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勤劳的小编给大伙儿收集整理的15篇经济增长论文，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课堂教学设计
基于创业情境的经济学基础教学实践中，应该围绕创业项目来进行具体的课堂教学设计。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选择、设计小型创业项目，以项目运营过程为主线，对这个项目进行全面的项目经济分析。在项目运营分析中，教师导入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实践。比如，以在学校开立一个饰品店作为一个小型创业项目，把每一个章节以此项目运营为核心串联起来。每次上课，都是具体创业项目运行的一个环节。比如：“情境1——市场供求分析”教学中，应该先要求学生在课前在校园内调研饰品的需求状况，调研结果显示，头花等价廉物美的小装饰品很受女生欢迎，而别具一格的手机链、钥匙扣等装饰品业普遍受到男女生的欢迎。再让学生调研，校园内有多少家装饰品小店，去观察、分析装饰品的供求情况。再学习理论知识、运用理论知识去进一步做准确的饰品店市场前景分析。从而，通过小组讨论，决策饰品店创业项目的可行性。而“情境2——消费者行为分析”教学中，就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先让学生列举出学生消费群体的心理特点和爱好倾向，从而分析出合适的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
2课外辅导设计
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构建高职学生专业学习的新模式，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高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从课外辅导的角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根据课程特点，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实践创新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团队精神、沟通技巧。第二，开展各类创业大赛。利用专业优势组织校内创业技能大赛，同时鼓励参加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创业大赛活动。第三，充分发挥学校创业孵化中心(UHS)的作用，搭建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帮助部分学生实现创业。
3课程评价体系设计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课程教学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过程考核（平时创业项目完成情况考核）与课程考核（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以突出培养具有创业创新能力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平时成绩50分，期末考核50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应用。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50%，其中课堂表现占15%，创业项目分析报告占35%，要求会运用理论知识去进行具体的项目分析。
4结语
创业教育是现代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教学改革，实现理论教学与创业教育的融合，正是契合了国家对高职院校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也是高职学生就业和推动学生学习的要求。本课题打破高职经济学基础现有教学模式，以创业� 在创业情境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磨砺学生的创业能力，以达到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的。
·摘要
本学期，我学习了西方经济学，重点学习了微观经济学部分，所以此次课程
论文以总结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运用其某些理论作案例分析。案例为火车快餐的供需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找到火车快餐价格如此之高的原因。
·关键词：需求；供给；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
一、微观经济学小结
1.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微观经济学又称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
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条件下，以单个经济单位（消费者、厂商、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同时也将古典经济框架下的一些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及组织结构重新引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加以分析和讨论，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科斯定理等，当然随着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现实解释的需要也引进一些新的理论，以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进行重要的补充的一门社会科学。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根本解决
一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和为谁生
二是基本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有：第一，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由于资源是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越来越要求国家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盲目与滞后进行调控，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为此，如何完善及运用经济法就成为了当下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就经济法如何在宏观调控中得以发挥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法；市场经济
新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了翻天覆地般变化，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突出体制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市场环境符合经济规律，利用法律加以完善和制约，因此，经济法便随之而来。当前，许多企业单位打法律的“擦边球”，产品垄断、恶意投标等现象十分常见，需要国家为此做出改变，以经济法为准则，不断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力求打造一个良性竞争、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首先，经济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监控作用。时代在变化，经济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符合自身经济实际水平的情况下走出了国门，与他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全球化来说，利弊是共存的，各国的经济联系已� 因此如何有效把控经济风险，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国家经济存在的隐患与风险能够有效避免甚至排除，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甚小，因此可以说，经济法的作用十分显著，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稳如泰山。
其次，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而使我国经济结构产生了质的改变，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效固然可观，但是其中存在的客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进行了解的。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存在恶意竞争的现象，如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垄断市场后降低生产成本并以高价卖出，这种变向获取经济利益的不良行为一方面使消费者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经济秩序，严重破坏了市场环境。经济的存在能够抵制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政府在经济法的引导下，利用宏观调控职能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使市场经济得以良性发展。
最后，经济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体现。单就我国而言，要保证政治经济稳步前进，体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构造，需要确立一个与之对应的体系，法制建设正是该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援助，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方面对法律进行查缺补漏，不仅保证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发挥，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有效运用
政府利用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其一，宏观调控法规需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内容，除特别情况外一般参照宪法，相关法规不能与法律及宪法有所冲突，否则该法规将不予承认；
其二，相关部门监察政府收支情况，如某地政府需要投资企业、工程等项目一般先由政府人员进行科学实地认证，而后参照法定内容交予上级进行核实审批；
其三。针对企业上市、分化垄断以及外企介入等经济事件，要对企业一方在法律上给予支持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以相关法律流程执行；
其四，政府对另一方进行处罚，处罚内容与方式要走法律程序，例如对被罚人给予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援助；
其五，风险分析要权衡双方利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要以维护公众利益作为第一行事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减少另一方的损失，力求做到双赢；
其六，政府行使宏观调控权力，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督，避免宏观调控出现不合常理、不法等现象。
此外，作为与政府对应的相对方来说，也应该具备一定的自主权利：
其一，政府给出调控方针及手段后，在执行政策的同时要保证方案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一般来讲，相对方的赢损完全由自己掌握，拥有自选权与自行权，针对强行干预的现象允许以法律方式解决；
其二，宏观调控说到底是对团体或个体进行调整与改革，相对方会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允许相对方将个体意愿纳入调控方案中，相关部门需要对合理建议进行采纳；
其三，如宏观调控存在不合理行为，相对方应勇于提出质疑要求政府再次核实，同时请求监督部门给予支持，如有必要可直接介入司法调查；
其四，宏观调控造成损失情况，相对方与政府应就补偿问题进行商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经济法进行初步了解，研究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影响，并提出有关建议。除以上内容外，执法人员需要提高整体素质，坚决执行有关法律，做到不妥协、不动摇，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大学经济学论文范文一：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分析
