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以下是敬业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理的11篇经济法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经济法设计的法律法规众多，教师没有办法在有限的课时内逐一向学生介绍。因此，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筛选显得尤为重要，让教学内容有选择、有重点。例如，对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关于各类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反面的法律应该是重点介绍的内容。而对于市场营销的学生来说，教师应该重点向学生教授合同法等与市场运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进行教学研究和探索，对每个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知识结构和接受习惯等方面进行不断观察和研究，从而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调整教学方法
中职学生不同于普高学生，大部分中职学生都没有在初中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思维能力较弱。对于经济法这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法律、法规，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具有一定的困难。但如今，大部分中职经济法教师依旧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单方面的说教和讲解，本身这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课程就难以让学生激起学习兴趣。加之中职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弱，教师如果不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很难达到较高的教学效果。教师只有通过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教学方式，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知识点的接受难度，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最终的教学效果。
（一）加强课堂互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如果在课堂上一味单方面讲解知识，教师很难让学习基础较弱，并且没有养成良好习惯的中职学生在整堂课上保持一定的专注度和学习兴趣。并且教师单方面的教学容易造成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采用互动式、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在教师所传授的知识点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在教师的教学引导和独立思考下，建立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加深对知识把握程度。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的效果也十分显著。教师在课堂教授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剖析和讨论与之相关的经典案例，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实际运用能力。例如，中职学校的会计和营销等相关专业的学生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没有一套系统成型的法学知识结构。对于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法规在理解和掌握上往往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单单听老师一味的说教，灌输相关知识点，部分学生很快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并且在接受上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但是在课堂上适当的结合案例教学法，能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和丰富。案例教学法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当中，将与知识点相关的案例讨论融入进去。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相关典型案例的剖析，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联系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为了适应教学需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合当前的教学目标，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相关报道中选取一个或多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案例，在教师对相关知识点讲授完毕之后，结合当堂的教授内容，主动引导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且最后由教师来进行点评。案例教学法解决了以往课堂上的单向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点的实际运用能力。
（三）提高课堂仿真性
为了加强课堂的仿真性，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模拟律师事务所咨询的情景，教师模仿咨询者，对有关经济法方面的争议和纠纷向律师进行咨询，学生模拟律师的身份，运用所学知识，对咨询者的相关咨询予以分析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巩固和加深了课堂上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实际业务处理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三、优化和调整教学手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师也应该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手段，与时俱进，才能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吸引力，更好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随着现代电子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运用到我们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在教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例如，教师可以用课件向学生展示本堂课的知识脉络和知识要点，以此来取代传统的黑板教学中的手写知识点的模式。教师在上课之前就应该认真研究下堂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样在保证教师授课质量的同时，又大幅节约了上课时间，可以把更多的课堂时间留给其他的部分。再者，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独特优势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从而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将抽象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具象化，使之变得形象有趣，易于学生理解。此外，当今世界快速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教学内容没有得到更新，可能在下一秒钟就被社会所淘汰。而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即使获取和更新最新的教学信息，保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先进性。同时也可以丰富课堂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拓展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四、优化考评机制
目前，经济法课程在一部分中职学校中属于考查课程，一些教师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对经济法课程的考评投入足够的重视。对期末学生的考评马马虎虎，写篇论文或者凭借课堂小测就可以结课。许多学生因为课程要求宽松，上课的时候不听课，玩手机看课外书甚至逃课，在期末的时候抄一篇论文应付了事，根本没有达到课程的相关要求，自然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实，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辅以合理的考评机制才能切实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个人能力。闭卷考试虽然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诟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闭卷考试能够切实监督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记忆。只有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真正谈得上对知识点的运用。但是，将闭卷考试成绩作为仅有的期末考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闭卷考试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整个应试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就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缺失。所以在闭卷考试以外，学校还应该实施多样化的考评机制，将闭卷考试、论文、案例分析报告等考评方式结合起来。在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的综合发展。
