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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提高经济学基础的课堂效率，不仅要理解经济学学科特点，还要明确教学目标。中职经济学基础定位不同于大学生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笔者认为中职经济学基础的首要教学目标是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让学生能主动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经济现象。其次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能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经济现象，指导市场经营实践。最关键的就是要学生学会一种人生态度，正如著名作家萧伯纳所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学习经济学更多的是学习理性思维，对于中专生来说，只要能通过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获得理性思维的能力就真正实现了教学目标。
2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把舞台交给学生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我国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中职教学也应该积极改变传统课堂形式，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或者大学，围绕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职业学校的教学改革却迟迟无法前进。究其原因一是中职教师普遍认为中职学生基础差无法适应新的教学方法；二是没有考学压力，中职学生缺少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学习主动性不足；三是由于学不会、听不懂，中职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很多学生干脆放弃。要想提高课堂效率必须改变旧模式，充分认识到自控能力差不代表学习能力差，理论知识基础差不代表实践能力差。在课堂上应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教学
经济学理论多是建立在数学推理和经济模型论证上，对于中职学生来说难以理解和应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首先要深入浅出讲授基本理论，然后用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加以分析，使学生能够获得感性认识。经济学基础课程要注重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针对经济学基础课程中较为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例如讲解木桶效应就可以用学生考试偏科来说明问题，简单易懂；博弈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的故事来加以说明；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蜜蜂与果园”的故事来加以阐述。除了利用这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意外还要加以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利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讲解机会成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人生选择、就业选择、考学选择等来讲解。比如在讲授博弈论的时候也可以引用数学大师纳什关于博弈论最简单表述：如四个男生都去追一个漂亮女生，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搭理。这时男生再去追别的女孩，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当次品。但是，如果他们四个先追其她女生，那个漂亮女孩就会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多了。这样就可以通俗易懂的解释经济学概念。
4增加教学语言的趣味性，增强教材可读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经常以“教师”为中心，造成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尤其是中职学生，基础较差，上课听不懂，也没有高考这一学习的驱动力，对学习更是提不起兴趣。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其中很多经济学理论与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案例教学，还应该使用通俗的语言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在课堂上可以使用故事来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故事。比如讲述“消费习惯具有不可逆性”的时候，可以使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古训；在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中也可以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流行的经济学段子，比如“何谓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何谓第二产业？杀牛，宰羊。何谓第三产业？吃牛肉，喝羊汤。”这样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学生也更乐于学习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教学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课堂效率是教学改革永恒的话题，更是中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除了教师本身意外还有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这中职教学改革。但是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永远探索好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不断提高课堂效率能够使学生能学有所获。
笔者认为，当前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以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发展。
一、重新审视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经济价值
（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政治上有利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因此，它最接近农民，最了解农民的利益和诉求，这就决定了它在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收集民意、集中民智，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农业和农村政策，实行科学决策、科学施政，提高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等方面有着天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合作经济组织的广泛发展也就是民主管理形式的广泛发展，必将大大促进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此外，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将从直接组织和管理经济转变到主要承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而直接组织管理经济的功能将转由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承担。目前，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农业和农户实施的各项支持保护政策大都是委托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比政府直接实施还要好的效果。如日本和韩国的大米政策性收购就是政府委托农协进行的，政府扶持农业的资金由农协发放并负责收回，政府给予补助。因此，可以预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将大大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合作经济组织也将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实施农业政策的得力助手。
（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经济上进一步完善了市场主体结构，创新了农村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体制性基础
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强了农户之间的协作，延伸和强化了家庭生产经营的能力，促进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使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整体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大大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产业链、服务链和利益链等形式，把农户、企业和市场有效地连结起来，建立起新型的产品营销、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益联结机制，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的发展，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三）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文化上有利于培养广大农民群众的互助合作精神，增强诚实、守信和关心他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的联合，遵循以人为本、成员所有、民主管理的原则，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每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农民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下创建合作组织，在合作组织制度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利益，通过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每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集体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就构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价值取向。广大农民群众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合作社文化的教育，接受合作社文明的熏陶，必然会增强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村社会的和谐、文明和进步。