关键词：经济管理行为；事业单位；策略分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事业单位的数量庞大，其涉及职能范围极广，还承担着发展我国经济与文化的重任。因此，事业单位日常工作的及时高效开展，对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前提下，我国事业单位财政经费来源也日渐广泛，这就要求其在经济管理中更具风险意识，方可确保该单位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实施经济管理在事业单位的重要性分析
在事业单位实施经济管理于其发展极为重要。主要原因如下：在事业单位实施经济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实现该单位资本效益最大化；由于经济管理存在一定双属性，在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事业单位经济体制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已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事业单位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还须将产品所产生的效益情况纳入该单位的经济管理中，方可促进其经济收益的有效提高。
二、我国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分析
(一)优质人才欠缺
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多事业单位在其发展过程中未能对本单位的经济管理予以足够重视。主要是由于大部分事业单位未设立专门部门来负责本单位经济管理相关工作，且经管方面高素质专业管理人才也较为缺乏，使得大部分时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均由本单位财务部门工作人员负责。导致经济管理停留于财务层面，预算管理、无形资产管理与成本费用控制均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进而导致其经济管理工作难以适应本单位发展步伐。
(二)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一部分事业单位经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从而对单位的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很多事业单位在相关政策及规定方面仍较为缺乏，这就使得其在经济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中缺乏相应依据。另外，部分事业单位将传统管理方法用于现代事业单位的经济管理，导致其经济管理难以进行彻底改变，进而致使经济管理所拥有的实际意义未能得以真正发挥。
(三)资金、资源大量浪费
当前，一部分事业单位资金使用欠缺合理性，尚未将政府财政拨款纳入单位实际需要与发展重点方面，很多单位将资金用以盲目建设，从而使得很大一部分建设工作缺乏实用性。比如，在部分事业单位，某一新任领导上任后，为了提高该单位业绩多会通过项目建设，然而这些建设项目的实用性却未得到充分考虑，使得大量资金与资源被浪费。
(四)单位内部财务风险尚未被充分认识
以往事业单位其主要经济来源于国家支持，因而不存在经济风险，这也导致很多事业单位领导人未能充分认识本单位财务方面所存在的风险。而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事业单位经济费用来源更为多样化，因而其经济存在一定风险。很多单位领导人受计划经济影响，对本单位财务风险未能进行充分认识，从而导致该单位资金使用无规则、无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事业单位的财务风险。
三、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应对策略分析
(一)加大优秀经管人才培养的力度
事业单位加大对优秀经管人才的培养力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事业单位应以成本效益为基础，在确保本单位实现所需社会效益的同时对资源配置进行合理优化；事业单位须不断提升其经济管理人员整体素质，提供高品质人才，吸引优秀队员。此外，还应强化对现有员工的专业培训工作；事业单位可通过建立专业部门来主导本单位的经济管理工作，通过专业部门与专业人才来处理专业工作，从而促进单位员工对经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强化其经济管理意识。
(二)强化对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的优化与完善力度
加大对事业单位机构内部经济管理行为的改革力度，在遵循当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并完善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在后续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则须将所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彻底落到实处，以防止管理制度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效果。
(三)加强对财务预算管理的力度
财务预算是开展各项经济管理工作的核心环节。通常情况下，事业单位在对下一年度资金分配进行规划时应以当年及往年资金使用具体情况为参考，以达到资金的合理分配，实现收支平衡。这就要求事业单位在资金分配时将公共机构财务报表进行财务预算，并于年终对单位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与分析，以为下年财务预算提供科学参考。
(四)提高财务风险意识
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事业单位更应紧随时代的步伐，摒弃原有的落后思想，尽可能地对经济管理中易出现的财务风险予以规避。因而，新形势下事业单位应强化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与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未雨绸缪，对本单位财务运作进行规范，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体系，以促进本单位风险应对能力的有效提高。
四、结束语
事业单位实施有效的经济管理行为可促进其稳步发展。增强工作人员财务风险意识、培养优质人才、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严格财务预算管理等措施均有助于我国事业单位的更为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祝佳红。对新形势下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相关问题的思考[J].商业经济，2014;11
[2]马宇鑫。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分析与改进建议[J].中国市场，2015;13
[3]宋艳玲。规范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行为的建议探讨[J].时代经贸，2014;10
大学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农村经济管理下农业发展思考
[摘要]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之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柱，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资料，还能大力推动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可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农业发展；管理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作为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农业的发展主要是指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由于我国在农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惠农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使其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文章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了阐述。
1农村经济管理
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指针对农村经济、政策、计划、土地、统计、审计、生产体制、农业承包、发展、扶贫、分配、产业化、销售、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二轮土地承包、土地纠纷合同仲裁、农民负担、农业保险等诸多方面的管理。
2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职责
2.1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2.2农林项目管理
2.3研究指导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指导农业产业化
2.4各类农经统计报表的编报工作
2.5相关项目申报工作
2.6撰写农经材料和信息
2.7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对农村经济收支、农民收入以及农民负担情况进行监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有关政策，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2.8管理土地承包、耕地、荒山使用权流转和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2.9有关农村、农业、农民各类来信来访调处工作。
3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
3.1只有大力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从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信念，才能保证农业的整体发展不受影响。
3.2农村经济管理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即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过程，又是人与人结合的过程，因而决定着经济管理的双重重要性。
4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农业的发展缺乏主动性
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导致农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农村经济管理局面很难打开，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
4.2农业的相关知识缺乏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农业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各级管理部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农业的相关法律意识淡薄，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的进行。
4.3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
目前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思想保守，缺乏专业知识，管理观念落后，不能充分认识农业经济发展必须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
4.4农村资金管理不规范
目前我国财务管理的实施主要是由村干部负责完成，但是由于多年来农村承包土地没有合理的合同规范，而且目前农村的财务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财务活动都公开透明，导致承包租金无法及时回收，集体财产得不到保障，也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5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
