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领域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优秀5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摘要：
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的发源地，法国大学对比较文学专业的创立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一门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其课程设置比其他专业更为复杂。如何利用科系间互补的优势，做好课程设置，巴黎第三大学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对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
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课程
1、巴黎第三大学及比较文学专业描述
巴黎第三大学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并于1971年采用“新索邦(SorbonneNouvelle)”校名，是全法国语言文学及社会文化类专业最为权威的大学之一。“1968年法国经高等教育改革后，教学与研究更加迅速发展。第三时期70年代开始，1973年成立法国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协会，比较文学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革新和扩大。”1921年比较文学专业被引进巴黎大学，并建立比较文学学院，1985年演化为一般与比较文学学院。2011年巴黎第三大学在文学、语言科学与外语教学法学院设置了一般与比较文学专业。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本科阶段学制为三年，研究生阶段学制为二年。按照教学计划开设了63门本科生课程，21门研究生课程，另开设语言类课程，比如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
2主要课程分类
2．1文学课程
文学理论课程：如“文学与电影中的模仿论”，讲述20世纪下半叶模仿论的演变史。“文学的虚假与真实”、“灾难文学创作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流亡文学”、“当代小说中的理论、美学及伦理学”、“译介理论”。文学类型课程：如“非洲口头文学介绍”、“后工业时代文学”、“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当代马格里布（西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小说阅读”，该课程主要介绍小说中展现的广大非洲地理风貌及风俗。“鬼怪小说”、“古代与现代神话”、“当代城市文学”、“戏仿文学”、“短篇文体”、“20世纪末的研究性文学”，该课程通过莫迪亚诺的《暗夜街》和安东尼奥塔布其的《地平线》作品分析，探究人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文学史类的课程，如“1945－1956年期间意大利文学”、“17世纪到18世纪的文学分类艺术”、“16世纪到21世纪，威尼斯文学与艺术形象”。作家作品研究类课程：如“堂吉诃德在文学中的地位”、“戏剧《浮士德》专题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与其作品的电影改编”，该课程旨在将故事情节移植到当下，以此校验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文学专题类：“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介绍了17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流行文学作品。“疾病类文学主题”：通过分析奥地利灾难作家托马斯伯思哈德和艾尔维吉贝尔的作品，探索文学与疾病的联系、自我与他物的联系。“女扮男装类”：女主角反串，为了让自己行动自如并制造获得爱情的机会，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塞万提斯的《两姑娘》中都运用女主反串的桥段。“法语地区女性主义小说”：研究法语地区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均以女权主义为基本理论支撑。“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古巴诗人何塞马蒂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革命者争取独立并建立新政体的历史，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见证历史变革。
2．2比较文学理论课程及跨学科课程类型
“比较文学理论概括”、“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神话与媒介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民主”、“诗与革命”，该课程比较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加拿大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时期和阿拉伯之春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学，揭示这些革命文学对革命起到的见证作用和对革命者的鼓舞作用。“文学语言与大众传媒语言的交融”、“哲学与政治：以理想国为例”、“文学与政治”、“人类学小说”、“跨文化研究”、“人口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作品人物，对作家的性别、国籍、作品类型进行研究，归纳出作品中男女比例、寿命、出生率和社会阶层信息，如探究大仲马、福楼拜、乔治桑、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人口统计与现实人口比较的可能性。
2．3比较文学专题研究课程
以作家身份为标准，离散文学和移民文学研究较为突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人”：介绍了匈牙利的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因匈牙利反俄动乱于1956年随夫避难到瑞士，随后创作的《恶童日记》，以及斯蒂芬维经兹在二战时期移居到加拿大而创作的《老女人颂歌》。尽管各自经历不尽相同，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匈牙利战争的历史以及思乡之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对祖国的热爱。“移民文学在法国”：聚焦的是中国和日本等作家用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本土发表的移民文学作品。以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程抱一创作的《天一言》和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远方的语言》为例，探索语言、文化和身份并存等问题。“移民欧洲的阿拉伯作家文学创作特色”：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冲击与相融。移民英国的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在《北迁的季节》中对阿拉伯和非洲民众寻求自我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大量描述。以作品主题为标准，从古代到埃尔热时期，月球探索主题类文学研究从未间断。从古代到20世纪，不同文学创作主体如作家、电影导演、画家都将月球探索作为创作主题，约瑟夫海顿、儒勒凡尔纳、乔治梅里埃、埃尔热都对这一主题念念不忘，该课程对于这一主题的不同文学创作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奴隶、记忆与历史”：以见证式或是自传式创作的奴隶小说不仅使人们充分了解了奴隶制，描绘了奴隶痛苦的记忆，并且剖析这种制度的历史原因。（以上课程信息来源于巴黎第三大学网站及比较文学专业学生手册）
