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我们要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呢？这次为您整理了关于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6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一个企业能够傲立商海的根本所在。离开了文化的浇灌，企业便像无源之水，是无法长久的。企业文化发展至这天，大家已普遍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企业所有成员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企业文化建设的真正功效在于以优秀的文化教化人、转化人。中国的海尔集团、美国微软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等，他们创造出的奇迹和成功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不朽之柱，文化建设有着潜在的凝聚力量，它不仅仅仅能给企业带来一种精神，而且能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职责感，培育企业团队精神，为我们员工作导向，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
下方我从三个方应对公司企业文化来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
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就应秉承公司的优良文化传统，牢记“创新，高效，职责，共赢”是我们企业和员工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创新是我们的第一要任，具有强大核心的竞争力是我们公司共同的目标。诚信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无信不旺，社会无信不稳，因此，诚信是企业理念的基石。诚信：诚，就是忠诚、老实；信，就是守信用、重信誉。诚信作为企业核心价值理念尤为重要，它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这一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殊而现实的好处。
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创新是企业兴旺的灵魂。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念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各方面工作创新，才能实现新的发展，创造新的辉煌。运用先进管理水平、先进的设计研发水平、先进的工程管理水平，去拼搏，去创造；视质量为企业的生命，用心参与市场竞争，努力打造一流的房地产公司。任何企业文化建设都就应以“创新、高效、职责、共赢”企业价值观为核心，我们要教育每一位员工遵守企业礼仪，构成崇尚诚信，追求完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为，如果企业的员工能够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内部的沟通和协调就越容易实现，对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都会产生十分用心的作用和影响。
高效，高效管理，始终把科学管理作为提升效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以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化为原则，持续推进管理创新，全面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高效的执行力，打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员工在工作中具有大局意识，自觉把公司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部门之间的沟通、紧密协作、信息共享、用心落实公司决策部署，实现效率和效益的统一。高效服务，建立客户服务的快速反应机制，准确预测客户需求并及时进行反馈，以热忱的服务，阳光的心态，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职责，对客户负责，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把客户的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客户带给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对员工负责，透过带给优越的职业发展通道，完善的后期没保障体系和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鼓励员工超越自我，奋勇拼搏，开拓创新，在贡献企业，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对伙伴的负责，沣东地产重视合作伙伴的评价与选取，注重与战略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长期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与最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对社会负责，沣东地产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用心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运用，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张。
共赢，应对客户，尊重客户，理解客户，持续带给超越客户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客户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共赢。应对员工，尊重和关心员工，为员工带给适合自我的职业发展通道，让员工体会到劳动推动企业发展的成就感，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与企业共赢。应对伙伴，坚持以诚相待，努力在长期发展中为彼此创造更多的企业盈利与成长机会，实现共赢。应对社会，沣东地产用心参与城市建设，努力改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实现企业与城市共同发展。
在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务必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努力开创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1)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把企业文化建设列入管理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全部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认真抓紧抓好至关重要。在工作中定期组织基层领导干部和员工加强对企业文化建设理论的学习研究，学而习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要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建立起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用心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广大员工用心参与，共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新的工作格局。成立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小组，设立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企业文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代替；努力探索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文化建设的新机制、新方法，把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3)要精心组织、整体策划，稳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要精心策划企业文化活动，宣传企业形象，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把企业文化建设的任务落到实处。要加大投入、创造条件，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企业要发展，文化要先行，必要的投入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加大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投入，要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4)要博采众长、注重实效，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应是开放的文化，不注意坚持和发扬自我的优良传统，就会失掉发展的根基；不注意学习借鉴他人的优秀成果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要继承发扬公司的优秀企业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吸收其他企业文化的精华；既要坚持和发扬本企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秀理念，又要借鉴吸收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使企业文化呈现勃勃生机，根据公司具体状况构成自我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资料，企业员工的行为规范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它直接体现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加强企业员工行为规范的建设，对于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1)要以尊重和沟通为基础。制定企业员工行为规范是企业“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体现，目的是为了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对员工的良好行为习惯产生激励和强化的作用，出发点是尊重员工和促进员工在企业环境和工作岗位上健康成长。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要讲究方法和艺术，在大力宣传灌输企业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注重引导沟通和循序渐进，不能用粗暴生硬的行政命令和简单说教去执行。及时了解员工的愿望和想法，做到互相理解、加强沟通、倾听意见。让员工及时充电，以适应新技术、新理念的发展；给员工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让他们体会到受人尊重、受企业尊重的喜悦情绪，让员工感受到工作的愉悦性，激发更大工作热情和智慧，对单位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在一个充满浓厚人情味的工作氛围中，员工才能产生对企业理念的认同，才有用以这些理念的要求来规范自我行为的主动。
(2)狠抓团队建设，营造真诚氛围。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是不会把眼光只盯在报表利润的增减上的，而是在调动员工用心性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公司倡导团队精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是团队中的一员，发展个人才能发展团队，进而发展企业。这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团队成员之间要坦诚、真诚、零距离，营造团队真诚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员工的思维，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
(3)要发挥典型示范和领导带头作用。科技进步是发展的动力，人才是企业的根本，任何人都要尊重人才与科学的典范。在工作执行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引路作用，要不断培养发掘、表彰奖励员工身边的优秀典型，以他们的典型事迹所具有的生动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引导教育员工逐步到达规范的各项要求，推进公司企业文化建设。要求公司基层党员干部更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用自我的行动为表率，为广大员工的进步指明方向。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水平。
工程部：xx
论文关键词：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西方的英、法、荷等国乃是“未受教化”的“蛮夷之邦”，“腿不能打弯”、“一扑即不能起”、“不善陆战”等主观歧视的观念在很多高级官员中非常普遍。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
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40年春，林则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龚振麟以林则徐提供的《火轮船图说》一书为指导，制成一条车轮战船，时速可达3.5海里。战后，林则徐又委托黄冕试制成功开花炮弹。
虽然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又有徐继舍的《壕环志略》、姚莹的《康牺纪行汉梁廷榕的《海国四说》等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镭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人、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肯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指出“利”和“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共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话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虞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文章探析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原因：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混乱，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关键词】 鸦片泛滥；近代中国；原因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M].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2.
[2] 岳冰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输华情况、原因及影响[J].文教资料，2011.6.
[3] 刘淑敏，胡赤军。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J].长白论丛，1996.6.