5.1宣传农村经济管理的理念
现阶段我国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才能更好的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了更好的加快实施这一任务，高质量的发展农村经济，相关部门就应该对负责各项工作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只有充分的学习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5.2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要想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施农村规模经济和产业价值链条的延伸，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及大型企业，建设优势产业生物链，并将其拓展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农业建设的步伐。
5.3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
针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他们对农村经济业务知识、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等综合业务水平的了解，完善业务范围，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特别是针对金融财务管理以及心理咨询方面的知识，必须做到全面了解，才能更加有效的针对性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更加有效的提升农村经济管理。
5.4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突发事件作为农村比较常发生的事件之一，作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能够及时拥有及时解决危机的能力，积极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不偏不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农村经济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
5.5扩展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是关键要素之一，只有农业发展的条件得到充分改善，才能加快更新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步伐，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5.6提供服务指导以及资金扶持
成立专门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与各乡镇、各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设立、规范运作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积极推荐评审市、区、部级示范社；鼓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产品质量认证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并给予相应奖励；对合作社及其社员贷款发展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给予贷款贴息等。只有加快农村发展，才能有效的发展农村经济管理。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不仅需要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整体团队的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还应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相配合，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惠农政策的大力实施，从而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该站农村经济管理的步伐，快速有效的推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韩忠；探讨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J];经营管理者；2013年21期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
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国家xxx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田为勇认为，要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一赔”就是建立公众的赔偿制度，公众可以直接将污染企业告到法院，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排污企业为污染后果赔偿，达到迫使企业整改的目的。“二停”是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一停企业生产，停产整顿排污不合格企业，直到整改完毕；二停项目，治污不达标企业所在地的政府，一段时间内不准上新项目或者改造工程。“三分开”是对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实施评价与审查分开、评审与验收分开、审查与监督分开。此提议非常值得推行。
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在污染问题上，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凡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承担治理污染和赔偿损害的责任。通过实施这项原则可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心，通过必要的压力来推动他们积极探索治理污染的措施，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遵照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使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从而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两方面统一在相同的行为者身上。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
价值2009年11月26日，政府出台关于2020年碳排放降低目标的整体规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现阶段，针对低碳经济所进行的研究不断升温，而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是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从经济学角度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强势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生态经济与低碳经济
生态经济学侧重于生态结构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生态与经济相融合而衍生出的边缘学科。低碳经济则是根据生态变化规律而进行重构的科学体系，目的在于将经济原理与生态系统相结合，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态经济，并以此作为指导公众生产、发展的理论依据。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的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具有“三高一低”转变为“三低一高”的典型特色。也就是将低效率、高能效、高成本、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成本、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崭新模式。生态经济体现出生产活动与自然发展的顺应和谐性，也就是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从生态规律，从而形成绿色化发展的态势，强调“绿色GDP”理念。在温室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发展的前提下，低碳经济被广泛倡导，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指导思想。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与当前资源危机以及经济主体的客观反省有直接关系，生态与经济并非对立关系，在经济主体的协调下两者能够成效互补效应，
2.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气候经济性学概念的提出源自2005年，德国学者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气候与经济所形成的密切关系。由于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于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其破坏程度不低于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对经济所形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公众的设想范围。气候经济学以气候环境的变化为主导，诠释出气候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低碳经济则主要侧重研究二氧化碳超量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从本质来看具有高度相似性，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国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主要以气候经济性为依据，这一取向对于国内经济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低碳经济
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探索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寻找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规律，从而使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效益，主要研究内容有对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对环境治理成本和产出进行评价，根据生产排污量确定其收费标准，确定科学的排污指标并界定其转让金额。资源环境经济学重点研究资源的既有价值，提出环境破坏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并明确其核算方式和解决对策。从高碳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低碳对环境的保护层面来看，低碳经济与资源经济之间有着交叉联系。当前，资源经济性已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在低碳经济研究中，要充分借鉴其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低碳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构建完善的国际经济学体系