二、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依托力量
（一）从国际上看，庞大的合作经济组织网络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已经在农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其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在美国和欧盟一些发达国家，80%以上的农户（农场主）都参加了一个以上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农民1／3以上的生产资料通过合作社采购，1／3以上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和销售。美国在1996年有农业合作社3884个，平均每个社有社员1030人，年营业额2500万美元，农场主生产的农产品有31%是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的，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有27%是由合作社供应的。合作社还是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通过农村信贷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占农民借款总额的75%。1994年，美国240家农业合作社银行和协会提供的贷款占整个农业贷款的25%。此外，合作社还通过共同购买和利用的方式，帮助中小农户用上大中型农机具；通过无偿提供咨询、培训和技术服务，帮助农户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等。
在亚洲，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农协总数已达1万多个，入社农民3000万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通过农协销售的农产品、购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占91.2%、74.1%和60.9%。韩国农协成立于1961年，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乡和全国两级组织体系，现有农协1500个、专业农协40多个，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农协。韩国农民使用的生产资料80%是农协提供的，50%以上的农产品是农协销售的，韩国农协是全国第一大银行。
近年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也很快，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哥伦比亚合作社供应的牛奶占全国产量的84%，咖啡占65%；印度目前农户人社率已达71%，而这个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到30%。通过合作社销售的化肥占全国的36.2%，采购的小麦占33.5%，生产的糖占50.5%，饲料占50%；越南到：1998年底有各类合作社17214个，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
（二）从国内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明显滞后。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后，我们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围绕发展农业组建了供销、信用、生产合作社，但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坚持合作制的普遍原则，没有很好地发挥组织农民、服务农民的作用，再加上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运行，因而逐渐丧失了合作的性质。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是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农民拥有自主产权和生产经营权之后。近年来，随着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发展和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有了长足发展，据农业部统计，全国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万多个，加入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0%左右。安徽作为大包干的发源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早，目前全省已发展到4588个，加入成员126万，带动农户300多万，两类农户合计占全省总农户30%以上。
从各地的实践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一是推进了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特色产品的规模经营。合作组织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局面，通过要素的集中配置和生产经营上的联合，有力地促进了规模化、区域化生产。从安徽实际来看，凡是规模种养搞得好的地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就快；凡是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快的地方，主导产业的优势就比较明显。安徽省广德县近两年通过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带领农户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初步形成了肉鸡、生猪、水果、蔬菜、苗木花卉、毛竹、茧丝绸、茶叶等主导产业，其收入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0%以上。二是促进了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合作组织的建立，通过内部自律、统一服务，能够较好实施质量安全控制，推进标准化生产；能够及时推广新品种，普及新技术，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据统计，安徽现有合作经济组织中，制定生产标准的占。70%，注册产品商标的占30%，并且还有很多组织申报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有理由相信，今后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将是主要依靠力量。三是促进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四是拓宽了家庭经营空间，增加了农民收人。
合作组织把农户的生产与市场和企业连结起来，有效地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扩大了家庭经营能力，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收入的增长。据对安徽部分市县调查，凡是参加合作组织的成员收入普遍高于非组织成员，增收幅度达20%以上。
（三）国内外实践表明，合作经济组织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多西方国家在处理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时十分注重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而且屡试不爽。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正在日益显现。安徽省长丰县近年来鼓励和支持农民组建各类用水协会，由协会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户意愿，制定用水计划，然后与农业供水公司签订用水协议，对农户实行统一购水，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农业灌溉上的水难放、渠难管、钱难收的问题，做到了农户称心、企业放心、政府省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农村调研时发现，那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搞得好的地方，大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可以说这与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特有作用是分不开的。随着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将把那些不该管、不便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更多地委托给合作经济组织去办理，这样，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方面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合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保护、农村社会和谐、农村生产力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任重道远，既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又要坚持由上而下的推动；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依法规范；既要坚定信心、常抓不懈，又要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新思路、新举措。
1.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浓厚氛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是一项群众性的活动，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没有浓厚的发展氛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只能在艰难中缓慢发展，这势必会延缓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此进入了依法成立、依法发展的轨道。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该法，正确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辨证关系，依法指导、依法促进、依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是新型的市场主体，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要按照法律，促进其加快发展，指导其规范运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市场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首先，我们要抓住法律出台的有利时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一乡一品”、“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其次，对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依法完善产权关系，加强民主管理，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增强组织活力，提高经营和服务水平，使其向市场主体型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在坚持依法规范发展的同时，要准确把握合作组织原则的基本精神。可以借鉴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模式，在不违背合作社原则的基本内核前提下，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和形式。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关键词]经济学类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引言
