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最新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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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1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 社会条款 社会倾销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 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 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2)事实上目前国际劳工标准正从单边贸易领域一步一步走向多边领域。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作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进行单边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中都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甚至将国际劳工标准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的先决条件。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已是必然趋势，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3)发达国家的市场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国际劳工标准。有调查表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消费者己养成一定倾向的消费定势，他们愿意购买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即使多花些钱也乐意，而不愿意买不符合劳工标准的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国际劳工标准，应对买方要求，才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打开销路。

国际关系毕业论文 篇2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地方性本科院校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科技水平的迅猛发展，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各方面能力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对于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从业人员来说，除了要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具备较强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应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包括：（1）掌握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市场营销学、国际商务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3）熟悉WTO规则、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惯例、国际贸易发展的动态。应具备的实践技能知识包括：（1）能较熟练地掌握英语，具有实际工作需要的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2）能通过计算机运用计量、统计、会计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3）能在外贸企业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中实际的业务。这就决定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应是适应国际贸易和我国经贸事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知识并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能独立完成企业外贸业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实践教学环节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将实践教学贯穿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才能不断强化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地方性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企业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主要要求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直接从事相关外贸业务，因此，实践能力对从事外贸的人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高校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培养中，实践教学环节是课堂理论教学应用和巩固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很多高校，特别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多数地方性本科院校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加入了实践教学的环节，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往往照搬重点或一类本科院校的模式，比如：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能应对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服务的具有全球眼光，能与时俱进，有开拓创新能力的应用性或实用型对外经贸人才。这样的目标定位没有从高校自身的办学资源、师资力量、生源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也没有考虑特定市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的需求，定得过高、过泛，缺乏可操作性，最终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定位，高校无法实现培养目标。所以，对于地方性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而言，应因地制宜突出办学特色，可以立足于地方经济，主要为地方中小型外贸企业培养相关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二)模拟教学实验室相对匮乏

与重点院校相比教育论文，多数地方性本科院校由于经费所限，国际贸易实验室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实验室的设施设备投入不足，不仅数量少且陈旧落后，甚至有些院校根本没有配套的实验室。比如，从电脑数量看，实验室不能满足每人一台电脑的需要，甚至两人或三人一台都无法满足，以致实训上课难以开展，以实现对学生上机操作模拟教学。

（三）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不足

地方性本科院校应多与校外的相关外贸企业联系，建立长期合作关�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地方性本科院校面临着缺少外贸企业作为实训基地的问题，虽然也建有少数实训基地，但往往是在搞签约和挂牌议式的时候轰轰烈烈、兴高采烈，雷声大雨点小，过后企业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少真正承担实训基地的培养责任，实训过程流于形式，学生不能真正学到东西。

（四）见习和实习形式化

见习是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企业，增长见识的有效途径。大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见习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由于或校外实训基础建设少，或理论课安排太多，或教学培养方案根本就没有安排，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见习的机会非常少，即使也多停留在让学生到某企业参观参观的程度上，不能真正触及操作流程，学生真正能掌握实践知识的机会很少。毕业实习实践教学的必要环节，大多学生安排在大四下学期，学生的主要精力在于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对于实习，学生自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性不高，以完成任务得到学分为目的，或由于被安排到同一单位实习的学生人数太多，实习单位难以管理便放手不管，任其自由学习，学校监管力度不够，导致学生也难学到相应的实践知识。另者，有部分学生在自主实习时间，根本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实习，而是找单位盖章写评语以应付学校毕业材料的上交。

（五）毕业论文要求过低

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四年学习情况的汇报和对大学综全素质的总结，是对大学生的学习效果的检验，也是大学生毕业的要求条件之一。但地方性本科院校大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全，缺乏科学的管理评价体系，往往教师和学生都持敷衍态度。比如：由于专业教师资源匮乏，一名教师同时指导10多个学生，很容易顾此失彼，指导效果欠佳；学生本身重视不够，认为是否认真撰写都能够及格，能够毕业，缺乏认真撰写态度，这样就不会投入太大的精力去完成论文，不能将实习见习阶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互融合，往往在网上复制、抄袭、拼凑应付完成；学生选题范围过大、不切实际、闭门造车，没有经过实地调研，论文提出的观点空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

三、地方性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操作技能和能力，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自主地完成外经贸业务活动。对地方性本科院校而言，在明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培养目标定位，突出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对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重视，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外贸人才，需要构建集实验室模拟教学、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社会实践、专业见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于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实验室模拟教学

国际贸易实验室模拟教学，是将国际贸易业务引进实验室教育论文，在实验室内利用计算机和教学软件，完成国际贸易业务的全部流程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实验室模拟教学教师讲授完理论基础知识后，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拥有更大的主动性的模拟操作教学过程。教师只是起指导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让学生能充分练习和了解在国际贸易实际中商品进出口交易的全过程。学生可以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银行、保险公司等),体会国际贸易中不同当事人面临的具体工作环境和需要处理的各种问题，了解国际贸易合同履行的基本步骤，学会各种外贸单证的制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强化业务操作技能，培养和锻炼学生在模拟流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应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多与当地或周边的广大企业联系，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各种社会关系，在一些有条件的企业、银行、科研院所等单位，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积极与各企事业单位联系， 签订实践基地的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积极为学生搭建见习、实习等实践平台。比如：以当地工业园区为实训基地，向其周围地区的企业拓展，建立区域的实习片区，片区内每一企业都作为实习联系点。

（三）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调查是提高应用型人才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撰写调查报告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度，培养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地方性本科院校应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社会实践有实际效果，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教学内容，分配一定的学分，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可以在放假期间让学生针对新农村建设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村医疗保险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进行实地调研，并撰写调查报告；可以针对某一项目，如地方的特色产品出口，特色产业发展，地方旅游业发展等问题进行调研；也可以要求学生选择实践基地企业的某一职能部门展开调研，例如销售部、储运部、生产部、财务部，采购部的基本情况，针对某方面的问题写不少于3000字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让社会实践活动贴近生活、服务大众、关注民生，以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弥补不足，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专业见习

专业见习是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余，由学校组织，教师带队，带领学生到外贸企业或是有外贸业务的生产企业，进行观摩学习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和外贸从业人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通过交流和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的产品外贸形势，了解外贸企业发展历程及其业务，熟悉产品进出口的运作流程，了解正确使用各种外贸单证，了解外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了解所学专业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业地位，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展针对性的学习，增强实践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生的实践教学，专业见习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从大一到大三，每个学期至少应组织一次学生到不同的企业见习。

（五）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完成教学计划规定所有理论课程之后，到实习单位进行实地的实习活动课程，是所有专业学生毕业前的必经阶段。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应学会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 分析和解决外贸业务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形式，毕业实习的效果要真正落到实处。由于实际的一笔完整的外贸业务从开始到完成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毕业实习时间不能过短，可以通过与企业签订合约的形式，本着双赢互利的原则，延长实习的时间，采取就业实习形式，既有利于增加学生收入，减少学生实习成本教育论文，提高学生工作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企业降低劳动成本。就业实习时间可以从大四寒假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的论文答辩前，大约从1月开始至第二年的6月结束，共个6月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和掌握全面完整的外贸业务流程。毕业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1）了解实习单位的组织机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行业国际国内发展趋势等。（2）参与实习单位的业务处理过程，制作各类单证。（3）参与实习单位的经营活动，分析其经营活动的特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六）毕业论文设计

大学生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论文写作历经选题、开题、查阅资料、实地调研、撰写初稿、修改、定稿、答辩等环节，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性训练。对毕业论文的指导，要配备专业的指导教师，一名教师指导的论文最多不应超过6篇，强化过程管理，把好论文关，从选题到最后答辩各个环节都要从严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和实际调查，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结合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选定论文题目，去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最后提交的论文，经审阅通过，方可获得参加答辩的资格。建立严格的评分标准，各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必须严格执行评分标准，根据学生的态度、实践能力、论文质量等要求全面衡量，客观评分，要克服和避免走过场及弄虚作假等问题，对不合要求者可按规定执行重新答辩或直接给予毕业论文不合格处理。

综上所述，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院校本身投入更多财力进行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建立完整的教学计划，并强化执行力度，并利用好广大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提供实际可行的教学环境。

参考文献：

[1]邹忠全。CAFTA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探讨[J].东南亚纵横，2007，10

[2]赵立华、陈海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J].煤碳高等教育，2008，3

[3]刘杨、李莹。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整合的必要性[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9

[4]曾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 高教论坛，2010，6.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3

关键词：体系理论；国际体系特征；国际体系单位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体系理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1]。这三种体系理论都强调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而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国际体系因素，即体系结构或体系进程，但是三种体系理论的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对三种体系理论的比较，在认识到他们差异的同时，加深对体系理论的理解。