在既有的经济性研究理论中，主要理论思想体现在利用国际领域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经济发展能效，进而提高本国经济贸易的国际实力。如果单纯从经济收益层面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生态效益层面而言，则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环境问题将更加棘手。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微笑曲线”的整体格局，也就是将曲线低端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如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害气体的过量排放等。但是二氧化碳具有高度流动性，最终会危机全球大气和生态环境。由于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会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冲突。在当前的经济换做中，这一问题尚不能完全避免，以国际视角进行的低碳经济合作则有助于破解这一问题。此外，低碳经济是以全球生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这一特点来看，该理论能够融合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使其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更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而未将国际社会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讨论。如果单纯应用这一理论，则每个国家都会遭受环境损失，因此只有将低碳经济融合其中，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国际经济学价值。
2.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破坏性较低，虽然也会产生部分温室气体，但是在生态系统的调解下能够得到恢复和平衡，经济与生态之间处于协调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和化工原料的应用使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增加，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消除温室气体的破坏影响，进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学侧重于对财富指数提高的研究，将物质作为核心，以农学为基础的经济研究领域则侧重于物质种类的增加，商学派经济学家则关注货币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性则以本国GDP的增长作为核心要务。如果单纯以上述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则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温室效应已� 低碳经济理论有利于转变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促进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从当前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拉动物质消费有可能造成温室气体排量增加，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则可能导致消费环境受到抑制，这就是低碳经济与物质消费之间形成冲突，也就是经济学领域所提出的“目标冲突”。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则能够对目标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解决。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对于享受性消费更加注重，甚至崇尚奢侈消费。如果不能改变当前利用物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无度增加，对于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低碳经济不但倡导生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会倡导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变，改变以往对物质消费的高度依赖，进而转向精神消费领域，使其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
4.拓宽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充实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负外部性”问题始终存在，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增税，二是产权界定，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必须有政府机制的干预才能产生作用，带有明显的国界局限性，这就为温室气体的产生这一国际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而借鉴低碳经济理论当中的“碳交易、碳关税”等方式，则有利于提出更有实践价值的改进对策。同时，低碳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融合了金融、国际贸易等新的内容元素，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传统经济学必须在风险控制、贴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生态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低碳经济与经济性研究融为一体，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在形式上出现了巨大变革，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公众倾向于将相关学科理论作为研究低碳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鲜明的理论指导，那么经济活动就容易偏离预期目标，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以及经济性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突出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基础，体现其经济学领域内的特殊价值，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理论支持体�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 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 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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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经济学基础这门学科，一个学期下来，对经济学有了基本的了解。经济学是人类关于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当今世界经济全国化，国家经济发展快速，我们要学好经济学知识和智慧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去，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在这里，我对生活中一些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一、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分析
2014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淘宝店，天猫店交易额为571亿元，在双11这天购物节，大部分“剁手党”将前些天收在购物车的宝贝进行下单，这一天内，大部分人通过手机，电脑进行购物，在进入双11这天时，一份十一秒之内交易额突破一亿，三分钟便突破10亿元，五分十七秒时突破二十亿，十四分零二秒突破五十亿元，三十八分二十八秒的时候突破了一百亿。这一天内，快件达五亿多件，14家快递125万快递员进行收件，打包，运输，派送。五亿多件可以看出来我国国民的需求量大，消费能力，购买能力强，消费金额高。购买力促进的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分析：调查显示，65%的消费者认为价格较低，吸引其购买。44%的消费者确实有需要购买的物品，等待双11优惠的到来。的消费者认为双11的价格可以接受。其次，有抽奖活动，吸引购物者抽奖消费。高消费额是因为需求量大，国民消费购买力强。购物街的趋势让商品畅销，购买者心情愉悦。
二、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产品价格决定性因素有获取利润收益，占领市场，国家调控。商品的定价因素是以下几点，一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决定着商品价格高低，二是商品的成本，成本是商品价格构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成本包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贮存运成本，机会成本。商品的市场因素也影响定价售价，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市场竞争，还有就是消费者行为心理因素，在消费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并支配消费者的消费过程，所以，产品价格定价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制定。
三、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思和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
(1)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增加就业。第三，稳定物价。第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第一，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第二，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只有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了，宏观经济才能正常进行，经济增长才能顺利实现。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超过社会总供给，出现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物价全面上涨，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适当减少出口，同时鼓励增加供给，适当增加进口；如果社会总供给明显超过总需求，出现商品积压、生产下降、物价下降、失业增加，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并鼓励增加出口，同时适当控制供给增加，减少进口。
(3)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数量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就业的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要增加就业，首先要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增加就业的基础。只有经济快速增长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才有加快发展的可能，对劳动力的需求才可能有较快的增加。同时还必须提高就业弹性。经济增长率确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就是增加就业量。为了提高就业弹性，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回收小城镇建设。
(4)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波动是价格发挥作用的形式。但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度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b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可以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价格进行调节，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某些行政手段，以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5)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是进出口贸易状况，二是资本流入流出的多少。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出现较大逆差时，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措施主要有：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运用外汇储备，引进外资，必要时还可以动用黄金，让本国货币贬值。国家财政机关运行好政策。为了国家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让国家繁荣富强。
