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本页是人美心善的小编给大伙儿收集整理的7篇社会科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阅读。
关键词：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9-1166-05
A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N Chun-li, CAO Li, SUN Jin-hai, WANG Qiu-hua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In the recent ten years, researches on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have been fruitful. Inter-subject and applied researches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and the field and content of study is extended. Also the base of discipline is formed. However, the basic theory is also in weakness, the development of branch discipline is lack of balance. The research has not been well integrated and stereoscopic and reticulat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hasn't been forme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of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should be enhanced in essence basic and research atmosphere building. Increas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cholars, asking for help from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and achievement, and realizing integral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researches with the sports practice are ways to new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China; sport humanistic sociology;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置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学中的地位。近10 a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促进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持续、快速发展。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1.1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1997年至2007年，我国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310项，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 073项。立项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以及资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1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200余部。其中，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体育经济学领域、体育史学领域、体育管理学领域、奥林匹克研究领域、体育新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一门体育科学新学科的形成，总是有其学科的性质、学科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内容等基本要素所构成［1］。
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有人提出但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它从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丰富的理论素材，又从人文社会诸学科中得到理论支持；它既指导、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实践，又从体育的角度充实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宝库，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2］。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3］。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应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社会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3］。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可分为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个别方法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是指揭示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共有的最一般规律、最一般本质、最一般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如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方法论。特殊方法论是指揭示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阶段的特殊规律、特殊本质、特殊性质的方法论。如提示运动训练领域、运动训练规律的方法论体系。个别方法论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种具体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适用于体育教育学的体育技术教学法等，其特点是适用对象的狭窄专一、普遍性程度低，个体经验性和程序操作性并存［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社会调查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当前研究者所构建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二分法”，即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展开的，故把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个不同领域的平面性结构。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已初步确立。当前，研究者所确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是基于三级学科展开的。正如此研究者所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什么，大体可把它看成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从体育二级学科分野来看，它们内容就更加广泛，它包含几十门甚至更多的学科。我们殚精竭虑，也无能力包揽如此浩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只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2］。目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主要有：体育人文学科类的研究内容（如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休闲娱乐理论、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科类研究内容（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和体育传播学）。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概论、体育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研究、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法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比较体育研究、体育美学研究、体育伦理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3］。
1.3体育实践领域的扩展和多学科理论的引入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80年代以前，由于受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范围也比较单薄。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环境各要素及其总和对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又常常把研究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体育实践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沿着经济维度的扩展，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延伸，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当代任何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也是一样。探索体育运动中这些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研究。离开了现代科学众多学科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体育科学便失去科学基础。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科学，应用在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文社会学科及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认识能力，而且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科研水平，扩展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
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9个重点研究领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
1.4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分支学科纷纷创立随着我国体育实践的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演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及计算机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6］。据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37%，多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65%，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生态学、行为学、人类学等，学科渗透与交叉的研究趋势明显［7］。
随着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体育理论框架结构显得狭小而又陈旧，已容纳不下现代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人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文化学等便以强劲的势头出现。
1.5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外国体育人文社会领域著作方面成绩显著， 2003年由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组织力量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产业MBA经典译丛"，包括《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营销学》、《体育运动管理》、《体育财务管理》、《体育传播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200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主持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体育新闻报道》。翻译引进的其他书籍还有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事会的《体育科学指南》、《国际体育管理》、《体育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管理的基础和应用》，《国际体育管理》、《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6］。这些国外成果的引进对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否跻身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优秀7篇）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近几年，体育学研究视野明显拓宽，研究方法有所改进，选题针对性逐步加强。应用对策性研究，特别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课题数量增加……”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本年度课题……要重点把握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2003年和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紧密围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研究内容要着重研究体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兼顾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着力推出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设置了应用对策性研究，近三年所占比重为37.0%（表1）。
在课题立项上，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突出。在最近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中，应用研究型课题占总立项数的43.9%（表2）。这说明，10年来体育学基金课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现实的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名义上已成一门二级学科，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作为实体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实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学科形成的一些标志性构成要素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还不清楚。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包含了哪些理论？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提炼出来。整体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许多领域尚处于引进相关学科及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2.2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能脱离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发展实状，不能脱离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基本脉络，更不能脱离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脱离上述各种条件，去凭空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思辨地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的思路会导致学科体系建设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8］。
现代科学体系和当今体育科学体系以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这一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
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有两个基本范畴，即“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8］从学科构建、传播、应用与更新的过程看，特别是从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为了回应体育实践与改革激发的新问题与新课题，除了在“学术学科”建设方面的任务外，还有人才培养及教学需要提出的“学校学科”建设的任务。初创阶段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学术学科”与“学校学科”两者并重的。
另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是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的有机体［9］。所谓体系结构，指的是由哪些理论知识单元构成，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单元如何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结构组成统一的整体。其结构特点，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严密的而不是任意的优化组合。所谓结构体系，指的是有哪些部门和分支学科，这些部门和分支又如何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共同构成学科的整体。前者是研究理论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问题，后者是研究学科的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两者的和谐统一，就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有机体，即学科体系。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时发现，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划分为两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即体育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和体育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平面性结构；还只是一个“学术学科体系”，缺少学术学科体系；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系，缺少体系结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