五、结语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一：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经济法分层教学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精神；法律思维
1经济法教学目标的专业限定性
传统法律观点指出，法律规则体系的存在形式是独立的，若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即可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于是，中国法学教育较多地遵循法条+法律解释+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经济法教学亦多数如此。教师对于经济法的教授，重视传达法律规范本身，忽视挖掘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忽视锻炼规范的思维意识，更不会涉及寻找规范不足的深度。美国法学家庞德提出，法学教育目的不在于教授法学知识，而应在于涵养法律思维，因为无论教授了多少实定法知识，总也无法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等的变化。所以传达规范本身，是经济法教学的第一层目标；挖掘规范产生及变动原因是经济法教学的第二层目标；强化规范思维意识是第三层目标，寻找规范的真空地带是第四层目标。第一层目标层次最低，教授最为普遍，也最为容易达到。这在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区别不大，但鉴于学时及培养目标的差异，二者学习范围存在差异。第四层目标是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但不限定于法学专业。第二、三层目标在经济法教学中应该合理设置，并且能够通过教师适度引导和学生的积极探索，予以实现。针对第一层目标，由于经济法课程涉及法律、法规众多，教学中不能全部覆盖。因此必须立足涉农专业特点，思索其对经济法律知识的个性需求，有选择地设置教学内容。这种限定性来自以下三方面：
第一，涉农专业知识结构及专业培养目标导向；
第二，涉农专业人才培育可以简单直观地理解为服务农村；
第三，涉农专业要求掌握农村发展理论。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中应适当引入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经济法的国别性(区域性);适当引入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法发展的关系，让学生认知经济法随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动性。第一层目标解决了传达法律规范是什么的问题，但若停留在规范是什么的层面，教学效果不会理想。因为知识学习与知识本身具有异质性，前者是将知识本身整合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建构新知识，生成新价值与意义的过程，而非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机械训练。[1]换言之，学习在于寻求获取什么、怎样获取及获取后要怎样，而非知识本身。因此，需要适时修正与拓展子教学目标。
2经济法教学目标的修正与拓展
翁史烈认为存在一部分很难用公式、图标和文字方式表达，甚至不能言传的知识。它们可以通过实践和参与学习来意会或者领会，并对学习者产生较强的激发力和启示力。[2]这类知识就是隐性知识，蕴含着大量的个人经验和见解，但并未包含在教学内容的文字表述中，如何获取这部分有价值的、更高境界的知识是教学中应该积极予以探讨的。笔者以部分经济法内容的第二、三层次目标设置及达成为例，探索通过第二、三层次目标，使涉农专业学生在获取显性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取隐性知识的可行性。
2.1第二层目标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
第一，结合法源。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意味着法律根源于生活经验，每套法律规则都有与之对应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感性的；法律规则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活，以规范社会关系为目的，自然也只能以社会为依归。一旦偏离社会生活的常规和经验，势必导致自身定位的高远。学生体会、掌握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明白法定为何如此，能够有效地消除神秘感和陌生感，激发其主动思考热情，开启探索式学习模式。
第二，结合法律精神。发掘法律规范背后的法律精神，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现实法律问题，这是形成法律思维，锻炼法律操作能力的必要条件。
第三，明确不同法系的功能。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官权限、诉讼程序及法律分类和术语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经济法师从德国、日本、苏联、其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深具大陆法系色彩。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需要有大视野，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同法系的不同功能向学生作介绍，使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规范产生的相对性和地域性特点。
2.2第三层目标规范发生效力的条件
第一，提升法律信仰和意识。法治意识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法律效用和功能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程度。法治是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共同事业，而不仅仅是法律人的工作。[3]作为公民主体之一的学生群体，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和实现程度。经济法作为本科学生重点学习的法律部门，其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第二，形成经济法律思维。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曾提出，法律知识的教授，除了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还必须教导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4]换言之，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法律思维能力。该思维的核心是规范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本身蕴含较强的政策取向，具有多变性及不确定性。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宏观调控规范化、市场竞争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方式。
第三，锻炼法律操作技艺。如果说信仰法律、具有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规范产生效用的潜在前提，那么法律操作技艺则是工具条件，是使潜在变现的一种综合素质能力。这种能力是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关键，但是经济法课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责任提出培养法律操作能力的命题，并且可以通过企业、公司、合同、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案件处理来践行该命题。
3经济法课程多元考核模式设计
经济法课程分层教学目标的实现还须依赖科学的考核模式。乔纳森提出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关注其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仅仅看其能不能为程序化的任务提供一个已知答案。教师应注重考核分析能力及过程，而非标准答案。[5]所以，经济法课程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以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具体地可选用以下方式：
第一，仿真模拟。比如仿真模拟企业设立。可以让学生在同学中自由寻找合伙人或发起人组成团队，每个团队成立一家企业或者公司，形成《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从而能够使学生感性体会企业创建应遵循的法律规范。涉农专业以服务农村为主要就业方向，可适当设置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经济法律行为作为分析素材。
第二，视频题目。通过向学生展示一些经济行为题材的视频资料，让学生综合体会经济法律运用的奥妙。观后能就具体案例清晰地分析法律的运用手段及运用效果。比如，评论互联网+模式下农村居民网络购物权益保障问题等。农村市场较城市市场弱势，假冒伪劣等产品进入成本很低，是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第三，农村社会实践及观摩。观摩教学是经济法教学中应该予以大量引入的。具体到课程考查环节，可以分两部分设置：一是自身参与农村市场活动，包括主要以消费者身份和以生产者身份，思考合同法、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二是对国家相关机关的经济管理行为进行观摩、思考，评价其法律性。
参考文献：
[1]潘洪建。当代知识转型及其对教学改革的启示[J].教育科学论坛，2007(6).
[2]翁史烈。转变人才观、教育观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1,22(1).