【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摘要】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大学生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人际交往障碍会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绪、健康等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通过对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说明了大学生如何保持和提高良好人际关系交往和沟通能力。同时形成一种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人际交往环境，也将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和发展健康的个性品质。
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依存于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社会交往。对于正在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培养良好的人际效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没有交际能力的人，就像陆地上的船是永远不会漂泊到壮阔的大海中去。
比起中学生，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独立性更强，更具社会性。个体开始独立地步入了准社会群体的交际圈。大学生们开始尝试独立的人际交往，并试图发展这方面的能力。而且，交往能力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心目中衡量个人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他们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健康和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然而，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会产生各种问题。认知、情绪及人格因素，都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建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受挫，就可能表现为自我否定而陷入苦闷与焦虑之中，或因企图对抗而陷入困境，并由此产生心理问题。
一、大学生人际关系不适的表现
有关调查表明，大学生心理问题中，关于人际交往的已占50%以上，而以前的统计中，恋爱烦恼占据首位。交际烦恼超过恋爱困扰。仔细分析，大学生人际关系中的困惑、不适可以分为以下5类情况：
第一类：缺少知心朋友。
这类大学生通常多能正常交往，人际关系也不错，但自感缺乏能互吐衷肠、肝胆相照、配合默契、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为此，有时不免感到孤独和无奈。
第二类：与个别人难以相交。
这类大学生与多数人交往良好，但与个别人交往不良，他们可能是室友、同学或父母等与自己关系比较近的人，由于与这些人相处不好，常会影响情绪，成为一块“心病”。
第三类：与他人交往平淡。
这类大学生能与他人交往，但总感到与人相处的质量不高，缺乏影响力，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多属点头之交，没有人值得他牵挂，也没有人会想念他，他们难以保持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类同学多会感到空虚、迷茫、失落。某高校06级一学生，因同学关系不好，倍感孤独、压抑，最后离校出走。在离学校较近的几个中小城市闯荡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学校，在校园中与接到通知后星夜赶到学校的陈某父母不期而遇，此时，悲喜交加的陈某父子面对的，除了学校因陈某不假离校、旷课50多个学时而给予的勒令退学处分和校方师生的同情之外，谁也无力给予陈某更多的安慰。
第四类：感到交往有困难。
这类大学生渴望交往，但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方法欠妥或个性缺陷、交往心理障碍等原因，致使交往不尽人意，很少有成功的体验，他们往往感到苦恼，很希望改变社交状况。大一年级女生小张，她在家里一直养尊处优，家务活全部由父母包办，自理能力不强。进入大学后，紧张的学习使她觉得不安。她开始独来独往，渐渐地，她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全寝室同学都看不起她，打开水也要她去，扫地也叫她，她觉得自己成了别人“差使”的对象，越发闷闷不乐，上课也毫无兴趣，成绩一落千丈。
第五类：社交恐惧症。
这类大学生对人际交往特别敏感、害怕，极力回避与人接触，不得不交往时则紧张、恐怖、心跳加快、面红耳赤，难以自制，总是处于焦虑状态。他们害怕自己成了别人注意的中心，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洋相，害怕被别人观察。总担心自己会出现错误而被别人嘲笑，总处于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之下。与人交往，甚至在公共场所出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任务。
社交恐怖症是非常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工作的一种心理障碍。许多一般人能够轻而易举办到的事，社交恐怖症患者却望而生畏。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个乏味的人，并认为别人也会那样想。于是患者就会变得过于敏感，更不愿意打搅别人。而这样做，会使得患者感到更加焦虑和抑郁，从而使得社交恐怖的症状进一步恶化。许多患者改变他们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症状。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错过许多有意义的活动。
二、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往往会出现人际交往和沟通不畅的情况，影响其身心健康和学习进步。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困难成为大学生活中的一个普遍问题。看看上面那个调查，同学们在回答“通过择业你感到自己特别欠缺的素质是什么”时，选择人际交往能力的比例最高达34.8%，位列首位。大学生人际交往与沟通中存在问题重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自我中心型。
在与别人交往时，“我”字优先，只顾及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强调自己的感受，而不考虑别人。在与他人相处时，不顾场合，不考虑别人的情绪，自己高兴时，就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高兴时，就郁郁寡欢，谁都不理，或是乱发脾气，根本不尊重他人，漠视他人的处境和利益。
2、自我封闭型。
这种类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愿让别人了解自己，总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需要掩盖起来，往往持一种孤傲处世的态度，只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在心理上人为地建立屏障，故意把自我封闭起来；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愿意与他人交往，但由于性格原因却无法让别人了解自己。这样的人一般性格内向孤僻，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在我们队里也存在着这样的学员，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他人接触，做什么都一个人，很难融合到大集体中，产生一种圾不和谐的情况。
3、社会功利型。
任何人在交往过程中都有这样那样的目的、想法，都有使自己通过交往得到提高，进步的愿望，这些都是好的。但如果过多过重地考虑交往中的个人愿望，利益是否能够实现和达成，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等，就很容易被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想腐蚀拉拢，使个人交往带上及其浓厚的功利色彩。在我们学员队中，也有部分学员把市场经济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用于人际交往，靠吃吃喝喝建立感情，靠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实现个人目的；或“唯利是图”;大利多交，小利少交，无利不交，冷落不能给自己“实惠”的人，滥交乱捧能给自己“实惠”的人。个别学员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最好荣誉、成绩都属于自己，别人都不如自己，在分队与分队之间，甚至区队与瞿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本分队本区队的工作都尽力完成，但在其它分队区队有困难的时候不愿伸手帮助一下，希望自己所在分队，区队成为一枝独秀。
4、猜疑妒忌型。
猜疑心理在交往中，一般表现是，以一种假想目标为出发点进行封闭性思考，对人缺乏信任，胡乱猜忌，说风就是雨，很容易暗示。猜疑是人际关系和谐的蛀虫。另外，心理学认为，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嫉妒心，这是常事，一定的嫉妒心，可以激发人奋发向上的积极性。而一旦这种
嫉妒心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影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在我们平时的交往中嫉妒心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的成绩、进步不予承认甚至贬低；自己取得了成绩，获得了荣誉就沾沾自喜，但同时又焦虑不安，对他人过分堤防，害怕他人赶上；有的甚至因此怨恨他人的所作所为。嫉妒心，嫉的是贤，妒的是能，这就是所谓的“嫉贤妒能”。如若自己不能够很好的调节心态，发展到极端就会产生同归于尽的心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得到。自己不成功，他人也休想成功。能够坐在这里的，大家都是通过高考这拥挤的羊肠小道的幸运者，一帆风顺，优越感，自然而然的滋生。但进入大学校园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学的优秀者云集在一起，有的学员不能够保持优秀，学业上优越地位的失落，很容易产生忌妒心理。轻者出现内向，躲避，重者出现精神妄想，自杀甚至犯罪等。
5、江湖义气型。
有些学生热衷于江湖义气，对所谓的江湖好汉，义士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其他同学称兄道弟，拜把子，管它什么军纪，国法，集体利益，不惜为哥们两肋插刀，大有豪气冲天的勇者风范。而实际上，这是对革命同志关系的玷污，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维护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宗派团伙意识，与以革命原则为基础的同志友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平时交往中，我们一定不能搞小团体，小圈子，应当坚持团结合作，珍惜互相之间的情谊，这样才能做到“人伴贤良智更高”。
6、人际交往复杂困惑迷茫
