理解基础之上的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不仅能创设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进步的教育情境，还能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良性互动中达到精神的愉悦和生命意义的分享。要注重于创造，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继而引导学生展开哲学探究和反思。再次，问题的设计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是师生互动成功的关键。教师对问题的设计与提出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又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如在讲到道德哲学中有关善恶的问题时，要结合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明星“诈捐门”、陈光标的“裸捐”以及“郭美美事件”等鲜活的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善的本质与善的原则；在讲到人生哲学中有关人［摘要］文章论述了高职院校哲学课程“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在“以人为本“”回归生活”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导向的指引下，生价值问题时，就女大学生“宁做二奶，不嫁80后”“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单车后面笑”等言论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人生选择等。最后，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好坏对教师的职业修养要求很高。教师个人的学术水平、思维方式、沟通技巧和人格魅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着师生互动的效果和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哲学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德行、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比较透彻的人生感悟等，教师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提高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任务驱动与社会体验相结合，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教学桥梁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提倡“教育即生活”，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过“生活即教育”。“回归生活”即“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这是哲学教育目标的本质所在。实践教学既是巩固与深化哲学理论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哲学教育回归生活的桥梁。教师可以通过任务驱动和参观体验相结合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参观考察、现场体验中培养主体意识，锻炼思辨能力，领悟知行合一，确立价值取向，继而提升哲学素质。任务驱动的实践教学通过专题研讨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将以知识�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哲学是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研讨和调查题目的设计应符合哲学引导学生透过生活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表面，思考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并进行深入的追问的特点。如通过对“人造美女与美的本质”“山寨文化与创新“”善心与善行”“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2012’与天人关系”等专题任务的研讨，训练学生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培养学生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实现哲学教育之目的。另一方面，哲学教育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性的交流和对话。课题展示过程中，当学生展示完自己的作业任务后，其他学生与教师的盘问、诘问、反馈与评价显得非常重要，智慧的火花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才能产生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探究乐趣的体会，要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加深。社会体验是实践教学的传统方式，也是象牙塔中莘莘学子贴近生活、回归生活的重要途径，注重把课堂向社会延伸，以社会为大课堂，实行开放、体验式教学。可以结合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活动，如学生社团活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等，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感受生活、思考社会、体悟人生、锻炼能力、提升境界。为使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且形成长效机制，可以在校内外开辟实践教学场所或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如“哲学基础”课在校外逐步建立了11个实践教学基地，每学期教师都会带部分学生去基地参观考察，近两年学生先后到顺德展览馆、顺德戒毒所、孙中山故居、广东省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考察心得都感触良多。此外，我们还将学生的心得体会编辑成册以便“存史、育人”，同时将其中优秀的作品推荐到学校校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使全校师生都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一 寻根：科学之根与哲学之根
我们现在讨论的科学哲学，常常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追溯科学哲学历史，也就是回眸20世纪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史。对于科学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是科学哲学总是与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及其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衰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孔德是早期代表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刺激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马赫的经验主义、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和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精彩纷呈。20世纪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和确立，应主要归功于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尔等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杰出工作。20世纪前半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力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物理主义支配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与当时物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相适应，并确立了从观察向理论单向过度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传统密不可分，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规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但也同时失却了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根基。20世纪60年代，继图尔敏、汉森之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拉卡托斯批判和改进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一种肯定科学理论具有内在整体性结构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纲领方法论”，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主张。而费耶阿本德则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宣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既属于历史主义学派，又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
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就是后现代转向，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因、利奥塔等哲学家，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具有“家族相似”。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怎么都行”，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的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特征，蕴涵着平权、民主、多元对话的某种启示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常常给人迷茫和无根的感觉，具有某种瓦解和颠覆的危险。