[3]陈骏业。法律思维能力在法律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定位及培养[J].河北法学，2008,26(2).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研究框架中，法律观念、体制以及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的运行是法律观念下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竞争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则要求。本文主要是从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对市场经济法律观念进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观念来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一)市场经济概述及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规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能有效的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且滞后性的特征，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调控与政府行政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传统的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还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面临着一定混乱的局面。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有序的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对促进经济社会规范化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关于经济发展的民法已达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发展秩序以及调整市场化行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较多的法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民法法律，这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经济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制定的行政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着可操作性差、不规范、不公开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规范，转变政府行政机关的职能，制定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法律规范。
2.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应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行政，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严格加强执法，能促进良好的执法环境建设。
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探析
(一)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条件以权力为本的法律观念
权力是在相对自由的法律情况下运行的，以获得合法权益为可能的，权利的运行主要以利益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保障权利能为市场经济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经济法律要首先确定以权利为根本的法律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上是区别，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受到行政权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影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要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让企业真正的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规律，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确立以权利为本的观念，着力完善民事立法与经济立法体系建设，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经济竞争法则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
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包括：竞争参与的全面化、竞争规则的公正性以及竞争过程的透明化、竞争结果的有效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上级要求的绝对服从，对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来决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也受到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导致市场经济不能平稳的发展。
三、结语
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是对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和增加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法律观念的建设，并将其中优秀、成功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尤春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野中的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构[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
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和问题的学科，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西方理论界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这恰当的说明了其内容是一种法学与经济学融合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学流派。经济法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运行的缺陷，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长效发展，由此产生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为了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将法律手段纳入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规制当中。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最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绝对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三、结语
情景教学法就是将实际操作与理论教学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法。简单地来说，就是要求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生动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并且更好地认识问题，对知识的脉络更加地清楚，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情景教学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教学方法，具有十分显著的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对知识的掌握，开发出大脑的最大潜力。中职计算机专业教学就其他的学科来说，理论知识比较庞杂，同时又需要很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然而，中职院校的学生又普遍存在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强，缺乏自主性学习的特点，所以，致使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比较厌烦。虽然现阶段的教材不断进行改革，但还是治标不治本。于是，情景化的教学应运而生，其不仅能够提升课上的学习效率，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
二、情景教学法在中职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
情景教学法就是为学生创造一个生动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联系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景，寻找到学生感兴趣的素材，让理论结合实际，使学生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中。
1.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三分钟的热血”的现象
通常学生在接触新知识时，都会十分的兴奋，在看到老师能够熟练地应用计算机时，非常的羡慕，并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但经过一段时间，“见识”到计算机知识的单调和枯燥后就失去了学习的热情。比如，老师在讲解Word的文本操作时，布置任务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大部分学生都会敷衍了事，这就是计算机教学中的一些弊端，而这些问题利用情景教学法就能很好地解决。首先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学生之所以会敷衍了事，主要是在心底认为自己学不会，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就在心里根深蒂固，认为怎样学自己都是学不会的，从而自暴自弃。然而，在生活中，学生对歌词等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却毫不含糊，这就说明是学生情感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大可以按照学生记歌词的情景，将知识点用歌词的旋律串联起来，编成一首歌，这样，学生在学习起来就有了兴趣，也更容易记忆了，这种教育方法就是情景教学法。
2.中职学生在理解能力、知识储备上具有一定的欠缺
计算机专业，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老师要通过创设欢快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引导学生相互之间交流学习心得。在课堂上，学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如果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日积月累就会造成学习上的困难，甚至最后放弃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及时地处理学生学习上的疑惑，让学生一直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一般的问题老师要总结思路，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学习，让学生相互帮助，相互合作。进一步提高学生合作交流的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加强实践
与单纯的背诵记忆相比，实践得到的知识更容易记忆。在实践中，老师要督促学生及时进行总结、整理，否则，一些知识就会混为一谈。这就要求老师在学生实践时，要提出一些针对性的课题，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总结实践经验。使学生得到一套自己学习知识的体系，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引起教学的量变到质变。
4.情景教学法虽然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但是，它对老师也有很高的要求
首先，在教学工作展开之前，老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讲课过程中，全凭现场发挥是不能展现情景教学的效果的。就以计算机五笔打字来说，老师必须先熟悉教材中的知识脉络，彻底地了解教材的目标。再加上之前就准备好的案例，将案例与教材合理地结合起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的内容。打开学生的思路，引起学生的兴趣，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上课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不但能够加强课堂中的学习氛围，还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更加牢固。
5.情景教学过程中要抓住问题的根本
老师在设置情景之后要考虑情景是否合理，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并且要注意中职学生理解问题的能力，一旦超出学生理解的能力范围，那么情景的设计就变得毫无意义。另外，在情景教学中，情景的设计频率也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频率太低或太高，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老师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情景教学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生的学习成绩。
三、结语
(一)社会利益说的发展进程社会利益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哲学理念上的深入思考，伴之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逐渐被提出并认知和重视的概念范畴，大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此时“个人主义”思潮泛滥，认为社会利益是干预者的人为建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已学会使用“社会正义”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强调将争议立基于非建构性之上———个人利益之上。同时期的功利主义法学家也强调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只承认个人利益否认独立的社会利益，并认为不存在社会利益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利益一元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逐渐被承认和重视的时期。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警示：单靠“市场之手”的单纯运作是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此时，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主义”异军突起，认为只有市场与政府干预双管齐下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社会的整体福利。进入20世纪后，“利益三元论”说成为主流。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并列，并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分类，尤其突出的是集体利益说。