3、课程设置特点
3．1课程量大，课程要求严格
教学领域广和研究方向多，要么是在法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比较领域（南斯拉夫，希腊，阿拉伯，日本，印度，意大利文学等），要么是在文学教学法领域，文学作品改编、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等。课程内容丰富、跨学科性强。以研究生课程为例，比较文学系授课老师为17人，第一学期开设了7门课程，第二学期开设了5门课程，M1（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研究生必须完成这一学年的论文作业，拿到M1文凭才能继续攻读M2（研究生二年级）。第三学期开设了3门课程，第四学期主要用来创作学位毕业论文。本科生的课程多达63门，这无疑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要求很高。此外，课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本科生的考试要求为小论文写作或口头陈述。若修不满规定学分，则需要重修。
3．2语言水平要求高，提倡原文阅读
比较文学跨语言的特性要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掌握1门乃至几门外语，原文阅读比译本参阅更能体现原语境下的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和文化背景。“哈佛比较文学系对语言有着严格的要求，研究生需要掌握4种语言，其中3种要求熟练掌握，分别对应将要修的3类民族文学的课程，其中1种作为工具掌握。”虽然巴黎第三大学对于研究生外语水平掌握的要求没有哈佛大学那么高，但也对外语掌握有硬性要求。比如研究生阶段，巴黎三大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这两种必修语言之外，学生还必须自选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虽然文学作品文本大多有法语译本，但比较文学学院还是要求学生进行原文阅读。
3．3强调科系间整合，开拓学生视野
虽然法国不是第一个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这一研究理论，但巴黎第三大学对这一点也比较重视。比如“神话与媒介学”，研究文学形式和电影改编形式对于表现神话这个文学主题的差异，就将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广播电视、戏剧）的专业资源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原著小说与电影改编版本的比较”，以捷克电影导演亚罗米尔伊雷什改编定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为例，通过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创作特色以及两种文学形式间的可渗透性和相互影响。再如“远东游记作品中的异域美和相异性”，就将自然地理学科与文学学科珠联璧合。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很少只是以文学去谈论文学，而是将文学与历史、政治、人文学科相融合。如“犹太文化中的吸血鬼和附鬼文学形式”、“弗洛伊德的怪怖者理论：精神分析法”，将心理学理论放进文学创作及作品分析中。
4、几点启示
4．1立足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于“异质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于20世纪，相比法国美国起步要晚。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将眼界置于全球范围。但往往人们谈及比较文学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欧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陷入仅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比较的误区。巴黎第三大学的专业设置就比较关注“异质文化”，如“非洲口头文学”，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曾经都是法属殖民地，于是比较文学专业将这些国家独立前后文学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外，法国内部的移民也很多，所以巴黎三大很注重移民文学这个板块，如开设“移民文学在法国”课程。中国虽然在这些历史背景上可能不如法国那样丰富，但是也要努力拓宽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并突出不同民族的特色。
4．2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外，还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比较。巴黎第三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丰富。学校很好地利用了其他院系乃至其他合作大学的学科资源，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可以选修巴黎七大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课程量比较少，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有效资源。中国很多都是学科丰富的综合性大学，完全可以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如学分互认制，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4．3强调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
巴黎第三大学将文学、文化、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就文本进行不切实际的研究分析。如“后工业时代文学”：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工业社会形态中出现的闲散、逃避现象，文学如何反映并提出应对这些现象的建议，从而帮助人找出新的平衡点。文学对于后殖民问题、女性主义、社会暴力问题的关注，都体现了对人文主义的重视和文学的现实批判性。
参考文献：
［1］黄慧珍．法国比较文学概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49－52.