一、研究层次和体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是体系层面的研究。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① 前者强调体系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个体特性的研究，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4]。因此，体系理论就是研究体系特征与单位之间的互动行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自变量，而单位行为就是受到这种作用的影响而出现的因变量，体系特征的变化会导致单位特征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体系理论的这些原则，所以都是体系理论。但是，他们对国家体系特征和国家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

二、国际体系特征

在对三种体系理论进行比较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特征，即体系层面的什么因素对体系单位的行为影响最大、最重要。三种体系理论对这一问题有着根本的差别。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体系结构层面来解释国家行为。他首先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5]。由于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相应的秩序原则就是无序性。在论述单位特征时，华尔� ② 所以，在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权力分配是可变的因素。因此，华尔兹把体系结构定义为诸多国家行为体之间按实力大小形成的排列组合，排列发生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3]。当然，华尔兹强调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权力主要是指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体系结构的表现形式就是“极”，比如单级、两级和多级等结构。

新自由制度�

罗伯特・基欧汉没有否认华尔兹界定的体系结构，认为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仅仅强调体系结构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其他的体系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6]。因此，基欧汉把体系结构作为常数，把影响体系进程的另一个因素，即国际制度作为最主要的体系特征。国际制度主要是指：国际组织、国际惯例和国际机制。

建构� 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理论，强调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的互构。温特所论述的体系结构不同于华尔兹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所界定的结构，温特在世界观上坚持观念主义，借用社会学理论，认为体系结构是国际文化、认同的分配，而不是物质性权力的分配[7～8]。

三、国际体系单位

三种体系理论都把国家作为体系单位，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研究起点[9]，①而且都认同华尔兹的国家观。虽然他们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 首先，华尔兹对国家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把国家作为一个常数性实体，不像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把国家历史化， 其次，华尔兹将与国家关系无关的国家内部特征（attributes）排除，比如政体，经济、政治等体制，意识形态等，也就是说，只考虑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忽略国家之间内部特征的差异。最后，国家作为基本的体系单位，除了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之外，成为同类的（like units）可以类比的单位[10]。因此，在三种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两个重要的因素都具有了高度简约性和可操作性。

四、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

在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与体系单位的关系是指，体系特征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华尔兹认为，体系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体系结构怎样影响体系单位[10]。结构现实� 国家行为具体主要是指冲突和合作。比如，华尔兹从体系结构的特征出发，论述两极结构与多极结构相比，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华尔兹将体系结构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进行类比，认为体系结构是自在的、独立的自变量，一旦形成就不受国家影响，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国家的行为。因此，通过分析体系结构的特征就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预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选择”。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对博弈论进行改进，认为尽管存在合作的机会，但是影响本应该实现的合作最终却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国家交往过程中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分为故意欺骗行为和由于“政治质量”不确定导致的不得已的欺骗行为。基欧汉认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关联性对故意欺骗行为进行惩罚，提高故意欺骗国家的国际交往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向参与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可靠地信息，以及通过国家制度所具有的明确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之，经过国际实践，理性自私的国家会根据国际制度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放弃眼前短期的利益，选择合作和遵守国际制度，追求长远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选择”。

国际关系论文 篇4

关键词 公共外交 理论研究 案例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注：Castells M. The New Public Sphere: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and Global Governance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 2008,616:298；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22-27]，注重政府间外交的“第一轨道外交（track-one diplomacy）”呈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注重公众作用的 “第二轨道外交（track-two diplomacy）”[注：关于“第一轨道外交”和“第二轨道外交”，见Davidson W D, Montville J V.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Freud.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81―1982(45):145-157;关于“多轨外交”的分类参见［美］路易斯・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4]或“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注：关于“public diplomacy”，国内学者将之翻译成“公共外交”或“公众外交”，但学界的主流倾向是使用“公共外交”这一翻译。]逐渐兴起，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5年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教授埃蒙德・古里恩（Edmund Gullion）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外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9・11”事件的发生使公共外 本文意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国内外丰硕的公共外交著作与论文进行简单地梳理与归纳，并指出公共外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

学者们探讨了公共外交的定义、作用、模型、层次、与软实力的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及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等内容。

1.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

埃蒙德・古里恩把公共外交界定为“涉及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一国国内的私人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群体的互动；有关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影响的报道；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流。”[注：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9]。②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即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或目标国公众），而非国内民众[注：Executive Summary.Finding America’s Voice: A Stratery for Reinvigorating U.S. Public Diplomacy: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003:1; ［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5]；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最终对象不是目标国公民，而是通过影响目标国公民进而影响该国的政府，即公共外交的对象是目标国政府[注：Frederick H H.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CA:Wadsworth,1993:229; Malone G. Managing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 Quarterly,1985,8 (3):199]。③关于公共外交的目的。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为了实现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96]，或是为了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注：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9]，如杰威尔・诺亚（Javier Noya）认为，公共外交旨在对一个国家的海外形象和认知有积极的影响[注：Noya J.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in Public Diplomacy?.paper Presented at the Madrid Conference on Public Diplomacy,Madrid,Spain,October10,2006]，但“新公共外交”的倡议者们认为，公共外交也表达了国外目标公众的利益[注：Johnson S, Dale H. How to Reinvigorate U.S. Public Diplomacy.Backgrounder,Washington,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April,23,2003]。

2.关于公共外交的作用

关于公共外交的文献显示学者们对其作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公共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如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就认为，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实现国家利益[注：Glassman J. speec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D.C.,July2.2008,]。②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公众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美国前大使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把公共外交描述为形塑海外民众倾向的政府行为[注：Ross C. Pillars of Public Diplomacy.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2003:22]。③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增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改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汉斯・塔奇（Hans N. 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使国外民众产生对该国的观念与理想、制度与文化、国家目标与当前政治的理解[注：Tuch H N. Communicting with the World:US Public Diplomacy York:St.Martin’s Press, 1990:3]。④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或促进外交政策[注：Malone G.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Lanham,MD:University of Press of America,1988:3]。⑤公共的作用在与影响国际环境舆论。威尔森・迪扎德（Wilson Dizard） 认为，公共外交意在影响世界公众舆论[注：Dizard W Jr. 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4:4]。⑥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促进国家安全[注：Djerejian E P.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rab＆Muslim World. Washington D.C.:Advisory Group on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Arab＆Muslim World,2003:8]。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增强“软权力”。除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持这种观点外，简・梅利森（Jan Melissen）指出，公共外交能够产生“软权力”，这已为外交实践所证明。[注：Melissen J. Wielding Soft Power:The New Public Diplomacy.Clingendael,The Hague.2005]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促进民主[注：United States Advs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Public Diplomacy in a New Europe,Washington,D.C., 1990:6]。

3.关于公共外交的模型

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指出，发展知识需要模型，因为模型关注最有意义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使用了五个变量（主要行为体、发起者、目标、媒体的类型、手段和技术）发展出了三个公共外交模式：冷战模式（the Cold War model）、跨国非政府行为体模式（the Nonstate Transnational model）和国内公共关系模式（the Domestic PR model）。[注：Gilboa E.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 2008,616:59]凯斯・费兹帕特里克（Kathy R. Fitzpatick）指出，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基于权力的公共外交模式（a power-based model）未能意识到在改变参与者态度和行为、实现相互获利的过程中相互关系和对话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出应建立一种基于公共关系原则和相互性概念基础上的关系模式[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101-110]。此外，詹姆斯・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通过借鉴公共关系学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公共外交的“公共关系模式（PR models）”[注：Grunig J E.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ffects,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3,47 (1): 137-161]

4.关于公共外交的层次、与软实力的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及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

杰弗里・科温（Geoffrey Cowan ）和阿米利亚・阿瑟诺尔特（Amelia Arsenault）认为公共外交包括三个层次，即独角戏（Monologue）、对话（Dialogue）与合作（Collaboration）[注：Cowan G, Arsenault A. 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292-294]。约瑟夫・奈探讨了公共外交与软式力之间的关� 唐小松和王义桅研究了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指出公共外交质疑了传统的国家中心论和无政府状态假设、强调了心灵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注：唐小松，王义桅。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03（4）:62-72]。关于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前美国大使帕默勒・海德（Pamela Hyde）强调从“软权力”的角度，认为当公共外交准确地反映和解释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增强了该国的“软权力”时，公共外交就成功了[注：Smith P H.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 Hard Road Back to Sof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Winter/ Spring 2007,8(1):3]。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休斯（Karen Hughes）则认为应采取四个“Es”（education,exchanges, empowerment, and engagement）标准，把对公共外交成效的评估与公共外交设想实现的目标联系起来。[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0:101-187]

