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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为代表的生物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并向生物医学多个学科进行广泛渗透和交叉融合，对传统的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健康领域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目前，分子与细胞的相关知识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的共同语言。按照现代医学对于人体认知的“社会–人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这一逐级探索模式，分子与细胞是最为基本和最为核心的层次。因此，作为一名现代医学生，掌握扎实的分子与细胞基本理论知识对于理解或阐明疾病的发病机制、理解/执行或创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外各高等医学院校纷纷对已有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在器官系统层次上进行课程和知识整合，这已成为目前西方医学教育的主流模式。国内多个医学院校也纷纷学习、引进、改良和开展了“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分子与细胞层次上的相关课程整合，主要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四门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主干课程的整合。国内各医学院校虽有探索，但基于国内外医学教育在生物学相关课程教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前学过较多的生物学课程，但国内医学生则从高中直接入学),故而目前在上述四门课程的整合上尚无一个成熟的模式。根据笔者前期调研掌握的国内医学院校的情况来看，中国医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对生物学学科相关课程整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两所学校均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内容进行重组整合，还分别出版了专门的教材《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6-7]。此外，中国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尝试将《医学遗传学》与《组织胚胎学》两门课程进行整合[8]。通过调研和梳理，笔者发现，上述国内医学院校的生物学相关课程整合中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医学遗传学》的相关内容在课程整合中没有与相关生物课程进行较好的融合。众所周知，《医学遗传学》在早期发展阶段，与胚胎发育研究密切相关，但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其整体内容已迥异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和胚胎发育研究，反而与《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医学遗传学》更应该与《生物化学》等生物学主干课程进行系统、合理的整合；而《组织胚胎学》则适合以器官系统为主线，与其他医学类课程进行整合。然而，对包括《医学遗传学》在内的这四门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主干课程进行系统整合的做法尚未见报道，很有必要进行尝试和探索[6-9]。
2分子与细胞整合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
2.1整合思路与教学内容
2012年初，作为我校启动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重大教学体系改革的一部分，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分子和细胞为主线，将传统以学科设置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四门课程进行有机精简整合，形成了一门新的整合课程《分子与细胞》[10-12]。如表1所示，整合后的新课程的教学内容包含“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等八个层层递进的知识模块，按照由“动”至“静”,由“分子”至“细胞”,由“简单”至“综合”的原理进行设置。整合后的内容更为合理，更符合学习认知规律。结合教学实施，全部教学内容又分为两大部分，依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教学。第一阶段，即《分子与细胞I》,为基础阶段：主要讲解分子与细胞相关的基础知识，该部分内容是将原有四门课程的核心基本知识进行重新精简整合为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物质代谢及调控、遗传信息传递及调控和细胞的运行机制五个密切关联并层层递进的模块。本阶段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分子与细胞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能够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理解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并尝试初步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理解相关的医学问题。实验教学方面，主要设置基本实验，包括双缩脲法测定血清蛋白质含量、血清蛋白的醋酸纤维薄膜电泳、胰酶对蛋白质的消化和影响酶作用的因素、丙二酸对琥珀酸脱氢酶的竞争性抑制作用、血糖浓度的测定、转氨基作用(纸层析)、转氨酶活性的测定、DNA/RNA的原位显示及细胞膜通透性观察、线粒体活体染色及细胞器的观察、酸性蛋白/碱性蛋白及过氧化物酶的原位显示共计10个实验项目，以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思维能力。第二阶段，即《分子与细胞II》,为提升阶段，主要将原有四门课程中的前沿进展性内容、医学相关内容如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干细胞、细胞工程、医学遗传学等内容进行整合，分为分子与细胞操作专题、医学遗传学专题和专题综合讨论三部分。本阶段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重要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及其应用、分子医学研究前沿与进展，并重点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分子与细胞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医学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验教学方面，包括人类皮肤纹理的观察与分析、人类染色体非显带核型分析和人类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三个经典验证实验，另外设置一个基因克隆综合大实验，以培养学生综合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与原有的四门课程相比，新的整合课程重点解决了如下四个问题。首先，该整合课程很好地解决了前述的《医学遗传学》与其他三门生物学课程的系统整合问题。其次，该整合课程很好地解决和避免了原有四门课程中一些教学内容重复讲授的问题，如细胞信号转导、遗传信息传递与调控、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等，新整合课程教学学时数也比原四门课程总学时数减少了12个学时。再次，该整合课程将原有四门课程中一些密切相关交叉内容进行有机融合，以专题形式讲授。譬如，将原《医学遗传学》中的“肿瘤遗传”、原《分子生物学》中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细胞生物学》中的“细胞周期与肿瘤”等内容进行整合，合并为分子肿瘤学专题讨论式教学；还将原《医学遗传学》中的“生化遗传病”与原《生物化学》中的代谢病、分子病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合并为分子与疾病专题讨论式教学。最后，该课程整合是在分子与细胞层次上，与所在单位的在器官系统层次上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整合紧密配合，实现了整个医学院校生物医学课程的系统整合。譬如，将原有《生物化学》课程中的“肝的生物化学”和“血液生物化学”章节分别调整入后续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消化系统”和“血液系统”教学单元。针对上述整合后的教学内容，教学团队编写了教学大纲和一个简明的教学讲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主要以自编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讲义开展教学和学习，同时辅助参考整合前的三本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10-12]。
