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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自由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工具所实现的一种民利，是政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新闻自由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新闻 自由 理论
一、什么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或称出版自由，英文名为Freedom of the press，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具体地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出版领域内实施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收受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电视的传播自由，发表评论的自由以及开展批评的自由。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创办新闻媒介机构的自由，了解和报道新闻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政府和公务员的自由。在国际社会，长时期以出版自由代替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的内涵，可包括在出版自由之中。现在，我国学者多用“新闻出版自由”这一概念。
二、新闻自由的理论来源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主流的新闻学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国际社会新闻自由的概念，其理论来源有二：一个是17世纪英国革命前后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另一个是18世纪美国独立前后的一些政治家。
（一）约翰·弥尔顿的新闻自由理论。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806-1873）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 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作者在书中痛斥检查制度的罪恶，呼呼出版自由，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奠定了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在新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8 世纪后，他的思想在�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的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让真理去同谎言搏斗吧，谁见过真理在一场自由而公开的较量中竟然被击败了呢？目前使用的查禁制，实际上查禁了真理。这是出版自由思想的最早提出和首次论证。弥尔顿提出了新闻自由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具有“自我修正”的属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如果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话，那么真实地、正确的思想就会保存下来，而虚假和错误的思想会最终被克服。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不应该协助其中任何一方。虽然错误的思想会一时获胜，但真的思想会通过吸收新的力量来维护自由，会通过自我修正的过程最终战胜其它思想而保存下�
“观点的自由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的自我修正”理论后�
（二）托马斯·杰斐逊的新闻自由理论。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09），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1743年4月13日出生于弗吉尼亚的沙德韦尔里。1767年取得律师资格。1767年进入殖民地议会。1776参加《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为宣言的主要起草人。1776年重返弗吉尼亚议会，制定自由法案。1779—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长。1784年出任驻法公使。1789年任国务卿。1800年当选总统。杰斐逊为言论和新闻自由作出了最有力的理论贡献和实践。
杰斐逊坚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不断地复制出来，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
杰斐逊不 1802 年，杰斐逊在给托马斯·库柏的信中写道，新闻是一个国家唯一的警钟。 这实际上是“第四权力”的思想，即认为新闻自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利之外的第四权力，这进一步高扬了新闻自由的思想。
杰斐逊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理性竞赛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予以限制。此外，从杰斐逊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他的“第四权力”思想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第四权力”是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且它对这一分权理论具有结构上的互补性。杰斐逊认为，尽管三权分立的设计有其制度上的优越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向专制的方向滑落。但就其本质而言，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均是统治机构，而统治者向来都有逐渐脱离人民的倾向。因此，为了避免统治机构蜕化变质，就有必要利用新闻自由以代表人们的意志直接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政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总的来说，杰斐逊关于新闻自由的“第四权力”思想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他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对传统的新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在原有基础上一跃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大大充实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思想，并使其具备了政治上的实践价值。
（三）约翰·洛克的新闻自由理论。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革命后期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启蒙运动先驱、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人。洛克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具体观点有：（1）人的自然权利有四项内容：即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2）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即任意使用各种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3）从道理上讲，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抛弃自己的观点，盲从于不可理解的权威，无论人们的理解怎么错误，理性是其唯一的向导。
弥尔顿和洛克的自由思想影响了美国人，使其将言论自由写进宪法。西方人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西方新闻自由主义史上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陈波。当前新闻自由的异化困境。青年记者，2007，（12）.
[2]张昆。杰斐逊与罗伯斯庇尔新闻自由思想之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5.
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
打开我们的报纸，稿件似乎只需要分为两大类：表扬稿和批评稿。凡表扬某人或某事物，绝对没有半点批评；凡批评某人或某事件，绝没有一句肯定和谅解。这种绝对化的报道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单位三个月前受到批评时，通篇是批评和抨击；作了些改进，三个月后受到表扬，一点儿问题也不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成绩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是同时存在的；而我们的报道则告诉人们，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坏的，总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平常也讲究既报喜又报忧，但只是这个单位报喜，那个单位报忧。很少看到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既报喜又报忧。这使报道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距离，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说不清为什么不可信）。我们的不少读者批评报纸不真实、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报纸发了多少纯属于虚乌有的假新闻（那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得到揭露和纠正，因此也会得到读者的谅解），而是那些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与事物原貌有距离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心中积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着消极作用。
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发展于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在革命年代，对敌斗争，壁垒分明，报纸只是在划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对敌人要批，对自己人要赞这两条，就得了办报之要领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灭了敌对阶级的社会，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敌斗争，而是经济建设，我们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部分、各种人物，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其复杂性远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单纯的批评或单纯的表扬来表现一个人、一项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显得太简单化，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而且，现代受众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受众无法与之相比的。简单歌颂、简单批评的报道，已经落后于他们对事物的多维的思考，不能概括他们对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面的认识。
新闻报道要立体化
克服这种毛病，其办法就是使新闻报道立体化，向读者展示事物的全貌，包括其各个不同的侧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有深度地报道某一个事物时，必须打破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当你要表扬某事物时，应写以表扬为主，却不回避缺点和不足的报道。后者哪怕只有寥寥几句，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当你批评某干部、某群众、某单位时，可写以批评为主，却又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成绩和长处的报道。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事物。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年代，报道中的许多事物处于较快的变化之中，即使那些被视为经验的东西也只是相对的，有些还要为新做法、新经验所代替，如果极言其利，讳言其弊，就会造成被动，不利于当事者的进步，也不能使受众信服。
报道事物要立体化，报道人物也要尽可能立体化。过去有很多长篇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总是搜罗一面材料，把先进人物写成闪闪发光的高大形象，使之离其本单位人们对他的认识和印象甚远，其结果给先进人物留下一大堆麻烦，甚至使他孤立。久而久之，一些先进人物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我们的报纸当然应当宣扬先进人物，大量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也不应该回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失误（特别是那些明显的不足与失误，在一些群众中曾引起相当的反应时）。比如，新华社有关步鑫生的连续报道就做到了这一点，报道中以恰当的方式透露了他的一些缺点、不足，报道说：“当然，赵嘉祥、沈尧诚（两位发现和扶持步鑫生的干部）从来没有把步鑫生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对他的缺点、弱点也有足够的了解：他办事果断，有时不免急躁，简单；他充满自信，有时又失之主观、固执；他敢负责，有时不大乐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写，无损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且使他避免了因受不适当的吹捧而招致人际关系恶化的困境，使广大读者、特别是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报道中的步鑫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使步鑫生清醒地看到自己进步的道路上还有要克服的缺点。