经济学，让我们了解生活，让我们领悟生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
摘要：
时事政治主要是指最近期间发生的，能够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体现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事件。时事政治教学是指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是帮助学生透视社会热点，正确认识形势，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教学。它不仅能使学生透过这扇“窗口”了解国内外大事，拓展知识视野，而且能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高中；时事政治；社会热点
在当代的教育制度下，学生总是被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制，每天沉浸在教科书与作业之中，而很少有机会关注身边的时事政治。学生对时政的漠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尤其是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关注时事，评论时事，显得更为重要。古人有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据此，我们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课题研究，希望能够提升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并以此来警戒自己，成为未来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课前开展时事讲评
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余时间收集事实材料，在政治课前的进行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范围不限，然后由全体同学讲评，教师做最后的总结。时事讲评的课堂遵循每个学生都要作为演讲者的原则，每次课堂的时候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这样能够调动起学生关注时事的积极性，养成每天看报纸、收看新闻的良好习惯。在时事演讲课堂中，同学们要针对演讲者的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并结合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论述。例如在党的召开期间，我组织了学生开展了几节时事演讲课，围绕报告中的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中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时事讲评的过程中，课堂由原本的教师一人讲解的方式转向了学生占主体进行主动质疑、学习的方式，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加深学习的印象，开阔了思路，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意识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
教师自觉地把时事热点、重点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渗透，由过去的引用、灌输，转变为有意识地渗透，把精选的时事热点、重点问题的背景材料补充到教材中去，并可通过多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加以展示，增强分析对象的直观性、形象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精讲、引导、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走出书本。
三、组织专题讲座
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的事件之后，xxx发布颁布新的政策之后，作为政治教师就应当及时召开专题讲座，对全校的高中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在我历年来的政治教学中，就采用了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们了解社会最新动态。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xxx的召开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的大事，都通过专题讲座的召开帮助学生们养成关注时事的精神，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让同学们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正确运用时政材料进行教学
在选取了合适的时政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必须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来运用这些材料，单纯的材料堆积和知识点的“满堂灌”都不能很好地达到时政教育所应有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时政教育以教师为主导，在教学之前对时政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考虑与教材结合、教学方法的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对时政材料的呈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评价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行组织的合作学习、讨论、分析、总结等环节上，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理解课堂所学内容，内化知识。
第二，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在新课程改革时期，对教师自身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包括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的更新等。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教师做好时政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首先应当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进步。政治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将与时代脱节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良好教学方法对时政教育至关重要，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新提出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时政教育中，这种方法也可充分采用。“自主―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都是进行时政教育可以采取的教学方法。
五、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对策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千万不能放弃对“时政热点”特别是重大时事问题的学习，应当强化复习，通过专题讲座、课前新闻发布会、时事演讲、政治小论文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对时政热点的掌握。复习的面应当宽泛一些，围绕“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三大主题展开。重点关注近几年一些持续性较强、经久不衰的热点，如环境保护、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
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高考政治学科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并且还可能作为背景与其他文综学科相联系来综合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因此，在高考文综政治科目的复习过程中，一定不能够忽视对于重大时事问题的复习。
六、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的功能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的事间，组织学生对一些热点、重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调查研究；撰写小论文，进行评比；开设专题讲座；布置大型图片展览；进行知识竞赛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使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有效开发、充分利用时政资源是当前贯彻实施新课改精神的一项有效措施，有利于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灵活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更有利于学生和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时政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角度，基于目前时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处在教师自发阶段，所以面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便是建立政治课程资源开发体系，这样，教师们的资源开发便由自发到规范的自觉阶段，有利于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此外，教育部门还应改革课程管理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发资源的能力与成果融入评价范围，从而促进教育教学和教师整体水平的发展。
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 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 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
|利己主义者|-5，-5|12，-2
--------------------------------------
|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 （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 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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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学术月刊》，2001(a)年第2期。