2.2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模式上，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除了采用常用的多媒体教学、网络辅助教学等教学方法与手段外，我们重点采用小组讨论式教学。在小组讨论式教学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确保每20个学时进行一次小组讨论式教学。具体实施方案为：首先，教师提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病例讨论(如糖尿病病例、镰刀状红细胞贫血病例)或相关生物医学讨论主题与问题(如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基因突变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等),将全班(35~40人)随机分为5~8组(每组5~8人),布置讨论任务；然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查找资料，相互讨论分析，最后形成书面报告，并以PPT形式口头汇报，口头汇报时各组之间相互提问讨论；最后，教师根据小组书面报告、口头汇报和讨论参与度等对学生打分，组内学生也根据贡献、参与度等互相打分。与传统的教师灌输式讲授教学相比，小组讨论式教学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使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式学习”,也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合作交流沟通、查阅资料、口头表达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医学问题的能力。
2.3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
改变单一的期末集中一次性终结考试的方法，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加强全程性考核，将课程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的原则，引导学生从以知识学习为主向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方向转变，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施中，考核分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部分，总分为100分，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各占50%。综合考虑形成性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经过多次修改调整后的评价方案参见表2。
2.4教学团队与管理
在生物学一级学科层次上跨科室组建的教学团队，主要由来自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教研室的资深和年轻优秀教师组成，实行多学科跨科室联组教学。团队管理采用课程负责人制，同时设立教学秘书，协助处理教学相关具体事务。在每学期开学前、期中和期末，均组织一次集体备课和教学讨论会，通过集体备课讨论的方式，对授课方案、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期末考核具体方案、学期教学经验总结等方面进行讨论总结，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3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
关键词：文化整体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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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环境
（一）社会环境
“叮叮腔”所在的江苏徐州市，是部级历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苏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1项，其中入选部级名录9项。众多“非遗”项目的开发均来自当地本土资源。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非遗”校园传承起着无形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资金上、社会宣传上可以为校园传承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为“非遗”校园传承创造事半功倍的积极因素，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学校，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非遗”校园传承向更深层次发展，促进“非遗”校园传承具有更强的主动发展机制。
（二）学校环境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校注重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努力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作为高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突破口，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校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学院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教学资源，开展特色课程群建设，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条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文化，加强校地互动，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原创性和推广价值的可行路径。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与交流平台，徐州工程学院整合人文学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120余人出席会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相关建设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奖。学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积极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我们共同谱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交响曲，通过三支队伍共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彰显与传递。在这样的环境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徐州工程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教师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非遗”校园传承的主体，应该说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开发者、实施者、贡献者。“非遗”专业是新兴的专业，“非遗”课程也是新兴的课程，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校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很少是“非遗”专业出身。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主要为文学、艺术学、体育学等专业。教师在“非遗”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等等，这些都将对“非遗”在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对于课程改革有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的失败不一定在于教师，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师。”可见，“非遗”校园传承的成败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这几年在工作中的体会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授课方式