对于20世纪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哲学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知识体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科学方法表达，而是一个不断开拓与求索、批判与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它的学科性质是哲学，这是没有疑义的。从科学哲学这一学科名称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在“科学”和“哲学”这两大方向上，深深扎下根去，汲取科学哲学发展、壮大的营养。科学是科学哲学的反思对象，如果我们抱着哲学王的架子，不肯伏下身去认真钻研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哲学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就没有了生机，就必然要走向衰落。当今我们要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些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物理学上的复杂性问题，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以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问题等等。但要注意的是，某些后现代科学常常是对于现代科学的瓦解和解构，更有甚者鼓吹的是神学和迷信，这种“科学”不能成为科学哲学的正面材料，只具有反面研究价值。哲学是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哲学如果丢掉了它的“哲学性”那也就不是科学哲学了，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所谓“哲学性”，简单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性、思辨性、“形而上”。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实证主义虽说是拒斥形而上学，但是采用的却是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哲学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才得以迅速确立，� 当今科学哲学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采取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科学“哲学”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根基。“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与争论。”[1]
二 超越：视域拓展与方法创新
传统科学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但是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实主义，也伤及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跳出传统科学哲学理论的固有束缚，将研究视域转向科学“范式”转换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分析，开拓出科学哲学研究的新领地。萨顿建基在科学史研究基础上的科学人文化研究（新人文主义）致力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架设贯通桥梁，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文化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都可以看作这种科学文化研究的后续表征。在科学哲学的这种视域转换和研究拓展中，科学哲学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要谋求发展，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拓展疆土。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要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观念，探讨不可重复现象和行为研究的可能性，探讨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价值表现，探讨知识的自反性等问题。[2]简言之，要重视“第二类科学”的研究。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虽然说都为科学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地，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强壮发展之势。按照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道出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危机。对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正像科学有伟大的未来一样，科学哲学也应当有伟大的未来。从某些僵化科学哲学发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学哲学整体的未来发展是缺少充分根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则更为宽泛），还原论和整体论都有他们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存在价值，但也都有其各自的缺陷。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及其形式语言需要在整体论中得到补充与解释，而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需借鉴还原论予以澄清。[3]科学哲学研究必须创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在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必要的补充和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引进、评介西方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工作要想重新焕发生机，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下功夫。但是创新不是无根据、无原则的“怎么都行”，而是要立足 “科学”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创新。第一，要追踪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建立科学技术专家与科学哲学工作者的联盟；第二，要反思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相互关系，挖掘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新自然哲学的启示意义；第三，科学哲学研究要引入历史、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涵盖科学哲学文化研究；第四，要贴近我国现代化实践和社会生活，探索在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科学存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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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科学管理管理哲学化
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应运而生的。总体来说，人类的管理经过本能、经验、科学三个阶段，而当下，正在由科学管理向哲学化进步。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从泰勒到德鲁克，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原先的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事变化无常，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进入整体思维时期，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相反，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为本。立心，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如：稳定与发展，合作与竞争，知与行，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在企业是培养团队，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
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工业文明使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巫魅到祛魅的演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方法论乃至实践过程都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导致科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文明视域下，应对科技理性、价值观、方法论和实践过程进行全面反思，推动科技形态的生态化转型，发展并促成一种“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还魅于自然。
关键词：
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亲自然；哲学反思
大约在500年前开始的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技术形态。在近代科技杠杆的撬动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开启了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借助现代科技和先进工具，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和提升，开始大肆开发、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夺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缩了。今天，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近代科技与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工业文明都难辞其咎。然而，“没有科技的转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转向”［1］。基于此，要克服环境问题，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促进科技形态的转变，即以生态化科技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在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是引导并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生态化科技，需要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则首先要探讨科技发展与自然演变的关系。
1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
讨论科技发展与自然关系，有必要首先厘清“技术”、“科学”与“科学技术”3个概念的演变与内在关� 用一个简化的模式呈现3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态的演变：技术(与人类生存具有源始性关系)科学(始于希腊人开创的“理性科学”)科学－技术(工业文明时期受近代科学兴起影响，引起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形态转变)。科技形态的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改变，最终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