[14]叶航，“爱的理性与艺术”，《经济学消息报》2002，No.490,第4版。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统一性和特殊性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都用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作为总括。除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外(因为马克思已有论断)，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么生产力的基础上，用什么方法，达到什么目的”。1956年开展反对个人迷信后，学术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更强调了各历史时代的经济理论应具“统一性”。1985年兹·法因布尔格和格·科兹洛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对此有详细论述。其要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具有统一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生产的社会性的历史发展即各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经济学借以进行研究的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它们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统一性的核心，(3)这些范畴的具体内容在历史发展中会发生质变，以至变到它们的反面；但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指共产主义)，它们又会“翻转过来”，完成统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当苏联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并预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时，对广义政治学的认识才完全成熟了，不过，在苏联，并未写出一部成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直到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受苏联思潮的影响，但它一直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的。1954-1956年，对于多种经济成行并存的这一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这以后，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79年以后，则更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了。历史方面，虽然还限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经济理论；尤其对中国地主制封建经济的研究，有突出的进展。1982-1986年，许涤新集中国内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订了他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成为迄今比较完整的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法因布尔格等的统一性论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19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导言》手稿而来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马克思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第二条道路上的再现。不过，马克思所说的是狭义的即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资本主义已实践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条道路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应当再走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其结果即三卷本《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应当怎么办呢？《导言》确实说“生产一般”是个合理的抽象，但也说“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导言》也讲到简单范畴(即法因布尔格所称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指资本主义形式)。因而，用这些范畴只能“在精神上再现出来”一个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但它“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
共性寓于个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现出来。对于前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目前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的阶段，或者还没有进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这时候，我觉得强调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性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反杜林论》)。从广义空间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在研究主要国家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后，才能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结合本国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实践为根据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我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优良的史学传说，并自三十年代建立学科以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近年来，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把它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研究，那就必然会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项研究中，我觉得入手之处，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象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一样，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经济形式。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
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其间有严重的曲折，以至人口丧失三分之一；但即使在这种时候，生产力的某些方向或贸易的某些环节，仍有进步或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买卖，形成了一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象欧洲领主制度那样僵化，直接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
十六世纪以来，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制度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长，赋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权的出现，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等，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未出现由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而是继续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力仍有增长，十八世纪粮食的产量约比十六世纪增长二三倍，手工业也有发展，不过，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和集约化耕作而来，集约化耕作又以劳动投入为主，甚少资本投入。因而，尽管亩产量发展到传统农业的高峰，边际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已有下降的征兆。手工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来自工艺的改进，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上已逐渐落后于西欧了。
封建社会也和任何社会系统一样，有它本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还有异质的东西。地主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质的决定者。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但也可从属于他种经济，它们是非本质的经济成分。在我国，自耕农的比重比较大，又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比较牢固，这都与西欧异趣。按照辩证法或系统论的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不含有异质的东西，它就不能进化，商业资本和其它货币资本，自始就是用货币草生货币的资本形式，它们是与封建主义异质的，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货币权力”战胜“地产权利”而最后告终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但在中国，这种对立和它的表现形式即城乡对立并不尖锐，到晚期，且出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现象。
这都说明，在我国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生产结构比较稳固，自给性比较完整，地主制经济能够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加以我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上层建筑的保护力量比较雄厚。因而，晚期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但发展极为缓慢，封建主义长期延续下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主制成为一种与增长着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封建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并存，是因为中国地主制经济基于本身特点，能够吸收商品经济，以至吸收外国的和买办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延续自己的寿命，这几近离奇，但环顾今日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有所增长，说明地主制经济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它还会生存下去。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支配农村，以及地主阶级本身成份的演变，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已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主义的经济。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主义，仍然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进化。当然，它也持续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的苦难。