(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1．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乃至人文学科领域一直津津乐道的学术论题。从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来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如《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也做了相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明显看出在两部法律中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作为并列的概念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我国，有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逻辑前提是不同的。又如国家的国防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军事利益的保障，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但在利益诉求方面是相互重合、交织的。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从法学学科角度来分析，民事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秩序的尊重与保护，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行政法作为公法而言，的却起到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目的，但假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经济法角度来看，社会利益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比如社会大众极为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看似受众的群体是特定的消费者个人，实则对于整个消费群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在是所谓的绝对分离或者绝对包含，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济法的利益分配
如果说定性问题是从概念、性质上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那么定量问题就是依据经济学乃至数学原理对抽象、不确定的社会利益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一)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理学分析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单一调整对象的观点实则是把经济法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从理论上讲，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这就决定它一方面要尊重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个人利益。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言：“基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品性和制度功能的公私兼顾融合，就使得经济法调整的法益不仅有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私益，也包括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经营者等及其团体的社会化利益，以及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实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以，在经济法上应当对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予以综合考虑，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均衡与协调的手段，市场中的规则才能趋于公平正义。在利益分配的理论探讨中，还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在经济法领域社会利益能否成为利益调整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在法学领域中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准则和尺度，如果将社会利益作为利益冲突的评价标准，势必会产生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比如就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环境持续发展而言，即涉及到社会利益，也涉及到个体利益，到底是以社会利益优先发展经济，还是以社会利益优先保护环境，又或是以个体利益优先保障就业。如何选择的标准不能单纯建立在何种利益优先的基础上，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予以判断的综合标准。
(二)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分析对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不仅包括合法的法律界定，还包括合理的经济界定，可以说这是文本上的静态界定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动态界定相结合的系统化论证过程。首先，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是在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发生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利益的不同目标之间，比如城市规划与文物迁移工作，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因而，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的衡量基准上对冲突利益进行比较、排序、选择。其次，经济法中的社会利益是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利益形态，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利益形态以外的利益形态排除在外。这需要我们考量的是用什么计量基准来代表和映射社会利益。在福利经济学上常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对此可以做一个近似的替代，尽管社会福利函数被批评过于侧重总量的计算而忽视利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但现代计量模型的构建已经对社会福利的计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加大了诸如公平、平等这类目标决策值的权重。再者，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于利益的分配、协调与平衡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国外更多的采取的是复杂的测量、评估体系来进行项目决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国内的公共管理决策相对片面、简单，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过于看重项目所预期的经济效益，而对于环境的影响、文化古迹的损害等没有进行相应的量化测度纳入决策的分析之中，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损害。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管理决策，可通过建立多标准决策分析模型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对于冲突利益的抉择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判断哪种选择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以使我们的公共决策建立在科学的量化的基础上，避免以公私之分作为判断依据的任意、武断。
(三)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制分析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了税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但是纵观我国的宏观调控局面不难发现：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大，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能说明问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趋高不降的全国房价更是让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疑；国家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额增加，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政府财政收入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漏出来，往往由大型企业垄断了政府的采购项目，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难发现，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实行某些公共政策，加之法律体制上得不健全，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说明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唯一的保护对象，同时经济法也将个人利益作为保护的对象。经济法要保障社会秩序，就应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合理、适当的倾斜性政策，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经济法视野中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
社会利益既然在定性、定量问题都可以在理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找到论证渊源，那么就应当存在实现该利益的制度———公益诉讼。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实质上就是达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方法和程序的法律界定。由于社会利益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往往涉及众多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因而其实质内涵的判定和界定结果的公平总是存在众多的纷争，需要更多依赖程序公平的保证。在与社会利益界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如《环境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产业与公用事业管制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中对于社会利益界定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几乎空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往往缺乏详细的指引。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但随着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加强，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重新认识。在河南、福建等省份出现多起检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公诉，防止国有财产流失案件，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曾经轰动全国的“王海打假”一案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消费者群体对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遏止了经营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对以后类似案件的提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程序救济机制，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在世界各国有着长久的司法实践经验，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并非没有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与土壤，只是在程序机制技术方面存在困难，比如诉讼代表人的选择，到底是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公诉，还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个体原告，或是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团体；费用的负担更是难题，往往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都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的权利反驳与利益维护，诉讼中的相关费用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这恰好是打击公众诉讼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 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9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 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 不仅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法还为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体制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果真是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吗？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市场也会失灵。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将来更不会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更有其特殊性。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应当也有可能在领导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市场经济一样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强调效率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公平。而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公共秩序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力量，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更不允许国家只做悠闲的守夜人。所以，未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是在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充分地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使市场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相得益彰的体制。一句话，就是经济法所主张的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新体制。 余伟平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经济法将公共利益作为其重点保护之法益，但由于缺乏可诉性，经济法义务常常未能执行，其权利受到侵害也缺乏保障，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公益也便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救济程序而影响到经济法实效的发挥。
（一）三大诉讼失灵