［2］殷明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论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6):134－138.
［3］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9):170－175.
摘要：
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是鉴赏外国文学作品的一种重要方法。教师可以先指导学生选择比较对象，再让学生根据文章特点和自己的知识储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确定比较点，最后明确比较点的异同，并深入探究其原因。
关键词：
比较文学；《罗密欧与朱丽叶》
高中生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有限，对国外文化背景以及作家的写作风格了解不深，在学习外国文学作品时难免存在诸多困难。比较而言，他们对中国的作家作品相对熟悉。因而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将中外作品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体会中外文化的差异，感受外国文学的魅力。
一、自主思考，确定比较对象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优秀作品数不胜数，因而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确定比较对象。学生在确定比较对象前，要阅读比较文本，搜集相关资料，对所要学习的作品形成一定的认识，然后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自主选择比较对象。而选择比较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二者既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要有一定的差别。比如很多学生关注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的故事情节，认为《孔雀东南飞》《梁祝》与其虽然处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体裁各异，但故事情节相似，都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为爱情和家长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故事，因而将这两部作品选为比较对象。这是比较常规的选择，比较研究难度不大，教师要予以肯定。
然而学生的阅读视野不尽相同，对文本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在选择比较对象时可能会有比较新奇的想法。只要学生选择的作品和《罗》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教师都应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比如有的同学认为《西厢记》《牡丹亭》和《罗》同属戏剧体裁，虽然故事情节略有不同，但在情节设计、人物形象、主题内涵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通过比较更有利于解读莎翁此剧。这样的选题偏难，选择的学生可能比较少，但也是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结果，教师要予以支持，在学生研究遇到困难时要及时予以帮助。让学生自主思考，选择比较对象，并不意味着教师完全放任学生的选择，对于一些不太合理的选择，教师要及时提点，帮助学生确定合理的比较对象。对于一些阅读面较窄，无法独立选择比较对象的学生，教师可以让他们说出对此剧感触最深的地方，引导学生回忆相关的中国文学作品，从而确定比较对象。
二、合作比较，明确对比点
当学生确定了比较对象，就可以据此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小组合作学习。选择同一比较对象的学生可以分一组，但如果人数过多，可适当调整，既要保证每个学生在组内讨论时都有机会发言，还要考虑到每组实力尽量均衡。在选择比较点的时候，学生既可以关注作品本身，也可以涉及作者，以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考察其相同点和不同点。比如《罗》和《孔雀东南飞》情节相似，但前者结局比较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后者带有更多的浪漫主义色彩；两场悲剧的产生和封建文化、封建家长阻挠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是新旧两种思想道德观念的冲突，而后者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下的婆媳矛盾；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经历，但由于性格不同，受到的文化熏陶不同，两部作品人物形象也有差异。因而情节设置、悲剧成因、人物形象都可以被学生选为对比点。又如《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1550—1616）和《罗》的作者莎士比亚（1565—1616）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都致力于赞美至深真情，表现人之情感与生俱来而不可压抑的'真理。重‘情’主‘人’是他们共同的人生哲学基调”。
鉴于两人诸多的相似性，可将其选为比较点，以此作为解读文章的突破口。小组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明确比较点，并认真比较，得出结论。教师要提醒学生在比较两部作品时要注意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比较只是帮助我们学习外国文学的方法，学习的重点不能偏离在中国文学作品上。
三、深入探究，挖掘对比价值
比较研究并非两部作品简单的“拉郎配”，学生不仅要找出两部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还要探究其成因。对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有疑问的或者比较能体现作品特色的比较点，学生要多加关注。比如《罗》课本中所选部分的语言独具一格应该成为比较学习的重点。学生甚至可以不再局限于一部作品，而将其和中国文学的语言特点做以比较。《罗》整体语言风格是纯美诗化的，选段大部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对话，沿用了十四行诗的特点，每一段对话，都像一首独立的短诗。这种对话体式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对歌类似，比如刘三姐和阿牛对唱山歌彼此传情。然而中国的对歌有相对固定的形式，每一节只改换少量句子，而《罗》中对话形式更为自由。《罗》语言在修辞上最大的特点是取譬自然，比如将朱丽叶比作太阳，将朱丽叶的眼睛比作星星。这一语言现象在中国古老的《诗经》就有所体现，比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此后历朝历代的作品中“取譬自然”的语言现象也数不胜数。比如《庄子》中藐姑射山上的神女“肌若冰雪”，又如《长恨歌》中杨玉环“芙蓉如面，柳如眉”，再如《红楼梦》中林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然而如果深入比较就会发现《罗》和中国文学作品虽然选择的喻体都是自然界的东西，但略有差异。中国文学作品中选择的喻体更贴近生活，而《罗》中喻体多偏于神圣。初读《罗》，很多学生会注意到文中的人物语言比较大胆直白，而中国文学的人物语言则相对内敛保守。可也有学生提出质疑，并举《上邪》为例进行反驳。学生观点产生分歧，引导他们把研究推向深入。当更多的学生调动知识储备参与讨论就会发现，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中的人物语言相对比较大胆直白，而宋代以后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人物语言转向含蓄。但不同体裁的作品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不同，比如诗歌散文属于正统文学，语言就相对典雅，而词、小说、戏曲属于平民文学，受宋明理学影响不深，依然有大量作品的人物语言相对直白大胆，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也曾有过大胆告白：“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比较文学是学习外国文学的一种有效方法，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然而这种方法对高中学生而言难度略大，且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教师要在充分尊重学情的前提下，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李佩英，彭娅。《孔雀东南飞》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成因之比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5）:101-103.