在本文付印时，新华社报道了步鑫生被免职的消息，可惜这次它未做到立体化、多侧面，只说“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就是说，步的失败完全是他思想、作风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一时间各种新闻媒介都来讲步鑫生的不是，这种局面引起公众的不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闻界咋这样搞？”。而《人民日报》的《一人浮沉，千夫评说》，全面评述了步鑫生失败主客观原因，以及社会各界对步鑫生的看法，既有批评，又有鼓励、希望。述评发表后，各方面读者都给予好评，一些改革者打电话，感谢人民日报说了公道话，说这也是给改革者撑腰壮胆。
由于立体化的报道可以多侧面的反映事物，因此它最适宜于用来加强对中间层次的报道。过去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只着重报道事物的两极（其实那也是不合适的，两极事物也不是绝对的），而立体新闻适合各个层次，特别是中间层次。中间层次在社会生活中是最多的，中间层次也最需要引导、指导。通过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报纸在同一报道对象身上，可以表明肯定哪些方面，不赞成哪些方面，期望和主张什么。在新闻改革中，我们很重视扩大报道面。立体新闻由于上述特点，可
克服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
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方式，应用到批评报道中来，是新闻写作模式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报纸的批评报道，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通篇都是不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和评论。不管是谁，一旦选为批评对象，都是从头批到尾，事物发展过程中有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或能使被批评者得到某种谅解的材料一律避开，被批评者过去的功德更是只字不提，传统的批评报道是以战斗性著称的。
这种战斗性的批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等敌人是可以的、应该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其使用范围就应该大大受到限制。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其矛盾双方都在人民之间，或者是群众与群众，或者是干部与干部，或者是干部与群众，或者是单位与单位。他们的错误，报纸也应该严肃地进行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我们总不能要求医生对病人要有战斗性吧？在调整社会主义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时，报纸舆论应该做到公正、客观，无需把有一方说得十全十美，把另一方说得一无是处。当一方有八、九分错时，我们进行批评；另有一、二分正确的，我们也不妨点出来，并对那犯八、九分错的主客观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公正的、客观的。而只有公正的、客观的批评，才是令人口服、心服的。
然而建国以后的长时期里，由于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的批评报道模式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而得到强化。每次运动或者开展一项中心工作，或以大批判开路或找几个坏典型在报上批一通。这些坏典型，必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历史证明，几十年来，吃这种批评报道的苦头的，坏人并不多，好人倒是不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走上了正道，批评报道比较事实事求是。但是由于基本模式未变，仍然存在着伤害过大的问题。报纸批评本来就存在公开、传播面广，而且留存于世等特点，再加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方式，自然会对被批评者形成过大伤害。套用一句现成话，“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报纸不解决对被批评者的伤害过大问题，它自己也就没有进行批评的自由。这几年批评报道是很难搞，见报前的批准难，见报后告状多，有时是打不尽的官司扯不尽的皮。除了党风、社会风气不正造成的障碍以外，传统的批评报道方式没有得到改革，造成过大伤害，从而使报纸批评阻力增大，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性质，分出批评报道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批评形式。
一、对犯罪分子或犯罪现象的批评，毫无疑问应该有战斗性，不留情面，对其消极面，不能有一句谅解之辞，但分析仍应尽可能客观、全面。
二、对于有错误缺点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应该是治病救人，全面看待。特别是对那些工作有成绩、于社会有贡献者，更应该是下笔有分寸，尽可能实行“适当言好”的办法，即尽可能提到他的有关的成绩的一面，不回避对其有利的材料。
只要我们有意识避免伤害过大，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就拿当年那篇批评商业部长吃客饭的报道来说，除了可以作一些有利于这位部长的背景介绍以外，还可以巧妙地如实透露他犯错误的客观环境，比如这样写：据了解，吃客饭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但人 在批评一个厂长压制工人民主权利时，还不妨借分析错误的原因，提到他以前在领导工会工作时很重视工人的民主权利（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把这种做法归结为为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在进行过批评，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的新的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但它有助于事物进入新的有序状态。记者有这种平衡意识，对于搞好批评报道，是很有好处的。
三、对于一些尚存异议的事物的批评，则更应减其锋芒。比如一项计划外工程即将兴建，有一些明显的不当之处，但也有人能为它说出一些理由。但按照发展舆论监督的要求来看，这样有争议的事物更需要报道，因为舆论监督的功能之一，在于及时引起社会注意，使施政得到及时调整，以利及时避免损失。对于这样的事物，报纸可以客观地报道出来，并进行商榷性的评说；也可以用讨论式的评议，即把两种意见都摆出来分析。还可以只是从字里行间表现出不赞成的倾向，而不用很明显的批评的语言；当舆论普遍注意这个事物时，就可以在连续报道中加强自己的倾向性。这样进行批评，就不会陷入被动。
过去，我们的� 我认为这种办法还是少用一点为好。因为这样做，一旦发生错误，毫无回旋余地，对报纸威信损害甚大。特别是我们通常是记者写报道，编辑写评论，对事实了解、理解的程度不一样，分寸感也不一样，常有评论比报道更尖锐的现象。我认为，对于许多问题，最好是将批评报道先发出来，在得到一定的反馈以后，晚一两天才发评论，视舆情变化（包括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决定评论的调子是比报道高一些，还是缓和一些。如果报道中有出入，还可以在评论中补正。
总之一，事物是多层次的，批评报道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掌握多层次的批评报道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非常值得我们去钻研、去驾驭。
改变单一因果关系的报道模式
传统的平面化的报道模式，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无论现实生活多么复杂，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多少种，出现在报道中的事物变化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大到“某部门整顿党风，整出经济效益”，小到“某村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建成精神文明村”，都不离这种模式：因为A，所以B，即由一个因，结一个果。实际上，报道中的因只是这个部门、这个村发生变化的诸原因中的一个，并且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报道不过是选个角度来做文章罢了。这种突出和夸大促使事物变化的某一个原因而形成的单一因果关系的报道模式，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印证式新闻盛行，办报人实际上就是要下面找例子印证和图解上面一项项政策、主张，下面写稿人也就习惯于从复杂动因中挑出一点（这一点也是似是而非），来敷衍成篇，以迎合报纸的需要。
这种跟风报道，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只要我们不能正确处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乃至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类似的实用主义的，对口径的报道随时还会出现。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新闻，作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之一，与人类生活愈来愈密不可分。因此，新闻翻译不可避免地在信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已经着手对新闻翻译的研究，并对翻译的操作过程和技巧问题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英国翻译家纽马克根据布勒对语言功能的分类将文本分成了三种类型，即表达型、信息型和号召型。本文将试从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有效地翻译英语新闻，从而能够准确地传达信息并尽量保留原文的创作特点。
本论文由两章组成。第一章深入探讨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文本类型、翻译的标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章集中讨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在新闻翻译中的应用
Translationisascienceaswellasaskill,andeachkindofskillneedstheoryasaguide.Asuccessfultranslationisnotnecessaryadirectresultofpainstakingeffortsinexploringtranslationprinciples,butitshouldcorre
1.1Communication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Defined
PeterNewmark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thestudyoftranslationtheory.Hismajorcontributionisthedichotomyof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whichhavealreadybeenrecognizedashismostinfluentialachievementintranslationstudies.
Newmark’s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arebelievedtobemorepracticalthanidealizeddiscussionsontranslationmethod:“Ihaveproposedonlytwomethodsoftranslationthatareappropriatetoanytext:(a)Communicativetranslation,wherethetranslatorattemptstoproducethesameeffectontheTLreadersaswasproducedbytheoriginalontheSLreaders,and(b)Semantictranslation,wherethetranslatorattempts,withinthebaresyntacticandsemanticconstraintsoftheTL,toreproducetheprecisecontextualmeaningoftheauthor”(Newmark,2004:39).Fromthesewords,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canberoughlydistinguished.
Asthisdefinitionindicates,communicativetranslationfocusesessentiallyuponthecomprehensionandresponseofTLreceptorswhilesemantictranslationcentersaroundthese,“i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theemphasisshouldbeonconveyingthemessageoftheoriginalinaform,whichconformstothelinguistic,culturalandpragmaticconventionsofTL.Bothcontentandlanguagearereadilyacceptableandcomprehensibletothereadership.SemantictranslationconsequentlytendstostrivetoreproducetheformoftheoriginalascloselyasTLnormswillallow”(ShuttleworthandCowie,2004:22).