“叮叮腔”的教学采用了1+1模式授课，也就是说一位老师和一位艺人共同完成一节课。“叮叮腔”的民间艺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语言表达也是地道的铜山利国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吴承瑛和孙为荣老人，一位没有读过书，一位是小学毕业，所以在“叮叮腔”理论方面的讲解（比如解说剧本、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方面的理论知识），就需要专业的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戏曲类“非遗”项目地域性和专业性较强，这部分工作由民间艺人担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师可辅助老艺人做一些读谱，以及唱词的解释等工作。也就是说教授“叮叮腔”的教师是由两类人构成，一是本校教师；二是“叮叮腔”民间艺人。以校内教师与校外艺人1+1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开设“非遗”选修课程
2012年笔者在所在学校面向部分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徐州“叮叮腔”的传承与保护》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指导选修课，也是伴随学校“非遗”保护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建设”群集化而生发的行动研究性课程。即以音乐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基础，建构以“叮叮腔”为核心的保护知识体系，结合田野调查、排演剧目实践，并呈现开放性、综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动课程。
本课程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地方民间戏曲“叮叮腔”的诠释（“非遗”视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小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护（排演剧目、对保护的调研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宣讲“保护文化遗产”的氛围，激发更多的学生关爱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过本课程排演剧目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在丰富校园的艺术文化生活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文化遗产。
（三）教师在科研上对“非遗”项目的研究
课题研究是“非遗”校园传承得以持续有效实施的保障。在上文提到，“非遗”专业是个新兴的专业，大量从事“非遗”教学研究的教师不具备“非遗”研究的知识背景，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他人所取得的成绩来保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非遗”科研是“非遗”保护的高级阶段，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然后总结归纳成可供同行们参考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进一步实施到自己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去。更促进了“非遗”保护在校园里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重视“非遗”科研无非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自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为学校教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非遗”研究平台，学校鼓励教师们对地方“非遗”项目进行研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短短的几年间，学校教师已发表“非遗”类相关论文105篇，省部级课题 8 项，市厅级课题103 项，这对徐州甚至周边地区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做了巨大的贡献。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非遗”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使自己更进一步的从社会、历史、传统、风俗等方面更全面的了解“非遗”文化，并且能让“非遗”传承植根于年轻人的意识中，达到校园“非遗”传承的根本目标。以“叮叮腔”为例，2012年，10级音乐系张夏梦同学申请的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下视角下的徐州“叮叮腔”音乐采录、整理与研究》被评为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成功结项。张夏梦同学在了解和研究“叮叮腔”之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目标定为自己家乡的小戏――“淮海戏”，并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12级音乐系学生孙亚、张雅文所申报项目《徐州“叮叮腔”老艺人口述史调查整理》被评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学生们在申请和研究“非遗”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基本掌握科研的基本操作方法，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及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学生与教师一样，也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关键因素，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能力及其学习方式都会影响到“非遗”在校园的传承。学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叮叮腔”的保护传承工作。
（一）田野调查。2012年7月，学生们就奔赴“叮叮腔”的流泛地开始了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这次田野调查也是在1960年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对“叮叮腔”进行全面普查之后的又一次的田野调查，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的空白期，把接力棒送到了这些学生手里。同学们得知后充满了对“非遗”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有的关于“叮叮腔”发展的文字、图片、音像进行大量的搜集与整理，调查其流布范围、密度及其文化生态等情况，掌握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2015年7月，再一次对“叮叮腔”艺人的口述史做了详细录音整理。然后将各相关类别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二）学唱排演“叮叮腔”。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叮叮腔”，更深层次的领悟“叮叮腔”的魅力，在学生通过“叮叮腔”选修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该小戏的唱腔以后，我们又聘请了“叮叮腔”的专业演员帮助同学们排演“叮叮腔”剧目。主要是通过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相等几个方面入手，为其“活态化”的传承做出实际行动。2013年12月16日，音乐系孙亚、梁欢欢、马芯如、张雅文同学排演的“叮叮腔”剧目《梁祝》参加了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传承“非遗”项目汇报演出，她们俊俏的扮相、专业的演唱受到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扬。
