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里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近代史论文1000字范文(推荐【优秀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_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_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_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_战争。
_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_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关键词：胡绳中国近代史唯物史观学科体系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五四运动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民党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五四运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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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国民党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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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戊戌变法，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蒋介石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探析，新课本与旧课本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略过程深分析。在新编课本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都被精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文字大大减少。如旧课本中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四节来处理，对一些历史事件有较具体的描述，而新课本只用一节来安排，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外战争”，其中攻占巴士底狱及巴黎人民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重要史实，都浓缩成了一句话来概括。又如旧课本中分三章来讲述俄国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等课文，在新课本中缩编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一节。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旧课本中用四节安排，新课本只用两节来处理。新课本这样安排固然是建立在初中义务教育教材已经学过世界史的基础上，以避免初、高中教材的过多重复和冗赘，而把着力点用在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和它的影响、意义的理性分析上，这势必加大了教材容量大与课时紧的矛盾，使教师感到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来分析，义务教育要求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学习世界史，以便为学生走上社会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好知识储备，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由于中考不考历史，初三的世界史教学绝大多数得不到保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一部分高一学生无初中世界史知识作基础，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无法衔接，教师如果从新教材侧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发来教学，这就使得初中没有学过世界史的大多数学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对教师的提问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难以适应。
从课程安排的计划来解析，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是按照供试验用的适用于21世纪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规定，世界近代现代史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为文科限定选修课，也就是说，从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情况出发，加大理论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养，侧重于思维的启迪和开发，这很适合高二学生已完成了从经验性逻辑思维转化到理论性逻辑思维的实际，便于学生在理性思维趋向成熟的条件下，自觉地利用理论为前导来分析综合各种历史事实及有关资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而现行的教学计划则要求，高一开设《世界近代现代史》，无论是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学，这就造成了今后学理科的学生不愿在历史课上花大功夫应付着学，将来学文科的学生由于思维水平发展还没有完成向理论性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化，虽想学但受思维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常识，又感到要学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学习，特别是对课本中的许多思考题，常常陷入“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很难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思考”的困难境地。
从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现状来剖析，随着老教师的大量退休，高中历史教师青年人已占到80%多，与老教师相比，这些青年教师尽管好学上进给历史教学带来希望的明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动乱”的年代，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较为薄弱，而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强，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针对高中教学的特点，增大了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分量，就上册27课来说援引的50多则史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摘录就有25条之多，这些史料相当一部分由于教参没有说明来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对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结合课文来处理，对这些思维水平层次高的“观点性材料”深感“望尘莫及”，使教学处在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
明确了新教材难教的症结所在，如何从当前的教学现实出发，化难教难学为好教好学呢？也就是说，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呢？
第一，必须改变过去高一世界史教学的某些传统教法，创立适应新教材特点的教学新手段。
上面我们谈了新教材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分析略过程，如前述法国大革命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一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二节，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因此，处理教材不能总以旧课本为参照系来设计，必须从新课本的实际出发，采用新的教学手段，根据教学时间的多少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的繁简轻重，科学地安排课堂教学活动，每节课的教学任务尽量完成，不留尾巴，以免造成时间上的被动。如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在旧课本上是以整整的两章出现，新教材只安排在一节课来完成，如按过去高一世界历史教学的习惯作法来讲述，不要说是一节课，两节课也恐怕难以处理完，现在安排在一节其共性都是民族独立革命，它们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教师只要抓住了美国独立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重点讲授，然后让学生阅读“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一节，仿照老师的讲授找出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这节课的教学任务就可顺利完成，在总结课文时教师只稍作点拨对同为独立革命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因受殖民统治的不同特征与影响及由此带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提高到理性思考的新台阶。这样用新的手段，做到教、学结合，使主导、主体地位都得到了有效地发挥，难教难学又何患之有！
第二，必须适当降低要求，从高一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做到灵活处理教材。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既然是按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编修的供高二文科学生限定选修的课本放在高一让文理两科学生都学习，这就告诉我们，教学时必须把针对高考的目标降到会考的水准上，不可完全“以本为本”，否则就会“欲速不达”，效果也难十分理想。事实上，新编课本本身就有相当的弹性，为教师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提供了变通的余地。如课文中历史资料，以上册为例来说，所引50多则资料平均一课两框，而带星号要求学生掌握的资料，在全书中只有十六段，几乎是两课一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历史资料如何处理权限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同理，对教材内容及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也可视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其原则是：
1.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的教学目标出发，对教材的某些章节内容给以必要的调整。如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宗教改革”部分和第二章第二节“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等篇目都可来个“删繁就简三秋树”，讲清重点，剩下部分由学生自学处理。
2.从高一学生大部分将选择理科及学生尚未完成从经验性逻辑思维向理论性逻辑思维转化的实际出发，对教材中一些难度大、理论性较强的思考题，可对学生不作要求。如上册第17页、22页、31页等难度较大基本适应文科学生的问题，可留到文、理分科后再去深入讲解和处理。
3.从历史学科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课时开设的多少不同的情况出发，对课后练习题，可采取课堂提问的方法当堂完成，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样做，绝非是淡化高中历史课程，而是抓住及时反馈以进行效果回授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益。事实上，历史学科不可能也不适宜要求学生付出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同等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第三，理线补史，网络结构，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整体感知、整体联想和整体思维能力。
这是针对初三没有开设世界史或虽开设没有学好的学生所提出来的教学应对策略。理线补史，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先懂得新教材的基本结构，如上册主要讲解世界近代史，为此，必须告诉学生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发展及基本定型的历史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最主要的基本线索；再告诉学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对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掠夺，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由此引出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线索；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发财致富必然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又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线索，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又引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这一线索。理清了这四条线索，并把有关章节如珠子那样串在各自的线上，学生就能对全册内容的基本结构了然于胸，知道了本学期学习的具体目标。并产生一种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补史，则是对学生所缺历史知识，围绕课文的重点，适当地补充必要的史实，以弥补课本“略过程”所造成的缺憾。网络结构，是在现代教育理论重知识系统性逻辑性让学生形成牢固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把新教材各课的思路和结构特点，用网络结构的方法以图示，以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整体结构，理解历史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如前所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激烈反复，政权更迭频繁，头绪多，理解难，而新教材却行文简约，缩为一节，给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果教完这节课，教师能用图示结构来处理，学生就会顺利掌握法国历史的进程和产生新的学习期待心理，进入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就近代中国经济来说，辛亥革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_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_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_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_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_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_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_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_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_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_，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_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__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_，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