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

在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美、中等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为例进行案例研究，一些学者还进行了对比研究。

1.以美国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作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一以及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公共外交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根据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9・11”事件前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对“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

在对“9・11”事件前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是探讨了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原因。有学者指出，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外交的时代，这迫使各国政府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注重国际舆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注：Lee J D ed.The Diplomatic Persuaders:New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International York: John Wiley Sons,1968;Hoffman A S ed.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8]同时，更多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指出，美苏之间的冷战，特别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注：Barrett E W. Truth Is Our York: Funk＆Wagnalls,1953; Adelman K L. Speaking of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in Our Time.Foreign Affairs, 1981,59（4）:913-936; Starr R F. 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其次是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在海外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Hitchcock D I. U.S.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 Tuch H N. Communicting with the World: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特别是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如富布莱特项目）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Coombs P.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York:Harper＆Row,1964; Frankel C.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6]。再次是对美国公共外交机构，特别是美国新闻署（USIA）公共外交活动的研究[注：Elder R E. The Information Machine: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8;Hansen A C. 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4; Cull N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ci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1945-19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此外，学者们还从传播学[注：Cohen Y. Media Diplomacy: 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Age.London: Frank Cass,1986; Heffernan P O.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rwood,NJ:Ablex,1991;Malek A.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Norwood,NJ: Ablex,1997]、历史学[注：刘鸣筝。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等学科研究了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9・11”事件发生后，学界掀起了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又一次高潮，内容主要涉及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公共外交实践，相关研究文献大致归为以下方面：①讨论了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对于美国赢得反恐战争的重要性[注：Campbell K M, Flournoy M A. To Prevail: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2001; Dizard W P, Jr. 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einner Publishers,2004; Hachten W A, Scotton F. ed. The World News Prism: Global Media in an Era of Terrorism 6th.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②从实践的角度研究美国政府在阿拉伯地区进行公共外交的战略、活动及成效[注：Staloff R. The Battle of Ideas in the War on Terror: Essays on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04;Rugh W, the Arab＆Islamic Worlds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 D.C.:The Public Diplomacy Council,2004;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③从公共外交机构的角度分析白宫、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防部等机构在美国对阿拉伯地区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不少学者还以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主管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其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的效果等[注：Lord C. Losing Hearts and Minds?: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Influence in the Age of Terror.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2006;Dizard W P. Inventing Publie Diplomacy: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einner Publishers,2004;Tiedema A. Branding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U.S.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After September 11,2001,2005]；④从历史视角介绍和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在阿拉伯地区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对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Rugh W A. American Encounters with Arabs: The “Soft Power” of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刘鸣筝。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探讨在阿拉伯地区进行有效公共外交应采取的措施，认为美国应将公共外交置于外交决策的首位[注：Blinken A J.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 Lennon A. Ed.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Using Soft Power to Undermine Terrorist Networks.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3:282-298]，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注：Campbell K M, Flournoy M A. To Preveil:An American Strater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2001:141-151]，加强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强与外国民众之间长期关系的建立[注：Fitzpatrick K R.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 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0:164-165; Johnson S, Dale H C, Cronin P. Strengthening U.S. Public Diplomacy Requires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and Strategy.Backgrounder,August 5(1785),2005]；⑥分析了美国政府在阿拉伯地区开展的公共外交效果不佳的原因[注：Andoni L. Deed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2002,25(2):85-100; Fugiel M M.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From Consent to Engagement.The Paper for the degree of 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plomac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2005.有关美国中东公共外交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详见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所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分析了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呈现的特点、存在的问题等[注：Abbas H.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slamic World // Wesport J F, ed. The Making of a Terrorist, Vol.3: Root Causes.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5; Antoneta Vanc.Th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ocess of Public Diplomacy: U.S. Public diplomacy in Romania.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2010.檀有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11.鹿鹏。“9・11”后美国的公众外交：以印尼、马来西亚为例。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以中国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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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其他国家公共外交为案例的研究

学者们除了对美国和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研究之外，还研究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金子将史和北野充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在分析了美、英、中、德四国的公共外交之后，着重阐述了日本的对华、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注：［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现状及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潜力[注：Mori S.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US-Japan Paper at Harvard University,2006]、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注：廉德瑰。日本公共外交的特点。日本学刊，2011(1):40-51]。

菲利・普泰勒（Philip M. Taylor）研究了20世纪英国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起源，指出英国在海外进行文化宣传的目的――消除误解、真实反映英国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注：Taylor P M. British Propaganda in the 20th Century: Selling Democr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77]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马克・列昂纳德（Mark Leonard）等在讨论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的外交环境、分裂的时代、公众舆论的重要性等这些英国进行公共外交的背景后，为英国制定了一套新的公共外交战略，如应注重新闻管理、信息沟通、关系建立、多管齐下等。[注：Leonard M, Small A, Rose M. British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Schisms.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February,2005]

保罗・杜・奎诺伊（Paul Du Quenoy）指出，在斯大林逝世后，其继任者发起了巨大的努力以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人们相信苏联是一个有用的战略伙伴，重要的捐助者以及发展模式的有效性。而这些政策（包含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公共外交”成分）增强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作者还以埃及为案例探讨了于1900―1915年间在埃及的公共外交活动。[注：Quenoy P D. The Russian Empire and Egypt, 1900-1915,The Case Of Public Diplomac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8,19(2):213-233]安娜斯塔希娅・艾妮娃（Anastasiya Y. Eleava）研究了冷战后俄罗斯为吸引美国的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如举办2010年俄罗斯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全球创新伙伴关系论坛、发表斯科沃（Skolkovo）宣言、俄罗斯总统访美等公共外交活动等。[注：Eleava A Y. Case Study of Russia’s Public Diplomacy to Attract U.S. Direct Investment.MA. Dissertation of Art,Ball State University,2011]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加拿大的“新公共外交”[注：Potter E,ed. Branding Canada, Projecting Canada’s Soft Power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MacGrew Hill,2009]、挪威（Norway）在“和平家园”（Peaceful Nature）公共外交理念指导在为解决地区冲突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注：Leonard M, Small A. Norwegian Public Diplomacy.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June,2003]，以色列（Israel）围绕着试图把加沙问题与巴勒斯坦官方选举相分离而进行的公共外交活动[注：Shenhav S R,Sheafer T, Gabay I. Incoherent Narrators: Israeli Public Diplomacy During the Disengagement and the Elections in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Israel Studies,Fall,2010,15(3)]，“9・11”事件后沙特为了挽回在美恶化的形象，而对美国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注：张巨岩。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三联书店。2004:365-377]，古巴（Cuba）和委内瑞拉（Venezuela）如何在公共外交中利用国际援助项目、文化产品获得影响力和合法性[注：Bustamante M J, Sweig J E. Buena Vista Solidarity and the Axis of Aid: Cuban and Venezuelan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311-313]，瑞士（Switzerland）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注：Matyassy J, Flury S. Challenges for Switzerland’s Public Diplomacy:Referendum on Banning Minarets. Figueroa Press,2011]，等等。

4.对公共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一些学者在进行公共外交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一些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比较，以得出它们的异同。里亚兰・威克斯（Rhiannon Vickers）将英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外交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英国公共外交的特点是把海外观众视为外交的被动接受者，英国主要做法是向海外观众突出一个特别的英国形象；而加拿大进行公共外交时则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其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注：Vickers R.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ritain and Canada Compared.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4,6:182-194]亨里克森（Henriksen）和巴托罗（Bátora）对比了加拿大和挪威的公共外交实践，认为加拿大关注人类安全与对外援助，而挪威强调调解与国际斡旋。[注：Henrikson A K. Niche Diplomacy in the World Public Arena: The Global “Corners” of Canada and Norway.I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ed. Jan Melisse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67-87; Bátora J.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Norway and Canada.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2006,1 (1): 53-80]赵可金以美国、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挪威、印度和沙特为研究对象，在对上述国家的公共外交进行了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了比较，发现各国公共外交战略中起“支柱”性作用的三个方面是理念确定、资源开发和组织体制。[注：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60-494]

公共外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学界对公共外交已经做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下列不足。

1.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

首先，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仍未对何为“公共外交”未达成共识。埃坦・吉尔博阿指出，“对任一重大论题的系统性研究首先需要一个可行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注：Gilboa E.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Cowan G,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616:57]在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中使用了各种令人混淆的、不完全的、有问题的定义，这些定义对公共外交的主体、对象、手段、目的的存在不同的界定。其次，虽然学者们从一些相关学科中发展了一些公共外交模式，但仍未提出一个综合的整体理论构架。埃坦・吉尔博阿的公共外交模式、贝诺伊特（Benoit）的形象重建理论（image restoration theory）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提炼，以应用于公共外交议题。此外，学者们也没有认真地尝试去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的范式（paradigm）。一些学者建议运用如世界政治、世界秩序、外交政策等相关领域的范式，但这些范式的本身也存在不少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陷。[注：Ibid: 68-74]