内容摘要：
比较文学是全球化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一类艺术研究形式，对诗歌来说，采取比较文学视阈的核心正是跨文化体系的艺术分析和研判。中英爱情诗歌因其各自悠久的历史进程而产生了各自独特的个性化发展特征，但同属诗歌领域的艺术本质却又使二者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从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与不同处着手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分析，从而得以更好地鉴赏与品评东西方爱情诗歌艺术跨文化的个性特质。
关键词：
比较文学；中英；爱情；诗歌
一、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诗
歌跨文化影响因素同样属于诗歌艺术领域，中英爱情诗歌之所以在内在关联性之上存在种种不同，本质原因正是跨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主要英语国家都是起源于海洋文化的岛屿或半岛国家，如英伦三岛，在其本土文化发展及其后来向外扩张占领一个个殖民地的过程中，海洋都是其开疆拓土的主要路径甚至唯一通道。于是海洋成为其区域文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组成甚至主导，而在与喜怒无常的大海争夺生存权、控制权的历程中，勇往直前、热爱冒险、敢闯敢拼渐渐成为了欧美地区最主要的民族个性，并且对其包括诗歌在内的各项艺术领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具体来说，英语诗歌创作往往直抒胸臆、简单直白，情感浓烈到一目了然、无所掩藏，且绝大多数在形式上长短不一，虽在每句结尾处常以相同韵律的词结束，但整句用字数量相对随意等。反观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为主的大陆文化属性诞生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华夏文明，“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庸之道”贯穿了儒家文化始终。“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谨小慎微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格律近乎苛刻的要求，无论五言或七言，古典诗歌在字数上讲究完全一致，在韵律则要求对仗工整。即便是以长短句闻名的宋代，词的创作也受制于严格的上、下阙规制。于是，诗歌作者在表情达意时也就含蓄多过奔放、委婉甚于直接。
二、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
（一）擅长比喻、夸张等众多艺术表现形式
诗歌与散文或小说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其只能在短小的篇幅内表达足够丰富的情感诉求，这决定了诗歌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必须远超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才能充分表达创作者内心强烈的艺术冲动。而这便使中英爱情诗歌在创作过程中极其擅长比喻、夸张等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比如《上邪》中“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种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奇异现象成为了“乃敢与君绝”的条件。而这些非自然现象呈现出逐层递进状态，不仅一个比一个异常，且让深陷爱恋中人特有的情感绝对化特点一览无余，可谓夸张到无与伦比。而这在拜伦《雅典的少女》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临别以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那就，那就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二）大量意象的充分使用
诗歌创作中要使用比喻或夸张等表达方式就离不开大量意象的运用，各种相关或无关的意象组合而成了诗人心目中理想的意境。比如秦观在《鹊桥仙》中用到了“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其中的“云、星、银汉、风、露”等都是寻常生活的意象，将其组合到诗歌中，“云、星”对应的“巧、恨”暗合了古人在历七夕节日有“乞巧”的习俗以及“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故事。诗人借此赞颂牛郎织女坚贞的爱情，并在最后点明了自己“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观。同理，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中也有诸如“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等，这正是诗人心中对爱情的神往，“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三、中英爱情诗歌的不同
（一）表达风格的不同处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若干年前一位外国友人以图示法展示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窥见一二。当时这位外国人以从A到B之间的线路状态展示东西方人意见表达的不同。西方人是从A到B间的一段直线，中国人则是在A和B之间出现一团乱麻似的线路。类似的道理，中英爱情诗歌表达风格也存在这种不同。中国诗习惯于隐晦含蓄且曲折的表达，英诗则有一说一、直白清楚地全盘托出。比如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漫漫长江万里长流永不停歇，而一头一尾的“我”和“君”首先在物理距离上已远隔重山不得相见，便愈发衬托出心头情丝绵绵无处倾诉的悲苦。而无法相见的情感落差惟有凭借共饮一江水稍得慰藉。如此丝丝缕缕的深情厚意偏偏只以一种近乎淡漠的含蓄表达出来，貌似压抑克制，却反而给予观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和机会，将情到深处的浓烈从诗人转到了观者一端，妙不可言。同时，正因初始表达的隐晦，又给了后续“只愿君心似我心”以厚重的铺垫，让“不负相思意”被前半段的淡漠描绘得反而激烈与坚定起来。而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英诗则直截了当得多，观者往往只需要跟随诗歌字面意思阅读理解即可。比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中类似的相爱却无法相守的表达则采取了层层递进的直白描写，首先从“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开始，接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然而是逐渐深邃、恳切甚至哀痛的“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直至最终的“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这是一种起于痛苦终于绝望的爱情直白，读来令人仿佛产生了切肤之痛。
（二）意境营造的差异性