这是很多大学生的心灵写照，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认识了周围的同学，才发现校园的生活并不想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人的想法也不再像高中那样单纯了，人们说校园就是个亚社会，每天自然少不了待人接物，然而待人接物并不简单，大学校园汇集着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同学，风俗习惯、观点看法难免不一样，正是这些风俗习惯和观点看法的不同，使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小摩擦，总是不能风平浪静。调查显示，有78.8%在校同学都反映人际关系复杂难处，其中宿舍关系就占45%，人际交往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都在为人际关系发愁，你说能不郁闷吗？
7、面子问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面子更是大学生的一大怪癖，大学生的许多人际冲突，都是发生在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的小事情上，往往是一次无意的碰撞、不经意的言语伤害、或区区小利等等，本来只要打个招呼、说声道歉，也就没事了，但双方都"赌气"，不打招呼，不道歉，而是出言不逊，结果争吵起来。更有甚者，一个不让，一个拔拳相向，头破血流，事后懊悔不迭。双方都在用不适当的方法维护自尊，即典型的面子心理，仿佛谁先道歉就伤了面子，谁在威胁面前低了头，谁就孬种、于是层层升级，以悲剧而告终。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与沟通存在问题的原因。
其实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各方面的因素：
1、家庭教育的原因；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家里父母总是怕孩子吃亏，慢慢的就养成孩子自私的心理。并且有些家长本身人际关系就不好，由于长期的渲染，致使孩子也反感与人交往。正所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所以很多事情孩子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所以有时候，做家长的应当让孩子接受一些挫折教育和吃亏教育，这样才会让他们真真的自己去了解社会感知社会。真正的去为人处世。
2、学校教育的原因；
在很多中小学校，包括有的大学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忽略甚至根本就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还有很多时候，有的学校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化。致使很多学生在面试的时候面红耳赤，羞羞答答，这是学校教育的失误，其实学校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以及怎么面对和接触社会，时刻让同学们明白，虽然他们不能改变一个社会，但他们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
3、社会的影响；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名为《雷锋出国了》的文章，上面写到了现在我们社会人情的冷漠，也正是这样的社会阴暗面影响着我们的同学们，他们从不敢相信人到不愿相信人，所以我们要在社会上大力宣传人性的回归，让社会充满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学生还有不热爱与人交往的理由吗？
4、自私自利的个人思想；
如今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盼，对自家“独苗”的呵护，成为培育“一切为我”的温床。当你们计如大学校园，独立地过集体生活，与同学相处时，一些同学自小养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心理就暴露无余。
5、素质教育的匮乏；
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仍处于应试教育阶段，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一些家长、学生、老师更多关心的是学生的考试分数。却忽视了无法用分数衡量的内在素质的培养，这其中，就包括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这个作为社会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6、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些功利思想的膨胀，这种思想意识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处世理念和行为方式。
四、大学生如何保持和提高良好人际关系交往和沟通能力
每个成长中的大学生，都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气氛中，如何提高个人的人际魅力，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状态，这是每个大学生值得思考的问题，调查结果也表明，那些对大学生活感到满意度低的学生，其列在第一位的是人际关系不适。对在校大学生，就从品性格、能力、学识、体态、交际手段与社会经验等方面锻炼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大学生活。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学习，锻炼和提高。但如同其他事务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也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即依据一定的交往原则。只有遵循了正确的交往原则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在交往中掌握和创造更好的人际交往的艺术。
(一)掌握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
1、正直原则。
主要是指正确、健康的人际交往能力，营造互帮互学、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氛围。决不能搞拉帮结派，酒肉朋友，无原则、不健康的人际交往。
2、平等原则。
主要是指交往的双方人格上的平等，他包括尊重他人和保持他人自我尊严两个方面。彼此尊重是友谊的基础，是两心相通的桥梁。交往必须平等，平等才能深交，这是人际交往成功的前提。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就是平等，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贯彻平等原则，就是一澳求在交往中尊重别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别人的感情。古人云：“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取决双方，既要自尊，又要彼此尊重。
3、诚信原则。
指在人际交往中，以诚相待、信守诺言。在与人交往时，一方面要真诚待人，既不当面奉承人，也不在背后诽谤人，要做到肝胆相照，襟怀坦荡。另一方面，言必行，行必果，承诺事情要尽量做到，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拥戴，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谊。马克思曾经把真诚、理智的友谊赞誉为“人生的无价之宝”。古人也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心诚则灵”。其诚是换取友谊的钥匙。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写道：“只有抛掉虚伪，以诚相见的人际关系，才识最有力、最美好、最崇高的”。
4、宽容原则。
在与人相处时，应当严于律己，宽容待人，接受对方的差异。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交往中，对别人要有宽容之心，如“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般斤斤计较，苛刻待人，或者得理不让人，最终将会成为孤家寡人。另外，要有宽容之心，还须以诚换诚，以情换情，以心换心，善于展再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回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5、换位原则。
在交往中，要善于从对方的角度认知对方的思想观念和处事方式，设身处地地体会对方的情感和发现对方处理问题的独特个性方式等，从而真正理解对方，找到最恰当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6、互补互助交互原则。
这个原则是大学生人际关系处理的一种心理需要，也是人际交往的一项基本原则理由玉大学生在经济生活上还没有独立，依然出在以学为主的学生时代，因此互补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精神领域。包括大学生气质、性格、个性特征的内容。往往我们会发现不同气质、性格和能力的人能够相处配合的较好，而能力非常强的两个人倒并不一定配合相处得很好。所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交往过程中要勇于吸收他人的常常，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从心理学上讲，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者，个体都希望别人能承认自己的价值，支持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由于这种寻求自我价值被确认和情绪安全感的倾向，在社会交往中，更重视自己的自我表现，注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能接纳自己，喜欢自己。阿伦森的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重视、相互支持。对于真心接纳我们，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也更愿意接纳对方，愿意同他们交往并建立和维持关系。
福阿夫妇1975年研究表明，任何人都有着保护自己心理平衡的稳定倾向，都要求自身同他人的关系保持某种适当性、合理性，并依此对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得以解释。这样，当别人对我们表示出友好，表示接纳和支持时，我们也感到应该对别人报以相应的友好，这种“应该”的意识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心理压力，接纳别人，否则我们的行为就显得不合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友好的行动别人接纳后，我们也希望别人作出相应的回答，如果别人的行动偏离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会认为别人不通情理，从而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对对方产生心理排斥。我国古人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其心理学基础的。
7、功利作用原则
心理学家霍曼斯(1961)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人们希望交换对自己来说是值得的，希望在交换过程中至少得等于失，不值得交换是没有理由去实施的，不值得交换的关系也没有理由维持，所以人们的一切交往行动及一切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都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那些对自己来说值得的，或得大于失的人际关系，人们倾向于建立和保持，对自己来说不值得，或失大于得的，人们就倾向于逃避、疏远或终止。