2.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不足

在对各国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中个，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特别注重对世界各主要大国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而忽视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探索。[注：Bátora J. Public Diplomac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Norway and Canada.Discussion Paper in Diplomacy 97,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2005]事实上，不少中小国家虽然国家综合实力弱小，但是它们却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取得了与自身国力不相称的国际地位。瑞典、挪威、加拿大等国可以说是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的典范。对这些中小国家及其它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的理念、战略、策略、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研究能为深化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帮助。

3.缺乏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公共外交

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指出，“9・11”事件“促进了打破把宗教与国际关系公开联系起来的禁忌的范式转移，并且打开了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影响的各个不同方面的闸门。”[注：Fox J.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 World Surve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61(1):48.转引自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9):13]宗教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边疆”[注：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国际关系出现了“宗教的转向（religious turn）”[注：Rees J A.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and Faith Institu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1,p.x]，但在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可见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公共外交的文献，却罕见从宗教视角研究公共外交的论著[注：国内关于宗教与公共外交的论文只有陈冠桥。世界佛教论坛：公共外交在宗教领域的成功尝试。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号)，2010:95-100;赵可金所著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有一节论及“宗教外交：沙特阿拉伯公共外交实践”。此外，韩（2009）研究了隋唐时期东亚世界的“佛教外交”。]。徐以骅教授不无感慨地指出，“公共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却是被各界忽视的议题，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短板或缺项。”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9):19]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乏利用宗教证明其行动合法性的国家与领导人。[注：Esposito J L, Mogahed D. Battle for Muslims’ Hearts and Minds: The Road Not Taken.Middle East Policy,Spring 2007,14(1)]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曾把宗教作为一种外交资源，从事后来所称的公共外交活动，并有效地增进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注：Fletcher W C.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1945-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Inboden W.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因此，学者们应拓展研究的视角，从宗教视角研究公共外交。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5

[关键词]关系　中国　华人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72－05

一、有关华人人际关系研究的回顾

(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儒家文化中，人伦的考量是个人发展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标准，所谓“尊卑有份，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异”。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揭示了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互动中采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推移的动力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模式。简而言之，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人际关系互动具有三种基本特色：以家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人际亲疏、展现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差别对待、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1948)的研究成为后来讨论华人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概念构架”。

(二)金耀基的“人情”研究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按照金耀基(1981)的看法，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相处之道”。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种种“情分”，因此伦理关� 人情最重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即所谓的“报”。但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交换行为或“回报”人情，在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伦角色的要求是“尽义务”：只有在非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情或报的观念才需要特别强调。在此基础上，金耀基进一步将交换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另一种是社会性的交换行为。在经济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因素被冻结，通常以钱作为媒介，容易计算和清算；但是在社会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占据中心位置，对等的人情回报(俗称“人情债”)成为经济价值以外的考量。因此，可以说人情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之一，必然要求个人清楚地界定双方关系的特性。

(三)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整合了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之后，黄光国(1988)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所谓情感性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获取相应的资源，但是情感成分还是要大于工具成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人际互动遵循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关系的代价往往大于预期回报。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的情感成分，因此关系各方坚持的人际法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关系代价往往小于预期回报。所谓混合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及同乡等不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由于难以估算关系代价和预期回报，因此混合性关系人际互动时经常会面临“人情困境”。就影响力而言，“人情与面子”模型更贴近中国人生活，三种人际关系类型也经常被引用；但从这几种关系的性质来看，仍然暗含着差序的区别。

(四)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何友晖是最早提出“关系取向”这一概念的学者(黄光国，2006)，他认为，“关系取向”最能够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此一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并且能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何友晖将人际关系上升到界定生命意义的高度，在他看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是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去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自我与非自我间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个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则认为，是指社会现象的事实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或人际关系中加以了解。因此，根据“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对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系中的人们’”。

(五)Jacobs、乔健、杨国枢有关人际关系分类的研究

除了何友晖等人的人际关系分类外，Jacobs(1979)、杨国枢(1993)等人都尝试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进行操作性的分类。Jacobs在观察台湾某一小镇的政治活动时，发现华人社会的关系，乃是根据两人之间过去共享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认同所建立的特殊连带，他称之为“关系基础”。常见的关系基础有血缘、地缘(含宗亲与姻亲)、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同姓、师生关系等。杨国枢(1993)以“差序格局”为分析基础，借鉴黄光国(1988)的研究结果，按照儒家伦理所界定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原则：(1)家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强调付出而非期望回报；(2)熟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人情原则”，强调人情存续，回报的期望中等；(3)生人关系，人际互动原则是“利害原则”，对回报的期望最高。杨国枢的研究成为华人人际关系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六)徐淑英和樊景立有关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研究

徐淑英和樊景立(1997)讨论了在华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他们发现，即使设定了特定的组织背景，华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仍然表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特点。在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主要采用了 杨国枢的关系分类模式，但同时指出，“生人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生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交往的记录和人情的存储，由于具有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或充任其他相似的社会角色等，其关系互动仍然会表现出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生人关系不同的互动原则和对待方式。因此，徐淑英和樊景立将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区分为四种，分别是家人、熟人、具有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和不具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并分析说明了对待不同人际关系类型的互动原则、对待方式以及关系基础。

2000年，Tsui，Farh＆Xin对1997年提出的关系架构进行了修改。他们把“生人关系”仍然用一种关系类型表示，并将家人、熟人和生人这三种人际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基础，各种关系基础对应的关系型式分别是义务、友谊和认同，最后指出三种人际关系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华人组织中“关系”与效能的概念模式。

(七)杨中芳的“情感性关系”、“义务关系”与“工具关系”

杨中芳教授(1999)指出，中国人际关系按照关系生成的方式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两种。既定成分是指两人在某个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因此既定成分酷似Jacob(1979)所提出的“关系基础”。交往成分则是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这种交往成分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两种。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后者则是指在工具层面的满意程度，即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有研究者利用香港学生做研究样本，对杨中芳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香港地区的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三类关系类别；然而，学生关系是否表现出工具性、情感性或义务性，主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展望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式“guanxi”本身包含着推崇重视构建和关系网络的工具理性的内容，在这种构建中，所谓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殊主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真切了解和认识的。但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对“guanxi”重视和运用的实际结果，并且大胆地用“网络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力量的变化将会使得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生迁移，类似于一战、二战前后的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将会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也已经证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出现中国人名字的比例和频率都在不断提高，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是人�

另一方面，“guanxi”一词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用法，国际学术领域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因此，从一开始引入“guanxi”一词的时候，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就一直摆在有关学者的面前。在有关“guanxi”研究的几个早期综述中，作者们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担忧。华人学者们要么过于重视“guanxi”的特殊意义，忽视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共性；要么就是直接套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华人的“guanxi”行为，忽视华人“gunaxi”行为的特殊内涵。因此，如何将中国背景下的“guanxi”研究提升到新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阶段，必须充分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guanxi”和“guanxi”网络。从本文回顾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华人学者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探讨个人的人际关系基础、类型以及互动的原则等问题。显然，这种分析是微观视角的。从微观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彰显华人社会的“guanxi”本质，但缺点是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群体的“guanxi”网络特征。人际关系两端连结的是人，而网络两端连结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等。目前，国际上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清晰，测量工具也比较成熟，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央性、网络异质性等等。华人学者必须证明，在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现有的这些网络测量工具是否同样适用；抑或是需要从个人人际关系分析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工具。

第二，方法与方法论。在何友晖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基础上，黄光国进一步提出了“华人关系主义”和“儒家关系主义”的概念，将华人的人际关系研究正式提升到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研究的层面。黄光国认为，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可以将儒家的“庶人伦理”作为建构儒家关系主义的“深层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可 作者甚至进一步认为，可以使用这一理论结构剖析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并称之为“东亚的关系主义”。何友晖与黄光国等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偏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不足为奇。但是，同一理论基础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华人学者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分析工具同样能够反映出“关系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说，华人的关系主义研究可能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

国际关系毕业论文 篇6

[关键词]财会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直接影响着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总体教学水平[[]]。它不仅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创新性的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发展[[]]。但随着我国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教学方式的逐渐改变，现有的毕业论文选题及其指导方法存在针对性不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本文从现有毕业生未来发展方向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有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和指导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当前毕业论文选题与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1.选题针对性不强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现在本科生中继续读研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有的仅以流程训练为主的毕业论文选题，已经不能适应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需求。除此之外，一部分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其后续的专业知识需求也与所学专业有较大出入。因此毕业论文选题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