1.1前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从古至今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前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以技术作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借助技术，人类改变了身体受制于自然的状态，生产方式由采集渔猎过渡到农耕畜牧，发展出能够掌握较为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熟练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的农业文明，并伴随着人口增长、对自然需求的增大。由于技术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前工业文明时期它的运用虽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但整体上看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对自然尚不能形成伤筋动骨的破坏。而科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与技术融合的程度还比较低，二者的界限也较为明显。即便在前工业文明几千年时间里，科学的形态也不断变化———从纯逻辑思辨的理性科学演化出了基于经验论的实验科学和基于唯理论的数理科学，科学却鲜有直接参与干预自然。理性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执着关注反而并不重视机械技术的发展，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在工业化生产到来之前多处在实验室或纸面阶段。尽管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和科学都没有对自然造成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却并不代表前工业文明的技术和科学是符合生态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学，它的兴起为科技结合和工业文明到来做了思想和物质上的铺垫。
1.2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热学理论得到了技术化应用，也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开始，成为“科学－技术”(下文简称为“科技”)，通过对自然界物质的分解、重构和再造，将科学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从而焕发出了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变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机在生产领域迅速而广泛地使用，使机械力开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其后，近代科学武装下的科技在距今不过30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一步步摆脱了对自然和牲畜提供生产动力的依赖，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为动力的机器、火车、轮船将人类带入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流水线的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就连农业生产也同样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但是，工业文明发达的生产力背后是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而对生产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态平衡被轻易忽视———大规模地攫取作为生产原料的自然资源投入工业生产，之后又将生产废料“还”给自然。近代科技帮助人类更新了文明形态，也的确丰富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内容，提升了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效率，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远远超出了自然的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见得，工业文明是以牺牲生态换取的。
2工业文明：科技发展导致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
从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难看出，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迁的同时，也大大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和生活习惯， 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这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值作为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现代科技的逻辑，被纳入了现在科技的“座架”之中，为获取更多资源满足人类的利益，从而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时也对发扬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2］。
2.1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学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也将人从自然的整体中抽� 而科技发展到工业文明时期，解释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于是相互作用下衍化产生了“亲人类”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把摆脱自然束缚、征服自然视作对人类的造福，在这种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对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满足人类自身利益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旗帜下，近代科技理性对待自然的态度已从顺应变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奥秘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自然。
2.2科学主义的科技方法论实证科学和数理科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重要组成，机器化则是近代技术的鲜明特征。实证科学倡导经验的方法，认为了解自然需要通过观察实验，将所研究的自然物置于实验室的极端条件下进行反复刺激，以“严刑拷打”的方式逼问自然，当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预下的反应以规律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奥秘就被解开了，科学也就有了预测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数理科学的方法则是对世界进行数学化解析，通过建立了贯通几何和代数的直角坐标系，将物质和空间置于其坐标系内实现了世界的普遍数学化。同时，近代科技还推崇机械自然观，认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机器并无本质差别，世界可以像机器设备一样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论即是用挤压和拆解的方法来解释和改造世界，还将其认定的研究方法扩张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科技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案，凡是不能被实证的或不能用数学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学的，都会遭到科学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独尊地位停滞了其对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动系统的车，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远。
2.3单一维度的科技价值观近代科技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可拆解的对象，以不断精确的尺度对其进行解构、细分和还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构也都是一次对自然去质化的过程，当自然被表述成符号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总，它的整体性、内在性等其他价值维度却被遮蔽，自然的价值被缩减为只剩下物质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秘感，“宇宙被视为一台由死物质(至少是无声无息的物质)上演的戏剧”［4］。它打消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夺自然变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价值观也充满了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变自然环境展示自身的强大。在效率逻辑的推波助澜下，科技的适用性和自然的生态平衡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导致科技对自然的侵略和破坏也是高效率的。
2.4与自然对立的科技实践近代科技在与自然互动中将自然看作可任意摆置的持存物。“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为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能源库，是被置于股掌之间的摆弄对象———“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又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5］933科技的滥用也导致了人的异化。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6］人被卷入科技发展进程，独立性被渐渐消解，成了科技发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胀的欲望和异化的事实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3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拯救的科技发展之路
工业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及内在联系，并在工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导致一个反讽的结果：以对抗自然的方式满足人类利益，最终导致人类利益难以为继和人类文明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的要义与价值精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视域下为实现生态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骤地摒弃过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发展道路，战略性地引导科技发展从观念到实践进行生态化转向，寻求可持续的生态化科技发展。