我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倾向不同，人际交往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交换机制。对重内在情感价值的人而言，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个人情感卷入更多，因而有明显的重情谊、轻物质的倾向，与别人的交换倾向于增值交换过程。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感到欠别人的情份，因此在回报时，往往也超出别人的期望，这种过程的循环往复，就导致了交往双方都感到得大于失。与此同时，对重外在物质利益的人而言，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重物质利益意识多于个人情感的投入，因此倾向于用物质来衡量自己的得失，在人际交往中处于减值交换。
8、自我价值保护原则
自我价值
指个人对自身价值的意识与评判；自我价值保护指人为了保持自我价值的确立，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防止自我价值遭到否定的自我支持倾向。人在任何时期的自我价值感，都是既有的一切自我支持信息的总和。自我价值支持的变化无非来自两方面，一是符合人们意愿，自我支持力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与人们的期望相反，使人们面临自我价值威胁，因而必须进行自我价值保护的消极变化，即自我价值支持力量的失去或自我面临新的攻击。
特别是我们面临肯定的人转向否定时，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承认别人转变的合理性，否定我们自己，贬低自我价值；二是进行自我价值保护，尽可能维护自我价值的不变，降低所失去的自我价值对自己的重要性。许多研究表明，自我价值否定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当面临自我价值威胁时的优先反应不是否定自身，而是尽可能保护自己。
(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础，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需要一颗宽容的心，需要真诚，需要积极交往的主动性，塑造很好的个人形象，善用各种交际手段，克服社会知觉中的偏见。
1、克服社会知觉中的偏差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否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他人，同样关系到人际交际能否顺利进行。要走出对他人认知的心理误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晕轮效应
在我们的头脑中，总有一些潜在的，得之于各种途径的观念，并常常以此来评价和判断他人，因为这样做所耗费的心理能量最少，也就是说，它最省事。但是，图省事往往会造成一些认知偏差。什么美国人开放，英国人保守，商人精明世故，农民老实本分……。这些说法虽与某些人的特征相吻合，但绝不是个个如此，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人如其面，各个不同，不能用概念来衡量人，把人简单化。某人的一种优点、优势放大变成了笼罩全身的“光环”，甚至原来的缺点也被掩盖或者蒙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这种对他人认知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以偏盖全。“借一斑而窥全豹”并不总是适合于一切人和事，个别和局部并不一定能反映全部和整体。在人的诸多行为或性格特征中抓住某个好的或不好的、就断定他是好人、坏人，无疑是幼稚的。恰当地、全面地认知他人，就要克服说好全好，说坏全坏的绝对化方法。
首应效应
我们通常所说的印象实际上指第一印象或最初印象，社会心理学中，由于第一印象的形成上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后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象，称为首应效应(primaryeffect)，也称为最初印象。
第一印象，也就是第一次对人知觉时形成的形象，它往往最深刻，而且常会成为一种基本印象而影响对他人各方面的评价。俗话说，先入为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很重视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但也该看到，第一印象得之于较短时间的接触，又无以往的经验作参照，主观性、片面性较强。所以，一定要注意其消极的一面既不能因第一印象不好而全盘否定，又要防止被表面的堂皇所迷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要练就一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事，在长期的相处中全面、正确认识和了解他人。如一位大学生刚入大学出色的自我介绍在同学的头脑中留下强有力的第一印象，即使以后他的表现不如以前，学生认为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不够尽力；相反，有的同学在寻求职业时留下很不称职的第一印象，那么要转变需要很多长时间。人们已习惯于用先入为主的最初印象轨道解释一些心理问题。
近因效应
某人刚犯了一个大错误，于是就有人发现，他从来就不是好人。这是近因效应在作怪。在较为长期的交往中，最近的印象比最初的印象更占优势，这是一种心理惯性。由于这种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会以最近的印象来评价人。与首应效应相比，在总的印象形成上，
新近获得的信息比原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不因一时一事评价人。
刻板效应
有些人习惯于机械地将交往对象归于某一类人，不管他是否表现出该类人的特征，都认为他是该类人的代表，而总是将对该类人的评价强加于他，从而影响正确认知，特别是当这类评价带有偏见时，会损害人际关系。如有的大学生认为南方人小气、自私，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学生傲气、不好相处等，这种刻板印象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定势效应，妨碍大学生正常人际关系的形成。
定势效应
定势效应是指人们头脑中存在的某种固定化的意识，影响人们对人和事物的认知和评价。当我们与他人接触时，常常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有准备的心理状态，作一种固定了的观念或倾向进行评判。
投射效应
人际关系中的投射效应，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指与人交往时把自己具有的某些不讨人喜欢、不为人接受的观念、性格、态度或欲望转移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是如此，以掩盖自己不受人欢迎的特征。如自私的人总认为别人也很自私；而那些慷慨磊方的人认为别人对自己也应不小气，由于投射作用的影响，人际交往中很容易产生误解。
为什么有的人不能从人际交往中得到快乐？人是社会的动物，人际交往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需要。在人际交往中，过分留心、处处算计、总怕吃亏上当，这当然得不到快乐。可以说，这样的人还没有领悟人际交往的真正内涵，因此他无法体验到交往中的快乐。俩人互相交换一个苹果，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俩人互相交换一个主意，一人就有了两个主意，这个例子是交往露内涵的一个体现。此外，交往的意义还在于增大个人的心理空间，减少彼此的心理距离，建立“我们感”。这些都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社会需求。
消极的情绪，如不快、痛苦、愤怒、失望等，会影响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这点不言而喻。这些消极情绪的产生，可能来自某种压力、或者受挫、或是某种丧失。每个人都要学会在生活中对付这些不良情绪，这也是个人成长的一种重要表现。现代社会主张个性独立，人际交往也日益复杂，如果说在一些场合，或和某些人的临时性的交往需要一些表面的客套、应酬，那么，建立和发展深入持久的人际交往，最重要的是坦诚相见、表达真实的自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人们并不喜欢那些假扮的圣人。当然，如果是自己身上存在着明显的缺点，理应努力克服和改正。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审视、认识自己和他人，不断领悟人生，这是人际交往的内涵之所在。
2、建立健康的人际交往模式
适度的自我价值感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自我价值感来源于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而存在有的固有价值的认识。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无法完全被取代的，都有其独特性，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潜能。伴随这种价值感而来的是对他人的独特性价值的理解以及对他人的尊重。是否具有这种适度的自我价值感直接影响到人际交往的模式。
3、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增进个人魅力
社会交往中，个体的知识水平与涵养直接影响着交往的效果，良好的个人形象应从点滴开始，从善如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优化个人的社交形象。
提高心理素质。人与人的交往，是思想、能力与知识及心理的整体作用，哪一方面的欠缺都会影响人际关系的质量。有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社交恐惧、胆怯、羞怯、自卑、冷漠、孤独、封闭、猜疑、自傲、嫉妒等不良心理，都不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加强自我训练，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交往。
提高自身的人际魅力。每个个体都有其内在的人际魅力，他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在社交生活中的体现。这就要求在校的大学生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仪表到谈吐，从形象到学识，多方位提高自己。心理学研究表明，初次交往中，良好的社交形象会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随着交往的深入，学识更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大学生的个性培养，拓展自己的内涵。
4、培养主动真诚交往的态度
大学生对外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已接近成熟，但对内在自我的反省能力却有待发展。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往往觉得别人不关心自己，或不尊重自己，却很少反省自身，问问自己对别人怎样。这种单向性思维容易导致交往中一厢情愿的倾向，并容易对挫折做出错误的归因。
人际交往本质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但许多时候互动链的运行需要有人激发。事实上，许多交际成功的人往往会主动激发，开启人际互动链。即他们往往首先向别人发出友好的信号，主动关心别人，主动帮助别人，主动与人打招呼……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我敬人，人自会敬我”，他们以此打开了人际交往的局面。
大学生们容易忽略或很少加以反省的另一个问题是：我怎么对待我自己？