以上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我对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来未必妥当，也不免谬误。每位经济史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观点的提出和切磋，说明一点，即我国封建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已有可能进行理论探讨，写出一部或几部(按照不同观点)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余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第一个定义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并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每种“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种“两个坐标”论给我们经济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即现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两个指标，一是生产力的增长，一是交换的扩大，两者应当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总是重生产，轻交换，甚至不研究交换，这是因为，我国原有重本轻末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和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生产；此外，还受苏联思潮的影响。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教料书》中所列政治经济学定义，如前文所引，删除了交换。在我国，轻视交换的思想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才扭转过来。
恩格斯在文中不仅讲物质交换(Austausch)，还提到广义的交换(Verkehr、译交往)。我曾有文论到，人类社会的交换实早于生产，愈在古代，交换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重要(《试论交换经济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会说，在欧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坏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纪出现乡村化和商业凋敞的现象，人喻为“回到野蛮”。这只是历史上一个特例。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的说，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这方面应重点研究，补西史之不足。
今日，轮到我做饭。我拿好菜单后变去市场买菜，哇，市场真是人山人海啊！我买了番茄、马铃薯、瘦肉……
回到家中，我迅速将马铃薯切成一丝丝，“铃铃铃……”电话响了，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跑到客厅里接电话。聊了大概十分钟，我回到厨房，发现本来是黄色的马铃薯已经变成了红色，过了一会，甚至变成了褐色，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立即放下刀子，跑到电脑前去寻找答案：为什么马铃薯会变色？找啊找，最终找到了！原先是马铃薯里包含淀粉，这淀粉如果接触到空气氧化就会变色。并且当土豆削皮后，植物细胞中的酚类物质便在酚酶的作用下，与空气中的氧化合，产生很多的醌类物质。新生的醌类物质能使植物细胞迅速的变成褐色，这化称为食物的酶促褐变。
虽然找到答案，可是，我还想做一个实验，看看如何才能使土豆不变色。实验开始了，我先把一个土豆切成4份，一份用柠檬水泡着，一份用盐水泡着，有一份用糖水泡着，还有一份用冷开水泡着，过20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20分钟过了，我一看。呀！其实柠檬水、盐水、糖水、冷开水泡着都不会变色。看来，以后我们切开马铃薯都能够用这些有关水的泡着，这样就能够避免马铃薯变色。
看来，生活中处处有科学，我们应当多观察、多发现、多研究，让我们和科学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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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策略
公路运输经济是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关乎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公路运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运输范围逐渐扩大，运输方式灵活多变，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简要分析当前我国公路运输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希望对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策略
一、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的贯通，给公路沿线地区带来了众多方面的交流便利。生产物资的快速流通活跃了产业经济，客运载量的增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益，各区域间互通有无，经济交流因此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协调发展；公路沿线的投资环境也因此得到较大改善，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区域经济的活跃使商业资本得到最大限度的运行，资本效益不断得到增值，促使区域经济规模的更加扩大。
2.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
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国际贸易中的物流速度，缩短了运输周期，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外向型经济的生产要素得到及时合理的配置，提高了外贸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商业信息的交流也随之加速发展，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由此看来，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我国进出口业务的规模，增强了经济对外开放的能力，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3.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
当前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公共交通体系的基础和主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运输经济发展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改变了过去生产、销售、消费的僵化局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公路客运业的发展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便捷，使社会劳动力流动不再受到地域距离的影响，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
二、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1.资金保障有待加强
公路运输的发展给经济带来了活力，同时，快速的经济脚步又反过来对公路运输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高质量的路基、路面建设，功能完善的现代仓储货运中心，技术过硬的人员队伍，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设备等等，这些直接影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部门和环节，无不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由于有些地方建设资金下拨和流程设计不够合理，或者资金管理缺乏周密计划，出现了建设预算不能满足实际建设需求的现象；有的地区由于没有把握好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变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受阻，导致一些已开工的公路基础建设停滞不前。
2.建设成本的合理控制有待加强
公路运输建设有时是把双刃剑。合理的建设投入，顺畅便捷的物流保障的确能使拉动区域间的生产投资，改善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在公路运输基础建设投资决策方面出现失误，比如建设沿线居民迁移代价过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害，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负面影响，必然会影响公路经济的发展。至今有不少地区由此导致的建设投入过大而无法回收成本，不但阻碍了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也给区域的整体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
3.信息化程度仍需加强
尽管公路运输行业已经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但信息化程度还不高。如公路运输信息网络的建立只局限于运输业务企业自身的操作环节，缺乏开放性的外部信息获取意识。一些公路运输机构没有及时建立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的现代一体化信息网络系统，跟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市场供求信息、其他行业的发展走向、宏观经济发展的引领态势等，这些关乎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指导性、参考性信息无法获得，致使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缺少战略性目标。
三、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建议
1.努力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要夯实公路运输经济的基础，应当建立健全运输建设资金保障体系，从理论规划到资本核算进行周密的安排。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担负起制定规划的责任，协调好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协作，使统筹计划部门、金融机构、建设管理单位在公路资金管理方面分工协作，对资金链条的形成过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解决公路资金到位难的问题。
2.合理有效控制成本
应强化成本分析和控制，防止盲目进行公路建设投资和不计成本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特别是公路交通投资，应加强隐性成本的分析核算，考虑拆迁成本等支出对于区域经济潜在的影响，通过可行性分析，加强全面整合预算，确定公路建设投资和后续维护成本支出，落实相关责任，强化职责，推进公路运输经济稳步发展。应加强公路施工前期准备，强化实际环境的勘验，考虑应急情况，制订应急预案，规避施工过程中的经济风险和财务风险，避免经济损失。[1]
3.统筹安排，协调发展
根据全国整体公路建设规划的需要，综合各地区经济特点，努力开展区域公路网络规划研究，合理布局基础设施，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避免重复建设或投入不足。注重资源的综合利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打造节约型、生态型公路。在公路建设工作中，全面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灵活设计，最大限度地避免占用耕地，尽力做好保护自然和生活环境的工作按照公路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工作，合理分配目标，确保计划正常完成。[2]
四、结语
尽管在整个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只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力度，在资金保障、成本控制和信息建设以及统筹安排方面加以改善，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必将向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宝峰。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外企业家，2014，31：24-25.