1.刑事诉讼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追诉犯罪和适用刑罚的活动，它对于公益保护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的受案范围狭窄，只有当行为违反了刑事法律，构成犯罪才予以制裁，而对严重侵害社会公益但却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却无能为力。第二，提请主体范围十分有限，除了法律中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以外，公民只能就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权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公共利益被侵害，公民不能作为公益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2.传统民事诉讼纯粹为私益诉讼，它以“个人本位”作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理念，旨在解决当事人就私人权益争议的纠纷，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与程序权利。然而与民事纠纷不同，公益纠纷则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公益救济中的原告除了主张自己的利益之外，还试图维护其他与之处于同一立场的社会群体的扩散性利益。这种权利救济模式不是以私人权益为中心，具有浓烈的公益性色彩。在公益诉讼过程中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民事诉讼的理念不能够完全包容公益救济。
3.行政诉讼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存在局限性。第一，从行政诉讼的性质上看，它所依据的行政法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侧重追究违法人的行政责任，难以兼顾对受害主体特定权益的补偿，不能达到全面维护公益之目的。第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认为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旨在解决行政争议，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现实中由于国家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公益侵害并不在少数，但却无法通过此途径得以救济。
（二）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理念具有契合性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公益救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灵的情形，无法达到全面维护公益的目的，诉讼作为社会成员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会中诉讼都以解决某种社会冲突为自身使命。换言之，当某类社会冲突大量出现，需要相应的解决手段时，一定的诉讼形式便获得了产生的根据。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有其独特性，这是传统救济机制所无法与之相匹配的。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跳出传三大诉讼模式，在现有的体制之外构建一个能够体现经济法公益维护理念的诉讼机制势在必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与国家代表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和调控，相对应的是市场主体接受规制和调控的义务，这是个体对社会的义务；经济法责任是行为主体对社会的责任。因此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对经济法权利的救济便表现出强烈的公益色彩，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司法救济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经济法公益诉讼作为新型诉讼模式，为我国解决经济法中的大量不可诉现象，走出社会经济利益保护途径缺失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二、如何构建新型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
（一）原告主体资格放宽当事人适格是获得诉讼救济的重要限制。由于经济公益诉讼中当事人是基于维护公益的目的而参与诉讼，这与传统诉讼中的私益维护有较大差异，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其诉讼主体应当适当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逐渐成熟，逐渐进入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民间社会从国家权力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要求公共利益的代表不仅包括国家机关，更应将社会团体与个人纳入其中，将国家机关的强制性与社会团体的专业性和公民个人的广泛性相结合，优势互补，共同起到公益维护之目的。例如，当诉讼涉及的利益群体较为广泛，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相较于被诉方力量悬殊，代表性有限时，或者当国家利益受损而无特定原告起诉维护时，国家机关作为传统公益代表人以其公权力适时介入来维护社会公益就成为必须。国家特设机关提起诉讼，不仅能够监督和有效遏制侵害公益的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还可以保证诉讼过程的统一公正，避免私人起诉可能产生的报复和滥诉弊端，实现诉讼的效率与效益；而在公权力鞭长莫及的权利真空领域或公共利益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赋予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诉讼主体资格，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维护公益并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同时，为了防止滥用诉权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放宽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同时还需要设置一定的限制。相较于在诉讼前设定主体资格限制堵塞公益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限制原告部分处分权以预防其滥诉行为，防止诉讼主体范围扩大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样更加有利于公益的维护。
(二）既判力范围扩大按照传统诉讼法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理论，判决的效力原则上仅限于诉讼的原告、被告，仅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经济公益纠纷中当事人人数众多，并且具有潜在性和不特定性，若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坚守传统既判力理论，就会导致判决结果仅在当事人双方间具有约束力。那么在公益侵权案件中，其他当事人为了维权仍需单独提起诉讼，法院将就不同当事人因同一事件提起的诉讼而疲于奔命，这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违背了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初衷。此外，从权利腐败理论出发，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如果部分当事人出于“搭便车”的动机而放任公益侵害于不顾，当其他当事人以公益代言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后，法院的判决结果对其不利时，再以既判力主观范围进行抗辩，笔者认为，该主张在公益诉讼的制度下不应当成立。
（三）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在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实力与信息占有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能力有限或者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在诉讼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若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理论，公共利益将难以得到切实维护。经济法作为“抑强扶弱”之法，它致力于协调社会权利冲突，其实质是对社会强弱势主体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化解，通过对市场强势主体和市场弱势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将失衡的天平重新扶正，恢复利益均衡状态。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必须构建符合经济法理念的举证责任制度。让较少有条件获得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因此，经济公益诉讼中，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形下，可考虑适用举证责任部分或全部倒置原则。在审查证据时，法庭如果认定当事人双方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占有更多证据资源的当事人承担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内容提要：法经济学是上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它无疑引导了法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法经济学的发展是多方位的，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主流和非主流两个学派，他们对法经济学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种争论决定着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厘清这些争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法经济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法经济学/内涵争论/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反思 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法经济学为研究法律制度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工具，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业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立场与研究视角的不同，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就这一学科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法经济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怀疑与批判，在其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观点。正如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法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这其中，关于法经济学内涵或学科性质的争论，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导致了法经济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的对立。 一、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由来 一般认为，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法学研究方法变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法律研究充斥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主张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如同化学分析的方法一样。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渊源中的原则。”学者们将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因为没有法的意义而被赶出法学研究之外”。他们“使法学纯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法律现象及其意义上。”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使法官的判决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C·兰代尔将法律视为隐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则或教义，法学研究或法学推理的目的就是从法官的判决和对司法的解释中发现法理。在兰代尔那里，法学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案例判决，其他的文献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直接引发了英美法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运动。从此，在普通法国家，法学研究或法律活动仅仅成了法官根据三段论从判例中推导出所谓法理或教义来。 对人类的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从古代“诸学一体”的状态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因此可以说，法学和经济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分离本身标志着两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两个学科从分离走向分立，使得他们的发展进入瓶颈期，难以取得突破。法学的缺陷是抽象的强调正义而忽视效率，经济学的问题是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说：“学科专门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没有哪个能比其在两门最古老的学科即在法学和经济学中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明显。”现实的困境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走向融合，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才应运而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法学界开始全面批判兰代尔的教条主义法律思想，并进而引发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们意识到法学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应该运用多学科的综合力量，在法学研究中向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借鉴的尝试不断出现。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失败，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寻求经济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1960年，罗纳德·科斯教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经济学的问世。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加入进来，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惊奇的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法经济学的内涵或学科性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以科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包含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的，他强调既应该关注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应该重视运用法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却认为，法经济学的内涵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这就 直接导致法经济学分化为两个派别——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差异，并可能最终决定法经济学的发展前景。