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还是担心自己会失败？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和别人一样，还是比别人差？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大大影响着其人际关系的成功与失败。
许多时候，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以相应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所以改善人际关系首先是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对大学生而言，思维已近成熟，所以从反省自我开端，从具体行动起步，乃不失为上策。有人说：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对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来说，都需要有丰富的人际关系，并在这个世界上帮助与被帮助、同情与被同情、爱与被爱、共享欢乐与承受痛苦。在社会交往中，那些主动去接纳别人的人，在人际关系上较为自信。主动交往的稀少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自信，担心遭到拒绝，担心别人不会象自己期望的那样理解、应答，从而使自己处于窘迫的局面，伤害了自己的自尊。事实上，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人际关系中，双方都需要适应，需要人际关系支持陌生情境。二是人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许多误解，如先同别人打招呼，在别人看来低人一等，“那些善于交往的人左右逢源，都有些世故，有些圆滑”，“我如此麻烦别人，别人会认为我无能，会讨厌我”等等。
主动交往特别是当面临人际危机时，主动解释，消除误解，重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大学生人际和谐的表现之一是乐于与人交往，然而有的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则形成不同程度的封闭心理，阻碍其正常人际关系的形成。有的是因为性格内向，被人误认为封闭；有的是整天忙忙碌碌，因为紧张的学习，始终处于疲倦状态，自然也就很少有高涨的热情，只要紧张气氛松弛了，他们的热情一般能很快调动起来；有的则是因为心灵上的创伤所致。如过去曾赤诚待人，结果却遭致欺骗、暗算，因此对人渐存戒心，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学业、情感屡屡受挫，世界在其眼中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
主动而热情地待人心理学家发现，热情是最能打动人、对人最具吸引力的特质之一。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良性情绪传染给别人。一个面带微笑的人很容易被他人接纳。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烦恼的事，但我们不应被它们所奴役，而应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学会愉快地面对生活可以从行动入手，让自己高兴地去做事，以微笑去待人
要热情待人还须从心里对他感兴趣，真心喜欢他人。“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他的一生中困难最多，对别人的伤害也最大。所有人类的失败都出自于这种人。”
“只要你对别人真心感兴趣，在两个月之内，你所得到的朋友，就会比一个要别人对他(她)感兴趣的人，在两年内所交的朋友还要多。”
运用积极暗示能够减少或消除不良的自我意象。比如经常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我是受欢迎的人！”每天早晨醒来，都要充满信心地默诵这句话。除言语暗示外，还可运用形象暗示。在头脑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良好的交际者，直到这种形象在头脑中能够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并根深蒂固。这就是西方心理学中有名的想象方法。
把每个人都看成重要人物自尊得以维护，自我价值得到承认，这是许多人最强烈的心理欲求。我们只有在交往中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对应自如。的确，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当我们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时，也应将心比心把别人也看成重要的。据此，在交往中，我们应注意：(1)让他人保住面子如果一个人习惯于通过挑别人的毛病和漏洞来显示自己的聪明，那将是最愚蠢的，必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人人都有毛病和缺点，所以找起来并不难。但被人暴露自己的“小”，这是许多人所反感的，因为这威胁到了他的自尊。(2)不要试图通过争论使人发生改变同学之间常常争论，若是为探讨问题，这是有益的，但试图以此改变对方，则往往会适得其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把某种观点看成是自我的一部分。当你反驳他的观点时，便或轻或重地对他的自尊造成了威胁。所以争论双方很难单纯地就问题展开争论，其间往往渗入了保卫尊严的情感。这种情感促使双方把争论的胜负而不是解决问题看成最重要的。所以赢的一方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洋洋得意，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尊严的胜利，自己有能力的明证。而输的一方则会觉得自尊受到伤害，他对胜方很难不产生怨恨。从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争论到最后会演变成为人身攻击，或变成了仅仅比嗓门高低的游戏。所以争论对人际交往常常是一种干扰因素。
主动发现和赞赏别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其不足，每个人也都有其所长。人类天性中最深切的冲力是“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
“人性中最深切的品质，是被人赏识的渴望。”心理学家认为，赞扬能释放一个人身上的能量，调动人的积极性。“赞扬能使羸弱的身体变得强壮，能给恐怖的内心以平静与依赖，能让受伤的神经得到休息和力量，能给身处逆境的人以务求成功的决心”。真心真意，适时适度地表示你对别人的赞扬，赞扬要对人也对事，能够增进彼此的吸引力。
最有效的赞赏是赞扬他人身上那些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长处和优点。如果你赞赏一个领导能力强，他也会高兴，但若是赞赏他有风度或是很会教育子女，他一定会更高兴。如果你赞赏一个容貌出众的女孩子漂亮，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她对这一点很自信；如果你说她性格很好或聪明，她可能会更为高兴。
5、锻炼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技巧
加强和提高人际交往与沟通的技巧很多，概括地讲有四种：
(1)、善于结交。
在人际交往中，结交的过程一般要精力彼此注意、初步解除和亲密接触三个阶段。善于结交是指能够巧妙地引起对方注意，并主动制造机会，自然地与对方进行初步接触，进而保持进一步接触的过程。
(2)、善于表达。
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谈话是沟通信息，获得间接经验的好形势，也是表达感情，增进友谊的重要手段，善于表达，要求表达的内容要清楚明确，表达的方式要恰当，幽默和风趣，是对方感到轻松愉快。自我表露真正可以深入下去的交谈必然是双向的。因而自我表露是另一项应该掌握的技能，即自信地袒露关于自己的信息——怎样想，有什么感受，对他人的自发信息如何反应等。然而，许多人却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给交往制造了障碍。自我表露需要把握好时机，否则就可能犯滔滔不绝、只顾自己之大忌。一般而言，谈自己的合适时机之一是有人邀请你谈谈自己的时候。这时，如果你能适度地展开自己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好感。另一种时机是当他人谈的情况和感受与你自己比较一致时，即“我也……”的技巧。人们总是喜欢那些经历和看法与自己一致的人，因为赞成自己的人实际上是在肯定我们的价值和自信。所以，“我也一样”，“我也喜欢这个”，“我有过和你同样的经历”之类的表白往往能激发对方积极的反应，使谈话气氛热乎起来。
(3)、善于倾听。
倾听的目的一方面是給对方创作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是自己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以便进一步与其交往和沟通。学会提高倾听的艺术，首先要静听他人的谈话，不要贸然打断对方的话题，也不要时时插话，影响他人的谈话思路，或弄不清谈话的是指就断然下结论。其次，要鼓励对方讲下去，可以用简单的赞同、复述、评论接话等方法引导他人讲下去。另外，不要做无关的动作，如心不在焉、东张西望、爱听不停、不慎耐烦、不时看表、目光游离不定等动作。这些既影响对方讲话的兴趣，又是一种非常无礼的行为。记住，鼓励他人谈论他们自己、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成就，是赢得友谊的有力品质。
(4)、善于处理各类矛盾。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和摩擦，而善于出力问题，就是要求一个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能够打破僵局，或者能够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深入交往的氛围。从赞扬和诚心的感谢入手。在此之前，我们已深知赞扬和感谢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对方的自信和自尊，从而在感情上接纳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诚恳地提出批评，对方往往更容易接受。应该做到自尊但不能自傲，坦诚但不轻率，谦虚但不虚伪，谨慎但不拘禁，或波但不清服，老练但不圆滑，勇敢但不鲁莽，随和但不懦弱。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努力朝这些方向前进，我们就会发现，一切正在悄然改变：朋友之间的不快荡然无存，能够畅所欲言的知音越来越多；亲友间深挚互爱；你便会过得充实愉快，会觉得人际交往是一件自然与轻松的事，从而对学习生活持以乐观的态度，对塑造一段完美的大学生活以及以后的人生充满信心。
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们心理正常发展、保持个性健康和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每个人生命的主宰其实就是自己，关键是你要有所改变，要有强烈成功的愿望，针对自己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个性特点，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对待人际交往，相信就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方法培养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渐学会交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郭 丽 《大学生人际交往个案解析》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苏厚重 《大学生人际关系原理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4】凡 禹 《人际交往的艺术》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xx.