3.1树立亲自然的科技理性环境危机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并不能脱离自然独立存在。自然是内在性的领域，它按照固有的规律运行。科技并非万能，它虽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却也无法改造这些规律，能够改造的实际上只是自然与人的相处方式。工业文明时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经显露出了其不可持续的局限性，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型首当其冲的是要扭转这种局限。生态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生态整体性的前提下建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亲自然理性。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导“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动态平衡是依靠物种的多样性来维系，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对近代科技对“人类中心”及科学确定性的偏执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适应性，主动放弃挑衅性的思维而以适应性取而代之，主张适应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
3.2建构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应该承认，借助量化、分解、实验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类摆脱了巫魅的状态，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虽然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恶果印证了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生态自然的不相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因噎废食，彻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业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础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种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科技方法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精神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8］科技解释自然的能力越强，未知的领域也越宽，莫测的自然能给人类和科技的发展无限的启迪。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尊重并且认可自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是以自然为敌，而是以自然为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繁荣是由单向度的生产———消费模式缔造的，它最终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尽，地球也将变成大垃圾厂。而生态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态”为方法，摒弃对生产数量的刻意追求和资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环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个系统，它不能只由单一的物种构成。生态文明的科技方法论并不自恃为唯一真理，对其他科学形态和非科学的智慧表达都能以宽容的态度吸收或欣赏，人文和自然科学在生态化科技这里不仅并不对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机融合。类比生态系统需要借助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其平衡，生态科技也将在多样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对世界愈发全面的认识。
3.3引导科技价值观还魅自然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强调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却不幸造成了环境的迅速恶化，欠下了大笔的“生态债”，可以说片面效率逻辑的价值观是一种短视，赢得当下，输掉未来。科技、自然和人三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不否认效率，但也不忽视整体，是兼顾“数量上多”和“质量上好”的价值观，通过强调整体性的和谐稳定为科技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赢得前提。生态化的科技价值观对自然是博爱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对自然价值的抹杀。通过培养人和科技与自然万物付诸情感的平等交流还魅与自然，是一种亲人类、也亲自然的科技观。“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9］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它本就不应是人类征服剥削的对象，而是生命万物无私的孕育者和养育者，是人类情感的依托。“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会引导科技发展也还魅自然，回归生活世界和生活技术。
3.4引导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实践亲自然的科技实践秉承生态化的思想，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自觉践行亲自然的科技观，进而引导科技模式朝着亲自然、生态化的方向转型。科技生态化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着眼未来、着手当下过程。科技生态转型需要循序渐进，但这并不能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反倒提醒人们在科技转型的过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为的亲自然标准，将其贯彻到生产循环的始终，实现全过程的亲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谓”生态技术埋下的未来生态隐患，例如，虽然开发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小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带来的严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确实不失为当下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手段，但当因耗损被更换的设备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贮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超工业化的生产。亲自然的生态实践也要求科技要主动作为，应主动、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层次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转变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生态化利用”，最大化地实现全过程无污染的“真正生态化”。为让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够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环秩序中，生态化的科技实践还可更进一步地致力于对自然进行主动优化，要在“未来不欠自然生态债”目的的基础上尽可能偿还过去对自然的亏欠，如借助生物技术的治理，恢复因人类活动遭到破坏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对可能影响整体平衡的局部环境主动介入优化，以达到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进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形成当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已经被严重生态危机困扰，并且已经意识到生态危机的科技根源和生态文明本质上的优越性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它而坐等生态破坏终将带来的毁灭，而更应该促进这种拥有“善性”的、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良性调和，对人的自由发展和诗意栖居起促进作用的生态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和普及。但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毕竟工业文明的科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为人类社会作出过卓越贡献，而生态文明的科技还处在探索的阶段，许多并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会性，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建构。从现状上看，工业化的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还未散去，表现为普遍推崇技治主义的管理思维：工程师领导、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数据化考核等，而社会领域这种缺乏多样性的工业科技思维正是生态科技所反对的也是生态科技出场的阻碍。促进生态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使其成为人们的信仰和自觉的行动，并在与生态科技的互动中加深对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还要治理好社会环境。生态科技认为追求“整体”、“适度”、“博爱”是维持生态可持续的方法，这恰也是政治、经济等社会诸领域永葆发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动社会的和科技的生态化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最后，生态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隐匿性，犹如自然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时，其和谐之美却常被人忽视，只有当平衡被打破、环境问题出现以后，和谐的可贵才被人察觉。从这个角度说，生态化科技也如同一个“理念”，需要人类不断体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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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论文联盟，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