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主创新力的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又要着眼于把"蛋糕'分好！这里是整理的贫富差距论文【精选4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关键词：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政府调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05-02
一、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现状
有学者这样定义贫富差距，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内，一部分较为富有的居民和一部分与前者数量相同的较为贫穷的居民之间，依照一定的规则在对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财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所计算出来的特定比例关系、系数或差额等[1]33。它应该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本文着重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政府对其的调控能力。
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已引起了各国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国内关于贫富差距的综合性研究比较集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机制性、政策性的对策建议，但是许多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问题以及调节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不够透彻，特别是对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将以政府在调控贫富差距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分析视角，在理性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具体提出我国政府调控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1.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现状：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部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日益加深。这不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提出了质疑，也将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2.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将使民众对改革失去信心，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邓小平一直比较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他在1985年3月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110。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时期，也是改革进入重要的攻坚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支持。如果贫富差距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这必将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度，改革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在我国，不论地区还是行业之间，工人和农民作为两个最广大的群体，均自认为和被认为是贫下阶层，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是收入分配最少的阶层。因此他们总是在诉说改革开放前的平等和公平，对改革开放事业有一种抵触和排斥的态度。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扩展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势必会破坏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
3.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深刻影响社会稳定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537个人收入分配作为与人们有着直接利益相关的经济所得，它更是诸多经济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收入分配问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心态是否平和、社会诸关系是否协调、社会环境是否宽松，从而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将会导致阶层之间矛盾冲突。社会上小范围内流行着一种仇富心理，针对富人的一些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与日俱增，虽然他们的作案背景各有不同，但在作案动机上却十分的相似。因此，政府要切实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采取措施消除改革道路上的这种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在调控贫富差距问题中的定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写道：“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以及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4]78。中国的实践似乎正在验证着刘氏的这一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政策，从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些政策都鲜明地体现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收入分配的差距来赢得经济的较快增长。然而由于过分重视效率忽视公平，致使出现了比改革开放以前程度更大、形式更复杂的贫富差距。在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政府要切实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把这种差距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切实防止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公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正确认识政府的定位是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526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必然依靠政府的力量对其加以治理和解决。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组织和第三类部门还很不发达，整个社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整体上缺少治理贫富差距的其他社会力量。所以，政府在治理贫富差距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其实这也恰恰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和义务。
四、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1.个人所得税改革要继续深化，建立社会保障税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关键词】郑艳良锯腿事件；贫富差距现状；私力救济方法；解决措施
一、极端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锯腿硬汉，这是保定农民郑艳良人生中最残酷的标签，因患病后右腿坏死，这名46岁的汉子在床上等死3个月，深陷贫穷和疾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之中。2013年4月，腿里钻出的蛆刺激了他，他终于狠下心来，自己动手，一个钢锯条、一个包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一个小水果刀，15分钟，咬掉四颗后槽牙，锯掉了坏腿，虽然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但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成功地救活了自己，真正的救赎姗姗来迟――媒体报道了这位锯腿硬汉，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当地政府随后介入，承诺会帮助他继续治疗，这个极端的做法，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有郑艳良的“好运”。
由郑艳良锯腿自救到农妇吴远碧剖腹自医，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不具有偶然性，吴远碧的话至今不能让人忘记：“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坚强的有点残忍，可是不残忍挥刀自剖，谁又能医治她的病痛？更悲痛的是在她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后，只挺过26天就走了。郑艳良和吴远碧的举动惊天动地、震惊世人，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如今，虽然实现了新农合，但是新农合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人生大病，全家受穷”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锯腿事件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郑艳良还是吴远碧，他们的惊人之举本意是无奈的自救，可是无形中却起到了示范作用，遇到困境，不去求助政府和法律，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关注和救助，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该事件同时反映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就拿郑艳良来说，锯腿事件之后他“怕自己的事降温”，没有了关注度，就意味着他后续的治疗没有了着落，舆论报道似乎成为私力救济的唯一方式了。诚然，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快速便捷见效快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类方式究竟能走多远，给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仍值得推敲。
郑艳良和吴远碧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贫困的典型代表，个案的解决不代表我们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要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需另觅正途。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不可忽视，郑艳良和吴远碧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可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受益，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个事实发人深省。
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 而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超过0.4为“警戒点”。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13年为0.473，说明我国确实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能够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如果贫富差距不合理，其危害性更大。其一，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差距等。其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差距过大，会加剧群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矛盾隐而未发，过分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三，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但是差距过大容易使群众丧失信心。
四、贫富差距的解决之道
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完善法律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群众求助有道，降低门槛，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众纳入保障范围，除了依赖和舆论监督，已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收无论在税制上还是征收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税收分配作用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其二，完善消费税，有效调节高消费；其三，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要宽；其四，完善财产税体系，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面调节；其五，强化税收征管，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
第三，通过立法鼓励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向贫困地区投放，只有将资源向弱势群体投放、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者更贫，无限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往往也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所致。
只有切实可行的法律途径和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更多类似郑艳良、吴远碧的悲剧发生。
[1] 符启林。论贫富差距的法律调整[C].北京：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2013.
[2] 王继元。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02）：42-46.