（三）论文写作
从学生层面上看，如何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审美特征，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论文写作无疑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些问题。我校10级音乐班徐达2013年暑假到“叮叮腔”的原发地徐州市利国镇进行了7天的田野调查并跟老艺人面对面学唱了“叮叮腔”。回校后，徐达同学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学唱体验发表题为《探究“叮叮腔”传承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文中除了提到政府对“叮叮腔”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外，还提出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后人演唱与记词记谱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老艺人的待遇问题等等。10级音乐学专业杨海鸥同学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选定为“叮叮腔”的保护和传承方向，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学士论文《浅谈“叮叮腔”的保护与传承》。
四、教材和教法
教材的继承是优化和完善校园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丰富传承的校本教材，不仅是现阶段高校校园文化遗产的成果，还是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重要载体。“非遗”校园传承在帮助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在引导学生感受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传承教材的编写必须紧紧围绕传承本土优秀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原则，要力求体现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思想，坚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为出发点，注重系统性和实践性的教材，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目前使用教材为吴跃华、李爱珍编写出版的书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和笔者撰写的“叮叮腔”的研究报告为使用教材。教材涵盖了一下几个内容：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概述――知晓什么是保护；2.“叮叮腔”的艺术特征――了解“保护对象”；3.“叮叮腔”的田野调查――掌握“保护存见状况”；4.“叮叮腔”保护实践――采取“保护行动”。
在实际教学方法上，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解决保护问题为学习取向，以合作教学（师生共同合作）为基本理路，以讲说为辅，排演、调研保护实践为主的课程理念。力争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各方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并取得学生发展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一整套的建设目标。
五、结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教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观其前景，高校应当积极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打破单一文本式、学院式的学术及教学模式，通过教师和学生多角度、广泛性的参与，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非遗”项目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为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徐州“非遗”项目“叮叮腔”的教与学模式探究》，项目编号：YGJ134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徐州“叮叮腔”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600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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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娟，钱逍。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
[3]赵欣，刘佳新。高校音乐专业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人才培养模式[J].教学研究，2011，（02）.
[4]张坤。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建立“非遗”特色教学”的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5）.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 cultural 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 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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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论文联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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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论文联盟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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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 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 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 《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 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 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 形式”(forms 0f cultural 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 0／ masterpieces 0／ the 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 q／ human讧7：guide 扣rthe presentation 0／ candidature 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 revving the bangui 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 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 round table 0／ ministers 0／ culture-intangible