那么，两大流派对法经济学的内涵的理解是如何认识的呢？ 二、主流法经济学派——法律的经济分析 所谓主流法经济学派是指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经济学家，他们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界定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这一学派的代表任务还有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经济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贡献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法律制度，创立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举奠定了其在法经济学领域中的领军地位。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同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内涵”，“正统的法经济学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野心去改变经济学”。 从法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波斯纳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麦考罗和曼德姆的观点都和波斯纳相似，他们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另一位学者乔治·麻森大学的查尔斯·罗利教授则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和影响”的学科。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学派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的唯一内涵，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是法经济学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经济、社会、哲学的比较分析 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地位不够突出，贡献似乎也没有主流学派那么大，但是这个学派的观点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纳存在巨大差异。1997年，针对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经强调指出：“我所关心的是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同法律系统对特定的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它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这才是我对法经济学感兴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动了。”同时，科斯指出，尽管经济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法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态势下，法学和经济学的互相依托的关系不存在了，法学成为了纯粹的受益者，纯粹的恳求者，在从经济学中获得了有益的营养后，却未能给与经济学任何的回报，这种不对称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应该的。这也根本违反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完整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残缺的理论体系。 此外，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其他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法经济学甚至不单是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这一理论应该有更大的价值空间。作为非主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麦乐怡在其《法与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法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学科，应该加以鉴别。他认为，法经济学的研究，带有比较性质，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相对于法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比较方法，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界定特定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而法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则是发现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这种方法会导致比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更见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国法学大师德沃金则认为，法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科学。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经济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内 涵界定为“经济、社会和哲学的比较分析”，偏重强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判断。这显然提供了一个与主流学派区别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无疑扩大了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对于更加充分的发挥这种新理论体系的功能是有决定意义的。 四、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原因 法经济学作为由美国学者开创的一个新理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在美国学界很是流行，其影响早已远渡重洋，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开花结果。但是，任何理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总是伴随着争议和怀疑，这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争议的同时，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法经济学的内涵争议，其产生的原因大体如下： （一）两个学派学者的学科背景的差异 上已述及，法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原生于美国的，四十多年来有多位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这些学者尤其是代表性学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流学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学家，以法学为自己的学科背景；非主流学派的代表则大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以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背景。例如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他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然后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从其履历可以看出，波斯纳的学术成果是与其一贯的法学教育和实践背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家。此外尼古拉斯·麦考罗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等。非主流学派的代表罗纳德·科斯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51年在伦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学术背景带有典型的经济学烙印。非主流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宾·保罗·麦乐怡虽然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塞洛库斯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也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学位却恰恰是经济学；而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前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造成了他们对法经济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和定义。这个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这很可能是造成学派差异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规律和不能简单否定的。 （二）理论基础的差异 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于理论基础的差异，人是有思维定式的，尤其在当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学科教育经历决定了不同的理论归依，而这个理论归依正是开展研究的基点。考察波斯纳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学家，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期的法学教学和法官实践中，他一直坚持把法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把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对经济学的问题则并不关心。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互动的，法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的比较分析”，强调经济学、法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由此可见，两个学派的理论根基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三）关注视角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理论阵营里的学者们，虽然都以法经济学作为开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主流法经济学派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律现象、探寻法律制定和运行的经济学根源，发现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学规律，最终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学派关注的则是如何发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他们主张挣脱“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既强调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学的理论去分析经济，并且要参考社会学、哲学的理论成果。他们将更多意识形态的内容纳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力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其关注的视角无疑是更为广阔的。 五、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的“法经济学”是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视角研究社会的重要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综合考察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它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加以理论诠释，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来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发展趋势 ，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学，分析解决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而且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析法律制度变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定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肯定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和成本收益等。 但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也许是科际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经济学不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搜求一切有用的养分，深入展开对法律的部门法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种更高的解决问题的姿态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于哲学结合起来，探究法律权利、法律价值、制度效率、司法正义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因此，非主流的“法经济学”涵盖了一切对社会中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不仅要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而目要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运作对法律的影响。 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11] 注释： （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著，吴晓露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页。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魏建：《法经济学：效率对正义的替代及其批评》，《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3页。 转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理查德·A·波斯纳，1997：《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转引自秦海：《法与经济学的起源与方法论》，《比较》，2003年第5期。 (美)道格拉斯·贝克尔：《法经济学的展望与未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第43页。 [11] （美）利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转（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1〕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27-128.