广东广州 郑群（曾任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第四支队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现为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我原拟午休后再拜读今年第4期刊物，但一下子爱不释手，看了大部分文章，深感贵刊有水平，还有一批敢于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并敢于对现实提意见、建议的作者，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文章刊登。（2013年4月5日）
广东广州 曾添贵（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特邀巡视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我是杂志的“铁杆读者”了。杂志品位高、政治含量高、思想价值高，融政治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围绕中心又富于前瞻，以史为鉴又有现实指导，内容丰富活跃，封面醒目，改版很成功。
我在公安厅、司法厅工作，所接触的读者品位较高，他们都把《同舟共进》当作收藏品，放在书架上，归属于藏书类。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节目，在引用的广东报刊里，《同舟共进》的频率是较高的。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创立的一个品牌，也可以说是政协的一扇窗口，可以依托政协的人脉扩大影响，如政府参事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参事中民主党派成员占60%以上），这些都是潜在的读者，可以发动他们)○(订阅。其次，可以向高校的文科院系发展。第三是老人群体。政协委员里面的企业家可以多支持，可在杂志上做宣传，这对政协、对杂志本身都有利。（2012年12月28日）
垂直流动性研究比贫富差距研究更为重要
北京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贵刊2013年第7期有四篇文章讨论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问题，但都没有谈到从低收入移动到中高收入的机会是否均等，渠道是否畅通的问题，也就是一般称之为垂直流动性的问题。我认为垂直流动性的重要性不亚于贫富差距本身，甚至比分配差距更为重要。
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固然不好，差距太小未必就好。最典型就是吃“大锅饭”，那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大体上接近于“大锅饭”，特别在农村，造成对农业的很大破坏。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劳多得，粮食产量立马就上去了，解决了建国以来一直没解决的吃饭问题。由此看来，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让其自然发展，必然产生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差距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那是多劳多得的结果。在一个充分竞争，有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收入按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分配，也是一种合理或公平。但人们不仅仅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过分的差距给人不符合真善美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控制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控制的办法首先就是取消从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的障碍。而我国目前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垂直流动性不足。原因是垄断集团和特权阶层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公平竞争很难保证。与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现在的垂直流动性大不如当时。那时候产生了许多“万元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社会底层“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发奋读书考上大学的青年人，甚至有劳改释放人员，他们都不是靠上一代的关系致富、出名的。反观现在，要想找一份好工作都得靠社会关系，托熟人，走后门。
贫富差距比较容易观察，有许多现象可以说明差距的存在和大小，而垂直流动性是看不见的，它的存在比较隐蔽。所以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很少，而研究贫富差距的学者很多。这一偏差值得我们注意。（2013年7月14日）
精彩纷呈，难能可贵
重庆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读完《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最突出的感受是各栏目精彩纷呈，难能可贵。
专题策划“收入分配改革与民众的蛋糕”聚焦收入分配改革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极富现实意义。专家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王小鲁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指望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完全解决问题，需要有决心推动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实分析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改革遭遇的难点，强调改革具有紧迫性。陈季冰认为，中国福利建设不能简单模仿“北欧模式”，当前和今后的保障制度建设，必须处理好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手段之间，以及医疗教育保障均等化与享受标准差异化之间的关系。郭巍青认为，在向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几乎是必然的。它本身具有激励效率、激励创新的功能。然而，如果不平等过分巨大而且固化，那就是不公平。党国英为缩小收入差距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陶短房指出，中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抽肥补瘦”的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
除了专题策划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之外，“前沿观察”与“舟边絮语”也对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薛涌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美国模式，似乎办大学就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就要学习美国。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不断扩招、升级，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大学生严重过剩，技工严重不足。如今，美国开始注重社区大学的建设，注重技术工作的培养。这一重要转向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也应当切实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文章对于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很有现实意义。据《中国青年报》7月3日报道，教育部对201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排名结果是，第一“985”高校，第二高职院校，第三“211”大学，第四独立学院，第五科研院所，第六地方普通高校。看来，人才市场已对高校毕业生做出了选择，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已迫在眉睫。“舟边絮语”中陈四益对“到此一游”这种不文明举动作了寻根问底的剖析，指出在全体国民中树立爱护国家各种文化遗存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相关的立法，需要从上到下的守法，需要对中华文化瑰宝的敬畏，更需要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第7期众多的文史文章各有千秋，耐人寻味。《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记述了高级领导干部江一真一生始终坚持讲真话、办实事、为人民不怕丢乌纱的“一根筋”精神，令人肃然起敬。1940年底，英国截获德军将轰炸考文垂的情报，但为了英国的总体军事战略，丘吉尔毅然决定只进行正常防卫，以考文垂的巨大牺牲保护英军的情报系统，为英国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丘吉尔的一次艰难决定》一文再现了丘吉尔在关键时刻的大智大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呈现了当年西北的落后面貌，通过回看历史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如今西北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让人感到建设西北的使命任重而道远。《邵洵美：蝴蝶飞不过沧海》与《“一代诗哲”方东美》两文所叙人物，各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性情怀抱、学识追求，但其书生本色、独立精神，同样令人感动，让人重温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读〈叶剑英诗词选集〉并集外两首》虽是谈诗论文，却从诗文角度再现了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际遇，让人顿生无限缅怀之情。