中国传统诗歌在意境营造上与西方诗歌最典型的差异之处当属其虚实相间、虚从实来，这里的“虚”是意，“实”为境，正如同传统中国画中常常有大量“留白”存在一样，中国传统爱情诗歌格外注重营造意境，明知是虚幻，然而观者却又确可感知，由此形成“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状态。比如元慎《离思》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以实物的描绘托情。“沧海”源自于《孟子。尽心》，用在此处的字面意为见过沧海之广阔无垠后，其他的水就失了气度。巫山是长江三峡著名的高峰，宋玉曾在其《高唐赋序》中称巫山之云为神女所化，胜过世间一切美颜。故而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在这里代表人世间致胜之美，此诗中指代的正是元慎夫妻情深已经到了堪比沧海与巫山的程度。由于已经拥有过如此美妙至极的爱情，故而当遭遇丧妻的落差后，巨大的冲击自然会让生者对俗世间的其他美色再无心肠，于是有了“取次花丛懒回顾”，且为了抚慰极度的伤痛，诗人不得不以“修道”为由聊以安慰，转移一些丧妻后无法解脱的悲苦之情。而英诗则在意境营造方面略显逊色，虽然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对爱人或爱情的热切向往与追逐，但在表相的情感冲击之下，似乎其间可供观者回味之处稍有不足。比如爱尔兰的叶芝在《当你年老时》描绘了一幅真正的爱人会在年老色衰后依然怀有真爱之心的图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四、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英爱情诗歌鉴赏策略
在比较文学视阈下鉴赏中英爱情诗歌应当注意兼顾爱情诗歌产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综合性背景。比如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从古至今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故而其社会发展史中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而文化层面的男女地位也相对平等，因此英诗中有不少男性追求女性、倾慕和颂扬爱情的形式与内容。比如拜伦在《雅典的少女》中所写“我要依偎着那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依偎着爱情的一串悲喜，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欣赏这类爱情诗歌时，常常带给人喜悦、激动甚至振奋的体验。但在众多中国传统爱情诗歌中，表达离愁别绪的形式与内容则占了相当比重。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则显然侧重于女性被动的等待。这显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其在爱情与婚姻中缺乏自主选择权，而是不得不受制于“三从四德”的禁锢与约束。因此这类爱情诗歌往往相对沉郁和压抑，在欣赏时需要有所分辨。
五、结束语
爱情诗歌作为以诗言志、以歌抒情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诚然会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与关联性。然而东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也必然会在各自区域内爱情诗歌的内在属性方面烙印上质的差异。在比较文学视阈下研究中英爱情诗歌既要了解二者同样作为诗歌艺术内在的共性特点，也要充分把握其受到各自传统区域文化深刻影响而存在的独特个性。这不仅是为认识中英爱情诗歌在形式、结构、内容、状态诸方面存在的相似与不同，更是为了通过对诗歌的比较进一步开展跨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对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当代人来说，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品评诗歌艺术，并通过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爱情诗歌的异同分析提升艺术鉴赏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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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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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欧美比较文学出现危机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却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很多高校建立比较文学教研室，并经常召开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比较文学的危机之争依然存在，甚至在教学方面也出现了空壳的现象。中国的比较文学欲摆脱危机应从高校入手，致力于培养比较文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
比较文学；危机；策略；专业性
从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比较文学是否存在危机仍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争论的热点，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主要代表人是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等。之后，美国将其发展壮大，从局限的渊源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扩散到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韦勒克、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等。后来，我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释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等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但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不应该拾人牙慧，应致力于寻找解决比较文学危机的新方法，以发展壮大我国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是真的存在危机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危”与“机”并存？
艾金伯勒在其著名的带有论战性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其争论做了一个回顾，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作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能促进人们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
以一种开阔的研究胸怀，拓展和丰富了比较文学跨越性的范围，设想了理想的比较文学前景。并指出了比较文学中存在着狭隘的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问题，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批评了法国学派忽视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倾向，进而对美国与法国学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勾勒出更为广阔和更注意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规划。艾金伯勒在危机的呼喊中提出了理想比较文学的愿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此外，美国学者勃洛克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新动向》可看作美国学派对论战所作的总结，一方面他肯定了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机械的研究影响和渊源、事实关系及文学作品之间所谓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使得比较文学在方法和方法论见解方面变成了一潭死水，致使比较文学无法从当代充满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中得到裨益，从而使比较文学危机不断。