【5】苏连升 《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心理分析》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xx年3月
【6】汪汉荣 龙健飞 王绪朗 《浅谈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的影响因素及其消除对策》 经济师 20xx年02期
【7】贾玉霞 《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xx年
【8】许苏明 《论社会交换行为的类型及其制约因素》 南京大学学报 20xx年3月
关键词：鸦片战争；懿律；定海之战；张朝发；琦善；《穿鼻草约》;余保纯；台湾人民抗英斗争
摘要：以军事手段封锁一国海岸线，显然属于战争行为。1840年6月22日，英军宣布封锁广东沿海海岸线，也就宣告了战争的开始。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应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定海之战中，张朝发受伤而死，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官。《穿鼻草约》根本不存在，义律与琦善达成的所谓共识也不足以成为英军侵占香港的理据。关于虎门大战前后琦善裁撤军备、不增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骆秉章的一份奏折。琦善可能是最先认识到英军能够陆战之人。三元里抗英斗争发生时余保纯应为署广州府知府，而不是广州府知府。在英船沉没的问题上，姚莹、达洪阿确有不实虚夸之词。
一、目前，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所收藏的鸦片战争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学术界的相关科研成果也是难计其数。就鸦片战争中的诸多基本问题而言，学术界已达成不少共识，但由于对资料掌握的程度有别和解读的不同，在某些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上，学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一些有影响的观点也还有进一步斟酌、讨论的必要。下面，笔者拟就几个有关问题进行考证和辨析。
二、(一)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始时间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以往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为，鸦片战争开始于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另一种观点则宣称，第一次定海战役当为鸦片战争真正发端的标志；还有一种观点认定，此次战争正式开始于1840年6月，即英国舰队大批抵达广东海面之时。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可以牟安世、姚廷芳等人为代表。牟安世认为，中英九龙之战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的正式开始〔1〕。姚廷芳认为发生于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之战是“鸦片战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开始的日子”〔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认为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实际也可归为这种观点〔3〕。但这种看法存在可以商榷之处。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九龙、穿鼻战事发生前，义律是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代表英政府管理在华英国商人，发展对华外交关系，并未获得发动战争之授权。英国外相巴麦尊虽然主导英国对华外交事务，但他毕竟只是外相，要发动对华战争，还必须经由英国内阁和议会开会讨论、表决方能发动。1839年10月，巴麦尊致信义律，表示英国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要义律做好准备〔4〕，但此时巴麦尊的决定尚未成为英国政府公开的政策。直到穿鼻之战爆发时，巴麦尊的信还在送往广东的途中，并未到达义律手里。但义律一收到巴麦尊的信，其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方面从广州撤走英国商人和侨民，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做好了等待英国侵华舰队到来的准备，而不是再次肆无忌惮地挑起武力争端。可见，义律之前之所以发动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完全是他个人出于维护英国殖民强权而妄自使用武力的结果。
李章鹏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而且，我们还须看到，在中国使用武力，推行英国殖民强权，并非始于义律。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为了对抗两广总督卢坤禁运的命令，就曾下令英舰炮击过守卫珠江口的虎门炮台。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后续行为，与律劳卑炮击事件一样，九龙之战、穿鼻之战也只不过是另两起无关紧要的武装冲突而已，并不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巴麦尊之所以作出战争的决定，更多的是迫于英国纺织资本家和鸦片商人的压力，出于对英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与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并无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巴麦尊作出战争决定时，穿鼻之战尚未发生，九龙之战的讯息也没有传回伦敦。因此笔者以为，将九龙之战、穿鼻之战看作是鸦片战争的正式开端，是不太妥当的。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认为鸦片战争真正开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战发生之时，则以炎明、冯琛和王和平等人为代表①，他们十分强调浙江战场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地位。不可否认，定海确实是鸦片战争中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的地方，浙江也确实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但是，这与鸦片战争真正开始的时间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将第一次定海战役发生的时间——1840年7月5日认定为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之日，显有不妥之处。
英国外相巴麦尊致全权大臣的训令，是持上述观点学者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论据。他们认为，巴麦尊明确要求英军采取的第一项战争行动即是占领舟山岛。这种认识，不妨说是片面地理解巴麦尊的训令的结果。实际上，以武力封锁广东海岸线才是巴麦尊训令要求采取的第一项军事行动，英国舰队到达广东海面后也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宣告封锁广东海面之后，英军才陆续北上，继而占领舟山群岛，驶抵白河口，逼迫清廷谈判。因此，谈及英国的战争行动，绝不能忽略封锁中国海岸线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如此，笔者以为，封锁中国海岸线，在巴麦尊最初的战争构想中还居于最为中心的地位。通观巴麦尊的训令，封锁中国沿海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的要求，是英军最为主要的任务。而占领舟山岛只不过是英军行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一方面为英军进一步行动提供了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则可为满足英国条约之需——清廷割让一处岛屿给英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至少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即英军已占领舟山岛，可作与清政府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5〕。
彻底打败、打倒清政府并不是英军的主要目的。英军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虽与第一阶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战争构想上却存在一致之处。眼看封锁中国海岸线不能达到目的，英军才转而封锁中国的漕运线，因为漕运线是清政府的生命线。封锁漕运线之后，英军很快就如愿以偿。而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以军事力量封锁某一国的海岸线，当然属于战争行为。但从炎明等学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对战争行为外延的理解尚显狭窄，对英军封锁中国海岸线这一战争行为着实缺乏高度的重视。
与此同时，对第一次定海战役之前发生的厦门战斗，冯琛、炎明等人也以为只是一次微小的战斗，不值一提。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战事的大小，而在于其性质。如果说鸦片战争真正始于定海之战，那么此前发生的厦门战斗难道就不属于鸦片战争？如果属于的话，鸦片战争并不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战可得而知。 第三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很多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应该开始于1840年6月英国舰队大批抵达广东海面之时。如茅海建就持这种观点〔6〕。
此种看法应该说是较为合理的。但问题在于，英舰是陆陆续续而不是在同一天抵达广东海面的，因此鸦片战争究竟发生于哪一天，仍然有待确认。但如果承认以武力封锁一国海岸线属于战争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1840年6月22日，即伯麦宣告封锁广东海面之时，也就正式宣告了鸦片战争的开始。
(二)关于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问题
关于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茅海建经过考察认为是1840年6月28日〔6〕，而义律在6月30日致巴麦尊的报告中则说是当天到达〔7〕。义律的报告是一份正式的官方报告，且产生于懿律到达的当天，可信度应较高。在没有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还是当以义律的说法为准。
(三)关于张朝发是否为战死的第一个中国高级将领问题
以往的大部分史书给读者一个印象，即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乃是鸦片战争中中方第一个战死的高级将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战死之真相往往被忽略了。