2.选题与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

虽然现在部分院系对毕业论文已经进行了分类，允许一些研究型的论文题目，但这些题目中不乏有些重复性、强理论性，以及虚拟性题目。从事这些题目的研究，对于学校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对于本科生来讲也很难达到有效的训练效果。

3.教师指导不到位

在毕业论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教师指导不到位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学校扩招和承担科研项目，使教师指导每个学生的有效时间降低，导致了毕业论文质量下降。除此之外，部分青年教师教学经验不足，题目理论性太强等也会导致学生的工作积极性下降。

4.毕业论文指导过程要求不严格

临近毕业，择业、补考以及其它事情使得学生从事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到保证。迟到、早退甚至不到场的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学生甚至数周不与指导老师联系，以致部分学生不能按照论文进度要求完成论文任务，出现抄袭现象。这与指导教师的要求关系很大。

二、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途径和方法

针对现有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和教师指导方面出现的问题，本文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创新能力为目标，提出了一些建议供以讨论。

1.合理选择毕业论文题目

毕业论文题目的选择是毕业论文关键的第一步。选题必须兼顾毕业生的后续学习和工作计划，同时还需要结合一定的研究性题目，培养学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目的选择还必须注重与实际问题的结合，特别是与科研项目的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解决实际问题与提高学生能力的统一、科研与教学的统一，做到学生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加强教师指导

教师指导是学生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最有利保障。因此必须加强教师指导，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加强指导：

（1）强相关性论文题目。可以采用集体指导方法，制定详细、明确的授课内容进行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有效提高指导效率。

（2）增加学生的实践环节。通过多参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内的学术讨论等形式，加强学生对问题讨论和解决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对研究和进行创新的兴趣。

（3）加强时间管理。建立比较严格工作时间制度，让学生熟悉在日后工作岗位上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保障了进行毕业论文的时间。

3.加强毕业论文的管理和监督

需要做到毕业论文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及监督，根据毕业论文进程进行阶段性检查，实施质量控制，建立科学的毕业论文（论文）考核办法是非常必要的。毕业论文过程需要落实三个阶段（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检查，主要是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结论

本文针对现有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和指导过程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总之，在毕业论文的指导过程中，应注意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为核心，对学生进行全面专业素质训练。

总之，毕业论文教学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之事，而应该是落实和贯彻在整个本科教育期间的全程性论文写作教学，要彻底改变毕业论文教学与平时的专业课教学脱节的局面。不能只将毕业论文写作看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教学环节，而要看作是全面提高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能力的必要手段，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毕业论文的价值，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在毕业论文的指导过程中，应注意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为核心，对学生进行全面专业素质训练。我们应抓住财会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通过转变教学模式，不断改革毕业论文教学指导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提高新形势下财会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质量，建立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真正使财会专业的学生成为厚基础、宽口径的高素质创造型人才。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G201201011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国际关系论文 篇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登上世界舞台，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服务内政和外交、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也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①研究小组公布《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智库在这份报告中的地位较往年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列入智库统计的数量、进入顶级智库的数量和排名地位都明显超过往年。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比较，中国智库这个“思想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

日本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大型智库，它们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科技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的制定，都与这些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制定才促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中著名的有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程学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拥有大小不等的智库1000余个，这些智库主要有社团、财团和企业法人等三种形式。可以说，日本智库对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作用日益彰显，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日本在智库建设上的经验。

日本智库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

初创期。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近四十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在列。②

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出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开始暴露出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很难解决的缺陷。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才可完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形成期。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达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劵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和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首屈一指”。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强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集中起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以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法律，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发展期。80年代日本“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其中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劵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这些金融、证劵系统的智库为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滞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转型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④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⑤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已进入活跃期，近年来年均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0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问题及东海问题）和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并增加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到，“、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隆星山还认为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 ”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 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⑥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名为《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⑦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⑧报告受到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⑨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中国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隐忧。⑩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日本智库机构一般都有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形成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是社会科学出身的3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共有510名研究人员，其中理工科出身有380名，社会科学出身有30名。日本除少数大型智库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外，大多数智库机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据日本《智囊团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虽然智库成员人数不多，但都很精干。日本综合研究所共25名成员，其中研究员有16名，并且专业各不相同。据统计，大多数日本智库机构，其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有不少甚至达到80%以上。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大多由30～40岁的研究人员支撑。据统计，这类智库占到总数的七成。

日本智库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部门（如经济企划厅、科学计划厅、通产省和厚生省）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公用电器公司、财团）临时委派的官员。如NIRA的领导成员包括前日本银行行长、日本经济开发委员会主席、前国土厅事务次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IRA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政界、商界、劳务界、学术界的诸要员的综合倡议基础之上的。

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外几乎都是外务省的推知大使；其次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其所长最初要由内阁会议任命，虽然目前已经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中仍然独占鳌头；再次是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它是以防卫厅和经联团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最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研修所”，1985年改名为防卫研究所后一直隶属于日本防卫省，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此外，日本智库还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其中一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由前外交官直接主持参与。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科的科长伊藤宪一。世界和平研究所曾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智库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德、韩和芬兰等国的优秀人才；再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是其三大主体部门，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目前该所也邀请外国学者参加研究，美、中、德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进行客座研究。

体制管理。日本一些专业性的智库机构，由于受特定因素影响较深，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等都设有相应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来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有“评议会”来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设有“调查协议会”来讨论课题立项等。日本各省厅所设立的审议会，其任务也主要是就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负责向省厅长官提出政策性的审议报告和调查报告。日本政府设有各种审议会212余个，委员达6000余人。

拥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是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日本的著名智库研究人员的录用极其严格。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只录取2～4人，但社会上有近百人竞争。对录用人员要求严格，成果要与薪酬挂钩，每年还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研究人员到了40岁，面临职级升迁，要请所外专家评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还是坚持延用这个客观公正的用人制度。日本的退休制度中，私立大学到70岁，公立大学到65岁，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到60岁就要退休。同时，该所职员的职称是根据职员本人的申报而定。而职员们大多选择便于调研工作的“相对职称”，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该所的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该所的种种尝试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已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日本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日本智库政策科学研究所规定，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原则上都由本所研究员担任。在研究项目多、主任研究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熟，为青年人的成长、冒尖提供有利条件。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至于给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的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此外，日本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如通产省研究所有60名研究人员（其中专职20人，外聘40人），2013年已80篇，半数用英文发表。

项目委托。在日本，智库市场上的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委托智库的内容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而就企业界而言，则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

综合性研究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然后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80%左右的预算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日本经济研究所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科研项目、生产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企业诊断机构主要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技术指导、情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智库服务。它是日本智库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就是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深入调查，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企业诊断对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工程技术智库机构承担的业务主要包括土木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钢铁工业与建筑设计等技术方面问题的解决等。

科研管理。日本智库得到日本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含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日本政府计划让NIRA利用日本400多个私营部门的智库为之提供帮助，还可凭借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的1985年资助捐款达到300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政府的150亿日元、地方政府的50亿日元和私营部门的100亿日元，各方每年的平均资助额约有20亿日元。

日本智库有严格的科研条例规定。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对NIRA有如下规定：以“和平”为思想基础；有助于了解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民主管理；经济独立；促进综合性研究与开发；向社会公开所有的发现，以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日本智库实行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也作为正式出版的依据。他们与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制度保障。亚洲经济研究所在东亚影响很大，他们提出要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并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其中研究成果的30%多以英文发表，用以与国际同行交流，供决策部门参考。

日本智库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所的图书馆藏书35万册，其中包括中国各县市的志书及统计资料、主要的中文报刊。野村综合研究所藏书之多即使在我国也少见。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拥有藏书4万册、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则把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NIRA还要求对各大研究领域加以评估，制订适用于NIRA研究活动的新组织结构计划。