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从文本出发。勃洛克认为，危机不等于灾难，我们应该意识到危机，甚至自愿接受这一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创造的努力。在他看来“当前比较文学需要更多的是伟大的榜样，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论公式。灵活性、努力的多样性，甚至彻底的主观性都是不可缺的条件”。比较文学定义的纷争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比较文学很广泛，不应该用一个明确的定义给它设限。当前比较文学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应该在理论上兜圈子，而是应该付出行动，创作出优秀的实践上而非仅仅是理论上的作品，从而给广大的学生树立榜样，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去研究比较文学。巴登斯贝格曾设想能通过发展比较文学来“为新的人文主义做准备”，比较文学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它需要研究者具备聪明的头脑、机智的态度，并拥有博大的胸怀及博学的知识，它最终会将人们引向团结、同情与爱。
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应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争取成为比较文学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中国学派。纵观国内：中国比较文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以来，一直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各大高校招收比较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在增长，而在本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更是不断增加，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成为国内一级学会之一。此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实绩也日益丰富。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经费日渐充实，建制不断拓展，学生就业前景也很好。由此看来，“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乐黛云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说法，或许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宣称自己就是中国学派，有学者的著述也阐明了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张隆溪先生曾指出，“学派往往只是一种历史的总结，一般都是文学史家在后来追认的，哪一个学派都不能靠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也不会因为自己宣布成立了学派就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强调：“一个学派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要想获得学术界认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拿出高水平，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以实现所谓的中国学派。我们必须先发展完善比较文学，而后再建立一个学派。若想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当务之急应从学校、教师、学生入手，以改善教学方式为主，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同样，培养比较文学的后继者是壮大比较文学的重中之重。
黎皓智教授说过，“比较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科，自我更新的周期很快。欲想改变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滞后状态，应该寄希望于青年学子。青年人的思维最活跃，如刘勰在30多岁写成了《文心雕龙》，王国维30岁出头完成了《人间词话》，鲁迅在26岁时写成《摩罗诗力说》”。王向远教授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比较文学应主张多中心、多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倡各种理论主张和视域的融合，以此来开拓思维空间。因此，各大高校应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去堕入空洞的“学派”概念之中，用死板的定义禁锢发散的思维。
二、各高校在建立比较文学专业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课程的更新与改革，紧跟时代的步伐
王向远教授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充实与更新；李伟昉教授提出了比较文学教材内容的改革与更新；王鹏教授提出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学术研究需要个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教材应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通过在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老师们可以发现问题，更新授课内容与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比较文学，进而促进比较文学更好地发展。若想壮大比较文学还应当从高校入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为一门学问学科出现。“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新批评派的大师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比较文学’课。假如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较文章史》，那么，这是‘比较文学’的名目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当时清华大学瞿孟生（P.D.Jomeron）老师还根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主要是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当时，“比较文学专题”是文学专题课中很重要的一门。除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Winter）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外，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课程。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由此可见，为了使学生能够学贯中西，学校对学生知识积累和外语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比较文学界对于学科界限、学科定义等理论上的持续争论，不如暂时抛却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致力于教学方面的改进，多加积累学生的文学素养，钱钟书曾强调指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争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孰优孰劣，比较文学是寻求对话，非区分孰优孰劣，非优胜劣汰。任何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发挥其专长。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韦勒克的报告可能有些偏激。无论是注重外部实证影响的法国学派，还是注重内部美学鉴赏的美国学派，还有强调意识形态立场与“历史诗学”的苏联学派，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跨文化诗学，所有这些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进行有益的补充，不断丰富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容，改进学科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与‘机’并存。”