就笔者所知，最早认为张朝发是战死的应为夏燮、刘曾騄等人。在《海疆殉难记》中，夏燮为张朝发鸣不平说：“考总兵之死，与裕帅之殉难于镇海泮池，被人抢救，舆至余姚而卒，大略相同，徒以乌抚参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因此，他要将张朝发的事迹附记于定海县令姚怀祥之后，“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8〕。刘曾騄则以简洁的笔调对张朝发之死作出评论，谓英船“乃窜浙江”，“陷定海，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死之”〔9〕。
可惜的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宣扬浙江沿海军民抗英史迹是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内容之一，在有关鸦片战争的展览中，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只提到在浙江战场牺牲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和谢朝恩四总兵，对最先牺牲的张朝发却只字未提。
那么，张朝发是不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战死的高级将领呢？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来回答。首先是，张朝发之死是否早于其他高级将领？
厦门战斗是鸦片战争中第一场战斗。这是场小规模的冲突，双方死伤不是很多。据闽浙总督邓廷桢、厦防同知蔡觐龙等人的奏折，清军被炮火击毙兵弁9名；而据英军布朗底号船长鲍彻报告，英军无一伤亡②。
接下来的战斗就是定海之战了。定海之战也被有些学者视作鸦片战争第一场重大战斗①。在这场战斗中，负有守土之责的张朝发、姚怀祥，一个受伤身死，一个兵败自杀。姚怀祥在定海失陷时就投水自杀，而张朝发因伤延至近一个月后(1840年8月)才去世。姚怀祥只是署理知县，而张朝发则是正二品水师总兵。定海失陷后连续几个月没有大的战事，直到1841年1月，英军才重新集结进攻大角、沙角炮台。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三江协副将陈连升父子英勇牺牲。显然，张朝发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去世的领兵抗英的高级将官，他的死要比陈连升、关天培等人为早。
其次，张朝发是否属于战死？依据档案记载，张朝发确系因战斗受伤而死，理应视为战死，应当享受战死优恤之礼。可实际上，张朝发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恩恤，也没有获得后人应有之评价。其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张朝发不是中炮当场死亡，这与当场战死或自杀殉国还是有点差别；其二，恐与定海失守后清廷最初的反应有关。获知英军进攻定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即具折上报情况，对张朝发横加指责：“夷船在洋游奕，既经带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应严查奏办”〔10〕。定海失陷后，乌尔恭额又立刻上奏道光帝，报告定海失守情形，并请旨处分张朝发等人。在奏折里，乌尔恭额虽然报告了张朝发受伤落水的情况，却认为张朝发对定海的失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乃该镇张朝发愎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其情罪有应得”〔11〕。收到乌尔恭额的奏折后，道光帝下令将张朝发革职拿问。随后，道光帝根据刑部的拟议，判处张朝发斩监候。根据档案记载，至此，道光帝认定的张朝发的罪状，恰是乌尔恭额奏议的“愎谏撤守”、“丧师失城”〔12〕。伊里布到达浙江后，复查定海失守情形，认为：“张朝发先因愎谏丧师，迨受伤进城，复不设法固守，辄即遁回镇海，以致城被攻陷，实属咎无可逭，业已因伤身故，应无庸议”〔13〕。这里张朝发又多了一条罪状，即“遁回镇海，以致城被攻陷”。临阵脱逃，向来为人所不齿。所以，张朝发此举不仅牵涉到律例，更属道德问题。其实，关于张朝发究竟如何“愎谏撤守”，并无真凭实据。这种说法，恐与巡抚乌尔恭额等逃避责任不无关联。在当时，张朝发因战伤而死，却没有当即战死，遂被认为有罪之身，诚不足为怪。但即便其真有防御失职责任，也仍不失为因战殉职的第一位清朝总兵。
对于定海战败的原因以及英军的强大，清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清醒的认识，故对于张朝发战败责任的最初认定，在某段时期内也就成为盖棺之论。后时过境迁，张朝发的死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时至今日，我们实有重新认知基本事实之必要。
(四)义律指挥英军侵占香港是否于法有据？
自佐佐木正哉编的《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公布后，学术界已基本认定《穿鼻草约》不存在。不过香港学者黄宇和在查阅英国大量档案资料后却认为，琦善与义律达成了共识，英军占领香港是有所依据的〔14〕。应该说，琦善与义律确实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不能据此认为义律侵占香港于法有据。关键要看这些共识是哪些方面的共识？是什么性质的共识？
综合整个谈判过程来看，英军侵占香港之前，琦善与义律达成的共识包括：(1)清政府赔偿烟价600万元，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由于此前已经谈妥，1841年1月8日后的谈判未予讨论；(2)释放俘虏，交还定海；(3)广州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上旬重新开港；(4)不再增开口岸；(5)双方以照会的形式进行文件往来，而不用禀谕。
关于给予英人外洋一处寄居泊寓之事，双方虽有交集，但分歧很大。琦善同意向道光帝代为恳奏，而没有同意给予，义律以条约形式来规定各项条款的要求始终未能实现。而且琦善同意的只是英人寄居泊寓，不是割让。这点已为双方往来的照会所证明。在致琦善的中文照会中，义律曾多次要求给予一处寄居，甚至说如澳门一样，竖旗自治。只是在1月14日的照会中，出现了由“英国主治”的字样。这虽与以前的照会不太一样，但在“英国主治”后又有“为寄居贸易之所”一语。整句话连起来，即是“将尖沙咀洋面所滨之尖沙咀、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这句话显得有点语无伦次，意思含混。况且“主治”与“割让”还是大有差别的。联系到义律以前照会的遣词用句，将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给予英人一处寄居泊寓之地，一点也不为过。但在这份照会里，也显现出义律狡诈的特性，这为十几日后(1841年1月26日)英军非法强占香港留下了伏笔。 而琦善在致义律的照会中，一直坚持代为恳奏给予寄寓一处的说法，只是具体用词有所不同而已。在义律拟好的英文照会原文中，虽含有割让之意，但由于琦善不懂英文，照会原文总是由英方翻译成中文再送给琦善。也就是说，琦善收到的是英方已经翻译好的中文本照会。因此，在没有条约规定双方文件往来应以何种文字为准的条件下，义律与琦善之间的意思表达应以中文本照会为准。
再者，双方就给予寄居的具体地方也有不同的理解。琦善以为给予的是香港岛中的一个小地方，而义律主张的则是香港全岛。
义律所炮制的、后被人称为《穿鼻草约》的初步协议，根本不存在。义律与琦善之间关于割让香港的共识也十分有限，如果非要说有共识，也仅仅是琦善同意向皇上代为恳奏给予英国一处寄寓之所。所以，义律凭此宣称琦善已同意割让香港并指挥英军侵占香港，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那种认为义律占领香港是有所依据的判断很值得商榷。
其实，义律也清楚他与琦善之间观点的不一致。侵占香港后，义律多次发布照会，敦促琦善早日签订协议，割让香港〔14〕。稍后，义律也渐渐明白，在既定的条件下，想与琦善达成协议，几乎不可能，所以他与伯麦等人商议，要通过扩大战争来逼迫清廷让步。
琦善答应“代为恳奏”，是冒着欺君之罪而作出的痛苦抉择。作为道光帝的近臣，琦善十分明白道光帝的底线在哪儿，他也十分明白，如果他擅自割让香港，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
退一步讲，即使琦善同意割让香港岛，也不能构成英军侵占香港的理据。对义律占领香港的合法性，义律的上司、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曾加以否定。他说，要把一国君主所属的领土割让给另一国，必须缔结一项条约并经那国君主批准，而义律与琦善之间并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15〕。
(五)关于虎门大战前后琦善裁撤军备、不增援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流行的主流观点是，虎门大战中清军之所以惨败，与琦善坚持妥协投降路线、裁撤军备、不增援，最终动摇军心是分不开的。茅海建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琦善不仅没有撤兵，相反，却向虎门增派了兵力。茅先生认为，依据林则徐、怡良等人的奏折，琦善到达广州前在虎门地区设防的清军兵勇最多时不会超过6000人，而琦善到任后，虎门地区的兵勇陆续增至11000名以上〔6〕。
琦善增兵之事，不仅为林则徐、怡良、琦善等人的奏折所证实，也为英方有关记录所证实〔16〕，而且英方也一再要求清军停止重新装备或增建炮台，甚至为此发出战争的威胁〔14〕。茅先生的观点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此处不再重复论证。
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以往史书对琦善的这一指责，可能源自当时的一份奏折。
1841年5月27日，监察御史骆秉章上了一份奏折，控诉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17〕。
根据道光帝的要求，刑部将骆秉章的这种说法列为琦善的一条罪状加以讯问。不过，刑部将“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改为了“以致提督关天培失守阵亡，伤死弁兵无数”〔18〕。
面对这一指控，琦善一一作了否决。琦善首先指出大角、沙角炮台之失与关天培之死是前后相距一个多月的两件不同的事，接着说明水勇、火船全部交给提督调拨，他没作任何裁撤。至于关天培请援之事，确实发生，但此事发生于大角、沙角战斗之后和虎门战役之前，英军围困横档炮台，关天培为防万一，请求支援。当时“督标远在肇庆，抚标存城无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琦善仍“就在省兵丁星夜发去”，后英军退去，没有发生战斗。琦善最后辩解道：“至二月初六日，提督关天培在三远炮台阵亡，彼时六台炮位已增至三百余门，兵丁状勇亦增至八千五百余名，不意失守，赴援莫及，实属愧恨无地”〔19〕。琦善辩解中的一些具体说法，有的已很难考证，有的还需挖掘新的史料加以证实或证伪，但依据茅海建先生的说法和前文的论述，其中的基本事实——琦善不仅没有撤兵，相反却向虎门增派了兵力，还是可以肯定的。
(六)是谁最先认识到英军能够陆战？
对于英军能否陆战，道光君臣包括林则徐等一开始都持否定的态度。随着战事的发展，清廷君臣的这一认知发生了变化。许多学者(如茅海建〔6〕)都注意到道光帝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最先发现英军能够陆战的，还应属琦善。在英军占领沙角、大角炮台后，琦善奏报战事情形时说道：“连日详查该夷进兵情形，向共知其仅长于水战，今讵料其并设有陆兵”，“至其陆战之兵，技艺原不甚矫捷，而器械则甚属淫巧”〔20〕。在这份奏折中，琦善不仅奏陈了当日陆战的情形，而且明确指出英军设有陆军这一事实，并道出了他自己的判断。虽然他关于英军技艺方面的判断不甚确实，但关于器械方面的判断，却是比较准确的。“器械甚属淫巧”，说的正是英军武器先进这一点。在当时，琦善的这一认识，还是较早和实事求是的。
可惜的是，琦善关于英军能够陆战的判断，当时并没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视。直到7个月后，英军第二次进攻厦门，道光帝看到闽浙总督颜伯焘上报厦门失陷的奏折中含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才意识到英军也会陆战。此后，他连续发布上谕，提醒各省督抚注意英军也会陆战，并要求他们及早做好因应的准备。