对外交流。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从产业的发展方向到测定环境的具体指标，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如“NIRA研究成果（NIRA Output）”不断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对各类问题的国内与国际专题论丛。“NIRA月刊”（日文）是一本专门概述NIRA研究活动进展的公共事业性杂志，而季刊“NIRA政策研究”（日文）刊登的文章则是由“NIRA Output”（日文）上公布的重大发现编辑写成，这些刊物和其他一些出版活动都是NIRA广泛宣传其科研成果的组成部分。NIRA研究计划部负责国内项目的计划、起草和促进工作，而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则由国际合作部领导。再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由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三大主体部门构成，除了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该所目前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美国、中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客座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在研究领域可以“独来独往”，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是日本最大的智库，该所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因拥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而获“双头雕”之称，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该所约有400名研究人员，人们常将它与NIRA相提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同世界上其他智库相比，其研究力量和情报资料丝毫不逊色。该研究所有300多名人员，常驻海外人员多达30人，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法、汉、俄、德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由于群体的智能结构、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这类智库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共同组成研究组。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是专职人员的2倍，达到40人，超过半数以英文发表。再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只有22名职员，其中主任研究员6名，研究员4名，但该所每年的调研项目多达30项，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该所每年大约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学者500～600人协助调查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主任研究员牵头成立课题研究组，按照课题的特点和自己的力量，有目的地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原则上，主任研究员由本所的研究人员担任；亚洲经济研究所，原来隶属于通产省，现在附属于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半官方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每年研究项目70～80个，有150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有13名研究人员专事中国研究，是研究所里最强大的团队，与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早就开展学术交流，有人员还参加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围绕亚洲经济所做的投入产出表，极为准确地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成果受到世贸组织及世界各国的重视。

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就没有专职人员，甚至被人讥为“智囊点”。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的研究辅助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4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由于地方支持，且有市政府的官员参与，因此研究组成立后可高效率地投入调研工作。而熊本开发研究中心只有2名职员，其办事处设在熊本县厅企划课内。该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由县内各个大学的教授兼任，并根据调研课题临时任命主任研究员。再有岐阜县智库拥有固定研究员6名，它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聘请特别研究员（以当地岐阜大学和附近名古屋大学教授为主）牵头组成研究组。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扩大了日本智库调研咨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潜在问题，并涉足国际问题和未来问题。如NIRA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的调研；未来工程学研究所进行的“谣言追踪”调研；熊本开发业研究中心对熊本机场、新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调研；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对“地区构造和第三产业雇佣关系”的调研；日本综合研究所对“居民反对运动与居民协调”的调研；神户都市研究所关于“都市经营系统开发”的调研；文化交流研究所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展望”的调研；中部开发中心对“名古屋公园城市构想”的调研；社会工程所对80年代“鸟取市、境港市和仓吉市发展规划规划”的调研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影响和价值。可以说，这些智库的协调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来自社会上的何种需求，不分巨细，不论大小，各种类型的智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本智库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在众多智库中，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建所方针、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做法，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智库不在人数多少，而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

从近些年的发展中看，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见“主从型”、“协调型”；第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第三，讲究效率，不拘形式。同时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也需不断调整、变化和完善。如由于智库以“主从型”和“协调型”为多见，因此研究力量略显分散；兼职研究人员因必须以完成本职�

日本智库给予中国的启示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改进智库政策。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出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将其视为提升日本企业“软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也应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使智库与我国改革建设紧密关联，发挥其综合研究机构的最大潜力。

把握智库独立，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现代思想库是为社会不同决策层及其决策者服务的。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日本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客观性，但这些通常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形式上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支配和控制，这是因为它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社会的公益性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故此，我国也应顾及这些规律和特点，否则智库将 智库的发展都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分不开，并通过自身体系的结构和服务领域的功能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例如，日本为了适应“科技立国”的需要，80年代后期专门成立了官方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在日本形成“官”、“产”、“学”智库并举，大、中、小智库共存，以产业思想为重点的格局，并形成了现代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这种调整与优化是通过日本官方和半官半民的形式来进行的。为此，我国应依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在设立起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借鉴智库经验，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在现代日本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对美国智库经验的借鉴、改造和创新。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汲取了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一思想应该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以加速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智库体系。为此，我国应建立智库管理协调机构并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更强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它智库进行调研或协同研究。以此沟通各层次智库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我国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应在我国各个“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区域开发别注意智库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特色。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前后的冲绳问题及中日美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11BGJ019）

【注释】

①该报告自2006年逐年发表，亦称《麦甘全球智库报告》，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负责。

②[日]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research/thingtank/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a.pdf。

③[日]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歩み――NIRA30年史，2004年，第7页。NIRA首任理事长为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为前共同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为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第五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⑤[日]総合情報開発株式会社：『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

⑥[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⑦[日]渡边昭夫：《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EB/OL2007「2009-11-26http：//rese-eign-policy/post-27.php。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为松下公司前总裁松下幸之助所设，其与日本政界渊源颇深。“报告”撰写者均为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

⑧《瞭望》：“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http：//，《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⑨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WTO等，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将稳步发展。因此，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

⑩[日]关志雄：“抓住中国崛起的商机—反驳日本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国际贸易》，2009年9月。

国际关系论文 篇8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 ［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 ［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 ”［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 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 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参考文献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Ac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P728.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篇9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 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 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 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 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 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10

王义桅，环境工程学士、国际关系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及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2008—2011），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2001—2008），比利时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访问教授（2009—2010），韩国延世大学访问教授（2005），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2004），法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青年精英学者（2002），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Fox Fellow，2000—2001）。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在中国外交部、上海图书馆、国内外高校、智库发表学术演讲近百次，出访美、加、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韩、印度、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国共计80余次，包括两次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办的“非正式欧洲议会”上做主旨发言；两次参加英国威尔顿庄园会议（WP1055、WP881）；六次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2002年起连续六年参加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2002年参加“第27届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年会”；2003年起连续四次参加中美安全对话（SASD）；2006年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主题为“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07年应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邀请赴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讲学；2007年参加第四届济州和平论坛；2011年参加柏林外交政策论坛等。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11

案例一：上海家纺公司曾多次向美国物源公司售货，同时将物权单证通过上海某银行交与美国F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F银行在未向物源公司收妥货款的情况下，将单证交给了物源公司。现物源公司宣告破产，家纺公司因此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新墨西哥管区F银行，以挽回损失。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审理认为，F银行在未收货款的情况下将物权凭证交给物源公司是一种总体上的疏忽行为，由于这一疏忽，造成了家纺公司的损失。F银行的抗辩试图将责任转至家纺公司坏的商业决策上。嗣后，家纺公司与F银行达成和解协议，F银行支付了相应款项。

案例二：上海W公司在1993年多次向美国L公司售货，同时指示上海O银行将全套物权单证转寄纽约C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但C银行误将付款交单作承兑交单处理，致使L公司在未付款的情况下，从C银行取得了全套物权单证，L公司事后也没有向W公司付款。W公司因此向人民法院，要求O银行和C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应结合托收的实现方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托收统一规则》的相关规定等内容。就本案事实，从整体上可判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复关系。法院据此判决C银行向W公司偿付相应损失。

现行的《托收统一规则》是从1956年、1967年《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发展而来。原规则的定义部分规定“有关各方当事人是指委托银行进行托收的原主（即委托人），上述被委托的银行（即托收行），以及由托收行委托办理承兑或托收商业单据的行（即代收行）。”第十六条规定“银行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指示利用另一家银行的服务时，其费用与风险应由委托人负担。”“银行可以自由利用其在付款或承兑国家内的行作为代收行。”“如委托人指定了代收行，托收行仍有权通过自己选择的向该指定的托收行递交商业单据。”1978年和1995年，国际商会又两次修订该规则，并改用现名。修订后的规则在其定义部分规定“托收行是指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托收业务的银行。代收行是指除托收行以外，参与办理托收指示的任何银行。”第三条规定“为了执行委托人的指示，托收行可能利用下列银行作为代收行：1.委托人提名的代收行；如无这样的提名，2.由托收行或其他银行视情况而选择的付款或承兑所在国家的任何银行。”笔者认为，上述改动完全符合托收的本质属性，因为托收虽然需利用银行服务，但毕竟是一种以商业信用作担保的结算方式，托收行毫无必要在委托人已提名代收行的情况下另行强制委托人接受由托收行选择的代收行。另一方面，上述改动使代收行在托收中的定位更趋合理。原规则将代收行定义为接受托收行委托办理业务的行，这难免使人得出托收行是委托人的人、代收行又是托收行的人的结论。目前流行的关于托收法律关系的学理观点，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规则对代收行的定义着重剔除了“接受托收行委托”的提法，改用“参与办理”的提法。这一改动与托收实务中代收行向受票人（买方）提示付款或提示承兑时并非以银行的名义而是以委托人名义的做法相吻合，从而排除了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委托人、存在两个委托关系的可能。笔者的上述分析，也可以从民法原理的角度加以印证。在委托关系中，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若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而是以人自身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关系，则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而构成其他法律关系，譬如行纪关系以及英美法系中的间接。在这一关系中，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效力。显然这种法律后果与托收实务中委托人直接面临收款风险的状况不相一致。再者，从委托人利益的保护途径来考察，托收行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不必然地负有为委托人利益向代收行的义务，因此所谓委托人只能通过托收行向代收行的说法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从而导致失误操作的代收行极有可能游离于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之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托收制度本身已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应促使法律界对托收法律关系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其法理依据是符合两个以上人共同同时委托人处理同一（或同一类）事务这一法律特征。持这一观点者，把“同时”广义理解为某一期间，各人的行为可以有先后，但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应由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将委托人与托收行、代收行的关系认定为共同关系有失偏颇，因为权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委托人与人之间订有委托合同，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托收业务中的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12