cuhural
关键词：遗传算法；发展；原理；缺陷
中图分类号：TP1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8)14-20917-02
1 引言
近年来，遗传算法以其高效实用的特点迎来了兴盛发展的时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成了十分热门的课题。尤其是在应用研究方面，众多的研究者在组合优化、模式分类、预测控制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大自然生物演化的行为准则，达尔文给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有力概括，这一学说也成为人们向大自然学习的一个依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遗传算法研究的兴起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但它的历史起源可追溯至60年代初期。早期的研究大多以对自然系统的计算机模拟为主。如raser的模拟研究，他提出了和现在的遗传算法十分相似的概念和思想。Holland和DeJong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改变了早期遗传算法研究的无目标性和理论指导的缺乏。其中，Holland于1975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适配》系统地阐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提出了对遗传算法的理论研究和发展极为重要的模式理论。它使用群体搜索技术，通过对目标群体实施选择、交叉、变异等一系列遗传操作，从而产生新一代的群体，并使群体进化包含或接近最优的状态。
自1985年以来，国际上已多次召开了遗传算法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国际遗传算法学会组织召开的ICG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tic Algorithms）会议和FOGA(Workshop on Found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s)会议，为研究和应用遗传算法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机会。
3 遗传算法的产生及发展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是一类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制的随机搜索算法，20世纪60年纪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主要由美国著名学者密西根大学教授John.Holland其同事、学生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从试图解释自然系统中生物的复杂适应过程入手，模拟生物进化的机制来构造人工系统的模型。它采用简单的编码技术来表示各种复杂的结构，并通过对一组编码表示进行简单的遗传操作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来指导学习和确定搜索方向。遗传算法的操作对象是一群二进制串（称为染色体、个体），即种群。这里每一个染色体都对应问题的一个解。从初始种群出发，采用基于适应值比例的选择策略在当前种群中选择个体，使用杂交和变异来产生下一代种群。如此模仿生命的进化一代代演化下去，直到满足期望的终止条件为止。由于它采用种群（即一组表示）的方式组织搜索，这使得它可以同时搜索空间内的多个区域。而且用种群组织搜索的方式使得遗传算法特别适合大规模并行。在赋予遗传算法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等特征的同时，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和简单的遗传操作使遗传算法具有不受其搜索空间限制性条件（如可微、连续、单峰等）的约束及不需要其它辅助信息（如导数）的特点。这些崭新的特点使得演化算法不仅能获得较高的效率而且具有简单、易于操作和通用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遗传算法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
4 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
遗传算法GA把问题的解表示成“染色体”，在算法中也即是以二进制编码的串。并且，在执行遗传算法之前，给出一群“染色体”，也即是假设解。然后，把这些假设解置于问题的“环境”中，并按适者生存的原则，从中选择出较适应环境的“染色体”进行复制，再通过交叉，变异过程产生更适应环境的新一代“染色体”群。这样，一代一代地进化，最后就会收敛到最适应环境的一个“染色体”上，它就是问题的最优解。
遗传算法的实施过程包括编码、产生初始群体、计算适应度、复制、交换、突变、反复迭代、终止等操作。我们用Ge→←n代表遗传（迭代）的代次，遗传算法从Gen=0开始。根据所研究问题的表达方式确定字符串长度L，接着随机产生M个初始群体。刚开始时，终止条件不会被满足，于是依次计算群体中各个个体的适应度。根据计算结果，依次进行复制、交换、突变等遗传操作。
遗传算法的思想简要给出如下：（1）初始化群体；（2）计算群体上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3）按由个体适应度值所决定的某个规则选择将进入下一代的个体；（4）按概率Pc进行交叉操作；（5）按概率Pc进行突变操作；（6）没有满足某种停止条件，则转第（2）步，否则进入（7）；（7）输出种群中适应度值最优的染色体作为问题的满意解或最优解。
5 遗传算法的缺点及改进
尽管遗传算法有许多优点，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如：（1）适应度值标定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简洁、通用的方法，不利于对遗传算法的使用；（2）遗传算法的早熟现象（即很快收敛到局部最优解而不是全局最优解）是迄今为止最难处理的关键问题；（3）快要接近最优解时在最优解附近左右摆动，收敛较慢。
因此，遗传算法通常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确定编码方案，适应度函数标定，选择遗传操作方式及相关参数，停止准则确定等。相应的，为改进简单遗传算法的实际计算性能，很多学者的改进工作分别从参数编码、初始群体设定、适应度函数标定、遗传操作算子、控制参数的选择以及遗传算法的结构等方面提出的。
6 总结
遗传算法是将生物学原理应用于计算机科学的仿生学理论成果。由于它具有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与参与，已成为学术界跨学科的热门专题之一。遗传算法提供了一种求解复杂系统优化问题的通用框架，它不依赖于问题的具体领域，对问题的种类有很强的鲁棒性，所以广泛应用于很多优化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进化算法已经在16 个大领域、250 多个小领域中获得了应用。遗传算法在机器学习、过程控制、经济预测、工程优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功，己引起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及工程应用等领域专家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在遗传算法应用中，应先明确其特点和关键问题，才能对这种算法深入了解，灵活应用，以及进一步研究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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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延硕。遗传算法的研究与应用[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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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lter Cenedo,Venuri Vrao.Analysis of speciation and niching in the multiniche crowding GA[J].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1999,(229):177-197.