(七)三元里抗英斗争发生时余保纯的任职问题
大多数史书在谈到三元里抗英斗争时，都将余保纯的职务标为广州府知府。其实不然，此时余保纯应为署广州府知府③。两个多月后，道光帝才正式任命他为广州知府，而且说这是破格提拔，下不为例，“广东广州府知府员缺，准其以余保纯补授，该员系应补选缺知府，与例未符。惟念该省现当筹办善后事宜，故如所请准行，后此不得援以为例。”〔21〕余保纯此前的正式官职应为南雄直隶州知州，而广州府为广东省的首府，所以才有道光帝所谓“破格提拔”之说。
(八)台湾人民抗英斗争过程中“击沉”的是否为遭风商船？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问题是，达洪阿、姚莹是否谎报军情？
据达洪阿、姚莹上奏，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军民曾先后两次击破英船，共击毙英军数十人，俘虏182人，并缴获各种军用物件。1842年5月，达洪阿、姚莹奏请将其中173名俘虏正法，只留下9名“夷目”。《江宁条约》(《南京条约》)拟定后，璞鼎查要求释放英国俘虏。当他到达厦门，得知台湾处决俘虏的情况后，立即照会耆英等人，声称被击沉的英船系遭风商船，扬言要予以报复。道光帝害怕璞鼎查借口滋事，破坏和谈局面，急命闽浙总督怡良渡海赴台调查情况。经过调查，怡良认为：“两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沉，并无与之接仗计诱如该道所奏者”，并说达洪阿、姚莹“不能实事求是，殊属辜恩溺职”〔22〕。为了平息璞鼎查的怒气，道光帝宣布将达洪阿、姚莹二人革职、解部审讯。
以往，流行的史书多完全同情姚莹、达洪阿等人，认为姚莹、达洪阿等人的奏折并没有弄虚作假。姚莹、达洪阿等人的被捕，系耆英、怡良等人妒忌姚、达之功，屈服于英人的压力而构陷所致〔23〕。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姚、达确有夸张不实之处。首先，姚、达所说的两条船，不是英国的战船，其中一条是运输船“纳尔布达号”，另一条是“阿纳号”，“阿纳号”原先是商船，后受英军支遣。其次，这两条船的沉没不是因为战斗或计诱使之搁浅而致。不过，这两条船也不是像璞鼎查所说的那样为遭风的一般英国商船，而是英军舰队序列中的运输船和英军雇佣的武装商船，它们都担负了军事任务④。所以，姚、达将两船中的英国人视作俘虏对待，也并无不可。如何认定这两艘英船性质，对于今人正确认知当时的中英战时关系、彼此的战争态度，公正评价相关人物，均不无影响。
注释：
①见冯琛、王和平《鸦片战争在浙江若干问题新探》，刊于《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第106-108页；炎明《鸦片战争研究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标志、时间与地点》，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16-119页。
②参见《皇家海军舰长鲍彻致舰队司令官懿律函》，收入胡滨所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676-677页，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厦防同知蔡觐龙等为厦门抗击英船事禀文》，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157-15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来厦英船被击退情形折》，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16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参赞大臣杨芳奏报击退进犯省河之英船情形折》内有“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字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第23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闽浙总督怡良奏为遵旨查得台湾两次抗英获胜纯属虚饰请将达洪阿等治罪折》，收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Ⅶ》第104-10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刊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牟安世。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及其上限〔J〕.学术月刊，1987，(2)：49.
〔2〕姚廷芳。鸦片战争与道光皇帝·林则徐·琦善·耆英(上)〔M〕.台北：三民书局，1970：221.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
〔4〕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J〕.经济研究，1955，(2)：114.
〔5〕巴麦尊子爵致女王陛下驻华的两位全权大臣、尊敬的海军少将懿律和皇家海军上校义律函(第1号)〔C〕∥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530-553.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32，140，223-224，345.
〔7〕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C〕∥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664.
〔8〕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四)〔C〕∥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653.
〔9〕刘曾騄。和夷纪略〔C〕∥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85.
〔10〕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军至定海递书并围城已亲自赶往筹防折〔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54.
〔11〕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奏为定海失守请将镇臣张朝发革职定罪并自请议处片〔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1.
〔12〕著伊里布抵浙后再行讯究已拟斩监候之张朝发接仗败退实情事上谕〔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41.
〔13〕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遵旨讯明定海接仗总兵张朝发等败退情形折〔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36.
〔14〕黄宇和。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史实与史料〔M〕.台北县：国史馆，1998：1-22，81-84，78-80.
〔15〕巴麦尊子爵致义律海军上校函(第9号)〔C〕∥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898.
〔16〕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C〕∥寿纪瑜，齐思和，合译。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78-188.
〔17〕监察御史骆秉章奏报琦善误国情形并陈战守之策折〔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48.
〔18〕刑部等进呈讯问琦善各条〔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58.
〔19〕刑部进呈琦善亲供一件〔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72-473.
〔20〕钦差大臣琦善奏陈英占炮台欲攻虎门和省垣现拒守两难折〔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744-745.
〔21〕著准祁等所奏广州知府员缺以余保纯补授事上谕〔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2.
〔22〕闽浙总督怡良奏为遵旨查得台湾两次抗英获胜纯属虚饰请将达洪阿等治罪折〔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04-105.
〔23〕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前言)〔G〕.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6-7.
《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对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 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依照华夷之辩，“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1]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 [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 [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在日本，“华夷”史观也有过发展，但在近代，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批判与纠正，“开国论”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华夷史观的演变中，中国本来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输入日本，对日本对外观的演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4]
明末清初西方传来的世界史地知识在中国长期被绝大多数士大夫排斥，然而传到日本之后却广为流行。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史地知识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时期的日本却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显高于中国。鸦片战争后，两国先进思想家都致力于传播世界地理知识，介绍西方政治历史概况，探讨御侮自强之道。但是，中国的研究从50年代后呈退潮趋势，而日本的研究从鸦片战争后到50年代经历了两次高潮。从社会传播角度来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会流传和影响的程度都明显地高于中国。得益于此，日本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对世界有更为良好的认识，对打破传统有利无弊。[5]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
[1] 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2] 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2.
[4] 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5] 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