Newmark’s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aretheresultofyearsofexperiencesundertakingthetranslationfromEnglishtoFrenchandfromEnglishtoGerman.Thenewmethodshaveagreatbearingontranslationstudies,expandingtranslators’horizonandofferingbrandnewperspectivestoviewingthematteroftranslationstrategies.
ThereisnoclearlinesplittingaSLtextintoonehalfforcommunicationtranslationandtheotherhalfforsemantictranslation.Instead,thetwomethodsarecooperativeandcomplementaryincopingwithspecificproblemsintranslation.Itisquitedifficulttodecidetowhatextentcommunicativetranslationshouldbemoreappliedthansemantictranslation,orviceversa.
Both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arerootedincognitivetranslation,inwhichtranslatorsconvertSLgrammartoitscommonTLtranspositionsbyreducingfigurativeelementslikeidiomsandcolloquialismtoplainandliteralexpressions.
Commonsenseortheinformationfreefromculturalrestrictionscanbeeithertranslatedbycommunicativetransla,philosophy,artandscience,thetwotranslationmethodscanbasicallypromptsimilareffectsbecausethematerialsaretheknowledgequitefamiliartoSLreadersandTLreadersaswell.
Allinall,thetwotranslationmethodscannotbeemployedseparatelyinpractice,theybothcomplywiththeusuallysyntacticequivalentsforthetwolanguages.Thatistosay,atranslationcanbemoreorlesssemantic,ormoreorlesscommunicative,b,wouldtranslationbesuccessful.
1.3RelationswithTextTypology
Withthedevelopmentoflinguistics,sometranslatorshavebeguntoreachaconsensusthattranslationisatext-
Newmarksuggestedthattranslatorsshouldconsidercharacteristicoftexttypesastheychoosecommunicativetranslationorsemantictranslation.His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theoryhascloseconnection
AccordingtoBuhler’slinguisticfunctionaltheory,Newmarkdividedalltextsintothreecategories:expressivetext,informativetextandvocativetext.Typicalexpressivetextincludesformalworksofliterature(poem,novelanddrama),authoritativespeech(politicalstatementsofimportantperson,kindsofrulesandregulations,lawsandacademicworks),autobiography,proseandpersonalletters.Informativetextstresses“truth”andthefactoutsidethelanguage.Itsformcanbetextbook,technicalreport,newspaper,journalsandthesis,etc.Vocativetexttreatsreadersascenteranditspurposeistocallforreaderstothinkandfeelasthewriter’,propagandasandadvertisementsallbelongtothiscategory.
Newmarkmaintainsthat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canwellhandlethevarietyoftexts:ingeneral,thesemanticmethodcanbeusedtotranslateexpressivetextsandcommunicativemethodcanbeusedtotranslateinformativeandvocativetexts.
1.4CTandSTandCriteriaforTranslatingNews
1.4.1CriteriaforTranslatingNews
Thecriteriaoftranslatingnewsmustbemulti-layeredandtheattempttoworkoutasinglecriterionfordealingwithallaspectsofnewsisdoomedtobeinvain.
First,translationofnewsshouldbetruthful.Thiscriterionhasbeenprescribedbytheinformativefunctionofnews.Themostimportantdutyofreportersistopresentarealpictureofwhathashappenedbyusingaccurateandobjectivelanguage.Theundyingenergysourceofnewsstemsexactlyfromthelanguagetruthfulness,whichalsomeansthattranslatorsshouldoperateontruthfulSL,andmeanwhileguaranteeundistortedinformationreproductionwithtruthfulTL.Heretruthfulnessinarealsensehasgonefarbeyondfaithfulness,acommony,priorthetranslation,toprobeintothecredibilityofnewssources,accuracyofthenewsevents,andprecisenessofrelatedinformation.Anyactoftransitingfalsifiedinformation,deliberatelyornot,willleadtotranslators’completefailure.
Second,translationofnewsneed,translatorsshouldattachimportancetothenon-informationelementsembeddedintheoriginalnewstextsincludingtheauthors’stylisticfeaturesandsocialandculturalbackground.Thereservationofsuchnon-informationelements,whichcontainabundantestheticvalue,infactenablesreaderstoappreciateestheticbeautywhiledigestinginformation.
AlthoughtruthfultranslationofnewscanfacilitatesthecommunicationbetweenSLeditorsandTLreaders,itcannotyetbecoun“mirror”,sotospeak,reflectingtherealityoflife,phenomenaandcultureinasocietythatreadersmayli’taskistodiscoverthoseliteralevidencesinsourceculturethroughthe“mirror”,andthendotheirbesttomakeapleasantpresentationoftheevidencesforTLreaders.
Theabovetwocriteriaarenotalienatedtoeachotherbutfunctioningcooperativelyandcomplementarily.Wheneverthetwocriteriaconflictwitheachotherorcannotbemetatthesametimeintranslation,translatorswillhavenochoicebuttosacrificetheestheticvaluebecausetruthfulnessafterallisthespiritofnews.
1.4.2RelationswithCTandST
Thetwocriteriaaimtobalancetherelationshipbetwee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ndreservationofestheticcharacteristicsinthetranslationofnewstexts,whicharelargelyoverlappedwiththediscussionscope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ndsemantictranslation.Thefirstcriterionpursuesthehighestfidelityi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ndcommunicativetranslationcanwellmeetthiscriterionbytreatinginformationandreaderswiththeforemostconcern;thesecondcriterionpursuestheestheticvalueofnews,andsemantictranslationdoesconcentrateonmaintainingauthors’thoughtpatternsandwritingstyles.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为求自身发展，更加注重树立企业和产品形象，加强与顾客的沟通与交流，以促进企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营销手段应运而生，诸如企业新闻策划、公共关系、广告和各种促销活动等等。企业新闻策划作为促进产品销售与企业发展中的一种有效的手段，需要新闻策划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强新闻策划的能力和技巧。
[关键词]：企业新闻策划企业新闻策划
一、企业新闻策划内涵
新闻策划是发掘事件的新闻价值或使不具备新闻要素的事 企业新闻策划应属于新闻策划的范畴。它和新闻策划一样都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近客观事实的报道策划，遵循重要性、时间性、新奇性等原则，符合传播学的原理并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企业新闻策划与新闻策划存在差异。首先是目标不同。企业新闻策划是企业的一种营销手段，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企业的目标服务，即树立企业形象，促进企业发展，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但新闻策划则是指对新闻报道或新闻栏目的策划，使之发挥最好的报道效果，形成报道特色或产生轰动效应。其次是受众不同，企业新闻策划和新闻策划都是面向广大公众，但是归根结底企业新闻策划还是主要着重企业的顾客群。通过以上分析，企业新闻策划是按照新闻规律，结合企业需要，通过新闻事件向目标受众传递企业及产品信息，树立企业和产品形象，促进企业发展的手段。
企业新闻策划作为促进产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发展的一种营销手段，有其独特性。首先，针对性强。企业新闻策划主要是针对市场与消费者。其次，真实可靠。广告是企业营销的重要手段，但往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信性较差。而企业新闻策划则是策划人员或媒体记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用事实说话，甚至直接用事实感召消费者。企业新闻策划与广告比较，最大的好处是容易拉近企业与消费者的距离，可信度高，感召力强。再次，费用低廉。与广告相比较，企业新闻策划还有十分突出的优势，那就是费用较低。广告往往要用巨资投入，而且持续时间较长，一般企业往往难以承受。而新闻策划费用低，效应持续时间长，一则好的新闻、一次好的活动可能一下子让人记住一个企业、一个产品。最后，效果显著。企业新闻策划则能利用一些大的新闻事件，短时间内引起轰动效应，并能较快诱发购买欲，促进产品销售。
二、企业新闻策划发展及实践
企业新闻策划起源于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垄断资本家自私、贪婪、丑陋的德行激起了新闻工作者的愤慨，因此，新闻工作者从1902年起致力于揭露资本家的种种恶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开始邀请记者参观企业，向媒介示好，但这种方法重在新闻传播，而不是新闻策划。企业新闻策划由于现代公关之父---艾维&8226;李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处理一个煤矿事件中，他代表煤矿方面了《原则宣言》，谈到企业将以坦诚和公开的态度，代表工商界和其他机构，美国民 体现了使公众消息灵通的新闻传播的核心理念，开创了企业新闻策划的先河。
对我国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和媒体对企业先进经验、典型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尽管当时企业还没有出于营销的目的让媒体宣传，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不存在产品促销的问题。但媒体的宣传对树立企业及产品的形象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有偿新闻”比较盛行。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请媒体记者为他们做宣传，旨在树立企业和产品形象，促进产品销售，一些媒体也开始主动找企业做宣� 从九十年代开始，企业新闻上升到“策划”这一高度而受到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各种传媒发展迅速，为企业宣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企业的经营观念得以更新，企业开始把新闻宣�
三、企业新闻策划的艺术和技巧
要使企业新闻策划具有新闻性、轰动性、震撼性，必须要有个性、有独特性，要善于抓住新问题，要有新思维、新话题，特别是要抓住一些动态的事件，策划一些动感很强的新闻，策划一些让媒体和社会感到很有新意的事件。
第一，策划有价值的企业新闻。对一个企业来说，如何抓住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新闻策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策划人员要有一双慧眼，能够在企业的事件中发现新闻，及时组织报道，才有利于企业和产品形象的提升。如曾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在全世界的注视焦点均在污染问题上时，唯独澳大利亚食品商有新的敏感---海湾国家为防止核污染将会禁止从欧洲进口食品。对于这一偶然出现的时机他们不但敏锐地感觉到，而且迅速地做出反应，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澳大利亚食品天然、无污染、有益健康的针对性宣传。最终，他们的食品在海湾国家“登陆”，取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企业新闻事件很少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新闻策划人员要有制造新闻的本领，能够抓住社会上或企业内部发生的一些事件，及时引导，使之具有新闻价值。在美国联合碳化钙公司刚刚竣工的大楼里，有人发现一大群无家可归的鸽子。公关人员知道后，觉得这是使企业扬名的好机会。于是让人关好窗户，不让鸽子飞出去，在通知动物保护协会来捕捉的同时也召集新闻媒体前来报道，从而策划了有名的“鸽子事件”。通过这个事件，联合碳化钙公司不仅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