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纳入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8门共同核心课程中，之后，《计量经济学》成为国内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逐渐普及并发展。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高等数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讲，对于数学基础相对薄弱的经济类本科生来说，它是一门难度较高的课程。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计量经济学也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学科。本文在分析目前经济类专业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几点改进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二、《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先修知识积累不够
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之前，应该在先修课程的学习中打下良好基础，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现实情况是很多高校经济类专业并没有开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其他课程即便是开设了，要么对学生的考核要求偏低，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先修学科的重要性，要么没有针对经济类专业的特色选择讲课内容，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这些都直接导致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不深，学的时候就似懂非懂，等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这些都会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二）教学中重理论轻实验
计量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实验课程尤为重要，教学中应注重课堂讲授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然而，大多数高校经济类本科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讲授都以计量经济学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为主，忽视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按照教学内容的要求，计量经济学应该至少安排6-8个实验项目，部分学校的实验项目被压缩到2-3个，甚至有的学校实验项目被完全取消，学生完全没有机会上机进行实验操作。这种在教学中重理论轻实验的模式，容易使学生学习了模型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方法，却不具备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核模式单一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比较单一。有的高校完全依据期末考试成绩，有的是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按照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通常期末考试成绩占绝大部分比例。期末考试也通常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使得有的学生只是在死记硬背概念，课程学完以后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没有一点提高。经笔者指导和评审的历年经济类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情况显示，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我们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虽然学过计量经济学，但真正能运用的学生很少，这与计量经济学的考核方式是分不开的。应尽快建立多样化的、多角度的考核机制，要既能达到考核目的，又能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文献检索、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回归分析等运用和创新能力。
三、《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一）有针对性加强基础知识教学，适当增加数理统计的复习课
针对经济学类本科生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期的先修课程积累不够，应增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际上不同专业的学生所需的数学基础知识积累往往有很大差距，如果数学老师教学过程中不分专业特色统一要求，会导致经济类学生没能掌握所需数学知识，而有些过高要求会使学生们产生恐惧心理。因此，针对经济类本科学生的特色针对性地实行基础知识教学，既有利于以后的教学，也能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计量经济学的内容是以数理统计里面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原理为基础的，数理统计基础不扎实的学生计量经济学原理将会一头雾水。一般即使有先修课程做基础，到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学生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也记忆不深，有必要在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前适当复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相关内容，为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打下良好基础。
（二）强化实验教学环节，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
针对目前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证的现状，建议增加实验教学的课时，强化实验教学环节，以提升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通过在实验室现场指导，使学生掌握Eviews等计量软件的基本操作，达到能独立完成计量研究的目的。教学过程中，要针对理论知识部分的内容，精选实验教学项目，教师先演示讲解后要求学生自己独立完成各个实验项目的所有操作流程，教师从旁辅导，保证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通过实验教学，要让学生在对理论教学内容检验并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激发学生自己选择合适选题进行探索研究的兴趣。
可以通过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锻炼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确定选题，自己设计课程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自己收集并整理相关数据资料，独立完成一篇课程论文，去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实际应用。可以把学生分组，3～4个学生一组，每组组员分工合作撰写一篇课程论文，也可以要求每个学生自己独立撰写一篇课程论文。
（三）改革传统的考核方式，引入课程论文考核
计量经济学考核采用传统学科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应该改革传统单一的考试考核方式，采用多样化的、多角度的考核方式，特别是应该引入课程论文考核。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平时表现，包括课堂参与度，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各次实验过程的质量，实验报告的质量，课程论文质量等作为成绩评定的依据，按照一定比例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学生的总成绩。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撰写课程论文尤为重要，因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因此，总成绩的评定中可以把课程论文质量的成绩赋予较大的权重，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他们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进行实际应用的能力。
四、结束语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和专业核心课，对于经济学类本科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正确认识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适时加以改进，有助于教学水平的逐步提高。本文从经济学类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出发，结合多年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经验，分析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改革的建议，为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学类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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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婷（1983 - ），女，湖北鄂州人，重庆师范大学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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