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以此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Andrew等基于美国行业数据，实证得出贸易成本下降，出口型企业的生产率明显增长，并且进出口活动对企业生产率的滞后影响显着。李小平和朱钟棣实证得出贸易途径促进了中国的TFP增长。李杏和Chan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考察外资和进出口对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和技术进步互为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对外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和短期原因。许礼生和高凌云以1978～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进口竞争变化与TFP变化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而且进口竞争在国内竞争程度较低时，对TFP的提升效应较大。马胜伟和何元贵采用DEA方法，运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对广东省的TFP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存在协整关系。

也有些学者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认为贸易活动并不能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Fu就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和TF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出口并没有显着促进各行业的TFP增长。何元庆运用DEA的方法，测算1986～2003年各省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研究人力资本、进出口及 FDI对三者的影响。实证表明，人力资本和出口对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 , 进口负向影响技术效率，FDI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着，出口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有轻微的负向影响。刘舜佳的实证结果表明， 虽然短期内FDI有助于TFP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国际贸易和FDI弱化了我国的TFP增长。金成晓和王猛得出与刘舜佳相似但更为具体的结果，他们实证得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本文将国际贸易活动分为进出口和FDI，选取中国20个省份2003~2008年数据，利用DEA方法测算各省的TFP，全面考察各个变量对TFP的影响。

模型设定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的比率，即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本文采用目前被广泛使用的DEA方法计算所选省份的TFP。指数的计算结果代表了相对于上一年，本年TFP的增长(指数大于1) 或下降(指数小于1)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广东省的TFP最高，6年间有5年均为1，即为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其它省份以广东省为对象，陕西、新疆、重庆等地区的TFP则相对较低，江苏、上海、浙江的TFP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此外2005年全国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黑龙江、上海、江苏、广东4个省份的TFP值均为1，即生产率水平均达到最有效状态。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建立基期和滞后一期模型。基期模型是研究TFP与国际贸易即期的相互作用，通过比较知2005~2008年最有说服力，因而下文分析都以这个时间段为范围。滞后一期模型用来研究TFP与分别滞后一期的进口、出口、FDI的关系。为了降低截面数据可能具有的异方差，本文采用了自变量的对数形式。建立的基期模型

式中，i=1，2，t 表示年份；TFPit表示i地区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IMit表示i地区t年的进口量；EXit表示i地区t年的出口量；FDIit表示i地区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KRit表示i地区t年的扣除研发费用的资本存量，之所以扣除研发费用，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共线性；Lit表示i地区t年的是人力资本投入量；RDit表示i地区t年所投入的研发经费；GDPit是i地区t年的生产总值；it为残差项。

滞后一期的模型

国际关系毕业论文 篇13

[关键词] 系统工程；毕业论文写作；霍尔三维模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3?0042?04

一、毕业论文与系统工程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是锻炼大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也是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毕业论文的撰写，使学生能够以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来汇集知识以解决问题，把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结合。毕业论文写作是我国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对于社会应用型人才、科技型人才的创新意识和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毕业论文也是对大学生所掌握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其解决问题的水平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1]。教育部高度重视高校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实践环节，强调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反映高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考评环节。从国外的情况看，国外大学生毕业论文成果常常是对一个学生全部大学生涯的一次终结性体现，对于学业成绩的等级划分、学位的授予，以至劳动就业市场上雇主的决定和研究生导师的选择均是至关重要的显性成果[2]。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整体下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探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现有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乃至学生培养模式，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当前急需研究和加以解决的课题。

在大学教学研究中，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水平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comKI中国知网搜索“本科毕业论文”，2000年以来有700条文献在讨论和研究有关毕业论文的问题，并且呈现研究数量逐年增加、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的现象。对于目前大学教育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毕业论文是一种大学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学习阶段检验，对于教学主导型大学来说尤为重要。

作为特定实践范畴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集成的实践体系或行动体系。它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将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工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系统”，进而针对系统的目标，高效地综合集成各学科、各领域的成果及资源(如法律、制度、标准、人才、技术、设备、信息、文化、艺术、资金等等)，认识目标系统的规律，并努力使特定的目标系统变得最好、最佳或最优。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等，都是具体的大规模系统工程。毕业论文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而探寻规律及解决办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 缺乏研究问题的辨识与界定能力

选题是确定实践问题的内容选择，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个研究的科学问题，那么后面环节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在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选题环节，目前通常由专业教师依据制定的培养目标，根据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来拟订，或者由大学生与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共同商定，很少有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由选择题目的。学生不直接参与选题，不是自己去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导致大学生缺乏科学问题的辨识能力。表现在选题时常常是选择的问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明实质，找到一些伪问题来研究，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好的成果和创新观点。如《某产业市场营销战略分析》，学生往往集中于市场竞争战术的分析，对营销手段、广告方式等的分析耗费了大量篇幅，到了“战略”研究，却一笔带过，忽略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以及产品创新等竞争战略问题，从而缺乏对问题的辨识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注重理论学习，以学习的知识为中心去找问题，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知识集合，这也是我们常讨论的系统工程，是把社会系统由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集合。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我们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我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我们大学生目前恰恰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辨识和以问题为中心来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2. 缺乏论文的谋篇布局能力

论文结构和问题功能分析是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缺乏研究问题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论文，很多学生对论文整体模糊不清。缺乏毕业论文问题的实际认识与分析能力。选题意义是什么？问题的结构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何定？对这些问题没有“成竹在胸”，所以就不知解决问题从哪里开始。找不到专业知识和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更难形成自己应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知识体系。同时，系统分析问题和科学表达问题能力下降，突出表现在论文谋篇布局上，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清楚问题的逻辑结构，无能力进行问题的系统分析，写出来的论文令人无法判断其问题的系统结构，论点与论据偏离，归纳演绎等混乱，立论、本论和结论无法统一等。

3. 缺乏对所研究问题的系统思考

大学教育在理论学习阶段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试教育造成大学生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点为中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不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定势，使学生缺乏针对实际问题来综合集成知识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发现问题，更不会以问题为中心来综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表现在虽然学生已经获取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但常常无法发现现实问题，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能够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课堂教学侧重于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没有主观能动性。

4. 缺乏研究问题的建模能力

建模是指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简化，确定变量和参数，建立起变量、参数之间确定的关系，求解该数学问题，解释、验证所得到的解，从而确定能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多次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建模是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共同提高的最佳结合点，是启迪创新意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 目前，大学生对建模的兴趣和热情较高，但由于缺乏建模相关系统理论的指导，集成知识和理论的能力欠缺，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研究问题的模型[4]。

5. 缺乏搜集资料的方法与手段，不会搞调查研究

对于选题的资料收集是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由于大学生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仅仅是通过查阅期刊、借阅图书或查询网络资源等手段获得第二手资料，不注重实地调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撑，无法形成对选题准确定位，导致论文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形成切实的论证，毕业论文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无实践意义。直接观察法是指对所发生的事或人的行为的直接观察和记录，是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例如，在进行商场调查时，调研人员并不访问任何人，只是观察现场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备案，一般调研的内容有某段时间的客流量、顾客在各柜台的停留时间、各组的销售状况、顾客的基本特征、售货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石，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文献资料收集是写好毕业论文的重要一环[5]。

三、用系统工程理论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1. 系统方法论是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论是研究现实系统或者可能系统的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理论。系统概念已普遍运用于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不仅应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系统上。系统论的整体性、系统与环境、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分析、系统建模、系统决策等对于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破思维瓶颈，提高科研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系统工程概念与毕业论文选题的辨识能力

顾名思义，“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是科学地认识和运用特定事物或问题(即“原型系统”)的规律，使特定事物(即“原型系统”)达到满意状态或特定问题(即“原型系统”)得到满意解决的工程实践，当然也包括这个工程实践全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往往善于抓住问题的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把局部研究的结论等同于总体问题的结论。其实不然，因为局部因素的特征和规律无法替代和代表整体。