第二，借助名人效应进行企业新闻策划。借助名人与企业及产品发生的关系，进行企业新闻策划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名人是新闻单位关注的焦点，其行踪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让企业适时地与名人建立联系，可以为企业新闻宣传提供非常好的素材，对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将发挥重要作用。1991年1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千里冰诗词朗诵晚会”，众多中央领导人出席，新华社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办单位也因此而扬名。承办这场晚会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山东淝城县千里冰啤酒厂，起因是该厂获得一项地区奖，产生了在人民大会堂开新闻会，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借机扩大宣传的想法。这个想法却是不现实的，主要在于获奖的级别太低。但是经过策划后，新闻会被改为“千里冰诗词朗诵晚会”，名称与诗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相合，时间与生日12月26号相连，整个晚会主题以缅怀为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充分显示了企业新闻策划的魅力。
第三，借助新闻热点及时进行企业新闻策划。借助公众关注的热点新闻、热点节目，进行企业新闻策划，是提高企业和产品知名度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很多商家借助热点人物、热点赛事策划了很多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热点新闻不仅收视率高，而且具有良好的口碑传播效应。90年代中期山西出现了一起让人罕见的假酒案，引起几十人伤亡，一时间轰动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古井贡酒公司及时向业界发出倡议，加强打假，对举报者给予重奖，并确保古井贡酒以优质产品回报社会。这一策划同新闻热点一起成为各大媒报道对象，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第四，利用重大节日或纪念日进行企业新闻策划。对公众来说，重大节日或纪念日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企业新闻策划如果能以这些� 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67岁生日这天，光临华盛顿的法国特使代表法国人民送上了两桶窖藏67年的法国白兰地酒，此举引起了两国各大报纸的纷纷关注，法国白兰地酒在美国销量大增。
此外，企业新闻策划一定要注意遵循客观事实的原则。如果远离客观事实来策划新闻，可能会轰动一时，但一旦真相大白，企业必将产生难以估量和承受的巨大损失。
四、企业新闻策划者的素质要求
随着对各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新理论成果的应用，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学科水平和综合素质，企业新闻策划也是如此。企业新闻策划兼具企业、营销、新闻、策划等多门类学科的知识和特点，这就给我们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企业新闻策划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高尚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作为企业新闻策划人员，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讲究公德，讲究职业道德，注重职业形象和信誉。
第二，广博的知识。包括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扎实的学科知识。具体来说，新闻学知识是企业新闻策划人的基本知识，如果不懂得新闻规律，不了解媒介，不具备新闻创作的专业技能，就无法进行企业新闻策划。此外，企业新闻策划首先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应服务于和服从于企业的营销战略，所 企业新闻策划人要了解企业，懂得企业生产管理，这样才能使策划更�
第三，良好的心理素质。企业新闻策划是一个充满创造、充满挑战的行业。企业新闻策划人只有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毅力，较高的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在企业新闻策划事业上有所建树。
第四，良好的文字写作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企业新闻策划人应具备新闻写作的基本能力，这是对企业新闻策划人的基本要求。企业新闻策划在实施之前，必须制定一套详细的运作方案，也必须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对企业新闻策划而言，口语表达能力是指对企业新闻策划方案的推介能力，有好的创意、好的方案要有能力向企业决策者表达出来。
第五，较强的公关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即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企业新闻策划人员通过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与交流，获取知识与经验，产生创意和灵感。这就需要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需要真诚、友好和热情的态度，需要机智、幽默和宽容的品格，需要广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
第六，敏锐的思维能力。要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企业策划人员必须要有敏锐的思维，对企业所处的环境特别敏感，对企业内外任何微妙变化都能及时察觉，及时捕捉信息，策划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新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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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目前，各地风生云起的电视民生新闻立足本土，体现人本，就是地方电视新闻本土化趋势的表现。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具有显著的区别。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
随着新闻的发展，在全国各媒体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以平民视角出发，关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的电视新闻，这就是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新闻，它以地方受众为本位，在区域内具有强大的告知、传递、沟通、控制功能。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显著区别之一，就体现在它的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态度、民生的情怀。民生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电视民生新闻是带有本土化、人本色彩，为平民百姓所关注，并与之日常生活、生计相关信息的电视新闻报道。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民生新闻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民生新闻立足国情，顺应主流，与现行的新闻政策实行成功对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构建城市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准确把握民间的文化精神状态，回归民间，锐意创新，使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1民生新闻的选材要贴近百姓生活。
民生新闻的内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盗、被骗，走失、纠纷、投诉、求助等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广泛的实现媒体下情上传的功能，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公共道德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做具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不能走进误区，比如在选题把握上，不能走极端，即把视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闻停留于琐碎和表面，民生新闻也应考虑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时效性，在从本地需求出发，做本地的内容的同时，学会找到时政、经济等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与百姓生活的切入点，把时政和经济新闻转变成民生新闻，形成有主流新闻意识的本土民生新闻。内容为王似乎永不过时，电视新闻也不例外。从地方电视新闻的采访内容看，节目都充分表现出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习俗、文化习惯，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同时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点。地方电视新� 这也最真实地回归了新闻的本质。
2电视民生新闻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
湖北卫视的《现在直播》曾有个固定栏目，请武汉的一位曲艺名人以杂谈的形式用方言来说新闻，当时一经推出，反响很强烈。民生新闻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说新闻方式，观众会很感兴趣。电视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发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发挥地方电视的区域传播优势。电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地区的电视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区文化特色是每个地区存在的必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客观现象。换句话说，不同地级市的电视新闻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级市电视台的新闻应着力去表现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力求与当地群众产生水乳交融的关系。而越是有地区文化特色的电视新闻，就越为这个地区的观众喜闻乐见，以至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电视本土化的实质，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基本观� 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地域鲜明的民俗民情，也培养了当地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电视是视觉文化，对如此丰富的传统的视觉文化，更加应当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不仅是节目内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审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这张牌来推动民生新闻发展时，应注意做传承与发扬地方文化的民生新闻。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 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认为，舆论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皮肤”：个人通过舆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舆论又像“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社会意见过分分裂而导致社会解体，所以，它具有整合和调节社会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都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监督方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制监督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监督方式和意见渠道。一般来说，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属于社会硬性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制止和彻底纠正，但是，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又各有分工，各自侧重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开展监督。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各个部门按照某种协议，相互协作，共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分工也意味着局限性，对社会监督来说，分工越细越容易在各种监督权限的结合部出现监督盲区。从我国情况来看，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分别适用和侧重一定的范围，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施监督，比如，党内监督的对象只能是党员，对非党员就不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软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硬性监督的不足，因为它扎根于广大受众的信息互动之中，舆论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对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预先式、全程式监督，把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可能存在的监督盲区暴露在阳光下，发挥社会硬性监督难以发挥的监督作用。所以，决不能因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就漠视和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硬性监督和软监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作用具有明显区别：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被媒体首先披露，然后才引起相关责任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流程：媒体披露—社会舆论—政府部门注意和重视—解决问题。