2.3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有发展较快的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有需要提升的学科，如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有需要扶植的学科，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有需要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学科，如体育史；有后继乏人和理论难以创新的学科，如体育美学；有需要摆脱母学科教条的枷锁，求得新生的学科，如体育哲学［10］，这种学科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特征，在总体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4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与当代中国体育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信息量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借助和吸收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跨学科、交叉学科人员，进行综合研究和协同攻关。任何某一个人、单一学科角度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都将存在其局限性，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在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单兵作战多，互不配合，联合攻关少现象十分严重。另外，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重复研究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总体实力。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对策
3.1加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本体理论研究学科的本体理论是指学科自身的理论。它是通过阐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领域和范畴，学科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内容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的理论。因此，它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导向理论，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至今已� 但三级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意味着二级学科的真正建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体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的出现，学者们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应用对策性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缺乏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成果偏少，以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几乎成为“空架子”。这种忽视学科本体理论研究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因此，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已�
根据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应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二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类别划分及其科学性、学科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2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自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时至今日，虽然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等进行过探讨，但就总体而言，从学科角度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太少，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派和理论，无不是在长期激烈的相互论争、相互批判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必须走勇于批判、民主论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之路，而这条路是以浓厚的学科研究和探讨氛围为前提的。
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建设好学科研究的队伍。在全国要形成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形成若干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排头兵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展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鼓励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相互论争、相互批判、自我扬弃。再次，以课题、项目招标等形式，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员组成学术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最后，建立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对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对其团队、集体、个人要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
3.3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在当前学术研究浮躁和日益功利性的背景下，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自觉意识水平必定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能力。这是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不断超越的能力。因为只有研究者具备了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不断引发和引导人们对未来美好体育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人的能力的不断发展中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有着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促使体育人文社会在历史的积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再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批判与反思能力。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的特征，决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的流变性和相对性，要求它随体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复杂性的科学，对同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同时出现多种理论和观点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有些理论与观点可能是相对立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批判与反思能力。
3.4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各门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然与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的整体”。［11］由此看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也应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勇于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社会现象，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体育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加以分析，才可能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12］因此，从此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可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模糊数学、灰色理论、仿真技术、生态学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工程学理论等已成功地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并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飞跃式发展。
3.5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是对体育实践的反映，体育实践的性质、其开展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只有在体育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理解和规定。同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也指导体育实践、规范体育实践。体育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步，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因此，从此层面上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应与体育实践高度融合，走一体化之路。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以体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走向具体的体育实践，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密切关注体育实践的进程，主动与具体的体育实践主体进行交流、沟通，并通过实际考察去认识体育实践的真实面目，了解体育实践主体的真实需要，从而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体育实践主体的科技联合攻关、服务关系，从而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体育实务部门认识到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寻求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有部分体育实务部门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以至于遇到难题不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交流或开展合作研究，而是自己研究、自我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诚然，在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队伍中存在些喜欢生造理论者，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渴望获得体育实务部门支持和帮助的业务好、能力强的务实者。为此，体育实务部门应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课题条件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再次，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体育实践是检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不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又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看，影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体育实践主体工作目标与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目标不统一、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动力不足、对科研人员实施的科研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激励不够、各体育实践主体信息沟通不够。为此，当务之急，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机制应从完善成果转化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入手。
4结论
1) 近10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2) 近10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表现出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的特征。
3) 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以及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4)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加强本体理论研究，现阶段应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实现突破。
5)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培养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提高研究主体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的能力和批判与反思能力。
6)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注意营造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开展研究。
7)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同时要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最终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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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 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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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民众关注、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维持着社会科学相关工作的前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应该抵制社会进程中逆流的影响，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科学普及对社会现状产生积极的反作用。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限，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知识传播只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部分任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性任务当是引发民众反思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探求人类社会进程中个体关系对个体发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发的知识获取行为，从而达成促成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共享的目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社会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意义失落症的药引，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是最高伦理准则“幸福”的间接工具，为幸福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只能由社会科学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担当。推崇幸福的物质要素是物质匮乏年代所造成的社会阴影，该阴影被当代社会的富足和时代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光所消除，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工作者担当起回归人本身的责任，正因为这种担当使得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才能回归其所属的工具性，才能使得社会科学的隐性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表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才得以重建。个体社会进程的视角下不乏追求理想的行为，这种个体理想追求常常圈囿于个体自身而对社会发展难以产生巨大的贡献，即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也是客观结果而已，也很少会有我党创建初期、建国前后的社会群体性的理想追求图景。大多数民众大都处于社会理想追求淡化的状态，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能够对其生存产生直观而迅捷的效应，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被视之无用。个体的社会发展受动于个体理想而陷于直观、感受性的生存世界，奥伊肯指出：“迷恋于直接环境不可能给生活以内容，在它给我们提供的生活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渴望。任何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都不能用不切实际的祈求带动具体的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进程和民众思想状况的特点，辩证地处理社会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面向民众实际的生存，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宣讲，如若这样只能自我陶醉于远离生活的理想世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最终戮害自身而自哀自怜、愤世嫉俗，这是近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病症，社会科学也染疾于此深受其害。社会科学普及必须立足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多年前提出又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的“群众路线”精神，引导民众发现自身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将对幸福的追求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立足于社会个体特定的生活情境，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客体进行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此所言之“势”，意指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个体意义的必要性，物质文明成为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地表述了民众生活的隐性内容，“两个文明”的外延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大势。社会科学普及不能临摹自然科学普及工作，两者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度接纳性的原� 有些研究者从强权视角提出了诸如国家权力介入、立法保障等一些建议，社会工作普及强制化的效果预期难以乐观，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倡议是理想淡忘情境下意图发挥理想带动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介入，这种介入的效率已经被其特定情境所弱化，这些建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社会民众尚未产生社会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 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 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二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三