〔2〕〔4〕[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0.37-38.
〔3〕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5〕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0，358，371.
（一）山西工商学院和法学相关的课程开设情况
1公共课
公共课也称为公共基础课或必修课，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高等学校的公共课，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德育课、外语课、体育课、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等。我校在这些课程中和经济法有关联关系的课程有公共基础课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社会法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般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三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而社会法制一般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两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2专业课
专业课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修习的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课程。我校开设的专业课中和法学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有经济法基础（经济、管理类专业）、税法（会计类专业）、广告法（广告类专业）、建筑工程法规（建工类专业）、旅游法规（旅游类专业），专业必修课有广播电视法规（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类专业）。这些课程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时间、课时要求与考查形式不尽相同。
3实践课
实践课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对知识综合应用的学习活动。一般法学专业的实践课为到法院实习，或组织模拟法庭等。由于我校暂时未开设法学专业，其他专业和法学相关性不是很强，所以暂时没有法学类的实践课。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情况
1商学院
我校商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共有三个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及人力资源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市场营销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人力资源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也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2会计学院
我校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的三个方向：会计实务方向、会计应用理论方向、注册会计方向均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也均为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3金融学院
我校金融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与金融工程专业是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4建筑工程学院
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是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经济法，二课时，共计32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5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我校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层次没有开设经济法，酒店管理专业专科层次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6通才教学部
通才教育也称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高素质人才。我院牛三平院长在研究美国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走访了许多企业，了解其用人要求，掌握了市场迫切需要高级管理人才的信息并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于1996年在我院开办了首届通才班，实施通才教育。我院通才教育是在四年一贯制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配合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完成专业教育，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启发意义的知识结构，并得以内化，造就良好的人文、科学和道德素养，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并终身受益。我校通才教育部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目前有工商管理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财务管理专业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我校担任经济法专职教师将近三年，为各专业本专科承担了六学期经济法教学任务，在教学经验中总结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如下问题。
（一）学生法学基础薄弱
我校学生法学基础较差，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校属于二本C类学校，所招学生学习基础和其他本科院校相比略有差距，尤其是初、高中应掌握的政治等学科里涉及法学的知识学生掌握情况差强人意。第二，按照我国相关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非法学专业不再开设法律基础等公共基础课，而将法学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合并，统一开设。这样一来学生在开设经济法课程之前接触法学的机会又大大减少，再加之我校的思想道德基础与法律修养课程往往由思政方向老师授，导致在学习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知识学不透，甚至一带而过。这就导致在以后开设经济法课程时，学生该掌握的法学知识没有掌握，难以和经济法课程形成有效的衔接。
（二）课程安排不甚合理
经济法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属于专业基础课一类。专业基础课，顾名思义，为专业课的开设奠定基础之课，但是我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时间和课时以及考查课程的方式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商学院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甚至是第六学期才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此时已经到了学生系统学习专业课的时候，不再开设经济法为时已晚。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而经济法涵盖内容又较多，课时量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求。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考查课，作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多法学课程本就不是十分重视，再加上为考查课，学习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不重视课程的心理。从这三方面而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难以实现其教学目的。
（三）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针对二本C类学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经济法教材甚至为非法学专业教师编写，针对不同专业，经济法教材内容也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应偏重于公司法，市场营销专业应侧重合同法，金融专业应侧重于金融法、银行法等方向，而目前经济法教材还没有如此细的分类，而要求经济法教材也难以涵盖所有法学知识，这就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教材质量欠佳，经济法课程的开设和各专业的需求贴合度不高。
（四）实践教学较难开展
我校是一所新型的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院校，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但是由于我校目前并没有法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均为非法学的专业，由于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类的实践教学比较困难。目前针对经济法的实践教学只能停留在案例讨论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合班授课人数往往在100人左右，案例讨论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改革建议
（一）加强基础法学学习力度，为经济法开设奠定基础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只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一门涉及到法学的公共基础课，额外增加法学基础课课时量不是很现实，但是建议我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时候选择有法学专业，特别是有经济法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的部分，为经济法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安排，为专业课学习做好铺垫
目前，我校本科层次的专业经济法课时基本为周三课时，针对经济法内容较多的实际情况，周三课时（总课时48）难以满足经济法课程教学需求，建议学校本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增至周四课时（总课时64），且将考查形式统一为考试形式。并且建议全校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时间，专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本科层次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这段时期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对于专业基础课而言也能较好实现其开设目的，为专业课的开设做好铺垫，并且有利于协调教师课时量的问题，不会出现一学期课多一学期没课带的情况。