问题之所以首先被媒体发现和披露，并不代表政府的失职和不作为，而是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使然。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联系千家万户，千万受众又联系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大众传播的互动机制，又使广大受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馈到媒体，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发现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硬性监督的作用机制不同。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全程监督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越早，监督越充分，问题和矛盾越容易化解，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小；社会硬性监督主要采用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进行事后矫正和纠偏，达到惩一戒百的目的，它更强调维护法律法纪的尊严。最近几年，出现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如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冠生园使用陈年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等，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质疑这两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根本原因不是记者和媒体是否拥有隐性采访权问题，更不是这些事件该不该曝光的问题，而是新闻舆论监督是否应该如同社会硬性监督那样，实施事后监督。具体地说，嘉禾县仅仅有高考舞弊苗头，暂时还没有出现舞弊事实时，南京冠生园仅仅把用剩的变质的月饼馅仍进行冷藏，暂时还没有用它做月饼时，如果媒体通过调查后及时曝光，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也许不像后来已成事实那么大，但是，媒体的曝光及时地防止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纠正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同，因为这样的监督是防患于未然，较好地履行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不缺位，还要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新闻报道强调预见性和前瞻性，新闻舆论监督也同样强调对所监督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预见和前瞻，但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根据所监督事件的性质、发展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对那些触犯法律、危及社会安全的事件，新闻媒体主要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充分报道，让受众自己做出合乎事件发展规律的判断，期待社会和政府按照法律法规为事件定性；对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盲区”问题或者社会和政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做出处理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更为直接、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无论是哪种情形，新闻舆论监督切忌利用手里的话语权，主观地、武断地为事件定性，以免混淆黑白，扰乱视听。
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基于对事实的把握，以及对事件可能的发展结局的判断而采用的相应的传播手段，在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中，媒体主要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特点，采用设置议程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或推动社会、政府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后，一些网络和报纸发贴、发文，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可 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媒体虽然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但它们的观点只有在得到受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从这个角度说，媒体把受众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到议题上面来，新闻媒体就完成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就事论事。要防止越位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比如，灾难事件中既有人玩忽职守，也有人恪尽职守；一个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有令人唾弃的方面，也有人格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方面。所以，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一定要围绕欲监督事件的基本事实展开舆论引导与交锋，切勿扩大监督范围，旁及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看，传统媒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比较少，网络媒 比如，2003年哈尔滨发生宝马车撞人案后，网民发出的贴子中有些情绪化色彩非常浓厚，硬把当事人说成是黑龙江省某领导人的亲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正如《新民晚报》所评述的那样：“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尤其在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而形成民怨、少数干部子女和亲威给中国百姓心里投下阴影的时候；大量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薄而出，而夹杂其中的，还有种种难以描摹的不平衡心理。流传甚广的网上谣言已伤害到案件中许多无辜的人，已给司法独立造成了巨大压力，它的冲动和盲目使它背离了理性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讨伐富豪和对“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的质疑情绪推动下，变成了对当事者的审判和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审判，远远超越了新闻舆论作为社会软监督的职责和监督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但不利于公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舆论生态，给彻底弄清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新闻报道本身，它来自新闻舆论背后的民众声音和力量。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民负责；必须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2002年8月18日，延安宝塔区万花村某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在家里播放黄碟，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20日开始，《华商报》连续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引起了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后来在回顾报道过程时说：“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华商报》在监督“黄碟”事件中，既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较好地处理了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黄碟”事件刚刚发生时，法律监督还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华商报》通过系列报道，引起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关注，推动司法介入；当司法介入“黄碟”事件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入了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监督，而不是对事件进行越位审判。这说明，媒体只有恪守媒体角色，谨守自己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才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防止越位监督，还要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不是对所有应该监督的事件都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予以曝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新闻媒体尤其要处理好对涉及到国防、外交和司法等特殊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一)媒体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主要以内参等形式开展舆论监督，不宜采用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保护国家秘密，所以，有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建设机密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严守这些信息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以来，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性与保守国家秘密，岂不是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吗？诚然，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晓欲望，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舆论上来，但是，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内参等形式开展对涉及国家秘密问题的新闻舆论监督，同样能够起到沟通民意与政府的联系，反映人民意见、态度的目的。如果对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公开曝光，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声望，非但不是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反而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作为新华社主要领导、名记者的穆青同志，在当时全国新闻界热心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主张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打破旧框框，破掉旧模式，突破传统的写作规范，要“向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方向发展”。这些观点引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广泛注意。
所谓“散文化”新闻，就是说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具有散文化倾向，新闻像散文化的笔触，构造出深邃的意境，以使用白描手法，结构像散文那样富于变化，语言像散文那样生动凝炼。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新闻报道也不例外，是报道内容和新闻形式的和谐统一体。一定的报道内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闻形式为它服务，只有这样，形式才能充分表现新闻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反映社会变化、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新闻事业，其报道领域也由此扩大，新闻报道形式的变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如果仍用原来的老一套，那么我们的新闻报道便会以同一幅面孔出现，使新闻失去应有的活力，读者望而生厌。从内容出发探索表达形式，使形式更� “我们必须敢于在形式上突破新闻体裁的固定程式，只要是有利于表达新闻内容，就可以调动各种笔法来进行写作。”新闻写作散文化正是写作创新方法中的一种。新闻写作向散文学习，借鉴散文灵活的笔法，一般可从如下方面进行：
（1）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散文是心灵的译码，它听从心灵的招呼，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毫无模式样版。新闻应有文采，给人以美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从而使阅� 语言单调枯燥，阅读起来味同嚼蜡，读者便会兴味索然。内容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语言应积极地为表达内容服务，有声有色，有情有理地再现新闻内容全貌，使读者在美的享受中轻松自如地获得新闻信息。因此，在新闻写作中，要讲究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修辞的变化、表达方式的变换，行文轻松自如，营造美的氛围，使笔下的新闻有一种装饰美，富有吸引力，增强可读性。如新华社通讯《飞向太平洋——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文章用词通俗、贴切，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把火箭发射后的声响、气势、色彩以及人们的欢呼举止与兴奋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临其境。