许多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四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 例如，同是秦长城，有 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 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 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 [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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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考察这两者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到，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根本保证，同时它也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十六大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一要牢记“机遇”这两个字，即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二要贯彻落实“全面”这两个字，即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了贯彻十六大精神，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这一重要目标。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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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属性或特点，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形成，同样也需要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完善和巩固。今天我们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就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从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到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多样化”，进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黄金发展期”与“风险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综合起来，就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中不仅要协调好国民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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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么，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有持久奋斗的思想准备。当前，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使社会更加和谐。
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五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建议》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所强调的四个着力点：一要在扩大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二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上下功夫；三要在理顺分配关系上下功夫；四要在发展社会事业上下功夫。
根据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二要学会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三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这样抓下去，就一定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越来越和谐。
三、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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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靠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经济一腿长、社会一腿短”的问题，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不讲发展的发展观绝不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不在发展的基础上求和谐不可能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还是要牢记十六大报告中一句十分有影响力的话：“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三，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问题是对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抽象的命题，要有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首先，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是与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有根本区别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力量的来源。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第三，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单纯地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四，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的主宰。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人是中心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形成的。这一观念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神学统治的中世纪，而且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人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严重后果，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经济难以可持续地发展。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尤其在强调“以人为本”时，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起来，而不能有意无意地形成两者的逻辑矛盾。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发挥人的作用，才能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的协调关系。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村和农业发展呈现了积极态势，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局面尚未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农村发展与城乡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有较大反差，体现为物质、精神、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差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比较困难；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相对落后，乡村面貌相对落后。可以说，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薄弱环节。
二、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任务是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就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中央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句话、二十个字”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头一条就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必须首先立足于农村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改善生态环境，都必须以现代农业为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以人为本落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要以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等等这些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处处体现了
生产发展要依靠农民，生产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是生产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时生产发展也是为了农民，造福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生活富裕就是让农民生活富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也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乡风文明，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通过农民的文明，来体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就是指村庄形象必须清洁、整齐，生气勃勃，人与人之间和谐，生态环境好，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出一个友好型农村；管理民主能否实现，关键在农民，农民必须具有科学的民主意识，通过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来实现科学的管理民主化。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二十个字”为目标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推进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其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在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条件的新形势下，推进新农村建设，不能单纯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要跳出三农抓三农，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大格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和支持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着力培育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打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
1.发展农业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农民富裕起来。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要着力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的潜力，在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民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产水平，从而实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
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作用并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政策、资源配置、搞好服务上，放在引导、支持和服务农民群众上，放在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上。为此，要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强化服务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特别是要强化创新建立新形势下服务新农村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这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农民既是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主体，是推动这一事业的主要力量，又是建设新农村的利益主体，是这项事业的直接受益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就是要一切从农民的愿望和实际出发，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扩大农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3.加快农村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村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滞后，只有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才能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又需要可靠的政治保障、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着力推进村务公开，加强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上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是要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农村文化，努力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良好环境。加强农村社会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等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与城镇的差距，让农民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和医疗保障，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
4.新农村建设与新村建设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的硬件建设，还包括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的软件建设，绝不等于单纯的村庄整治和新村建设。新村建设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建新房、盖新楼等都只是实现“村容整洁”的目标内容之一，而非新农村建设的全部，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目标，是一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全面的、综合的系统工程，要求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要求农村不断增强生产、生态、人居、休闲旅游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要求农村逐步建立起结构均衡、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现代经济结构和现代社会结构；要求建立起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如果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要求理解得不深入、把握得不全面，就很容易把新农村建设引入歧途，搞成所谓的“新村建设”，甚至导致出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