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应该致力于实践创新而不是高谈理论，老一代的学者在学科引入之初照搬外国理论无可厚非，但如果现在再继续如此就显得盲目而无创见了。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及该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论证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学界的这种争论给比较文学的学生带来了困惑，曹顺庆曾指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教学中就应该突出中国文学如何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自身的特质。”[有学者提出了第四种比较文学观：“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12]
事实上，无所谓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方法，只要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处于中国的语境之中，可以恰切地表达中国的文学现实，就可以为中国的经验所分享，能够成为中国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围绕着外来理论绕圈子，我们应当明白，我国的比较文学理论、诗学理论、批评理论，都是从西方整体移植过来的，那么，这样的理论首先就缺少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批评术语，面对这样的理论，学生们自然会困惑难解。当前亟须开展的除了要溯本清源，理清民族文化遗产，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整理外，更要注重比较文学课程的建设，还学生一个明朗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能让学生从中受益，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教材至关重要。比较文学专业应该集中其教学资源，并改变高校比较文学教师相对缺乏的现状。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聘用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比较文学教师，致力于培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生的专业性是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之一。
三、如今，比较文学被各个学科利用，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区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以免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的比较文学的教授们让学生阅读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各种学科，比较文学界“最热烈的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自然会很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比较思维的理念、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被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使用，其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共享资源。国内各高校纷纷成立比较文学专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学校却是打着比较文学专业的旗号设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学与文化”“西方文学与文化”等，如果是沿着这样“文化化”的路子，那么，这个学科或许真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比较文学可以休矣。更有甚者，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大量无关文学的专业，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成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正如苏源熙所言：“比较文学并非是自己历史上的主人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整体，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并不是要我们否定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在教学的过程，是否应该强调文学的中心性，立足于文学；对于本科生是否更应该讲授比较文学的实例专题，而不是在理论上不停地绕圈子，本科时基础打得不牢，研究生阶段又如何更好地掌握比较文学这个“高级研究”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上的检验，一直围着理论兜圈子，又如何检验理论是否适合呢？比较文学的老师肩负重任，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比较文学学生，首先，老师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巴斯奈特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人一开始做的并不是比较文学，然而他们最终都从不同的起点，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旅行到比较文学”中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心理学，甚至神学等领域的老师成为了比较文学专业的老师，这样各有侧重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未必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只是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从事着别的领域，这样肯定会使比较文学慢慢退出自己的领域，造成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现象。比较文学研究为不同领域工作的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较文学的危机”确实是“危”和“机”并存，应该抓住“机”，拣选专业出身的教师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精神，使学生成为比较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知道分子”，在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发挥学生们的胆识与灵活性，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拥有彻底的主观性，并敢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这将有益于创作出比较文学界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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