（2）结构自由灵活多变。散文的特征是形散神不散，即主题明确，结构根据内容可灵活自由安排，没有固定的格式，写作手法灵活多变。它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活泼、最自由的写作文体。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天上地下，古今中外，风物人情，哲理幽思，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都可信手拈来，结构布局，挥洒成文。新闻借鉴散文灵活多样的结构特征，可以突破“倒金字塔”、“三段式”、“排浪式”等传统结构模式，使稿件形式新颖，生动活泼，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
第八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获奖作品《首都女记协纪念杨刚逝世40周年》就是一篇会议新闻的典范之作。这篇报道摆脱了传统会议新闻写法的束缚，结构紧凑，主题鲜明、深刻。记者不拘一格从会议中选材，提炼出“一个人的感召力在他身后究竟能持续多久？”这一深刻命题作为导语并将其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围绕主线，选取最具个性、最精彩的会上发言加以理性概括，夹叙夹议，既穿插背景材料，又注入深厚情感，内容紧凑集中，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主题，让人读后留下难忘的印象。
（3）形象生动细节逼真。美学原理告诉我们，美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形象的具体性和可感性。散文是讲究形象性的，新闻作品借用散文形象化的手法来表现新闻内容，可使读者透过文字描述获得立体的形象。穆青同志就说过：“视觉新闻的提出，是从新闻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提高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文字报道里给人家一点形象，恐怕是很难和电视新闻竞争的。”因此，在新闻报道中，要善于捕捉形象，用形象来说话。这种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在新闻界常被称之为“镜头化”，就是将表现对象像电影、电视的特写镜头一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能从丰富的联想中获得美感形象。
写散文，细节描写是“活化”“再现”景物和人物的一种神来之笔，它能描绘出一个真实可感的特写镜头，人物、景物、场面都是真实的。因此，抓细节非常适合新闻报道，它是让新闻报道生动、深刻、有力的最得力的“常规武器”。
细节，是客观事物整体中的细微部分，是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化个体。细节虽小，但一枝一叶总关情，能于细微处见精神。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充满生活气息、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细节，在新闻作品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很好地刻画人物和表现事物特征，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如两篇奥运报道：8月23日，浙江选手孟关良与队友杨文军在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奋勇夺冠，钱江晚报刊发的消息：与儿子一同见证奥运胜利，孟关良做到了。白色的划艇刚一触碰到终点线，艇上的孟关良和杨文军便翻落水中。孟关良从水中探出一个脑袋，到处张望着，希望能够从人们的反应中得到关于成绩的点滴信息。
在这场围棋决赛的特写中，聂卫平插烟“反复了好几次”，手“轻轻地抖动”；曹熏铉弹烟灰“弹了五六次才弹掉”。细节描写表现了现场的紧张气氛，细腻逼真，集中而精粹，仿佛把读者带入了决赛现场。
（4）情感炽烈真挚感人。唐朝诗人白居易有句名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说明情感在文章中的重要性。作者写作应当用情感去吸引读者，征服读者。饱含情感的新闻作品在报道人物或事件时，字里行间便会流露出真情，或爱或恨、或颂或贬、或喜或悲泄于笔端。而这正是作品赢得读者的重要条件。
我们的时代是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时代，许多重要事实中蕴含着浓烈的情感。记者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加深对生活的理解，把心中的真情溶注到要写的人、事、景、物中。如果对写作对象感情肤浅，“心中一团冰，笔下几条筋”，那是难以打动读者的。抒情是为表现作品主题服务的，贵在真实。因此不能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光靠漂亮的文字来粉饰或空发感慨。记者应努力抒写健康向上之情、真挚自然之情、生动具体之情，以情感人，使报道产生理想的效果。如1997年3月3日《人民日报》上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中的几段：“穿云破雾，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文中把“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这一景象与感情融合在一起，说“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融情于景，景中含情，内涵丰富，引发读者的联想。这几段文字含蓄地表达了人民对伟人小平同志的崇敬和怀念。
又如文中三次出现这样的句子：“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作者用重章叠句抒情，一唱三叹，一层层制造出肃穆的气氛，贯通全篇。情感浓烈，歌颂了小平同志大海般博大的胸怀，表现人民对他去世的悲痛心情。
当然，借鉴散文手法写新闻应把握住一些基本原则，因为新闻毕竟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能完全散文化。我们必须在坚持真实性、时效性的基础上追求散文化的形式，必须始终注意把新闻价值放在第一位，新闻必须以传播信息为己任。在这些基础上追求适当的表现形式以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和谐完美统一。在向散文学习中需要把握一个“度”，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反之，就失去了新闻的本质特征。
【摘要】新闻可读性是新闻的命脉所在，也是新闻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价值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可读性是读者对新闻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对报刊杂志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研究和提高新闻的可读性，通过可读性吸引读者眼球和心灵，已成为媒介从业人员的共识。
【关键词】可读性读者新闻宣传趣味性
新闻可读性是指新闻便于阅读、吸引读者的特性。可读性的实质是吸引读者阅读新闻并顺利接受信息。报纸上的新闻面对的是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的读者对象，要努力使最大多数人读懂、爱读，必须研究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思维方式与接受能力，并在新闻中体现可读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选择也更加广泛，特别是当前新闻媒介竞争激烈，信息传达速度加快的背景下，增强新闻可读性是媒介的生存之本，更是媒介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以下笔者根据平时实践就如何增强新闻可读性简单地谈几点看法。
1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意义
可读性是新闻宣传的基础。新闻宣传，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发挥作用。读者阅读什么新闻，不阅读什么新闻，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谁也干涉不了。据学者考察，在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条件下，读者对新闻的选择出现了“挑着看、跳着看、追着看”的阅读心理。基于这些，要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就必须研究和适应读者这种对新闻的选择心理。只有在新闻的内容上、写作形式上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选择心理，新闻才能为读者所认可，所接受，所阅读；反之，读者就不认可，不接受，不阅读。新闻是通过可读性作载体，来实现有效传播与宣传的；失去了可读性，新闻的传播与宣传就无从谈起。
2增强新闻可读性的几个原则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集体反映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重大转变：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在地震后的第一阶段，即搜救阶段，每天灾区的伤亡情况及救出人数均是以定时通告或字幕滚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从5月12日当天开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采取的是全天候的直播形式，派出记者和直播车无数，坚持从灾区第一现场每天发回及时报道。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地震信息的及时短新闻，这是早于新华社的地震消息。四是灾害报道不再是报喜不报忧。媒体报道了不少的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外，也揭露了很多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事实，比如《南风窗》的关于“县级化生存困境”的系列报道和叩问，充分的起到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监督权。
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精神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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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新闻自由规制路径突破
[摘要]：
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我国新闻自由30年来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两种新闻自由观即阶级斗争观和极端自由主义观给予了批判。作者认为我国的新闻自由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有5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体制障碍、商业主义等现实的困境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度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并且作为基本的人权理念写合国。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我国逐步打破附加在新闻自由身上的种种“罪恶”标签，新闻自由的理念不仅重获新生，而且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进一步扩大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1]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新闻自由是狼，它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新闻自由并不适合于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持这类观点的在我国并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同过去极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好它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那一套，另建立一套属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理念”，这就完全割裂了新闻自由的连续性，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在长期的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过程中的价值目标，更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不排斥新闻自由，而且将新闻自由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早在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穷人卫报》的发刊词中写道，自由的新闻出版物是人类思想自由的体现，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若“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2]列宁在1906年指出，人民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是他们自由的基本保证之一。他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罢免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管理国家官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3]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所奉允的真理，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和奋斗的目标之一，利用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政府倒行逆施的斗争，才能够不断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快速发展，我们对新闻自由理念的理解出现了各种错误认识，甚至打压维护新闻自由的人士，新闻出版事业遭到了巨大破坏。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所信仰的新闻自由理念遭到了抛弃，恰恰相反，它告诫我们“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公民的、政治的以至司法的保障都会变得虚幻不实”，“新闻自由是公民唯一的安全保障”。[4]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向自由前进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另外一种极端认识是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可言，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中国政府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府。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属于反华人士或者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中世纪时代”。这类人士拘囿于自由的原教旨主义理念，无限扩大自由的外延，一般来讲，他们将新闻自由的理解只局限在媒介对政府的抨击和公民自由的办报权利阶段，他们将此作为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而事实上，这一阶段也仅仅只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掌权的初期出现过，那时由于对封建主义斗争的路径惯性仍然存在，无束缚的谩骂与抨击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一度风起云涌，而后便烟消云散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束缚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真正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而且深深伤害了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后以理性主义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慢慢发展起来。在我国，立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监督政府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不负责任的抨�
新闻自由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为了追逐商业利润或是政治上的私利，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普遍；同时新闻媒体出现了高度垄断化的趋势，广大公众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新闻工具，可是新闻工具的所有权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严重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新闻理论逐步发展起来，这也是西方媒体为了实现新闻自由而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这种社会责任理论不仅强调了作为媒体的传播者的自由权利，更强调了作为知情者的受众的基本权利。它突破了原有新闻自由理论着重消极自由的基本范畴，更加注重积极自由的获取，努力寻求新闻自由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
新闻自由将权利、义务、责任整合统一起来，更加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这是在我们谈论新闻自由之时往往忽略的，很多人往往就“自由”而论自由，忽视“自由”概念本身不断发展的内涵。
社会责任理论在强调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否定政府在促进新闻自由方面的积极意义，而是主张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保障新闻自由，促进积极自由的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逐渐成为市场行为规则的制定者，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新闻自由和保障公众基本媒介权利，政府对媒介进行系统化的规制。
因此，当下我们谈论新闻自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概念，而是一种新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这就更需要媒介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自由同责任统一起来。
二、带着脚镣跳舞：新闻自由的边缘突破
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发展也不例外。在政府主导的改革面前，新闻自由对政府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新闻自由度往往同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新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自1979年至今，新闻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是我国新时期新闻政策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过去的新闻宣传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干扰新闻工作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政策走向并不清晰，完全处于摸索阶段；同时对于诸多西方的自由思潮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这一阶段开启的不仅是一个媒体参政议政的大好局面，也重新打开了一扇启蒙的大门，一股自由思潮蜂拥而起，媒体呈现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局面。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3年，新闻宣传适度从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最开始受到1989年的影响，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开始全面反思前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清理，强化了党对新闻领域的绝对领导。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媒介在两个领域的分化：政治领域的强化规制与经济领域的放松规制。在这样的目标导引下，一方面媒体受到上级和同级相关管理部门的严格把关，新闻宣传受到政治体制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保障新闻宣传的前提下，大批市场报兴起，媒介集团也纷纷成立，媒介的市场化、商业化进程加速。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新闻宣传外松内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内新闻宣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仍然延续前一阶段的新闻政策。但在对外宣传上，由于我国加入WTO，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上要求我国放宽外国媒体在国内办媒体准入限制和提高采访自由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随着政府执政能力逐渐加强和走向成熟，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逐步放松了外域媒体新闻采访方面的限制，并在外资对内媒体投资方面作出了种种开放性的举措。
从整体上来讲，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对新闻自由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成熟、理性，新闻自由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归纳起�
1、媒介监督权的发展。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向来被认为是媒介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这种权力同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不同，被称作第四种权力。也有人将舆论监督权看作是新闻自由最重要的部分，用此来衡量一个社会新闻自由度。
我国一直保有媒介批评政府的惯例，但是舆论监督权的首次提出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1989年间关于舆论监督的大讨论。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优”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改变千报一调的状况；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会议报告首次提出了“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舆论监督的概念，舆论监督也有了政策上的依据。在而后的几次重大会议当中，都多次强调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功能的提出，是对我国新闻媒介功能的拓展，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寻求自主性和提升自己独立地位的一种尝试，也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新闻自由向着健康的轨道迈进，开启了我国新闻自由的新时代。
如果说舆论监督的首次提出开启了我国第一次舆论监督高潮的话，那么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则应视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进入全面发展，遍地开花的开端。它突破了第一次舆论监督报道中以篇幅为单位的零星报道，以专题栏目的方式首次将舆论监督作为节目的编辑方针予以固定化。此后各省市电视台先后推出主打的新闻评论栏目，如吉林电视台的“八点纪实”、江电视台的“今日话题”、河北电视台的“社横”、福建东南电视台的“东南纪实”、浙江台的“黄金时间”等，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此后，《南方周末》等平面媒体也迅速在业内崛起，掀起一波新闻舆论监督的高潮，媒体新闻舆论监督出现了遍地开花现象。
如今，舆论监督已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扮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在推进揭露广西南丹矿难、黑龙江“宝马”撞人事件、广东孙志刚案、陕西宝马假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舆论监督已�
2、民生新闻、公共新闻扩大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新闻自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中国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是以传者为中心，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位于末端，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成了媒体记者单一的“采访自由”，而将公众排除在了新闻自由的范畴之内，记者履行的是一种“代表权”。
2002年江苏台《南京零距离》的开播，打破了这种局面，也开启了国内民生新闻的新时代。此后，民生新闻遍地开花。民生新闻的兴起，不仅为媒体带来了高收视率和丰厚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以传者为中心的报道思想。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思想下，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民生新闻强化了新闻的贴近性，受众话语权得到扩展，新闻自由也不再局限在“记者——官方、商家”的二维空间。
2003年10月，江苏卫视推出《1860新闻眼》，从而再次开启了国内公共新闻的时代。公共新闻出现在19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概念的提出者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JayRosen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使让他们阅读或者观看这些问题。”[5]与民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更多地践行了公共空间的基本理论，是把受众作为公民和公共事件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看客；它的目的之一是促进舆论环境的改观。
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新闻自由的灵活度得到了提升，不仅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事件中来，甚至可 凭借现代的传播技术以及其普遍向民间的推广，民众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报道中来，改变了原来单独由记者掌握的报道话语权，媒介同民众的相互依存度得到了提升，受众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受”众，传统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改变。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印象中对于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新闻报道从批判性报道向公共性报道转变，这种由“破”到“立”的转变，标志着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日趋成熟，也正因为此，新闻自由的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国内新闻自由的大发展。
3、时评兴起，扩大了参政议政的途径，拓展了新闻自由的主体。
时评作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推古论今、借喻加谏、针砭时弊，因此也是实现新闻自由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国外报纸都将时评作为主打栏目，不仅有专栏，还设有几个时评版面。时评的议题也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且也见微知著，注重从微观的层面引发思考以及宏观形势。
但是在我国，时评曾一度荒漠，另外它也主要掌握在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手中。1989年，《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时评”为标志，我国报纸掀起了“时评”的热潮。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更是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开时评版，并在一个月后正式扩版，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社评版之外增设来论版。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纷纷效仿。目前来看，全国超过90%以上的都市类报纸都开设了时评版。时评的议题也紧密结合国家的各类政策，特别是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热点问题。
时评潮兴起后，评论者也从媒体从业者向着大众拓展，各类学者、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执笔发表自己之意见，从而开启了我国“公民写作”、“公民表达”的时代。时评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标识，是民众发表言论的重要渠道。时评在我国的再次兴起，直接拓展了新闻自由的主体，并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民众通过时评的方式议政，并对政府的各种行为、政策进行有效质询。时评还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表达的多元化，从去权威性的角度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4、《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放开了外国记者在华的采访权限制和增强了政府的信息透明度，保障了媒体采访自由和公众的知晓权。
