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1948年8月，闻一多的遗著《闻一多全集》出版。这次为您整理了闻一多的事迹材料【优秀3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年，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年，上海泰东图书局；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死水》(诗集)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1982年，三联出版社
《闻一多选集》1951年，上海开明书店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校补》(古典文学研究)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年，古籍出版社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年，古籍出版社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年，古籍出版社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年，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人物经历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校朴》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昆明，闻一多在空袭中头部受伤。为了安全，他一家于1940年底搬到北郊的大普吉镇，遂后又搬到陈家营。就是这时，华罗庚的住所被日机炸毁。闻一多听说后，立刻把华一家接到自己的房子同住。闻一多租住的是二楼正面和一侧屋。华罗庚一家来后，闻一多在正面最大的一间房子中间挂上一块布，一分为二。这样，闻家八口与华家六口便开始了朝夕相处的“隔帘而居”生活，不但闻与华成为忘年之交，连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
后来，华罗庚还写了首诗记载这段共同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那个时期，教授们的清苦生活难以想象。这样的环境，早已把向来清高的教授赶出了象牙塔，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对国民党失望了。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6月18日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然后，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校朴》《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残害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 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1946年夏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华罗庚正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他在车上买了一份报纸，看到闻一多遇害的消息。后来，他怀着无限的愤怒写下一首诗：
乌云低垂泊清波，
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
魔掌竟敢杀一多。
2.歌颂烈士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朱自清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3.美国往事
闻一多：美诗熏陶出的“闻体”
是唯美型诗人，是诗人型学者，是学者型诗人。“五四”时代，全才不少，如闻一多之全才不多，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也不多。闻一多，13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 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St.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 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两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著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并有《闻一多全集》出版。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著名的“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
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
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