[2]张铁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24：29-30.
运输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发展
一、公路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现实性意义
1.1能够促进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改革改革的快速推进
公路运输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基础性条件，良好顺畅的公路运输无疑可以给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但是不够通畅甚至闭塞的运输条件一样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想要保证公路运输事业能够起到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必须要使得公路运输事业稍快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若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速度不及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就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公路运输条件的改善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赶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公路运输甚至在这些地区就是整个交通运输事业的核心和支柱。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不断完善、发展、升级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
1.2有利于促进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的完善和发展除了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作用外，还能够肩负起对外沟通和交流的重要使命。公路运输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得我国和周边地区的和平贸易往来更加便捷和通畅，使两国的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因而加强了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的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形象的提高。当然，良好的公路运输条件还能吸引外资，促使发达国家到我国进行贸易投资，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促使我国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比例的提高，使我国经济转型进程加快。公路运输事业和经济管理息息相关，二者彼此促进，共同进步。
1.3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宏伟蓝图和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发是建立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局限和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上的，因此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很多波折才最终确定下来，事实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改革，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不但搭建起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高速通道，还满足了人们在物质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产生的精神需求，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之后就会更加有创造生产力的心情和力量，这也为我国加速成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进方向
2.1促进公路运输事业体制的改革
公路运输事业在社会经济的长时间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随着人民进一步的需求，公路运输事业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程度上的改动，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和改动，公路运输事业体制首先要做出阶段性的改变，制定并完善公路运输事业的新的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以协助公路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将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统一起来，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加快公路运输事业体制的改革。
2.2做好成本预算工作，进一步控制成本支出
做好成本预算工作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成本预算工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会对整个公路交通运输事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也会增加维修成本，导致不完善的基础性居民服务。做好公路施工工程的预算必不可少的就是完备的资金额定资料，有充分的工程预算信息，另外，还需要设计此项目的每一责任企业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严格遵守制定的规则，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监督分配各自的责任工作，设置奖惩规则来约束员工们的行为。在做工程预算的工程中，应该对每一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大概了解，并作出合适的价格预测，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材料的提供工作，心中有数每一个项目的具体价格，以避免出现失误。
2.3将现代信息技术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结合起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愈加便利起来，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模式也应该跟随时代的脚步，尽快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领导人员要积极传播和学习现代信息技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二者相结合无疑会拥有更大的市场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市场上的有关数据搜集起来，并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的分析和整合将整个数据库呈现的数据通过直观地方式呈现出来，进而有效的提高了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这也促进了整个公路运输行业的专业水平。综上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跟上时代的脚步积极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设备，才能够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里程碑式增长，才能够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2.4政府适当运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协助和管理
公路运输事业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设施，但由于公路交通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回资时间长等缺点，私人企业很难也不愿意进行承包工作。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自身的服务人民的作用了，政府应该使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干预，承担起公路建设和维修的职责，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交通服务。这也能提高公路交通运输的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运输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现代经济法，是法律与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结合，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因此，毋庸置疑，经济法更是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曼曾指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经济性”，经济法就是渗透着这种经济精神的现代法。在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七分经济三分法”、“经济法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经济为其质，法为其形”，之说法。因此，研究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研究经济法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本文拟从市场失灵、国家干预以及政府失灵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阐释经济法的产生与之发展变动轨迹的切合点，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市场失灵理论对经济法产生与存在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几乎是站在市场之外的彼岸。在这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古典”的经济学，也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市场是完美的，他们信奉甚至崇拜市场经济，相信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按照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见解，当个人在实现他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他好像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着实现公共利益。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中，政府对于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
所以，出现了“干预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信条。萨伊在此基础上，于1803年提出了“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把“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个极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最理想效果的发挥，必须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但完全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根本就无法实现。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并从不同角度客观深入地分析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市场失灵”的种种表现和成因，同时提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和方法，为经济法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学理论准备。
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的不对称。第一，垄断。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另一方面会产生资源运用无效率。因此，“市场失灵”理论认为，要解决垄断仅靠市场无法完成。因为垄断是由市场所产生的，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即靠国家来校正和规制。第二，外部效应。外部效率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即正的外部性；或者当事人经济活动造成外部主体经济损失而受害者得不到赔偿，即负的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