奥运会不仅被视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盛事，更被赋予了传统中国同现代西方接轨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的契机。西方政府和媒体都希望中国政府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期间能够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出更多新的姿态。同样，中国政府也正面回应了这种要求，并且颁布并施行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不仅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不必先向外事部门提出申请批准才可采访，而且“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这给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外国记者全面了解中国、报道中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规定》虽然要在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实施也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却为政府同外国记者相互合作进行了一次演练。《规定》作为过渡性产物，也必将被新的相关规定所取代；同时，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只会越来越宽松，而不是像有些人所揣测那样再次回到原点。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为了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转型而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官本位”的影响，政府透明度不高，很多关系国民的政策法规等民众和媒体都无法及时获取。信息的不透明不仅影响到了媒体新闻自由度，而且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年努力，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施行，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得意于媒体多年来的呼唤，也是媒体同政府长期博弈的结果。
5、新闻媒体市场化加速，进一步打破了新闻业同党政的依附关系，新闻媒体独立性增强。
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同政府的关系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媒体不仅在政治上要完全听命于党和政府，而且也要在经济上受制于政府，媒体只是政府的延伸。在这种只居于政治属性的观念下，媒体是没有独立性的。
由于多数媒体出现财政困难，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八家首都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允许《人民日报》等八家新闻单位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加员工收入和福利，改善传媒自身的条件。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报只能宣传不可经营的认识，传媒业由此开始了向市场化迈进。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这既肯定新闻媒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肯定新闻媒介具有产业属性，是媒介产业化改革的一个转折标志。
肯定媒介具有产业属性，使得媒介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不再完全按照事业单位的程序进行经济活动，而是开始模仿企业和公司施行经营管理；同时在具体业务层面，只要不涉及政治，媒介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报道的领域。
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我国第一个广电集团无锡广电集团宣告成立，此后几年间，报刊、广电、出版、电影等文化领域里的集团纷纷成立。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21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传媒业按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将除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和专业报刊、出版等经营性资源从现在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和企业制度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推进经营性资源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
在“两分开”政策的指引下，新闻媒体开始向着独立经营实体的方向迈进，部分都市类媒体纷纷改制为公司制，其报道方针除需遵循相关新闻宣传政策外，都已基本按照国外媒体的运营模式进行运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媒体同政府的依附关系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而且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其同政府的关系往往需要法规、文件的规定，而媒体对政府的制约关系正在逐步增强。而只有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新闻自由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现实困境：不可逾越的鸿沟
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闻自由体系，这个体系由已经确立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人文传统等构成，以及一套潜规则体系。但是新闻自由理念的发展在我国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数次被各类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闻自由的发展，既有追溯传统的纵向诉求，也有像西方拿来主义的横向诉求。其发展也深深受到了本土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惯性的制约。而新闻自由要同本土环境和历史惯性形成一种契合，达到平衡，就注定了这种摩擦、磨合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现实环境来看，新闻自由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这也是新闻自由本土化将要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1、体制障碍的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其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与政策处于多为盲动阶段。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解，新的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一些领域往往是受新旧规则的共同影响。新闻领域就是这诸多领域之一。体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从现实诉求来看，主要是出于稳定的需求，这种经验判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民众对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与片面追求、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的失控是形成恶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对于新闻自由的管制方式是“走两步、退一步”，逐步放开的策略，从而使得新闻自由的发展同当下的政治体制同步，并略微缓步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我国目前正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深入到体制的核心，国家对文化控制力依然处于绝对掌控地位，特别是新闻领域的改革路径依然很不明朗，“两分开”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一样，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这样，新闻自由的发展就要更多地受到政策波荡的影响，缺少稳定性。
2、商业主义的侵蚀
媒介市场化最开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国家和媒体双重的经济压力，以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随着媒体市场化加速，以利润为取向往往超越了社会效益的诉求；而广告主的利益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也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往往企业成了媒体的第一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利益。这样，媒体新闻自由职责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关公公司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编辑部由于整体压力临时撤稿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在西方，新闻自由同商业主义之间的博弈一直就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在市场的大潮里，媒体就要受到商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相对弱势的中小媒体更是如此。面对这种困境，其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式仍然是发展国家全资或社会资助制的非营利性媒体，以此来保障新闻自由和公众使用新闻媒介的权利。
3、法律诉求的缺失
法律既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新闻自由出现畸变的有效途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律体系对媒介进行有效规制。法律基本设定了新闻自由的总体框架以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力范围。
在我国，目前新闻行业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我国宪法虽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所规定，但是缺少部门法将这一权利具体化。早在1986年，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试行稿》就已经起草完毕。次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着手复杂新闻法制定工作。1988年9月，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新闻法制中心在北京成立。10月，上海和北京分别起草的两部新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均告完成。1990年6月15日到18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法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但是至此以后，关于新闻立法的日程表却被逐步搁浅下来。
目前对是否出台新闻法仍然有两种声音，不主张马上出台新闻法的声音主要是认为媒介改革还不够深入，出台新闻法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会限制新闻自由的发展。这里就存在立法是根据现时立法，还是超前立法；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媒介现状立法，还是参照西方立法原则立法的问题。但是要意识到，立法本身就是媒介改革甚至政府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早将媒介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会更有利于新闻业整体的发展。
4、人文传统的裂隙
我国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注重集体而轻个人，个人价值往往要屈从于集体整体价值。在这样的人文传统面前，自由主义本身就被嵌以了双重内涵：一层是个人的自由，另外一层是集体的自由。缺少自由传统的中国，在自由主义发展的路径上，由于传统观念的差别，集体自由思想往往要高于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也即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畸变，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也一度发生断裂。改革开放之初，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复苏，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固有思想的束缚，自上而下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同新闻自由思想存在着冲突；自下而上来看，普通民众还不能恰当运用新闻自由。
人文传统的缺失，本身是历史惯性导致的人文价值的断裂。从世界各国来看，新闻自由的本土化历程都要同人文传统有效的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人文传统的断裂，使得对传统精神价值的追求发生了偏向，新闻自由同人文传统的结合就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新闻自由一直是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实现的一个社会目标。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实证、观念认知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也不具备一蹴而就地放开新闻自由的内外部社会环境。发展新闻自由，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处理新闻自由和本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推进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使其同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向，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对新闻业进行有效规制。
[注释]
[1]刘建明：新闻自由的七种权利（J），新闻爱好者，2001年3月，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95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353页。
[4]罗杰•埃内拉：美国、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新闻和出版自由[A]，载于[美]路易斯•亨金：与权利[C]，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6页。
[5]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