（三）严格把好专业教材质量关，为课程的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针对二本C类院校的专业教材质量差强人意，教学在选择教材方面比较头疼。经济法教材的选择问题更加突出，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体系严谨内容充实，但选择法学专业类经济法教材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难度偏大，而一些非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体系不严谨，有的内容混乱，有的法条滞后，并且不同专业重点不突出，这就需要在选取教材的时候严把质量关，或者鼓励本校教师针对各专业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
（四）适度开展相关实践教学，为知识的巩固助力
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行政法的确发挥出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擅自使用公共权力对个人利益造成侵害的不良现象。从经济法的角度透视社会利益，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利益的突出所针对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利益，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高度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就是最好的现实例子，尽管，从表面层次上来看，受众的群体就是既定的某一个消费人员，但是，从实际层面上来看，其实是保护了所有的消费者。而从法学学科角度来看，民事法律主要是保护与尊重个人利益秩序的体现，而在维护社会利益这一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而被动的方式。由此可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对辨证统一的概念，而并不是一对绝对包含或绝对分离的概念。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界的重要学术论题，且受到了文学科领域的津津乐道。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且两者相互独立。比如，国家的国防建设除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以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的公共安全得到了有效的维护。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从利益诉求层面上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属于互相重合的两个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
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指的是以数学原理和经济学为重要依据，使不明确和抽象的社会利益变得细化和具体化，使其说服力和科学性得到有效加强。
（一）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法律规制
目前，政府采购法、预算法以及税法等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局面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日益突显出来，政府的采购项目往往被大型企业垄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全国的房价一直趋高不下，使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暴露了出来；各个阶层之间的存在着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利益，希望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以此来完成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法律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而在利益方面发生了诸多博弈行为。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利益并不是唯一的保护对象，个人利益也同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保护对象。因此，要想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经济法当中，就必须针对“利益分配”这一重要问题，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着重加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予以利益方面的保护。
（二）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经济学
通常情况下，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的过程的当中，不仅需要将合法的法律界定包含在内，合理的经济界定也同样需要被包含在内。首先，对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是在各种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如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利益不对称等。除了可能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外，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同样可能会发生在社会利益与不同目标之间，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其实是在一定的衡量标准上选择和比较相互冲突的利益。同时，在经济法中，社会利益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形态，这就需要人们认真考虑选择哪一种计量标准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是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问题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另外，针对利益的平衡、协调与分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样发挥出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与国外相比较，国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显得更加简单和片面，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更大范围的损害。其实，针对公共管理决策问题，其经济合理性的判断可以通过建立多标准的决策分析模型来实现，并且针对冲突利益的选择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在全面深入地分析成本效益之后在进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保证判断的准确性，从而充分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还是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都可以在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得到论证，那么，就必然需要存在“公益诉讼制度”这一能够使该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制度保障。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指的是能够实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法律界定。然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通常会涉及到许多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因而在判定社会利益的实质内涵方面往往是众说纷纭，而且对于界定结果的公平性通常存在着许多纷争，只有程序公平得以充分保证，才能够避免这些纷争的发生。《房地产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与社会利益的界定有着的密切联系的法规法规当中，针对社会利益问题的界定，几乎没有相关的程序性规范。虽然，目前已经将公益诉讼制度纳入进了《民事诉讼法》当中，但是，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指导。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方面的发展情况还十分不容乐观，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加强，人们对于日渐增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予以了高度重视，促使着人们重新认识去自身权益。近年来，在福建省和河南省发生了多起为避免国有财产流失，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提出了公益诉讼的案件，这一举动无疑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众人皆知的“王海打假”这一案件使得广大消费群体在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上得到了大大增强。为什么可以将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机制来实现社会利益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除了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外，而且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在国内，并不是没有能够充分保证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而只是在如何选择诉讼代表人等某些关键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且，尤其是在费用的负担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通常情况下，凡是涉及到公益诉讼的案件，往往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驳对方的权利而向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所提起的，在诉讼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这也正是制约公益诉讼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