【关键词】医学遗传学；教学；学生；信息素养；培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已进入一个高度知识化、信息化的时代［1］。终身学习是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而信息素养是实现终身学习的基础。因此，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的许多专家指出，“课程整合”是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强调把信息素养的培养渗透到各学科的教学中去。
1信息素养的内涵
“信息素养”一词，最早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LA）主席PaulZurkowski在1974年提出的，信息素养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当前信息素养的具体涵义是指，人们对信息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有能力从书本、报纸、电视、广播、社会调查、国际互联网等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库获取、储存、评估和使用信息，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方面。信息素养是人整体素质的一部分，是适应未来信息社会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2信息素养的培养
信息素养是学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是学生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备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渗透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不断提高他们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面结合医学遗传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自身实际，谈谈在教学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2.1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意识就是作为信息社会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观念和意识。在教学中应有目的、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信息资源的概念，积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在上新课前，让学生认真预习教材内容，要求他们通过互联网、书本、报纸等查阅一些相关的学习资料，教师在上课时进行抽查，对积极查阅信息资料、获取信息知识的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同时让学生懂得绝大多数科学发明来源于科学家的灵感和对周围事物的细致观察，激励学生坚信只要自己在生活中善于观察、善于思考，也能取得成功。例如，“青霉素的发现”，是弗莱明、弗罗利和钱恩等科学家研究、探索科学的过程，他们通过大量实验终于发现青霉素的抗菌作用，打开了用微生物制造药物的“抗生素时代”的大门［2，3］。通过以上类似的例子，逐步使学生认识到获取信息资源，积极主动利用信息资源思考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2.2培养学生信息获取能力教师应鼓励、支持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以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从互联网上不但可以获取大量的、最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和各种学习信息，而且其具有多样性、直观性和情境性的特点，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发挥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作用。教学中有些内容可指导学生通过互联网查找，如细胞分裂、基因表达等内容较抽象，难教难学，学生通过查找这些内容的虚拟实验，使之化静为动，化难为易，使抽象枯燥的内容在动画环境下变得生动有趣，这不但易于学生理解掌握，而且能激发他们获取信息的兴趣，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现实生活素材丰富多彩，而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比较感兴趣。教师引导学生从生活中收集素材不仅可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同时也可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捕捉信息的能力。例如，讲完“遗传病种类”后，为加强学生对遗传病的感性认识，带领学生参观儿童福利院，进行遗传病和出生缺陷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爱儿童，并进行普及遗传学知识的宣传，倡导用科学方法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
2.3培养学生信息整理能力信息整理能力是指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的能力。学生在信息来源中通过阅读、观察、聆听、浏览、触摸等方式来感受信息，从中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信息。有些学生在查到资料后，不知哪些信息有用，哪些信息无用，教师需要指导学生根据信息任务和信息来源判断现有信息资源是否有用，然后有条理地整理出来并加以利用。例如，在学生获取了大量有关遗传病的材料后，引导他们进行分析、归类、综合，从中总结出影响遗传病的主要因素。
2.4培养学生信息表达能力信息表达能力是指把整理出的信息进行展示和表达的能力。这个环节是检验学生信息处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可通过师生互动、问题讨论、布置作业、目标检测和写调查报告等方法让学生把各自整理出的信息资料表达出来，达到利用信息、解决信息问题的目的。例如，在进行了遗传病和出生缺陷调查后，要求学生写出调查报告，并通过咨询和诊断方式，对某些疾病提出预防和治疗措施，促进优生工作的深入开展。
2.5培养学生信息交流能力信息交流在传播学上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感情等现象。在教学中体现为鼓励学生更多的伙伴关系、合作学习与共同研究，而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孤立学习与自我思考。信息交流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把个人主义与他人、社会对立起来的教育观，转变为融合式的教育观。例如，在进行中学生高度近视社会调查时把学生分成若干组，每个小组6~8人，让每个小组的学生在获取、加工、整理、表达信息过程中相互合作交流，然后以报告的形式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引导学生分析遗传病与环境因素的关系，与学生一起探讨高度近视这一遗传病的遗传方式，使学生加深对遗传病的理解和对遗传病危害的认识，使学生受到人口素质教育和环境保护教育。这样既可以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扩大信息来源，提高解决信息问题的能力和效率，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及信息传递的能力。同时，让学生大胆接触社会，发挥其主体作用，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参考文献】
1孟振庭。走近高科技。西安：旅游出版社，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