在质量管理中，常常用鱼刺图来分析解决问题，产品质量是由人、机器、材料、方法、环境、测量六大因素组成。当分析机器对产品质量所产生影响时，我们会把研究中心专注于机器去解决问题，而忽视了产品质量整体因素，机器与人、材料、方法、环境、测量都是相关联的变量，它们的整体才是产品质量的整体。毋庸质疑，整体性的思考才是思考的科学方法，系统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工程概念的运用将是我们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3. 系统逻辑思维能力与毕业论文研究问题逻辑

逻辑关系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之一，逻辑结构也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之一。思维的逻辑性，是思维的品质之一，指的是善于在思考问题时遵循逻辑规律，如因果逻辑、并列逻辑、时间逻辑等。在人的各项素质中，逻辑思维素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系统工程的这一法则要求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把握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逻辑结构。培养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使写作论文时的思维更加缜密、更加流畅。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使表达者思维清晰，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具有逻辑性。强化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业论文将是一个培养系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

系统分析的目的，就是构建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模型。根据系统的关联性，系统内部与外部间在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任何单个关联要素的变化可能引起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在整体上影响系统的特性与功能。发现关联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重要手段。数据挖掘、预测科学、系统动力学等方法与技术的关键，就是探寻系统内外各要素(包括数据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对任何事物、问题或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显化并理清其关联性。

4. 系统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和毕业论文研究问题结构与层次

马克思提到：“系统的结构表示的各要素之间组成的形式。结构是系统的构成形式，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毕业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对象系统，它有不同的结构，毕业论文问题界定的系统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系统本质的变化，在研究中如果想要系统功能优化，必须注重系统的结构分析。

任何系统组成都有着自己的不同层次性。任何一个系统都可 企业的公司系统包含了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生产系统等。人力资源系统包含了招聘系统、考核系统、培训系统等。毕业论文的问题层次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划分问题的层次，并能够根据问题的层次性来构造和研究问题[6]。

5. 系统工程定量方法的应用

任何事物或任何系统，既具有质的规定性，也具有量的规定性。17世纪，数学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人类创造出了变量(变数)概念，得以研究事物变化中的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图形间的相互变换，从而使数学成为描述运动规律和辩证规律的工具。数学理论和方法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但正是这种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通过构造和运用各种数学模型，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先进手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把握事物或系统，自然比单纯定量地把握系统，更进了一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定量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方法后出现的新术语，是指将原先只用定性方式描述的问题，也用数学的定量方式来描述。定量化的成果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完整，也是人类科学(尤其是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的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常用的数量化方法有指数法、累积分数法、统计分析法、综合判断法等。定量化革命是在原先定性描述、定性研究基础上质的飞跃。它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程度，提炼一些普适性的规律。研究问题只进行定性分析不能准确描述一个系统，只有运用定量化分析方法后，人类对事物或系统的认识才能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

6. 霍尔三维模型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式（Hall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又称硬系统方法论（Hard System Methodology，HSM），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D?Hall）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它的出现，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霍尔三维结构是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由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所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这为我们系统思考毕业论文的写作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我们系统思考学科培养计划和培养过程，分析存在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问题。逻辑维是指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内所要进行的培养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优化、决策、实施7个逻辑步骤，也是我们论文研究选题的逻辑。知识维表明我们研究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管理、商业、法律、社会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和技能，以问题为对象，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7]。三维结构体系形象地描述了系统工程研究的框架，对其中任一阶段和每一个步骤，又可进一步展开，形成了分层次的树状体系，这给我们思考各层次的论文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范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系统工程理论应该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因此，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阶段应加强《系统工程》理论的学习和系统工程方法的训练，这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和知识的能力将是一个提升，能为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郑新厅，付宗堂，周伟，等。本科毕业论文系统模式构建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2009(4)：132-153.

[2] 张平，贾伟。建立毕业设计(论文)四阶段三层次全程质量监控体系[J].高等理科教育，2007(01)：31-35.

[3] 高艳阳，郭艳丽。强化质量监控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02)：88-90.

[4] 曹成茂，李玉洁。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05)：113-118.

[5] 江腊生。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跟踪模式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78(02)：18-20.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篇14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政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of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willof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二、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到冷战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互论战、彼此争鸣的理论格局。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也相当久远。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Alighieri）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正当的工作应是发展知识和文化，一个和平的世界是这种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法国人也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推进和平的计划。他们相信，依赖外交、仲裁和判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Cruce）相信多数人安于和平，强调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主张提高贸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战的骑士（他们在和平年代用处不大，但危险不小）。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根据实践的结果，他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大于得。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Penn）希望消除他所说的“鱼类逻辑”，即国家之间相互吞并的现象，提议欧洲各国君主摆脱自然状态，服从于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体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那些主张强权、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公众中失去很多市场。很多国际精英人士开始支持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的理想主义国际主张，即通过国际联盟实现国际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舆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并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他们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⑥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国际关系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认为国家间存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理性的，较为尊重和重视国际公众的意见。国际法院或国际议会的建立将依赖于公开的外交、舆论的力量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支持合理的实际决策。⑦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认为：“在此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⑧他在巴黎和会上曾指出：“整个条约（《国际联盟条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消除、澄清及强制的影响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以适当的摧毁。”⑨

2、自由主义舆论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国际制度运作实现国际和平。从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来看，存在三种情形：①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论”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权国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霸权国家维护整个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转，小国、弱国通过接受现有国际机制而享受霸权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经济福利，即可以“搭便车”（freerider）。这是一种非平等合作关系的国际合作。②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这类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层级，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较高阶段。③面对全球重大挑战而展开的国际合作，如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卫生、饥荒、网络犯罪以及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等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合作。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国际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借助于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建构主义舆论观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但与此同时，非主流学派也开始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范式发起挑战。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派别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对于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来说，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实践中观念认知的结果，即不同的观念产生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而这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则导致对国家利益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观念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观念？建构主义的观念是个集体性概念，即是共有观念（sharedideas），而不是个体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观年，这种观念是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识、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确定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观念建构而成的，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最终影响自身作出的决定及行为。温特认为，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则是角色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赖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上述这种关系若用一个图线谱来表示就是：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思想的认识视角，从社会性因素出发，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构中来研判国际舆论的本质。

1.从建构主义的结构层面来看，国际舆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认知系统。首先是共有知识（sharedknowledge），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这里的“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⑩

就国际舆论对国际安全困境的认知来说，存在两种潜在的舆论倾向：一是，当国家间相互猜疑时，一方军事实力的增强就会令对方感到威胁，从而使对方也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这种危险。反之亦然。由此，国际舆论的认知结果就是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生。二是，当国家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时，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际舆论认为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舆论倾向性认知。同时，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也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可以建构一种观念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观念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结构与现实适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舆论支持美苏合作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而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美苏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战时的同盟分裂为两个新的对立集团：北约和华约。

2.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国际舆论作为对国际事务、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等的态度、意见等，是国际公众、国际传媒等观念结构的外化，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方面，观念有时是在相互交往与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例如，在各种公共外交中（孔子学院就是一例），双方的交流就可以让彼此陌生、没有共享观念的状态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识等。随着当前传媒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对外传播的强化，国际公众间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有知识也在随之增加，“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观念又是人们深层次思想中的信念、态度和情绪的综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改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们将要接触的外在世界而在头脑中已经存在关于它的图像、信条、价值观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维模式”。“它唤起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輥？輰？訛虽然李普曼有时将其称之为“固定成见”，但信息对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实客观存在的。态度的表现则多种多样，“以言语形式的表达，构成显舆论；以情绪形式的表达，构成潜舆论；以规模行为来表达，构成行为舆论。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潜舆论……潜舆论不是一般的纯粹个人的情绪表现，而是指有着规模公众、既定舆论客体的情绪型意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显舆论。”?輥？輱？訛

3.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向度问题。国际舆论的观念性、思想性、情感倾向性等特征说明，文化建构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輥？輲？訛它“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正是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15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现，特别是西方文化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话语系统，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

以上探讨的三种主要国际舆论研究进路为我们认识国际舆论生成动因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三者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补充。因此，在对现实存在的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时，要综合运用，不可偏废。

注释

①See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60-67.

②严格地说，国际（国家间的）舆论主要是指向国家作为舆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舆论形态，而世界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的多，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舆论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政治影响，所以需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加以区分。但一方面，这种区分在现实中难以准确划定，二者有很多的边际重叠，另一方有鉴于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同时目前的国际舆论主要指向的是有关他国的事务，即国际舆论客体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属性，所以本文将两者视为通用概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③ChristopherHill,“WorldOpinionandtheEmpireofCircumstance”,InternationalAffairs,Vol.72,No.1,Jan.1996,pp.112-113.

④Ibid,p.113.

⑤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家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⑥同上，第16、70页。

⑦同上，第10页。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⑨同上，第34页。

⑩[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1同上，第200页。

12[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1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5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